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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优势
文 | 丹尼尔·马科维茨
来源 | 《精英陷阱》
受孕之前
优绩主义之下，精英家庭的子女对精英优势的继承早在他们出生前就开始了。年轻富有的成年人会做出两个互为关联的选择：与谁结婚以及是否维系婚姻关系。正是通过这些选择，精英在不断为自己的子女赋予各种优势，而这些优势是非精英家庭出身的孩子不可能得到的。而且，富人群体并不是单独地，而是共同地做出这些选择。与中产阶层的孩子相比，富人家的孩子从孕育、出生到成长的环境明显更为优越。
精英阶层内部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经济学家还为之起了一个不太雅的名字：“选择性婚配”（assortative mating）。
选择性婚配加剧了结婚群体内部的经济不平等，相当于在精英劳动者收入持续增加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基础之上，又添加了一个乘数效应。
此外，选择性婚配加剧了下一代的教育不平等。精英阶层内部不仅婚配比例在增加，而且婚姻关系越来越持久，进而会在成熟、稳定的婚姻关系中养育子女。这一点使精英阶层与穷人以及中产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差距为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当家庭成了经济生产—培养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基地，那么通过选择伴侣、构建婚姻来优化生产的压力就会增大。精英利用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来支持他们严谨保守的生活方式，以维持自己的优势。精英之间的婚配要确保他们的孩子在出生后，不仅不会浪费所能继承的精英优势，并且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从胚胎到幼儿园
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在承接来自父母的优绩主义资源。精英母亲所享有的稳定生活对腹中胎儿大有裨益。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让个人层面的安全感和经济层面的稳定性成了精英阶层的显著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不仅涵盖年收入，还涉及财务安全（离婚与财务困境向来如影随形：金钱问题会造成婚姻关系的紧张。对女性来说，离婚成本尤为高昂）。随着精英财富的增加，精英的财务安全也变得更加持久。相比之下，中产阶层家庭的平均收入不仅停滞不前，而且对于个体家庭来说，收入状况也变得更加波动不定：1970-2000 年，中产阶层家庭每年遭受重大财务变故（譬如家庭收入下降超过 50%）的概率翻了一番。
这种家庭经济状况的突然恶化不仅给大人，也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由此产生的紧张压力会阻碍孩子的发展。事实上，母体感受到的压力甚至会通过子宫的生物路径对尚未出生的胎儿造成伤害。所以，母亲在孕期的压力会降低孩子以后的学业成绩和智商分数。而且，这些影响都很严重。
精英父母不会因为孩子的出生而有所松懈。相反，他们会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就充分利用自身已有的优势条件对孩子进行直接投资。这些投资会持续孩子的整个幼儿期，而且会不断加码，最终从家庭内部慢慢扩展到外部社会。
此外，富人家庭对子女的投资不仅在数量上更在质量上优于其他家庭。优绩主义的精英们会采用一项精心设计的“协同培养”计划来提升子女的日后成就。
精英阶层的父母要比其他的父母更多地与孩子交谈、互动：父母都是专业人士的 3 岁幼童听到的字词量，要比普通人家的同龄孩子多出 2000 万个，比领取社会救济的家庭的同龄孩子多出 3000 万个。
另外，精英幼儿园与普通幼儿园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一所中产阶层的幼儿园通常会有读书角、做手工的区域，以及在好的幼儿园还会有一支充满爱心但工作压力大的师资队伍。而一所精英幼儿园—以纽约市的菲尔德斯通学校的幼儿园为例—可能会有一个人员配备齐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独立的艺术、音乐、外语、科学和社会研究部门，里面的老师，包括助教，都是拥有精英大学学士或硕士学位的高才生。精英幼儿园的师生配比通常可以达到 1∶7。
学龄期
当精英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际，他们已经拥有了穷人和中产阶层的同龄人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哪怕对这些富家子女的人力资本的特别投资止步于此，他们的教育水平也远超其他人。然而，事实上，富人针对子女教育的结构性优势和高效的育儿实践并不会在孩子 5 岁时戛然而止或有所减弱。相反，他们会持续乃至加倍投入对孩子进行的特殊、系统的严格教育。学龄期教育只会强化优绩主义之下富家子女所继承的各种优势资源。
有些精英习惯是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的。例如，富有的父母要比贫穷的父母每周多花 3 小时与学龄期的孩子沟通交流，还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参加各种文娱活动。
此外，随着孩子日渐长大，精英父母除了自己对孩子直接进行越来越多的特别投资，还会通过补习班以及尤其是补习学校，请专业人士来对孩子进行同样特别的投资。
学校可能是美国精英阶层对子女进行特别投资的最重要的地方。近几十年来，一个典型富人家庭和一个典型中产阶层家庭每年在孩子的正规教育上所花费的金额的差距呈爆炸式增长，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完全同步。
总体而言，就学龄期儿童可获得的教育投资金额来说，美国贫困州的贫困地区的贫困儿童每人每年可获得 8000 美元，中等收入州的中产阶层的孩子每人每年可获得 1.2 万美元，富裕州的中产阶层的孩子每人每年可获得 1.8 万美元，富裕州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每人每年可获得 2.7 万美元，而入读私立精英学校、来自超级富有家庭的孩子每人每年可获得 7.5 万美元。
富有家庭从子女出生就开始的教育投资并不会随着孩子高中毕业就结束。相反，优绩主义下的传承机制使富裕家庭的孩子在高中毕业时已经做好准备并有资格进入大学，以接受更多的卓越教育和培训。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投资会一路延续至他们的成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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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
事实上，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录取难度排名后 90% 的大学，其入学竞争的激烈程度一直比较稳定，甚至还有所缓和。然而，精英大学的入学竞争则日趋激烈。如今一所大学入学竞争的加剧程度与该校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录取难度有直接关系。常春藤盟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级名校的入学竞争的加剧程度最甚—如今的入学竞争激烈程度是两代人之前的好几倍。对于将眼光只瞄准这些超级精英大学的精英阶层的家长和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完全被激烈的入学竞争主宰。
精英大学的入学竞争同样被精英高中把持。《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美排名前 20 的私立高中的毕业生，有 30% 可以入读常春藤盟校、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他们就占据了这些精英大学 1/10 的招生名额。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其他的精英高中也表现亮眼。它们与那些精英私立高中拥有相似的学生群体，提供的是同样高强度的精英式教育，并取得了同样的成果（比如菲尔德斯通高中，它在《福布斯》当年发布的全美私立高中排行榜中并没有进入前 20，还有永远也无缘进榜的公立学校斯卡斯代尔高中）。
统计结果显示，在全美最负盛名的大学中，有 1/3 的学生来自全国前 100 所或 200 所最知名的精英高中。这些高中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家境富裕，其中有 2/3 来自收入在全美排名前 5% 的家庭。因此，我们稍有反思就会发现，来自最好的高中且家境最富有的孩子构成了精英大学学生的主要部分。大学进一步扩展了优绩主义的优势继承，加剧了富裕家庭的子女与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在教育培训方面的不平等。
富家子女在入读精英大学和顺利毕业方面依然要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优势，尤其是在竞争最激烈的顶尖精英大学（尽管无论家庭收入分配在什么阶层，能够入读这类学校的学生绝对占比都很低）。就算穷人家的孩子能够进入大学，他们所就读大学的平均教学质量也处在第 35 百分位，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所就读大学的平均教学质量处在第 50 百分位，而来自最富有的 1% 家庭的孩子所就读的大学平均教学质量则处在第 80 百分位。
各收入阶层的父母送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自然决定了来自各收入阶层的大学生的占比。因此，大学生群体明显向富家子女倾斜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美国大学中约 37% 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 1/4 家庭，约 25% 的学生来自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 1/2 家庭，13% 的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 1/4 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群体向富家子女倾斜的情况越发明显，尤其是自优绩主义早期的民主时代以来。
所有这些事实叠加，描绘出了一幅鲜明的整体图景：富裕家庭出身几乎成了一个人获得学士学位的充分条件，更几乎是一个人获得精英大学学士学位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大学在富裕家庭子女高中毕业后的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富裕家庭子女又在精英大学的学生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优绩主义有着怎样的初衷和目标，它如今都已经将大学变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区域。
研究生阶段
对美国最顶尖大学的精英学子来说，大学不过是通往研究生教育的通道，一如高中是通往大学的通道一样。这种额外的深造进一步将人力资本投资集中在专业技能水平越来越高但范围越来越狭窄的精英身上，富裕家庭子女和其他家庭子女所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差距被进一步拉开了。研究生院将优绩主义的优势继承延伸到了一个人的成年期。
研究生教育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而它受到精英劳动者的重视也是新近才出现的状况。
对精英工作的培训从工作场所转移到大学的过程，彻底改变了接受培训者的社会经济构成以及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态。原本，企业雇主所提供的培训会在一定程度上向富人倾斜，因为提供最多培训的更好的入门级工作岗位更多地流向了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这些毕业生基本上来自富裕的家庭。然而，今天以大学为基础的专业培训明显地向富人倾斜，因为就读于顶尖研究生院的学生群体中富家子女的占比之高，相比于本科阶段学生群体的社会经济失衡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连今天幸存的且备受欢迎的一种在职培训方式—无薪实习，也出现了向富家子女倾斜的状况，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负担得起没有报酬的工作）。
很难想象还有在社会经济层面比他们更精英的学生群体。尽管目前还没有其他精英研究生院的公开具体数据，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绝非个例。相反，一项针对全美法学院学生的广泛调查显示，顶级法学院中有近 2/3 的学生，父母至少有一方为专业人士（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有近 1/3 的学生，父母双方均为专业人士。
职场培训曾经承载着将早期优绩主义教育下的民主动力带入成年时期的功能，使得具有不同成长背景的员工都有机会在公司内部晋升成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优绩主义随后的发展历史背离了这样的初衷。今天，优绩主义使得以大学为基础的教育取代了职场培训。顶尖的研究生院不光将针对富家子女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直接延伸至他们的成年阶段，还将这些投资集中在社会经济精英的身上，而这一群体有着几乎不可想象的排他性—推动优绩主义继承深化的同时又窄化它。它们使美国今天的教育和培训聚焦于金字塔的塔尖。
机会的终结
尽管优绩主义理念一度使精英阶层对外开放，但如今优绩主义的优势继承成了阻碍普通人实现阶层跃迁的一道鸿沟。
随着家庭成为生产场所而非消费场所，孩子成为人力资本的积累者，精英家庭和中产阶层家庭在子女培养方面的差异不光体现在文化和审美层面，还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这种差异会深深融入这些孩子的成年生活。这种变化使得优绩主义成为推动特权代际传承的引擎，出身于贫困家庭和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由此丧失了在未来获得收入和地位的机会。无论人们倡导优绩主义的初衷是什么，无论人们曾经对它有着怎样的期望，如今的它都已不再能够推动社会和经济机会的平等。恰恰相反，它成了今天困扰整个美国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根源。
父母一辈的不公正行为降临到了子女身上，并将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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