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救国自强，曾经独领风骚，曾经意见领袖

《上海新报》是1861年11月由英文《北华捷报》创办、字林洋行出版，在上海发行的一份商业中文报纸，由传教士主笔，其样式已接近现代日报，是国内首家采用新闻纸两面印刷的报纸。其发刊词宣称："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成为当时华人获取中文新闻的主要渠道。其新闻大多译自沪、港等外文报纸，也摘登《京报》信息，另辟《苏省日报》专栏，刊登"辕门抄"发布的江苏政界消息。其发展历经新闻商业报、本土综合报、本土娱乐化报等三阶段，是中国早期华文媒体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1872年12月31日，《上海新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宣告停刊，结束了其在近代上海新闻界的一段历史。《上海新报》作为上海中文商业报纸的开创者，前后持续了十余载，并为后继者---《申报》的创办和传播，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报纸读者，也为日后上海各类报刊的大量涌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两份《万国公报》。首先是1868年9月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它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在传教士所办的各种报刊中，它可以说是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报刊。从1868年创刊到1907年停刊，除1883年后中断了近6年外，它前后延续将近40年，被称为“西学新知之总荟” 。初期的《中国教会新报》仍以宣教为主，仅附有少量科学知识介绍和新闻等，1874年改版为《万国公报》后，编辑方针和刊载内容即由'教'而'政'了。报内登列各国新奇要紧之事，再天文地理、国政教事等均有所报道，有所反映，有所评论，是许多中国人通过它了解到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教育方面的学说的窗口，典型有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受其影响颇多，进而产生思想的裂变。

（中国近代名人许多都曾在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上。最早的"马克思"译名，也是出现在1899年的《万国公报》上。）

其直接的影响就是，康有为在1895年8月17日创办了同名的报刊。报刊内容主要有政治评论、西方科学、文化，还介绍西方的“新政”等。每册有论文一篇，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中外纪闻》主"新闻"，不同于《万国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它刊登中外新闻，有阁抄、照译路透电、录各省报、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等栏，号召爱国人士开展维新运动挽救国家的危亡。内容虽依然是西学与变法，但却与林乐知的《万国公报》有着质的不同。维新派的思想虽然由外触发，但是他们从中把握住了一个根基——中国临变。作为国人，他们需要的是自己觉醒，自己作为，而不是让外人来作为。正是这一点，将他们报纸的宗旨和洋人报刊区分开来，一个是"自强"，一个是"同化"，或曰"殖民"。1896年1月20日，光绪皇帝迫于压力下令查封京师强学会，《中外纪闻》被迫停刊。

（1895年12月16日，京师强学会将《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并改成木活字竹纸印刷。）

（1874-1959年）

可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查询该报

《苏报》1896年6月创刊于上海。初办时以胡璋的日籍妻子生驹悦为馆主，是一份格调低下的小报。到了1900年，该报创办人将《苏报》转手卖给了罢官后蛰居上海、"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此后，《苏报》即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上海报坛，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其主张日追潮流而进步，希望借着文字宣传来挽救国家危堕的局面。在陈范的手中，《苏报》一跃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五大中文日报之一。

陈范于1903年聘章士钊为主笔，章炳麟、蔡元培等为撰稿人后，革命言论就日趋激烈，它坚持维新、改良的立场在上海诸多报纸中显得“独树一帜”。就传播排满民族主义思想方面来说，《苏报》的作用在清末革命史上是空前的。当时《苏报》的宗旨，第一是排满，其次是排康。其批判的激烈程度，在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是罕见的，因而很自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1903年7月7日被清政府伙同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1904年5月，章太炎和邹容分别被判监禁3年和2年，《苏报》永久停刊。

纵观中国报刊史，很多报纸存在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却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苏报》无疑就是这些报纸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份。这是一份占中国历史不到十年的报纸，真正的革命生涯不到三年，但是以自己的"永生"掀起了中国清末最激烈的反清运动，从而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页。

《大公报》自1902年在天津创刊，延续了漫长的一个多世纪，在中国新闻史上，大公报以其独具特色的“文章报国、文人论政”办报实践而声名远播，也同样因此而毁誉参半。但总体上，《大公报》是爱国且进步的，这一点在1958年周总理和费彝民谈到《大公报》时肯定了三点：“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她为中国新闻界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

百余年的历史，《大公报》分属几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1902-1916）由英敛之主持，是一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的报纸；第二阶段（1916-1925）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第三阶段（1926-1949)由新记公司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被称为新记时期。在这期间大公报于1936年设沪馆，出上海版。七七事变后，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毅然关闭了津馆、泸馆，又陆续设汉（口）馆、渝（重庆）馆、（香）港馆、桂（林）馆，八年抗战，颠沛流离，最后只剩了渝馆。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先后复建了沪馆、津馆和港馆，到1949年，以上海为中枢，沪、津、渝、港四馆并存，四版同出，是它的发展高峰并走向转折的时期。第四阶段（1949-），1949年以后，除香港《大公报》外，其余的均停刊改组成其它的报纸了。香港大公报，更多体现适应香港读者的需要，自此无论是办报宗旨，还是报道内容，都截然不同了，且二者之间也无隶属关系。

（1945年9月2日，朱启平作为《大公报》驻太平洋战区随军记者，在日本东京湾美国超级舰—密苏里号战舰上，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他当即写下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名篇《落日》。）

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史称“竖三民”，这三家报纸先后出版，一脉相承。

1909年5月，《民呼日报》由于右任集资创办于上海，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揭露贪官污吏罪行和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并号召各界人士募捐。1909年8月15日，租界当局以“毁谤名誉”、“侵吞赈款”等罪名封闭了报馆，于右任也身陷囹圄。他出狱后于1909年10月以《民呼日报》原有馆址、设备创办了《民吁日报》。“民吁”一名，于右任的解释是：“以吁之与呼，字形相近， “民不能呼，为有吁耳！”。《民吁日报》提出“宣达民情，鼓舞民气”，“振刷国民精神，提倡国民实力”，“与专横政府对抗，与强霸列强对抗”为宗旨。特别以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的罪行和清政府“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丧权辱国之事，发行仅四十八天，清廷遂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

1910年10月，于右任又继续筹办了《民立报》。于右任的发刊词说：“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 。可以想见这是一份宣传民族革命的进步报纸。1913年9月4日，《民立报》再次被迫停刊。

《红色中华》1931年12月创刊于江西瑞金，是苏区时期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创刊之初，栏目主要有社论、要闻、专电、红色区域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工农民主法庭及突击队等。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红色中华》在创办过程中一直动态调整。1933年2月7日，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瞿秋白克服种种困难，仍坚持出版了若干期后暂时停刊。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后就在陕北复刊了《红色中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1937 年 1 月 29 日后《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至此，《红色中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它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宗旨和职责，记录着时代的石破天惊。它区别于之前各党派、各团体以及商业资本创办的报刊，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新闻事业，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自由的新闻事业。

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上海赋予了一个颇有历史象征意味的名字“孤岛”。彼时新闻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在上海租界创办了一批汉文抗日报刊，坚决地进行抗日宣传，人称"孤岛报刊"。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文汇报》于1938年1月在上海租界创刊了。它是一张无任何背景的民间报纸，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孕育出站在民间立场、不受任何干扰、独立自主的办报精神，虽然几经周折，有着停刊、复刊、受警告的种种折磨，但它的立场不变，精神不死。这种精神在它的创刊词、复刊词及各种副刊的发刊词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铸造"文汇"精神，严宝礼是起着榜样作用的，他把终生的爱都献给了它，也正是这种能够面向真理，坚持进步的办报方针和敢于讲真话的报格，促使《文汇报》发展成为今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报纸。

1947年，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查封，部分《文汇报》同仁于1948年9月在香港创办了《文汇报》，1949年上海《文汇报》复刊，时至今日，便有了两个《文汇报》，用的是同一个报头。1956年4月上海《文汇报》迁址北京改为《教师报》发表了终刊词。同年10月1日又在上海恢复出版。现在的香港《文汇报》遵循爱国爱港的方针，是香港主要进步报刊之一。两个《文汇报》至此已经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变为完全不同的两份报纸，但爱国进步的性质始终未变。

《译报》是1937年12月在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纯翻译性日报。所有新闻和文章，都译自外国通讯社和在上海出版的外文报纸。积极有力地宣传抗战，报道抗日形势，宣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主张。出至第十二期，因“它向读者透露了一些像南京大屠杀一类的重大消息”，遭到破坏而被迫停刊。次年1月21日，改名《每日译报》复刊。以英商中华大学图书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发行。系上海租界内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第一家“洋旗报”，发刊词中英文并列，为了迷惑敌人未公开办报的真实意图。最初，内容及编辑方针与《译报》基本相同，后经多次调整，改变了纯翻译性质，既有译文，也有自己编写的新闻、评论等。1939年5月18日再次被迫停刊。此后复刊无期。

《救亡日报》是一份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办的文化界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亡的报纸。它在八一三的炮火声中诞生，是一个多元化政治势力及其新闻事业共存的代表。于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几经停刊复刊，又于1941年 “皖南事变”后的2月28日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改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但仅出版12天又再度被迫停刊。

创办时国共两党均派人参加，其编辑委员会主要是文化、新闻、社会科学界的进步知名人士，郭沫若出任社长。后来国民党方面的人员陆续退出，报纸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该报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同抗日群众建立密切关系，“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

感佩于《救亡日报》高涨的爱国热忱，知名人士常常义务为它供稿：宋庆龄的政论、李公朴的战地通讯、田汉的杂文与新闻特写等等。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它是抗战时期至解放战争早期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大型机关报。发刊词宣称：“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可见，“抗日”是这一时期《新华日报》的主要宗旨。1938年10月25日因日军攻入武汉而停刊，10月26日在重庆复刊。为扩大影响，该报曾有桂林版和华北版。1947年2月28日重庆版因国共和谈破裂而被查封，这一时期《新华日报》的主题已由抗日转向了与国民党的斗争。从1938年创刊到1947年被查封，它全面、真实地记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全过程。在国统区近乎十年的光阴里，它的故事，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宣言。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30日，《新华日报》在南京复刊。1953年1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新华日报》便作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一直出版至今。其领导机构虽发生了变化，但仍被认为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延续。

（《新华日报》首创“开天窗”的斗争方式，一举扭转舆论场上的被动局势。据统计，《新华日报》共“开天窗”有21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