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
展览现场
©东一美术馆
1949年底，张大千告别四川成都的家时，已是公认的中国绘画界领军人物之一，就连国画领域的泰斗如徐悲鸿、齐白石等人，都对他的画技和创作能力赞赏有加，业内多有“五百年来第一人”“五百年来一大千”之美称。张大千受当时中国动荡的时局所影响离开故乡，有生之年再未能返还。而他仿佛就是承载着这样的宿命，带着中国艺术的火种背井离乡，最终名扬四海。
张大千《牡丹图》
1944年 纸本水墨设色
真迹在“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展出
©东一美术馆
1950-1956年间，张大千辗转香港、台北、新德里、东京等城市举办个人展览，同时四处游历作画。1950年在他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于新德里出展而大受欢迎时，张大千又去印度阿旃陀石窟、大吉岭等地考察，期间画下的作品在1950年12月于香港展出，好评如潮。等到1956年张大千受邀在法国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赛努奇博物馆举办个展时，他已在国际艺坛的中国画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
1956年张大千的近作与敦煌临摹作品在法国展出，这是继1946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级顾问的郭有守与瓦迪姆·叶理夫（汉学家，1952年起接任赛努奇博物馆馆长）等人联合策划的“当代中国绘画展”后的又一次以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为目标的系列展览，瓦迪姆·叶理夫别出心裁地将张大千的近作与野兽派巨匠亨利·马蒂斯的作品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展厅陈列，二展仅一廊之隔。
张大千《西风荷花图》
1955 纸本水墨设色
真迹在“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展出
©东一美术馆
瓦迪姆·叶理夫策划将张大千与马蒂斯二人的作品同台共赏，这一点对于欧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张大千的作品在当时虽已得到足够多的国际认可，但欧洲艺坛对于整个中国绘画的看法仍有摇摆，这是中国艺术家第一次与西方当代顶级大师的作品共同出展，而张大千的近作与敦煌临摹作品也让中国绘画在欧洲艺术界的名声就此到达了顶峰。欧洲的艺术评论界一致认为张大千的中国画作品已完全能够比肩当下的西方艺术，甚至有人赞言道“张唯有毕加索堪与比拟”。
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作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知道是受到了这句堪称豪言赞叹的启发还是早有计划，张大千打算趁此次欧洲之行拜访毕加索。当张大千将这个想法说于驻法的华人好友时，众人却担心毕加索会回绝，以至于张大千和中国艺术正盛的声誉会因遭拒而受打击。令人振奋的是，在郭有守和瓦迪姆·叶理夫的共同引见下，毕加索对张大千的邀约欣然接受，二人在1956年7月29日约见于毕加索的宅邸中。
真迹在“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展出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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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当日，毕加索一改往常赤身短裤的随意姿态，穿着得体迎接张大千的来访。二人一见面便热情交流，讨论东西方的绘画技法和哲学观念。张大千就地摆开笔墨纸砚，向毕加索展示中国画技法，毕加索认为这种与西方绘画从材料到技法都完全不同的作画方法十分有趣，形体的活力和生命力随着墨汁沿绢布慢慢扩散而立于画面，有如在绢纸上施展法术一般。当二人互相展示各自的新作时，毕加索对张大千的作品夸赞道：“中国艺术有一种独特的优雅和深度，而像你这样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张大千（左）与毕加索（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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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前，毕加索将一幅《西班牙牧神》赠与张大千，画中寥寥几笔，却涌动着西方当代艺术特有的张力；而张大千也在几日后回赠毕加索一幅《双竹图》，双竹虚心向天，一浓一淡，一张一驰，表现着东方艺术内蕴的勃勃生机。此次东西方顶尖画家之间的顶峰会晤，呈现了世界现代美术史上几近完美的一次演出，这次会晤也让张大千的个人声誉和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达到了前所未及的高度。
左：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牧神》
右：张大千《双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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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1958年，在西方艺坛名声大噪的张大千凭一幅《秋海棠》被纽约国际艺术协会授予“当代第一画家”之名。中国画家与中国画在那个年代能够在以欧美话语体系为主的西方艺坛中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不仅是对张大千的个人魅力与创作实力的最高认可，也是众多中国留洋艺术家与文化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张大千《秋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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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们可能很难再想象中国艺术与西方现当代艺术曾有过如此紧密的联系，东方与西方的距离虽只有一廊之隔，但两种艺术文化的巅峰却曾在同一屋檐下谈笑风生。旧中国的文化使者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四海飘荡以求变革，他们留下的痕迹，是古老文明从逆境中再创巅峰的历程，快来“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亲眼见证这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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