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里阿尼与他笔下的人物
1916年，莫迪里阿尼在好友毕加索的引荐下，与巴黎文艺圈的“社交花蝴蝶”、诗人兼艺术家让·科克托相识，并为他绘制了一幅肖像。不想科克托拒绝收下作品，理由是画中人看起来不像他本人，而更像莫迪里阿尼自己。这一反应固然失礼，却意外道出了莫迪里阿尼艺术的深层特质：画家对个人风格的执著明显超越了对模特具体面容的描绘，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迪里阿尼的确总在“画自己”。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科克托》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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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画模特”到“画自己”的转变，标志着20世纪肖像艺术的剧烈变革：严格的写实主义让位于大胆的个性表达，模特的脸从精准再现的对象成为艺术家展现个人风格的媒介。这就解释了为何莫迪里阿尼的肖像作品虽以不同模特为主题，但画中面孔总是惊人的相似：赭红皮肤，杏仁状眼睛，以及一条过分修长、引人注目的鼻子。总之，模特的身份似乎退居次要，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画家心目中艺术理想的化身。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手持衬衫的坐姿裸女》
1917，布面油画
真迹在“毕加索、莫迪里阿尼与现代艺术——
法国里尔现代艺术博物馆珍藏展”展出
© Nicolas Dewitte/LaM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红发男孩》
1919，布面油画
真迹在“毕加索、莫迪里阿尼与现代艺术——
法国里尔现代艺术博物馆珍藏展”展出
© Nicolas Dewitte/LaM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母亲》
1919，布面油画
真迹在“毕加索、莫迪里阿尼与现代艺术——
法国里尔现代艺术博物馆珍藏展”展出
© Nicolas Dewitte/LaM
这张从画家灵魂深处涌出的脸究竟从何而来？正如艺术史上许多例子表明的那样，独树一帜的风格往往源于对多元文化的吸收与重构。莫迪里阿尼的确吸收了极为广泛的艺术风格，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高棉雕像艺术、非洲艺术和现代绘画的成果。其中，爱琴海的基克拉泽斯雕像无疑是对他影响最直接的艺术形式之一。
当19世纪的古学家从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发掘出大批青铜时期（公元前3300-公元前1000）雕像时，大概不会料到这些“老古董”会对20世纪的现代艺术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雕像始终与其他实用性器具一起尘封在民族志博物馆中，直到20 世纪初，收藏家和学者开始认识到它们的美学价值，让这些历经千年的文物以“艺术品”的名义再度面世。
莫迪里阿尼，《洛拉·德瓦伦斯》，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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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厌倦了现实主义束缚的欧洲艺术家来说，雕像的简约轮廓、扁平造型、以及抽象到只剩一两个器官的面孔，都是传统艺术中闻所未闻的风貌，使人耳目一新。到1910年代和1920年代，基克拉泽斯艺术已然潜入了欧洲先锋派的文化意识，影响了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在巴黎蓬勃发展的现代艺术运动，自然也引起了身在巴黎的莫迪里阿尼的关注。
莫迪里阿尼在卢浮宫和保罗-纪尧姆等赞助人的私人收藏接触到基克拉泽斯艺术，随即留下一系列颈部优美、鼻子修长的女形雕塑，显示了他对古代艺术永恒形式的欣赏与汲取。尽管后期因健康状况不佳而放弃了雕塑艺术，但他继续将这一审美习惯融入绘画创作，实现了古典气质与现代精神的创造性结合。
左：大理石女人头像，基克拉泽斯群岛，公元前2700–公元前2500
右：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女人头像，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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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来自古代艺术的坚实养分，近代艺术先驱保罗·塞尚也是莫迪里阿尼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1907年，巴黎的秋季沙龙举办了一场里程碑式的回顾展，纪念一年前离世的保罗·塞尚。展览引来大批青年艺术家观摩，其中包括巴勃罗·毕加索、乔治·布拉克、亨利·马蒂斯，也有刚到巴黎不久的莫迪里阿尼。
塞尚的杰出之处在于摒弃印象派画家对转瞬即逝的光线和氛围效果的关注，转而寻求描绘物体坚实的基本结构。他主张将绘画对象还原为圆柱、球体和圆锥等基本几何要素，因此被奉为立体主义的先驱。莫迪里阿尼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立体主义拥戴者，但塞尚对结构性的强调无疑引起了他的艺术共鸣。在莫迪里阿尼的早期肖像创作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将物体和人物还原为基本几何形状的方法：面孔偏离写实，变得更像几何体的集合，头部成为椭圆球体，颈部是细长的圆柱，而鼻子则成为镶嵌在中心的长条三角。
随着时间推移，莫迪里阿尼的个人风格开始从画面中凸显。形体的完整、轮廓的柔和，以及画面中微妙的抒情特质的偏爱。最终，对人类面部的结构性探索让位于一种整体的抒情气氛，标志着莫迪里阿尼的创作风格的稳定和成熟。
左：保罗·塞尚，《坐在黄色椅子上的塞尚夫人》，1888-1890
右：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小农夫》，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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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艺术传统的创造性吸收之外，莫迪里阿尼的个人身份背景也值得一提。1884年，莫迪里阿尼出生于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里窝那（Livorno）的一个犹太家庭。这座城市对犹太族群相当友好，从文艺复兴晚期起，当地法律就鼓励犹太人在此定居和开展经济活动。少年时期的莫迪里阿尼是在一种宽松包容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抵达巴黎后，情况变得大不相同。20世纪初的巴黎，围绕一名犹太军官展开的冤案“德雷福斯事件”风波未息，反犹氛围十分强烈。社会上又时兴一种名为“面相学”的伪科学，主张外貌特征与性格特质相关，犹太人异于欧洲人的“长鼻”因此成了种族偏见的视觉符号，被普遍视为贪婪、狡猾或不合群的象征。
然而，这些丝毫没有折损莫迪里阿尼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据说他常在自我介绍时随口附上“Je suis Juif” （“我是犹太人”），这在当时的社会不亚于一种公开挑衅。考虑到犹太身份的敏感性，他在肖像中着力刻画的那些修长、纤细的犹太式鼻子也显得额外意味深长。可以认为，他在通过艺术挑战那个时代对族群的狭隘成见，让反犹宣传中的讽刺特征成为独特性与美的象征。这些宁静而庄严的面孔宣示着画家对种族暴力和文化偏见的反抗。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犹太女人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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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艺术传统、近代先辈的启示，以及对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这些不同的影响凝聚在莫迪里阿尼的肖像创作中，造就了他令人难忘的标志性视觉语言。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奇异而美丽的面孔依旧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同时宣告着艺术挑战陈规、开拓视野的力量。在东一美术馆“毕加索、莫迪里阿尼与现代艺术——法国里尔现代艺术博物馆珍藏展”现场，与这些优美而永恒的面孔行个注目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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