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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徐悲鸿时年23岁在《北京大学日刊》中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此刻的传统中国画之所以被认为“需要改良”，除了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外，刚刚摆脱封建统治的中国也急需一次文化上的革新。年轻的徐悲鸿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画对古人的一味模仿已走到了尽头，他在文中提到，“元四家、清四王正成为绘画中的八股教条”，中国画与中国审美正面临着时代性的挑战。
徐悲鸿《牛鬼蛇神》
1943年 纸本水墨设色
真迹在“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展出
赴法留学期间，徐悲鸿是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最出名的中国留学生，于1921年通过巴黎美院入学考试，并在巴黎美院内外一直学习到至少 1924 年 。就读期间，徐悲鸿是勤勉刻苦的模范生，他经常出入弗朗索瓦·弗拉芒和吕西安·西蒙的画室，学习如何精准描绘人体解剖结构。这个时期徐悲鸿的作品已体现出他对西方绘画技法的日渐娴熟，明暗对比的巧妙使用突出了人体的体积感和肌肉组织，对人物的完美呈现使得观者仿佛在欣赏大理石雕像。这些习作在风格、构图、技巧上可与当时法国各美院最优秀的学生作品相媲美。
徐悲鸿《女人体》
1924年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归国后，徐悲鸿坚定支持以素描为核心、写实画为主的法国学院教育，并将其融入进以绢纸水墨为材料的传统中国画中。这套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结合调整后的学院教育模式被称作“徐氏教学体系”，影响着一代新兴中国艺术家的同时为中国传统艺术的转型铺平了道路。
徐悲鸿《竹石公鸡图》
1943年
纸本水墨设色
真迹在“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展出
在法国学院派思想的熏陶下，徐悲鸿坚信“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他在1932年提出了“新七法”的概念，以取代传统的谢赫六法，其分别是：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移模写。徐悲鸿把位置、比例等西方科学概念放在首位，而将传统中国画所重视的“传移模写”置于最后，可见徐悲鸿对中国画的思想转变之彻底。
徐悲鸿《泰戈尔像》
1940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徐悲鸿的新中国画主张在他的人物画作品中体现最为显著。《愚公移山》是徐悲鸿于1940年创作的大幅水墨群像画，长4.24米，高1.43米。徐悲鸿在这幅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处理彰显了他扎实的素描写实功底。画中的人物线条分明比例得当，徐悲鸿通过对人物肌肉拉伸程度的细致刻画在画面中展现出了十足的动势，人物表情各不相同，营造出一副齐心协力、生气勃勃的劳动场景。
徐悲鸿《愚公移山》
1940
图片来源于网络
画面构图也十分考究，前景是几个身体健壮、激情洋溢的汉子，高举着锄头正要抡下刨土；中景由画面左侧的一组人与动物组成，其中有老者、妇人、挑担的汉子和两位幼童和一头象；远景则是牛车与远处的竹林。徐悲鸿对透视关系的微妙处理成功营造了画面的纵深感，而远处背景和近景中的花草与地面完全由中国画传统技法完成，只交代大致轮廓、偏重写意的水墨技法在处理这些内容时尤其合适，因地制宜地施展了传统中国画元素的优势，体现了他对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作画技法的融会贯通。
徐悲鸿《愚公移山》局部
通过作品不难看出，徐悲鸿的新中国画概念不仅仅局限于“用笔墨纸砚画西方油画”，而是融合各家之长，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国画的全新话语体系。这样的创作精神感染了不少同时代的中国艺术家，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蒋兆和与李斛两位画家。与徐悲鸿的线条勾勒加色彩平涂的风格不同，蒋兆更加注重使用光影再现素描的结构关系；而李斛的作品则继承了徐悲鸿的风格，并以写生作品最为见长。
右图：李斛《女民警》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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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蒋兆和《给爷爷读报》
1956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徐悲鸿对当代中国绘画的贡献是卓越的，不仅仅是作为画家，同时也是作为艺术教育者，徐悲鸿与“徐氏教学体系”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深刻影响持续至今。他的艺术成就和教育理念塑造了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基本框架，为中国画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是中国画改革转型的重要转折点，许多画家以极富个人风格的方式不断尝试，留下了极具历史价值的珍贵作品。如想了解近代中国画发展的奥妙，就来“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现场欣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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