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在蒙古铁骑的步步紧逼下,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1267 年,蒙古大军向襄阳发动猛攻,这座战略要地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随着战事的推进,南宋名将吕文德不幸过世,这无疑给南宋的防线带来了沉重打击。
接着,范文虎等十万增援部队也遭到了全歼,使得南宋的局势愈发不利。
汪立信作为权兵部尚书,目睹国家危在旦夕,内心充满了忧虑和责任感。
他深知,在这关键时刻,必须有人站出来为国家谋划未来。
他毅然决定上书贾似道,希望能为挽救南宋的命运贡献自己的智慧。
汪立信的策略主要有三个方面。
他深刻认识到蒙古人通过围点打援战术,已经大量消耗了宋军的有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增援襄阳只会是徒劳无功。
鉴于宋朝已经失去了大片国土,他提出收缩兵力,沿长江布防。南宋拥有 70 万兵力,除去老弱病残,仍有 50 万之众。
可以沿江 100 里设立一屯,十个屯为一府,每个府由忠心善战的猛将来负责。
平时在长江之间往来巡逻,一旦有危险,东西之间能迅速增援。
这样的部署,至少可以防御三到五年。
汪立信认为,当蒙古人见无法过江时,南宋可以再去求和,从而保住现有的江山。
他的良策却未被贾似道采纳,南宋的命运也因此更加岌岌可危。
贾似道身居高位,习惯了阿谀奉承,当看到汪立信的上书时,顿感被冒犯。
汪立信在书中直言 “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这无疑是对贾似道及南宋朝廷的当头棒喝。
贾似道认为汪立信言辞激烈,指责朝廷不作为,甚至暗示自己的决策失误。
这种批评让贾似道难以接受,故而大怒。
他觉得汪立信一个小小的兵部尚书,竟敢如此大胆地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完全不把他这个权臣放在眼里。
于是,贾似道毫不犹豫地将汪立信的上书搁置一旁,不予理会。他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权力世界中,对国家的危机视而不见。
两年后,蒙元军压境,南宋局势危急。
贾似道这才想起汪立信曾经的良言,无奈之下重新起用他,任命其为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江淮招讨使,命他至建康募兵增援江上诸郡。
汪立信不敢推辞国家赋予的重任,在临行前,他将妻子、孩子交托给心腹金明,并坚定地说:“我不负国家,尔亦必不负我。”
当他与贾似道在芜湖会面时,贾似道拍着立信后背哭着说:“不用公言,以至于此。”
而汪立信则毫不留情地回复:“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
不久,汪立信看到贾似道兵败,深知大势已去。
他感慨地说:“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
过了几天,他在悲愤中自杀,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来元代名将伯颜攻入建康,得知汪立信的策略,不由感慨地说:“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
于是,伯颜找人厚待了汪立信的亲属,以忠臣之家的礼遇他们。
汪立信的结局可悲可叹,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诚与担当。
这也说明了南宋朝廷在昏君宋度宗、奸臣贾似道的把持下,早已腐朽不堪,听不进忠臣的良言,其灭亡是必然的。
汪立信提出沿江布防,这一策略看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首先,放弃襄阳的防御,等于将战略要地拱手相让,让蒙古军队得以直接饮马长江。
襄阳作为南宋的重要防线,其战略地位不可忽视。
一旦失去襄阳,南宋在长江以北的防线将全面崩溃,蒙古军队可以毫无阻碍地逼近长江。
由于精通水战的刘整的投敌,以及襄阳之战中不少南宋水军被蒙古人俘虏,元军得以建立起强大的水军。
这使得元军在水战方面的实力大大增强,从而抵消了之前南宋的军事优势。
一旦元军来到长江边上,凭借其强大的水军,顺江而下将毫无问题。这将给南宋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使南宋的沿江防线形同虚设。
南宋末期,整个军政已经腐败透顶。在这种情况下,汪立信全面固守长江的防御体系能否得到严格执行还是个未知数。
腐败的军政体系往往会导致政令不通、将领贪污、士兵士气低落等问题。
难保在某个环节不会出现差错,从而使整个防御体系崩溃。
而在历史上的一些 “渡江战役 “中,失败往往是防守方自己的错误造成的,防线在顷刻间被突破。
例如,在某些战役中,由于将领的贪生怕死或指挥失误,导致防线被轻易突破,国家陷入危机。南宋末期的腐败状况,使得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再次发生。
至于汪立信所说的求和,那更是异想天开。忽必烈志在必得,岂会接受求和呢?
他一心想要征服南宋,统一中国,不会因为南宋的求和而放弃自己的目标。
就像在北宋末年,朝廷一再向金人求和,最后还不是造成了 “靖康耻” 的悲剧。
南宋此时的处境与北宋末年相似,都是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在这种情况下,求和只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无法改变南宋灭亡的命运。
蒙古帝国在 13 世纪展现出强大的扩张态势,然而其战略重心并非始终在南宋。
从蒙古的战略大局看,他们更重视对西方的征讨,一共发起了三次西征,动用了最强大的军队。
1235 - 1236 年,蒙古三路征宋,同年蒙古忽里勒台大会,窝阔台决定主力西征 —— 长子西征,这次西征一直持续到 1243 年。这自然极大地影响了对南宋的兵力投入。
蒙古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先是窝阔台家族与拖雷家族的汗位之争,后又有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权,这都极大分散了蒙古大汗的精力,无暇南征。
如 1241 年,窝阔台死,脱例哥摄政,蒙古开始争夺汗位;
1246 年,贵由汗继位,依旧面临巨大内部问题;
1248 年,贵由率领十几万大军西征同拔都大军对峙,期间莫名其妙死亡,蒙古再次陷入争汗;
1251 年,在拔都支持下,蒙哥继位;
1259 - 1264 年,阿里不哥同忽必烈争汗,爆发内战。这些内部矛盾使得蒙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集中力量攻打南宋。
南宋的地形以高山、水网为主,这为其抵抗蒙古提供了天然的优势。
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的分界线,在地理上的巨大差异造就了南北不同的文化,同时也形成一道天然的防御屏障。
蒙军攻宋主要有三个突破点,东部庐州(合肥)、中部襄阳 - 鄂州一线、西部沔州 - 汉中 - 大散关一线。其中东部和中部战线因为距离临安比较近,突破以后可以直接顺江而下到达临安,因此几乎每次大小战役都会发生在这一线。
宋元战争中,宋廷动用战舰动辄数千艘、万艘,说明宋军水军还是比较强大的。
南宋长期占据南方,拥有地利上的优势和相对强大的水军。
在水网密布的江淮地区,蒙古骑兵难以纵横驰骋,而宋军处于防御,且善于守城。
南宋在川蜀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也有效地抵御了蒙军的进攻。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是保卫都城临安的重要屏障。一旦四川失守,沿江而下,荆襄和两淮两大防区将轻易被取,临安将处于不可保的境地。
尽管南宋有着地形优势和顽强抵抗,但在忽必烈战胜各方势力,统治地位稳固,建立大元,以中国之主自居,志在征服南宋的情况下,南宋面临着空前的蒙元压力。
最终,南宋在蒙古的持续进攻下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