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出身耕读世家，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天赋。
4 岁诵《论语》，8 岁开笔做八股文，14 岁参加湘阴县试得全县第一，第二年府试第一场获第二名，可谓少年得志。
然而，命运多舛，母亲病故后，三年后父亲又离世，他不得不守孝六年，错过考试时机。守孝期满后，左宗棠借钱捐了个秀才，参加乡试。
但这次考试并不顺利，试卷被批为 “欠通顺”，幸得道光皇帝增加乡试名额，才侥幸中举。
他又三次进京赶考，却都未能考中进士。最可惜的是第二次，本已录为进士，却因地区平衡被拿下。
虽然科举之路坎坷，但左宗棠的才华却得到了众多封疆大吏的赏识。他致力于经世之学，饱读兵学史书，潜心舆地农事。两江总督陶澍认定他是无双国士，与他做亲家；林则徐与他相约舟中夜谈，称他为 “不凡之才”。
为了养家糊口，左宗棠到湖南醴陵主持渌水书院，当过高官子弟的家庭老师。尽管空有一身本领，却因 “进士出身” 这道门槛难以施展抱负。
1851 年太平军起事，左宗棠被荐入湖南巡抚、湖广总督幕府。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六年，他实权在握，精心筹划，使湖南军情转危为安。
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左宗棠虽恃才傲物，却也在这个时期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为他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础。
十九世纪中后叶，清朝陷入重重困境。外部，列强虎视眈眈，不断侵略。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通商，主权遭到严重破坏。牡丹社事件更是让清政府头疼不已，日本对琉球的强占引发激烈争议，清政府的应对失当为日本后来占领台湾提供借口。
内部，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清朝统治，新疆阿古柏政权崛起，进一步威胁政权稳固。阿古柏得到俄国和英国支持，占领整个新疆地区，让清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凸显政治腐败和国力不足。
朝廷大臣在海防和陆防问题上争论不休。海防派主张解决台湾问题，认为清朝最大的隐患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应将力量集中在海防上，甚至提出放弃新疆。
而左宗棠力排众议，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强调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左宗棠的高瞻远瞩得到包括军机大臣文祥在内的许多官员支持。
最终，慈禧太后采纳左宗棠建议，决心出兵收复新疆，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深知收复新疆之战困难重重，首先面临的便是军饷筹集问题。当时的清朝内忧外患，财政极为困难。
左宗棠通过争取协饷、借用洋款等方式解决筹款难题。他上报清廷，陈述用兵新疆的经费需求，尽管各省协饷难筹，累积欠饷严重，但左宗棠并未放弃。
在胡雪岩的帮助下，左宗棠向洋人和华商借款，先后多次筹得巨额款项。除了借款，他还积极采取措施节省开支，对身体不适合在军中的士兵进行裁员，减少光吃粮食不干活的人，以确保有限的经费能发挥最大作用。
在士兵选拔方面，左宗棠大力整饬军队。他裁掉吃空饷和体弱多病的士兵，提高军队战斗力。同时，他对士兵进行严格筛选，只留下身体强壮、战斗力强的士兵。
他还注重提高士兵的综合素质，加大练兵力度，锻炼士兵的胆量、体力和意志力，使原本战斗力薄弱的军队焕然一新。此外，左宗棠在国内制造先进的武器，也从其他国家购买武器，为战争做好充分准备。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下达 “不留生俘，降了也杀” 的命令，这一决定并非草率之举，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当时的战争形势极为严峻，粮草军饷稀缺珍贵。清政府晚期，朝廷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支持战争，左宗棠只得自己想办法筹措粮草军饷。
他安排将领屯田种粮，与国内外商人沟通借钱，从多个地区购买粮草并运输到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养活成千上万的敌军俘虏无疑会给后勤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影响战争的胜负。因此，左宗棠权衡再三，只能下令杀掉俘虏，省下粮食保证自己的后勤供应。
左宗棠以雷霆手段震慑敌人，防止死灰复燃再生祸端。阿古柏得到沙皇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的暗中支持，有了先进的洋枪洋炮，才有实力和底气与清政府叫板。
左宗棠要对弈的不仅是阿古柏，更是他背后的两个野心集团。他下令处死俘虏的阿古柏士兵，是在杀鸡儆猴，让对方清楚侵略我国的代价。以残酷的手段震慑敌人，令包藏祸心的几个帝国不敢轻易来犯。
这一命令虽然饱受争议，但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它有效地清除了内部潜在威胁，同时也震慑了外部势力，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新疆地区未曾发生大规模动乱，也没有遭遇外敌入侵。清政府在左宗棠的建议下，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大批汉族移民来到新疆，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新疆的发展。
战争胜利后，新疆地区开始了艰难的重建之路。曾经被战火洗礼的土地上，人们纷纷行动起来，修缮被破坏的房屋，重新开垦荒芜的农田。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大量的物资被运往新疆，帮助当地百姓渡过难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地区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街道上，商贩的叫卖声再次响起，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
人们在这片土地上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努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左宗棠对新疆的贡献远不止于战争的胜利。
他深知，要想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有效的治理。于是，他五次上疏力主新疆建省。
1875 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时，就正式提出了关于新疆设省的计划。虽历经波折，但他始终坚持不懈。
到 1882 年，随着沙俄归还伊犁地区，新疆百废待兴，左宗棠再次上书，希望改革腐朽落后的伯克制度，建立行省。他指出，伯克制度使得当地官吏腐败，百姓困苦，民族矛盾加深，为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新疆建省，有利于全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能稳定西北边疆，维护清朝统治，还能更好地开发当地资源，节省国家财政开支。
清政府于 1884 年决定在新疆建立行省，左宗棠的这一功绩彪炳史册。此外，左宗棠还提出了一整套恢复与开发新疆的经济方略，如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等。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预期效果，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如今，新疆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这离不开左宗棠当年的努力和贡献。
据统计，新疆和平解放 70 年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00 倍，2018 年已达 12199.08 亿元，年均增长 8.3%；
中央财政补助累计达 2.35 万亿元；
70% 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2.3%；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200 亿美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百倍；
累计实现 231.47 万人脱贫；
人均寿命提升至 72.35 岁；
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9.91%；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 1.5 亿人次。
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新疆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也见证了左宗棠对新疆的深远影响。
左宗棠在清朝末年的表现堪称卓越。他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维护了清朝的统治，为国家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鼎定西北边陲方面，他定回乱、收复新疆，成功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仅用一年半时间便收回新疆大部，随后外交家曾纪泽据理力争收回伊犁大部，这一壮举彪炳千古、永载史册。
他还推进洋务运动，创建福州船政局、建设马尾船政学堂，开启了西北工业化的先河，支持民用工业发展，为我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巨大作用。
晚年他心系国家，五次奏请新疆建省，巩固西北边防，促成台岛建省，在中法战争期间虽未亲临一线，却时刻关注局势发展，对清朝乘胜议和的姿态进行大力批判。
左宗棠一生廉洁自律，即使位高爵显，依然保持着 “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 的清廉节俭生活习惯。他以 “惟崇俭乃可广惠” 教导子弟和身边的人，督抚一年的养廉金为白银两三万两，他每年只取数百两作家用，其余全部赈济灾民或交公用。
他痛恨贪官污吏的腐败行为，对外声明重礼一概不收。在性格方面，左宗棠高傲自负，目空一切，但他的自负可用 “三不” 来形容 —— 不屈权贵、不惧洋人、不怕困难。
这种秉性给他的晚年事业带来了辉煌，在与洋人打交道时，他一贯反对退让，为国家赢得了尊严。他的倔强、胆识和对君子人格的信仰，让他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成为了一股清流。
他的一生忠君爱国，生活简朴却将大量家产投入到供养军队和国家建设当中。他的遗言令人潸然泪下，充分体现了他对家国大事的牵挂。左宗棠的功绩和人格，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