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李宏韬｜大革命时期中共投身军队政治工作之动因探析

摘要：苏俄要求合作者国民党引入军队政治工作，以及其对中共的大力扶持，是中共投身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要因之一。国民党借政工职位吸纳中共党人，取信示好于苏俄，既以此换取俄援，又因之提振士气，是中共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要因之二。建党以来工人运动的实践及其挫折，加之武装斗争的大革命氛围，使中共日益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在国民党不允许中共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格局中，政治工作就成为中共军事活动的主要方式，这是中共投身军队政治工作的主因之三。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军队政治工作，是党走向成功的起点和重要源头，是走向新中国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4.05.004

作者简介：李翔，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宏韬，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广东深圳51805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民军队优抚安置史文献整理与研究”（21&ZD03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研究”（2022GZZD02）；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优抚研究”（SZ2023B028）；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项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将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受莫斯科东方路线影响，苏俄与共产国际撮合国共合作，以便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根基。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后，在不能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以获取苏俄援助的背景下，在国民党更看重军事指挥权的时局中，军队政治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多得的军事活动的试验田。近年来，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军事活动的研究佳作迭出。【代表性文章有任伟：《先党后军：中共早期与“枪杆子”关系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周峰：《中共早期对武装力量的理论探索与实践（1921—1929）》，《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1期；龙心刚、谢春娅：《从民众运动到民众军事化——中共早期关于军事问题认识与实践的演进逻辑（1921—1930）》，《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梁晨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军事工作考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3期。】尽管如此，对该时段中共投身军队政治工作之动因，仍有从较为宏观的多边视角去理清的必要。如此，既有助于加深理解苏俄、国民党、中共及其多边关系，也有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1927年建军之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为何能够走向成熟。

一、苏俄作用

莫斯科的东方路线以及孙中山对苏俄红军政治工作的关切，是双方相遇相交的前提条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莫斯科是国共合作的牵线人，是督促国民党引入军队政治工作并帮助中共投身其中的重要推手。1920年代初，布尔什维克在欧洲一些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落空，随即转而拟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东方路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共产党需支持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便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储备力量。1921年8月，孙中山有感于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而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去函。【《孙中山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192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同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加强军队政治工作，让军人心中有主义，以此强化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

1922年夏，苏俄同意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莫斯科决定支持国民党，同时要求国民党善待中国共产党人。1923年3月，莫斯科一面答应金援国民党，一面决议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密切双方关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次记录》（1923年1月4日于莫斯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226页。】5月，莫斯科致电孙中山，表示苏俄愿意帮助国民党创建一所新型军事学校，但同时强调国民党需要增进军队政治工作。为推进双方关系，苏俄答应向国民党提供卢布和军火。8月，孙中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讨细节。【《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2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14、415页。】代表团既有西北军事行动计划，也有了解红军政治工作、党军关系、军校建设及红军创建经验等目的。

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在和布尔什维克重要领导人的交流中没有提到中共，说明此时中共的力量在一些国民党人的眼中微不足道。布尔什维克重要领导人意识到这一问题，一边力谋中共在国民党政界和军界的发展，以尽快增强中共力量；一边示意蒋介石等人苏俄资助国民党的力度与国共关系的亲疏成正比。1923年11月，托洛茨基等军事领导人请蒋介石转达苏俄的提醒：国民党要用心投入政治工作之中；不这样做，军事行动不可能取得成功。为解决相关人才问题，托洛茨基等表明，苏俄可以帮助国民党训育军事和政治干部。托洛茨基特别叮嘱蒋介石等人，军事活动不能超出政治活动的1/10。《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340页。

1923年底，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广州展现出来的出色能力，以及苏俄的许诺与压力，促使孙中山以俄为师，一边改组国民党，一边引入苏俄红军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既符合莫斯科革命目标的需要，也能帮助孙中山革新军队。国民党竭力从莫斯科获得军援，目的是羽翼丰满后，以军事力量制衡、约束苏俄与中共：“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德］郭恒钰著，李逵六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41页。】苏俄希望借助政治工作等方式，通过中共掌握国民党的党权和意识形态权，以此掌控国民党的武装力量。

为使双方的合作推进下去，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让出部分党权给中共。10月，第一批苏俄武器运抵广州。按照国民党领袖的常规思维，获得苏俄军援越多，越能增强日后处理苏俄与中共问题的实力。在武器输入广州前，虽然苏俄为黄埔军校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但国民党对苏俄顾问和中共党人进入军队戒备尤深：“广州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那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那里有孙，有党，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在那里我们从何处着手呢。”【《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于北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此段材料最能说明国民党联俄之心机：莫斯科不提供金钱和军火，既不可能掌握国民党的党权，更无法进入国民党的军事单位。国民党引入俄式政治工作，既希望借此清除军事工作的痼习，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取苏俄的卢布和枪支弹药。立足俄援，兼及借政工提升战力，国民党这种极端功利性的西体中用，决定着其军队俄式政治工作的走向，也决定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工作的期限。

从苏俄枪械运抵广州的那天起，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发言权极大增强。面对国民党军事活动的弊病，为提振士气、改变军队风貌，鲍罗廷反复做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工作，劝说国民党要重视对官兵的政治工作。在鲍罗廷等人的推动下，孙中山同意引进苏俄红军政治工作。但是，国民党人对政治工作既没有经验，也不愿从事这一工作。刚给国民党送上军援大礼的鲍罗廷，推选中国共产党人去做军队政治工作，没有国民党人提出异议。【［美］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就在枪械运到广州后不久的10月底，苏俄还派遣以加伦为代表的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加伦的任务，是从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两个方面强化国民党军队的正规化和战斗力。特别是政治工作，要尽快拟定相关规章条例，加强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做好铺垫。借助鲍罗廷和加伦等人的推动，周恩来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优秀工作人员。此后一直到1926年北伐大幕开启，中国共产党人大量进入并主导着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这既取决于政治工作带来的实效，更取决于苏俄对国民党的军援力度：

在军械方面，从1924年至1926年，在黄埔或附近地区起卸的先后有五批（第一次东征前两批，第二次东征前一批，北伐前两批），第一批由苏联舰艇直接运到黄埔军校码头，第二批运到虎门附近，船上表面运载木材，下面尽是枪械，后用大驳船四、五十艘，来往搬运四、五天才运完，数量比第一批多，但以北伐开始前运来的两批，数量最多。此外，第一军驻汕头时，苏联亦曾将一批山炮、枪械，直接运给第一军。苏联所运来的武器，有日造步枪、日造山炮……也有俄造步枪、机枪、山炮，其中俄造的双轮重机枪，最受各方欢迎。斯大林并曾决定给中国以飞机援助（数量似为十多架），后只运来数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加北伐【郑秀山等：《鲍罗廷在广东》，李玉贞：《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

收到如此多的军事装备后，国民党拿出军队政治工作的诸多职位以待苏俄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

只是，1926年的“三二〇”事件从反面、北伐从正面，给莫斯科与中共上了一堂生动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之课。1927年，面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快速提升与极有可能的背叛，苏俄最高层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围绕中国问题进一步展开政治争斗。斯大林既希望维护国共合作，又担心国民党反噬中共，从而给政治对手托洛茨基攻击自己武装国民党以可乘之机。这种矛盾的心理，体现出的是既要压制中共以维系国共合作；又担心国民党力量过大，尾大不掉。可惜的是，在国民党正规武装力量已经拥有排山倒海之势时，莫斯科仍希望中共通过工农武装这种民兵力量来力挽狂澜，不能不说苏俄最高层依旧受十月革命获取政权的特殊方式的影响。【十月革命，主要是布尔什维克通过军队政治工作，化沙俄军队的官兵为己所用，辅之以工农武装力量，进行城市武装暴动的结果。】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十月革命的方式在中国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

大革命时期，苏俄经验对中共军事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政治压倒军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不亚于军事工作，通过对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政党对军队的掌控。二是推动建立工农武装，这一时期中共掌握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游击队。苏俄虽然没有资助中共建立正规军队，但为中共提供了政治工作的实践场所，指引中共注重主义宣讲，强化军队建设的思想武器以及阶级意识。以上这些，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红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干部来源、政治方向等至关重要的行动基础。

二、国民党的用意

大革命时期中共投身军队政治工作，除了苏俄的竭力扶持，还与国民党借政工职位拉拢中共、示好苏俄以换取俄援密切相关。当然，借年轻上进的中共这股新鲜的政工血液提振士气，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国民党容纳、容忍中共籍政工人员的上限是不能挑战军事长官的指挥权威，更不能通过政治工作打拉走部队的主意。一旦逾越这条底线，视军队为私有物的军事将领就会联手整肃军队政治工作。又因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多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整肃，实则宣告国共合作面临严峻考验。

孙中山有借鉴俄式政治工作之意，是国民党军队引入政治工作的重要前提。布尔什维克通过政治工作改造沙俄旧军队，强化政党对军队的领导。这种统率军队的模式在十月革命特别是苏俄三年内战时期发挥出令人瞩目的巨大威力。1920年代初，孙中山希望能多了解红军的政治工作。【《孙中山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1921年8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51—52页。】受布尔什维克统军方式的影响，孙中山1921年12月对滇军、赣军、粤军官兵作《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的动员讲话。对陈炯明的粤军，孙中山尤其注意思想引导，并学习布尔什维克管理军队的方式方法，整体吸收粤军官兵为国民党员。1922年4月，孙中山明确告知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他想进一步了解苏俄红军的组织和政治工作。【［苏］达林著，侯军初等译：《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令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是，6月16日，陈炯明却指使这支整体吸收入党半年左右的粤军围攻总统府。这一磨难为鲍罗廷1923年做通孙中山的思想工作、改行由国民党创建军队提供了契机。【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年版，第28页。】

1923年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在鲍罗廷推动下，孙中山反复提出要强化党权、军党结合、以党建国。12月，孙中山同意把政治工作提到最重要的位置。【《加拉罕给鲍罗庭的信》（1923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391—393页。】1924年5月，廖仲恺、戴季陶相继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军事运动史上，军队有了专门从事党务、政治训练的负责人，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由此发端。

俄械的到来，是国民党打开闸门、批量接收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推力。此前虽然已经联俄容共，黄埔军校也已开学，但国民党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戒备心理并未完全放下。只因苏俄能给予金钱和武器援助，在1924年10月俄械到来后，国民党才不得不逐渐向中共放开军事领域。只是，国民党将领把军队视作私人财产，【《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不可能让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既符合苏俄对国民党的要求，又并未影响国民党将领对部队的指挥权，多方都能从军队政治工作中找到接受的理由。如此，在国民党军队中就形成国民党主导军事工作、共产党主导政治工作的二元结构。在共同的敌人比较强大时，国共双方还能在这种二元结构中找到相互的平衡点。

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是蒋介石，他的率先支持与接纳尤为重要。在军校创建之前，蒋介石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并非广东人，一度受粤系军人的排挤。1923年，蒋介石被选为孙逸仙代表团负责人，马林欣赏他、信任他，这是尤为重要的原因。对于作为外省人、缺乏必要的凭借但又有对俄式政治工作亲身感受的蒋介石而言，吸纳中国共产党人、引入政治工作，既是为了办好军校，建成一支有信仰、有战斗力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得到苏俄财力物力的援助。当其他将领对俄国顾问和军队政治工作还存有敌视、怀疑态度时，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与苏俄顾问的合作就比较成功。【［苏］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蒋介石的积极合作，使得政治工作有了军校和教导团这一榜样供其他队伍效仿。

当然，蒋介石在引入政治工作之初，既肯定核心制度即党代表制，又限制党代表的权限：“中国军队，党代表制是第一回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党代表）不可采干涉主义，只好采监督的态度，比如经理、卫生等事，是要党代表补助各连、营、团长之不及”。【《带兵办事与用人的要诀》（1924年12月16日在黄埔军校讲），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44页。】和以建国军命名的其他几支军队相比，蒋介石不仅认可党代表制，且率先在黄埔军校加以实施，这无疑是对军事顾问加伦的配合与支持。只是，蒋介石从引入这一制度之始就为自己保留了后路和主导权，即党代表受制于军事指挥官。

正是因为有了对政治工作和党代表“不可采干涉主义”的定位，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敞开了军校和教导团的大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平津，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等人陪同而往，军校政治工作因此缺少了负责人。在加伦征得廖仲恺和蒋介石的同意后，中共中央遴选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中国共产党人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也使军队政治工作和国共关系交织在一起。国民党此时局促一隅，蒋介石执掌的黄埔军校前途未卜，遑论问鼎中原。即便要在国民党内脱颖而出，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蒋介石不能不借重的一支生力军。

虽然其他将领在政治工作显示出威力及俄械诱惑之下也开始接纳中共党人，但政治工作的权限始终受制于军事长官。192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属下各地方军队名目取消，统一命名为国民革命军。与此同时，组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以统筹军队政治工作，但部队的私属性依旧很强。10月，汪精卫接任总党代表，政治工作开始向其他几支军队推进。各军虽已改编，却仍然实行雇佣制。为避免官兵脱离自己的掌控，国民革命军最早的几支军队均自己开设政治工作相关机构。这几支军队都由首长指定政治工作负责人，其要因就是担心汪精卫及中国共产党人借政治工作，以总党代表和总政训部的名义，使军队脱离自己的掌控。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国共意识形态纷争渐起，两党摩擦在军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共借政治工作改造部队有一定的收获，但也因官兵摩擦，军队将领对中共籍政工人员更形戒备。1925年10月，汪精卫出任总党代表，为拉拢苏俄顾问和中共，汪精卫既让官兵研读三民主义书籍，也允许官兵阅览马克思主义相关图书。【《汪党代表训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内部发行，1936年版，第249—250页。】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时在军中流传，官兵出于对两种主义的不同认知，很容易造成信仰冲突与政治摩擦。

1925年底第二次东征后，陈炯明的军队荡然无存。共同的敌人消灭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摩擦渐起。与此同时，蒋介石凭借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等，军权和政治地位快速提升。廖仲恺遇刺后，胡汉民、许崇智离粤，广州形成汪精卫、蒋介石合作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虽然是国民政府主席、总党代表，但手下并无自己的军队，虽然有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政治原则存在，但将领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听从汪精卫的指令，还没有经过重大政治事件的检验。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挑起“三二○”事件。此时，恰逢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团来广州。【［俄］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依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需要继续和蒋介石合作。基于此，布勃诺夫决定：“我们应该在这里同意削弱政委的监督……要取消政委签署指挥官命令的权力。”【《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62页。】此后直至是年11月克复南昌，蒋介石和苏俄顾问、中共的合作大体比较顺畅。

军队将领把部队视作私有，对任何人——包括汪精卫、蒋介石、中共等——意图借政治工作控制自己的军队，都持敷衍或反对之态度。“三二○”事件中汪精卫得不到谭延闿、李济深等军队将领支持的要因，就是谭李等人不愿意汪精卫借助苏俄顾问、中共籍政工人员深入实施政治工作、掌控军队。为进一步强化将领的权限，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取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按照相关条例，总司令部政治部要对总司令负责。这一隶属关系，与1924年国民党引入苏俄红军政治工作，以党权收束军权、以文制武的初衷不相符合。这一举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党治军的原则，更使国民政府的政治核心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转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和汪精卫一样，蒋介石也数次想通过政治工作、利用中共党人掌控其他几支军队，但均未能如愿。北伐一起，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的队伍很快得到扩充。虽然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加入革命阵营很晚，但其军队规模扩张很快，其政治野心也迅速膨胀，令蒋介石产生不易驾驭之感。为加强对国民革命军各支部队的监管，依照蒋介石的旨意，1926年8月19日，《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得以通过。10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发布《中央派赴新成立各军工作特派员条例》【《中央派赴新成立各军工作特派员条例》（1926年10月18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以上两个条例，既能强化国民党中央的权威，也有助于蒋介石加强对其他几支军队的掌控。国民党军队其他几支部队的首领，“惧怕蒋倒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心理”【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61页。】。只是到了1927年，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一则害怕工农运动“左”的行动，二则担忧中共通过政工系统掌控部队官兵。而要避免上述两种情况，曾经令他们惧怕的蒋介石反而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政治保障。

两湖和江西战场战事以胜利告终，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势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大打击。随着共同的敌人遭遇挫败，国共摩擦有加剧的现象，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加大了对中共籍政工人员的防范力度。1927年2月底，新归顺的第十五军军长、前吴佩孚部将刘佐龙告诫所部军人：“如果将来政治部有人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苏］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类似刘佐龙之类的军队长官担忧中共主导下过“左”的工农运动会影响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造成军饷难以为继。官兵可能以哗变抗议当局，将领们对部队的管控将成为大问题。

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鲍罗廷指导修订政治工作相关规章条例，并扶持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以限制蒋介石过大的权力。1927年1月，共产国际指令中共党人：“党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要派遣优秀分子去做这项工作”，“掌握中下级指挥职务。目前我们在各部队中有近500名同志担任下级指挥员和几十名同志担任中级指挥员。不增加我们在部队中的指挥员数量，我们就不能利用近两年来我们在军队中进行的大量政治工作的成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摘录）》（不早于1927年1月19日）、《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88、95—96页。】中共籍政工人员奉命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的党团活动很容易引起与国民党将领的冲突，使政治工作成为他们的打击对象。

有的军队虽然也设置政工机构，但自始至终对中共主导的政治工作敬而远之。比如第七军，政治部组建时，“中央派来的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便是一名共产党。黄少年任事，干劲十足，为人又能说会讲，吃苦耐劳，全军上下都极敬重佩服他……我深恐黄氏在我们部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招致分裂，影响作战精神。所以当我返抵桂林准备出湘时，密向黄绍竑建议，将黄日葵留在后方，为第七军后方留守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荐麦焕章为第七军前方部队政治部主任……民国十六年清党时，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第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未始不是我们未雨绸缪之功呢”【《李宗仁回忆录》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此段文字表明，新桂系对中共的防范一刻也没有放松。越是有才华、敢于任事的中共籍政工人员，越是新桂系既佩服更防备的对象，只因这样的中共干部得军心，又打着国民党旗号，容易拉走部队。

这并非新桂系第七军的杞人忧天，只要回顾蒋介石第一军的状况，即能加深对李宗仁上述话语的理解。1927年3月28日，蒋介石面临的对军队掌控的困境，被李宗仁、白崇禧所记录：“第一军此时驻在沪杭、沪宁路上，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中下级军官，均已动摇。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都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蒋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责骂、劝慰，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喑哑，面色苍白。”【《李宗仁回忆录》上，第335—336页。】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只能通过整肃政治工作、清除中共籍政工人员，才能控制住第一军。这意味着，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从事的政治工作已到了最后关头。

三、中共的知行

大革命时期中共投身政治工作，还与自身对军事、军队、军人的认知与军事实践密切相关。政治工作是做官兵思想的工作，对军人的认知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前提。建党之初，许是受十月革命工人赤卫队获取政权的启发，加之目睹国内军阀纷争、军人跋扈，在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军人是与军阀相等同、与民众相对立的。中共一大一面是对未来革命军队的期许，一面是对国内外现有军队的否定，这种认知不利于中共开展军事活动：“我们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坏蛋就是土匪。他们是危险的，对待他们要特别谨慎。”【《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中共三大也直接把兵与匪等同起来：“兵匪化……成为中国之普遍的经常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38页。】1923年，李大钊撰文号召“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这里的民众只包含工人、学生、农民、商人【《普遍全国的国民党》(1923年4月18日)，《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而把军人排除在外。陈独秀一度把军人、官僚、政客列为三大害：“世界上的军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中国的军人算是更坏。”【《除三害》（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陈独秀对国内外军人全盘否定的观感，直到数年后也没有改变：“记得刚到东方大学不久，学校让我们每个人填一张表，注明要学什么职业，我当时认为到苏联来就是为了学习革命本领，回去好搞革命，我即表示要学习军事。因此，一年以后，就在我们这批学生中选了我和另外三个人（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到苏联红军学校学军事。这是一所初级军官学校，是训练排长的，我们在那里学习一年多。后来，陈独秀来到苏联，知道我们在那里学军事，就把我们骂了一顿，说什么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你们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呀！就这样把我们四个人又骂回了东方大学。”【《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旧军队的军人评价甚低，根源于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给社会带来的震荡与祸害，知识分子对军阀政治和军人由此产生深深的厌弃感。当然，这也是五四以来民众运动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力量，从而使知识分子把改造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运动身上的结果。这突出说明，建党之初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对军队和军人印象不佳，却还没有产生以某种手段——比如军队政治工作——去改造这些旧部队的想法。这也充分表明，中共并非未卜先知的非凡神仙，中共未来的快速成长既有苏俄的帮助，更是其在工农运动、军事活动等多种实践交错中对军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中共对旧军人的评议既低，遑论其对高层军人——将领的评判。中共认为军队将领没有政党的约束和制衡，就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的可能；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应该“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威权在军队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该主张‘以军治党’，因为以军治党，则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张‘以军治国’了”【陈独秀：《革命与武力》（1926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8页。】。陈独秀的这些话语表明，中共在还没有单独正式建军时，即把党放在军上，把维护民众利益作为革命军人的宗旨之一，把接受党的治理作为避免军事独裁的利器。这是中共未来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能够师俄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基础。

中共建党发起人多是大学师生，早期党员几乎纯为知识分子。这使得中共在理论建设上有长足的一面，理论宣传的积极性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不仅如此，甫一诞生的中共对底层民众诸如工人的宣传与组织也令人击节赞叹。中共大步走出书斋，学习布尔什维克，主业放在工人运动等实践活动上，很快掀起第一次工运高潮。这说明幼年的中共不仅有理论功底，组织和动员的能力也非同小可。当然，工人运动既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也说明在以俄为师、专注工运的背景下，不消说武装斗争的经验，甚至连武装斗争的意识也没有成为党内的共识。但中共既能兴起工运高潮，就说明幼年的中共已经具备技惊四座的宣传和组织能力。此种卓越才华是未来中共投身、掌控军队政治工作的能力基础。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于善于自省、不断前进的中共而言，这恰恰是调整航向的重要契机。中共从第一次工运的受挫中认识到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是，中共毕竟刚组建不久，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武装斗争的经验和国民党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要从事武装斗争，中共不能不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二是如何转变其他军事力量，以便为我所用。第一次工运失利后，中共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自省，是稍后中共从事军事活动和军队政治工作的直接动因。

黄埔军校创建前后，在创立党军和大革命形势的感召下，中共对军事的认知发生着日益积极的变化。尽管中共一大决议提出“要推翻支配阶级，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得不用暴力革命了”【无懈：《我们为甚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第4期（1921年5月7日），第24页。】，但这更多停留在文字表述上，是对布尔什维克党章党规的临摹与借鉴。在苏俄以国民党必须引入军队政治工作才能获得援助的前提条件下，中共受苏俄影响，开始注意到军队政治工作。与此同时，在国民党不许可中共独当一面地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前提下，政治工作就成为中共逐步有倾向性地改造军队、从而最终掌握武装力量的有效途径。1924年5月，中共通过第一个关于兵士问题的决议案，提出要向军阀部队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进行宣传与动员，要使官兵变成真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9—250页。】这一决议表明，军队政治工作已经提上中共的议事日程，这是建党以来中共对军事认知转变的积极结果，是军队政治工作能够取得突出成绩的重要开端。只有真正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中共才会发自内心地投身军队政治工作及其他军事活动中。这种心理的转变，是中共投身政治工作的认知基础。

中共对军事认知的转变，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共一方面决定对官兵进行宣传与动员，一方面对国民党军事运动的旧习气进行批判与反思，以此提醒自己不能搞军事投机。赵世炎如此评议国民党：“革命武力都是雇佣或借用的，不特不能图谋革命，捍卫革命，且时至于倒戈而成反革命。”【《国民革命与武力》（1924年12月14日），《赵世炎选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中共不认可国民党的旧式革命：“除了军事运动就无所谓革命，换言之，革命就是‘流血’的军事行动。实在，这是错误了。”【林育南：《军事运动与革命》（1924年10月1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49页。】直到1924年10月，陈独秀仍然认为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不可能成功，应走工农兵联合大暴动之路。【《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1924年10月1日），《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140页。】恽代英的观点更简单明了：“组织、宣传、训练去作农工运动，比做军事运动十百倍的重要。”【《军事运动问题》（1924年11月），《恽代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10页。】由此看来，中共尽管依旧没有自己的军队，但在对国民党军事运动的反省中，把政党领导、政治宣传、组织民众放在军事行动的前面。虽然中共的若干认知一时没有跟上大革命枪林弹雨的快节奏，但这种反省符合军事服从政治的治军规则。这种对国民党军队的省思，成为中共投身军队政治工作的殷鉴及重要原则。它不仅规范着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行动方向，也是中共1927年创建人民军队后政治工作的重要准绳。

黄埔军校最早为中共提供了政治工作的实验场所。1924年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和党代表制的起点，也成为中共投身军队政治工作的开端。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政治部任职。共产党员大量进入军校后，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和吸收入党的军校学生开始增多，这为中共安排党员毕业生进入各类军队从事政治工作储备了干部。大革命的军事进展又不断改进着中共对军事活动和政治工作的认知。经过1925年两次东征，“三年打不破的陈军，今日竟一败至此”【心诚：《孙中山逝世与广东战况》，《向导》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第898页。】。是年的五卅运动再次让中共认识到，革命只靠对民众的组织和宣传是远远不够的，以军人为主体的武装斗争必不可少。

既出于推进大革命，进一步促进国共合作的目的，也因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政治摩擦，苏俄与共产国际不断指示中共通过军队政治工作逐渐掌控国民党部队。1926年1月，苏俄驻广州代表古比雪夫和拉兹贡建议中国共产党人“进入相应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参加这些组织并以国民党名义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中施加自己的影响”【《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晚于1926年1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0页。】。3月，布勃诺夫在广州苏俄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督促，要争取做到“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承认政治领导高于军事工作”【《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74页。】。为贯彻执行苏俄与共产国际通过政治工作掌握军事武装的指示，陈独秀提出革命武力须受党的制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陈独秀：《革命与武力》（1926年11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468页。】陈独秀的这段话非常重要，说明在建党早期逐渐强化军事活动的征程上，中共自始既要求军事服从政治，军人服从政党的领导。虽然此时还没有出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提法，但中共意识到武装力量必须从属于政党的领导。在陈独秀思路指引下，中共对军事组织系统与党的关系作出推进落实的相关决议。【《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192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60—361页。】

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作《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该演说随即成为中共活动的指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8页。】斯大林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是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依据。在斯大林指导下，中共拟通过军队政治工作和工农运动，变国民革命为阶级革命。但在国民党牢牢控制军事指挥权的时局中，政治工作与工农运动并未给中共带来福音，中共反而遭到国民党军队诸多官兵的怨恨与屠戮。最终，决定大革命时期政治权力纷争结局的，还是“枪杆子”。

鉴于国共政治斗争的教训，毛泽东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记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共的建军之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不仅强调“党指挥枪”，而且突出军队的阶级性质和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相关决议，有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确立了新型官兵关系。某种意义上，这既是对大革命时期党从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重要原则的延续，更是对这些原则的细化、规范与出新。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共的建军模式矫正了中国军队自近代以来的多种弊端。

结语

莫斯科督促国民党引入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原意是在国民党军队中设立政治与军事两位平级的长官。苏俄顾问推荐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有改造国民党军队之意。只是，从政治工作引入军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军队虽实行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制，但军事长官与政工负责人的职权并不对等，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名尊而无实权。李大钊认为：“军中党代表制度，本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要有这样组织严密具有无上权威的党，才可以说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李大钊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1926年11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459—460页。】许多国民党军事指挥员未根除军阀习气，中共籍政工人员希冀掌握军权时，多遭到军事长官的反对与排挤。布勃诺夫曾形象地将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苏俄顾问比喻为套在国民党军官脖子上的五条锁链，声称：“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可你们却想用这五条锁链牵着中国将领这样的人物走，而这些人物往往还带有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69页。】

中共从建党之初不注重军事，到投身军队政治工作，再到积累一定的军事指挥经验，这些探索，从大革命一时的结局看，虽不尽如人意，但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快速成长奠定了厚实基础。从国共之争20余年的较长时段而言，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实则有巨大收获。这种收获，最重要的是在军事活动的基础上，全党达成军事服从政治、党领导军事的原则性认知。这种认知，恰恰又是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核心要素。后来红军之所以没有出现“哪怕稍许摆脱党委的直接有力领导，它们就会很快堕落成为无政府匪帮”【《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早于1925年8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60页。】的乱象，与毛泽东等人吸取苏俄前期的指示和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不无关联。当然，苏俄经验及其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对军事的体认与感悟，政治工作也不可能取得战场上的辉煌成绩。就此而论，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军队政治工作对中共的未来命运起到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中共走向成功的起点和源头，又像一杆挑子，一头挑起大革命，一头挑起土地革命。这种环环相扣、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交相辉映，是走向新中国不可或缺的一环。

Analysis of Motivation for the CPC to Engage in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Li Xiang   Li Hongtao

Abstract: Soviet Russia's demand for the Kuomintang as a collaborator to introduce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as well as it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PC, wer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CPC's involvement in the Kuomintang's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The Kuomintang recruited the members of the CPC through political work positions, gaining trust and showing goodwill towards Soviet Russia. This not only exchanged for Russian aid, but also boosted morale, which was the second main reason why the CPC engaged in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The practice and setbacks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coupled with the atmosphere of armed struggle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have made the CPC increasing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Kuomintang did not allow the CPC to control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became the main way of the CPC's military activities, which was the third main reason for the CPC's involvement in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The political work of the CPC in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w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party's success, and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its journey towards the new China.

Key words: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CPC; military; political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