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
作者: 黄博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4-11
内容简介
北宋年间，传言蜀地逢甲午年必有动乱，王朝中枢与地方官府由此展开怎样的合谋与博弈？建立南平军，重新布局西南边陲军事重镇，特殊地缘条件下，宋朝开启了怎样的文化大整合？度正不远千里寻找朱熹，李处和在战争年代“获利百倍”，地方士人不同的生命图景，反映了当时怎样的多重生存之道？本书为新锐历史学者黄博力作，在独特的时空坐标上寻找巴蜀的复杂性，权力关系的再书写，透视两宋王朝的边缘与中心。
独特的时空坐标，细看宋代 四川的复杂与特殊
为什么是宋朝？为什么是四川？地理、御容、政情、军事、民风、谣言、学术、士人……跳出传统地方史书写的宏大叙事框架，从边缘与微观入手，沉浸式发掘宋代四川的与众不同。
权力关系的再书写，以政治和文化的视角看四川，反观王朝大局，重看边缘与中心
宋代的四川非封闭系统，作者论证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静态的描摹，照观整体，钩沉特殊性背后政治与文化的变动过程，也重新理解两宋王朝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方式。宋代巴蜀与唐代、南北朝、魏晋乃至更早时期的巴蜀有哪些变与不变？“蜀”和“闽”都有“虫”，所以两地在风俗与文化上有谜之关联？“甲午必乱”的传言为什么长期弥漫？宋朝的皇帝对此做了什么防范？士人度正怀揣着什么使命要跨越数千里去见朱熹？他的仕宦生涯又受制于怎样的权力层？而科举失利的小人物李处和，在战争年代又通过什么生意“获利百倍”？
目录
序 “宋代的四川”有一种魅力（刘复生）
绪论 谣言•风俗•学术：政治与文化中的地方
上编 权力关系与地方政治
第一章 不闻蜀人有善书者：书法史视野下汉唐间巴蜀文化的嬗变
第二章 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
第三章 蜀人多变：北宋中期四川的朝野关系与社会观察
第四章 神御在蜀：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与地方治理
中编 风俗民情与地方社会
第五章 制造边缘：闽蜀同风的话语形塑及其权力结构
第六章 乱邦与危邦：宋人的渝州意象与渝州地名的消失
第七章 一皆中国：南平军的建立与渝州地区的文化整合
第八章 阜民之政的理想：泸州地方治理策略的实践及其争论
下编 学术文化与地方士人
第九章 史学家的报国梦：以史论政与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究
第十章 历史的人心：《唐史发潜》与张唐英的历史心理学
第十一章 守师道如守孤城：度正的政治生涯与学术交游
第十二章 一个隐士的政治生涯：张俞及其在野参政研究
第十三章 权道与初心：富民李处和的宋代文化史意义
第十四章 发现钓鱼城：南宋末年钓鱼城保卫战的抗战价值
参考文献
后记
序“宋代的四川”有一种魅力
本文选自《不与天下府州同》序言，序言作者：刘复生，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咸炘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蜀诵·绪论》）这是对时空不断变换的地域文化的最好诠释。民间俗语：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风。各地有各地的风土民情，构成了中华文化斑斓缤纷的底层色彩。谣言则风俗民情之异端，学术则风俗民情与理性思维之结合。黄博君此书以“宋代四川”为讨论对象，试图将风俗、谣言和学术熔为一炉，以揭示包括今日重庆在内的“宋代的四川”以及其间的内在关联。读者自然有所期待。
吴天墀先生曾言：“四川在宋代所表现的重要性，占着了文化史上光荣的一页。”（《四川藏书考》初刊，1939年）这种光荣，在于它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贡献。四川支撑着宋朝特别是南宋的将近半壁河山，重要性不言而喻。宋人谓“易学在蜀”“蜀多方士”“苏氏蜀学”等，皆显示了宋代蜀人在文化史上的独创性，散发着谜一般的魅力。是著以宋人诗句“不与天下州府同”作为主标题以揭示宋代四川的某种特征，该诗告诫将赴成都知府之任的同僚：“国初已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
四川大学治史者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关注有深厚的传统。1926年，川大前身国立成都大学刘咸炘教授云：“今之四川，本非一俗，东则半楚，北则半秦，西南又杂蕃夷，常氏《国志》辨之最详。”（《蜀诵·土俗略考》）可谓深知四川者。他特别留意地方政事、风俗，认为这是上古之美政而为今言地志者所忽。1980年，川大历史系的教师们撰著了《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从不同角度对四川历史文化做了新的探讨。
黄博君秉承先贤之绪风，从2005年就读宋史硕士研究生以来，就对四川地方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以北宋中期“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闻为题作硕士论文，探讨了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表现出了不凡的史才。读博期间所撰《神御在蜀》篇讨论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与地方治理问题，又参加2014年在杭州召开的宋史年会，颇得士林好评，直到多年后掷出《如朕亲临》，回响如潮，不是偶然的。黄博君从黄庭坚“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的困惑，检讨了巴蜀社会数百年来的变迁，从中国书法史的角度发现巴蜀书法“滞后”的一面，则为新近力作。善于捕捉历史的瞬间，纵横求索，以见其大，是黄博君治史的一个优点。览该书内容，多覃思之章，有的则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然皆有新意，是为可喜。本书属于地域文化研究，不过作者有意区别“地方”史与“区域”史，认为“地方”与中央或全国相对应，因此往往将地方史问题纳入更大的视野中来思考，这是值得肯定的。本书所述，不涉宏大叙事，然而如史家名言：史无碎片则无以立。如是，则本书对宋代蜀中诸多个案的观察与探讨，自是一种贡献。
作者简介
《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我从小就对宋史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说来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或许完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偏好。记得三十年前，也就是我十二三岁的年纪，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沉迷于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的谜案之中，而那时宋朝的形象其实并不像今天这么讨喜。提起宋朝，大家想到的，不是富庶优雅的文艺范，而是不停被人按在地上摩擦的窝囊相。某种程度上，仅以宋史的冷热而言，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见证历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年来，宋代的形象突然翻红，成为人人向往的时代，也使得宋史的读者在今天颇具规模，这为宋史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了许多机会。
我始终觉得，最近三十年来，随着宋史研究成果的持续积累和不断推进，宋朝的许多闪光点才得以被人们发现和转化成某种大众期待的投射，宋史研究的许多成果，终于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说实话，我最近的两本小书，《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 年 1 月）和《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 年 7 月）真是借了“宋史热”的东风才有机会问世。虽然占了宋史研究日益发达的便宜，但遗憾的是，我自己在这方面却乏善可陈，可以说几乎尚未预流。
我自本科以来虽然立志要做一个宋史的研究者，但对于那些宋史学界的重要论题或热点话题却始终兴趣不大。对宋代历史的关注，目光所及似也不出身边生活的地域范围，所关注的问题，大多与今日的四川和重庆有关。事实上，本书几乎全部的内容，都是出于一个历史工作者对于家乡历史的好奇。其实我的青少年时代，都是以一个四川人的身份度过的，当 1997 年重庆离开四川成为直辖市的时候，我的家乡观念早已形成。因此我一向觉得，自己既是重庆人，也是四川人。好在讨论宋代的四川，想要兼顾两者，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都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由于地域发展水平的不同所导致的史料多寡，过去对宋代四川的关注，更多的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丘陵地带，经济落后，人才鲜少，政治文化地位几乎一无所有，除南宋末年成都失陷后四川军政中心东移重庆的短暂时光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是失语的状态。研究者通常也不会太在意宋代的重庆到底发生过什么，而且由于缺乏杰出人物的存在，常见的人物研究与地方研究捆绑的地方史研究模式也很难在这里发挥作用。
虽然出于对乡土历史的偏爱，本书对重庆的着墨不少，一定程度上力求在宋代四川的研究中做到兼顾成、渝，但重庆部分的内容，眼光明显更为下沉。像出生于重庆且做过重庆知府的南宋理学家度正，以及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李处和，皆是如此。虽然度正也在宋代理学史上留下了名字，但只能算是一个三四流的人物，无论是做官还是治学，都谈不上有多少出彩之处，如果不是因为“重庆人”这个“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身份，或许我也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去勾画他的人生，更不要说只是一个乡间富家翁的李处和了！对于李处和谜之人生的兴趣，完全因为他不但是重庆人，更是长寿人的缘故。不过，这种感情羁绊的偶然因素，却造成了本书在重庆部分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眼光极为向下的对平凡人生活的微观，无意间竟然得以一尝为无名之辈书写历史的乐趣。
当然，本书的重心，犹如我今日的生活一样，还是在成都，在四川。书名的主标题“不与天下州府同”，出自宋人文同的一句诗，说的就是这里在宋代的特殊地位。文同为今盐亭人，仁宗年间进士，历经英宗、神宗两朝，主要是在四川各州县当地方官，对蜀地的政风民情极为稔熟，“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诗句，揭示了宋代此间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可谓一语中的。虽然我因四川人的情结而选择了宋代的四川作为本书的研究领域，但四川作为相对完整的地理和文化单元而成为展现中国历史多元性的代表，且宋代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时代，所以这个论题本身还是颇具研究价值的。
本书对于宋代四川的考察看似漫不经心，所论涉及书法、御容、政情、民风、谣言、学术与学人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把这些杂乱无章的议题集中到一起，背后其实也有着相当的学术雄心。我对宋代四川的研究，并无意于再现一个中国史的四川版本，而是希望跳出传统地方史书写的宏大叙事框架，从那些不起眼的花边新闻或非重要人物入手，发掘四川自身的地方特性。在这些地方特性的解释中，我又力求超越静态的人文地理特征的描摹，并且从整体出发，从而钩沉宋代地方特殊性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建构、互动与运作过程。
虽然是以四川地方的特殊性作为考察对象，但本书讨论了诸如“不善书法”“甲午再乱”“蜀人多变”“神御在蜀”“闽蜀同风”“渝州危乱”等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后发现，那些黏附在“地方”上的所谓特殊性，与宋代四川自身之人与事的关系，或许并没有宋人或者后人想象得那样紧密。所谓宋代四川所呈现的种种特别的风俗文化之差异，恰恰是“全国一盘棋”之下不同分工和自我适应所造就的。事实上，本书所描述的许多宋代四川独有的风俗与文化特色，确实是一个“事实”，但却与宋代的四川人自身是否具有某些恶习或天赋无关，而是与整个天下大势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地方文化特色的产生与地方本身的关系十分微妙，所谓“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背后，恰恰是全方位地积极进入“天下”，从此不再置身事外的结果。看懂本书之后，所谓地方文化特点与本地人群之间相互成就的神话，大概可以从此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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