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成毅：学缘中的恩情与亲情——深切缅怀恩师金普森先生

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现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阶段，均师从金普森老师。学业完成以后，更与导师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前后受教诲近四十年，学缘的传承中，充满着深厚的恩情与亲情。

金老师是我结缘杭州、结缘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业导师、人生导师。1981年我从晋西北的“三老区”（革命老区、贫困区、山区的俗称）神池县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当时有个不成文规矩，来自“三老区”的大学生，毕业后一般会被分配到原籍县工作，文史类毕业生多数是在县或乡镇的中学担任教员，这使得读本科和读师范学校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对此我实在心有不甘。有何种路径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呢？对于我这种既没有“靠山”，也没有“关系”和任何“后门”的乡下学生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报考研究生。因此，“大二”时我就拿定了考研的主意。一开始是对历史地理专业感兴趣，想报考这个专业，但渐渐发现这有些冒险，因为当时全国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高校只有复旦大学等三四所，且有的偏重历史学，有的偏重地理学，复习的头绪很难厘清。我认真琢磨了各高校历年的招生情况，发现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或中共党史）不但招生的学校多，而且招生人数也多，这自然就意味着考中的机率大。在“大三”的第二个学期，系里邀请杭州大学历史系仓修良老师为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学史》课程，我从仓老师那里打听到一些杭州大学历史系的资讯，令我非常欣喜的是，我们当时的《中国现代史》课程使用的教材，正好是南开大学历史系魏宏运教授主编、杭州大学历史系金普森老师等担任副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史稿》，于是，我便贸然给金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报考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想法。金老师很快回了信，告以考试的科目和主要参考书目，并加以鼓励。我和金老师的交往由此开始。

     1980年代中期的考研与后来相比，难度大得多，好在我还是顺利通过了1985年杭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5门初试课程。后来得知，当年报考金老师的学生数名，且不乏在职大学助教，但当年报考金老师的其他考生均没有达外语的复试线，于是我成了具有资格复试的唯一人选。可能打那时起，金老师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学生了。他后来告诉我，考虑到我从太原去杭州参加复试，既舟车劳顿，又要支付不少费用，于是金老师想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复试办法，他将复试的卷子挂号寄往山西大学历史系，委托山大历史系代为复试。山大历史系按章办事，为我单独准备了一间教室，让我在规定的时间里做复试卷子。

1985年秋，我如愿来到杭州大学历史系报到，成为金老师指导的第二名硕士研究生。在接下来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里，我听了金老师为研究生开设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旁听了他给本科生开设的《中国现代史》课程。金老师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课后我有时到他办公室求教，有时也会到他在体育场路的寓所。在金老师的指导下，我的学术视野渐开，学业也渐长。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裁厘改税述评》，答辩时，金老师请了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读研期间，金老师常从国外或国内名校请一些专家来系里作报告，我会做一些为外请专家购买车船票、记录报告内容等服务性工作，这使我有机会认识和接触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这些前辈学者在我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不同程度地给予我各种帮助和提携。

1988年夏，我硕士研究生如期毕业，当时国家虽已不包分配，但硕士生就业的选择余地很大。我面临两个重要的选择：一是选择在哪里工作，二是选择做什么工作。我可以选择留在杭州，也可回山西太原或去别的城市；可以选择进党政机关，也可选择到高校。在我人生的这个重要关口，金老师自然为我作了多种设计，他建议我最好还是留在杭州，并推荐了好几处工作单位。经过反复思量，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决定留在杭州工作，并选择了有历史专业的杭州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杭州师范大学。

我在杭州师范学院工作了三、四年后，金老师建议我回到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为此，他以杭大历史系主任的身份专门到杭师院找了时任院长黄书孟，黄院长一开始并不反对，但后来坚持说杭州大学应当为杭师院培养师资，不可从杭师院挖人。这样，金老师把我调回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动议也就搁浅。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在高校涌动，“下海”一度成为时尚。杭师院的同事有的跑到企业去“挣大钱”，有的同事晚间在校园里摆起了地摊，售卖茶叶蛋、面包等，也有的同事忙着写《如何快速致富》的小册子。我一度对是否留在高校继续教书感到极大困惑，甚至还应聘过外贸公司的业务员。正好在1994年，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金老师等努力下，获得了博士学位授权资格，金老师给我忠告，希望我不要离开高校，而且最好还是攻读一个博士学位，为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可以选择在职攻读。就这样，在金老师的鼓励下，我报考并被录取为杭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是金老师指导的首个博士生。

金老师当时正在做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我考虑自己在经济学领域没有什么学术积累，希望选择有关抗日战争史方面的题目做博士论文，金老师慨然同意。他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学位论文不必完全纳入导师的研究计划，应根据研究生的具体情况确定选题。在金老师的指导下，我选择了《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在开展研究期间，金老师把我推荐给多位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希望我多向他们请教。我的学位论文写作进展得比较顺利，1998年1月获得杭州大学博士学位。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战争赔偿问题，是中日战后遗留问题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先将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后交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继则从“战争赔偿问题”引伸出“抗战财产损失”“抗战人口伤亡”“抗战研究的计量化”等诸多话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渐受到学界关注，先后应邀到加拿大、美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在我学术成长的过程中，金老师除了指导我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外，还培养了我对浙江地方史的兴趣。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先是参加了金老师主持的《浙江资本主义发展史》课题，金老师把自己多年积累的部分浙江工业史资料交给我。在梳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对20世纪30年代浙江工商业发展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稍后，金老师又推荐我参加了楼子芳老师主持的《浙江抗日战争史》课题组，我承担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部分的写作。1997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组织力量编写《浙江通史》，请金老师担任总编，金老师又推荐我参加了这个课题组，让我承担《浙江通史－国民政府时期》（第12卷）的撰写。正是参加了这个项目，我才对民国浙江史有了一个相对系统的了解，由此开辟了自己的另一个“学术根据地”。

金老师临近退休数年间，我的好几位同事也相继成为金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其时，我在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持工作，因此，金老师非常关心杭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建设，经常会推荐一些学界名流到杭师大讲学或开展其他学术活动。他也一直倡导和鼓励我们采取差异化的学科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开展“民国浙江史”的研究，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杭师大“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于2006年成为浙江省首批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金老师退休以后，我们留在杭州的几名博士生与金老师的联系和交往更多。金老师一度和师母共同致力于书画创作，经常将作品装裱起来赠送弟子，我得金老师“黄山迎客松”和师母“寒梅傲”各一幅，一直展挂于家中客厅。如今，睹物便会思人，回顾师恩惠泽的四十年，除了学业，即使和金老师一些日常往来的生活细节，也实在难以忘怀：我爱人坐月子时，他赠以义乌红糠，孩子满周岁时，他赠以压岁“红包”。难忘和金老师在他家阳台上一起抽烟聊天的场景，亦难忘他拎起盛满义乌土浇酒的塑料桶递给我的场景……

金老师永远活在了我们这些弟子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