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堂吉诃德的眼镜》作者张秋子已经带领学生读了五年的《达洛维夫人》。她看到，这本书作为现代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开篇的“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对普通读者耳熟能详。同时，它的体量比起其他的意识流小说，也更适合课堂。在书中，张秋子通过《达洛维夫人》，尽可能地触及更为复杂的文学演变、观念流变以及现实生活批判。全书分为十六个章节，每个章节讨论一个由文本生发继而扩展到整个文学史或者观念史的主题。她意识到，“再伟大的作品都不应该是供奉在神庙里受人膜拜的神祇，相反，它应该成为个体浇筑自我的基石”。在张秋子笔下，这本薄薄的小书被读得越来越厚：最开始她大概半个学期就可以讲完全书，但现在一个学期还讲不完半本。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变得越来越复杂，书也会随之变厚”。
[保加利亚] 格奥尔格·戈斯波丁诺夫 著 陈瑛 译
《经济学人》在2010年把保加利亚在内的巴尔干国家列为“全世界最悲伤的地方”，《悲伤的物理学》正是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对这项调查的回应。故事的叙述者自称“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生于1968年，成长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保加利亚。他自童年起患有“移情综合征”，如果感受到他人故事的“某个盲点，短暂的裂缝，薄弱之处，无法理解的悲伤，对失去之物或者从未发生的事的憧憬”，就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人、任何物体的记忆里，他时而是人类，时而是其他生命或物体。故事一开始，1925年的保加利亚某个热闹的乡村集市上，叙述者进入了12岁的祖父的记忆里，跟他一起在帐篷里观看了一个牛头男孩的表演。读者就此进入作者筑造的迷宫。作者借虚构角色高斯廷之口说：只有昙花一现和稍纵即逝之物才值得被记录。应该只保存那些必死、速朽、易碎的东西，这些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东西才是生命的藏身之地。这让读者不禁想问：如果我们只能从生活中选择几个瞬间，与我们永远不会见面的人分享，我们会选择哪些瞬间来代表自己呢？
阿加莎·克里斯蒂坐在火车上，听到陌生人提到了自己的名字。她回忆道，同一节车厢里“两位女士在讨论我，她们膝盖上都放着我的平装书”。两位女士自顾自地讨论着，“听说她喝酒就像鱼喝水一样多。”本书作者露西·沃斯利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总结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活——她一生都在假装平凡。像几乎所有过了中年的女人一样，她很容易被忽视，但她甚至会利用自己看起来很普通的事实，来隐藏真实的自我。露西·沃斯利想要在本书中探究的，就是为何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都在假装平凡，虽然事实上她又总在打破常规。“这也与她出生的那个世界有很大关系，那个世界规定了女性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在本书中，作者在讲述作家一生的同时，也将这个故事和整个20世纪交织在一起。
1970年11月25日，45岁的三岛由纪夫誊写好《丰饶之海》的最后一部《天人五衰》。随后，他前往陆上自卫队，切腹自杀。对于本书作者杨照来说，最关键的却是：阅读三岛由纪夫从来没有任何一刻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所留下来的作品。虽然他的小说里有很多死亡与毁灭的情节，更多死亡与毁灭的想法，“但表达的方式总是热火的、高速的，仿佛汽车引擎正呼吼输出最大扭力般”。“怎么可能一个自杀而死的人，却在作品中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欲望与青春？”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的面临什么样的时代问题？各自用文学给出了什么样的答卷？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杨照在历史脉络中去书写这些日本作家，推出了“我与世界挣扎久：日本文学名家十讲”丛书。目前已出版的几本分别讨论了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和太宰治。
望mountain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10
当代日本最为活跃的青年评论家宇野常宽在《〇〇年代的想象力》中，和文化评论家东浩纪隔空对话，认为后者提出的“大叙事凋零后，人们进入后现代的悬置状态”已经过时，在小泉纯一郎政府下的新自由主义日本，宅男们并非沉浸于世界系的虚幻恋爱故事，而是要在看不到未来的同时，无奈而勇敢地踏出脚步，实施“决断主义”，由此催生出《死亡笔记》《大逃杀》等大逃杀系的作品，其中的角色身处于互相排斥隔绝的小团体，时刻分辨敌友。
《死亡笔记》中“决断”的夜神月战胜了《新世纪福音战士》里“自闭”的碇真嗣，然而这就是一切吗？我们能够从中找到新的可能性吗？宇野常宽也提出了他眼中的解药——既然大叙事凋零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前提，我们能做的唯有拥抱“日常”和“附近”，建立“中间共同体”。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已荣休）秦晖以自己在大学讲授的“秦汉史”课程为蓝本写作了本书。但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尤其是考古资料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如张家山竹简《汉律》的发表、里耶秦简的发现，以及陇东秦西早秦遗址的发掘等，促使他对当时的文稿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在本书中，秦晖谈到，我们文明的框架，就是在秦汉时代基本奠定的。中华文明数千年，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走进帝制的“周秦之变”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两者之间次一等的变化，则汉魏之变。他将秦汉这个时代，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时代”，秦制和过去的封建制的区别在哪里？从汉魏之变到唐宋变革，是否足以构成周制与秦制之外的第三种制度？本书深入浅出，不仅勾连起周秦、汉唐的对比，也把秦汉放置在全球视角之中，与罗马帝国进行比较。《凝视远邦：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视觉文化》
本书作者是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陈珊珊，内容源于其就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创作的博士学位论文。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欧洲对中国观点的转变的重要节点。之前耶稣会传教士对文雅而博学之人的乌托邦式的描述，让位于基于更加细致入微的经验观察。作者看到，艺术家和绘图员将使团的调查结果记录在图像中，使之成为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当这些图像被带回英国时，它们又被进一步加工为符合“如画”美学标准的作品，提高其对普通观众的吸引力。客观描述与后期的修饰，共同反映了这一时期大英帝国对外探索活动的两大目标：对科学知识的考察，以及为攫取全球政治经济利益所进行的扩张。
普利策奖得主、细胞生物学家与医生悉达多·穆克吉在《细胞传》一书中想要探讨我们操控细胞的能力以及医学的转型。这部编年史从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谈起，当时有一位隐居的荷兰布商与一位非正统的英国博学家，他们在相距300多千米远的地方各自开展工作，通过其手工制作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的首个证据。本书由此展开，内容跨越几个世纪，讲述了组织、器官与器官系统这些自主生命单元，如何齐心协力来实现复杂生理学机能（免疫、繁殖、感觉、认知、修复与再生）的故事。作者说，自己的目的不是写一部全面的医学史或细胞生物学的诞生史。这是一个关于细胞的概念和我们对细胞生理学的理解如何改变医学、科学、生物学、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故事。如今细胞研究进入了新时代，科学家们正在操控人类干细胞，并将其注入患有慢性、潜在危及生命疾病（例如糖尿病和镰状细胞贫血）的患者体内，同时电极也被植入顽固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脑细胞回路。这把我们带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书中还提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将学会操控这些自主生命单元使其具备新形态，甚至创造出合成版本的细胞与部分人体器官。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潘文捷，编辑：姜妍、徐鲁青，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