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休闲的含义被消费填满，我们是否还有无事可做的自由？

休息日的由来：

超自然联结与重大仪式

早在很久以前，人类就学着如何依循自然风光的流转来划分时间。日升日落为一“日”，月行圆缺为一“月”，四季变换为一“年”，唯独“周”是由人类发明的时间段落。 

城市历史学家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在《等待周末：双休日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中探讨了“周”这一概念的发源，7天制的“周”被推测与“行星周”的说法相关。占星术主张，行星的移动反映了诸神的种种活动，而人间的每桩事件莫不受这些星体和其他星辰位置的影响。一星期的每一天被认为是由一名神衹掌管，因为古人能在夜空中观测到7个明显在移动的星体，故一星期划分为7天。 

由平日对“周”的称呼得知，不只是“星期”，人们也常有“礼拜”的称呼，而后者则隐含着宗教的意味。有证据显示，在公元前140年，犹太人复兴的时代，采取7天一循环、在每个第7天守安息日的习俗就已经形成了制度化。尽管此后，7天制的“周”受到普遍接纳，但一周当中每一天的意义却因地而异。不同的宗教派别往往采用别具一格的计日法，以此自别于其他信仰，例如伊斯兰教的圣日是周五，基督复临派规定周六为圣日。当天是神明指定的休息日，工作被免除，有些教徒也会举行庆典和祷告，宗教的神圣性因此得到有韵律地重温。

不用工作的日子不仅是宗教的恩赐，也有其他因素的考量。“不用工作”的另一面是“禁止工作”，特殊事件诸如瘟疫、自然灾难、出生和死亡的结果、重要狩猎出发前，都有可能产生某种禁忌。为数庞大而繁复的禁忌降下惩罚威胁，抑制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能休息，但在毫无节庆气氛的禁忌日里，人们只好郁闷地留待家中。

约定俗成的假日惯例从此时开始慢慢建立，它固然使工作与休息的界限有了雏形，但日子本身的自足意义是一切的出发点。超自然关怀为人们生活的重复节奏提供架构与尺度，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感染或牵制。“休息”包含减轻疲劳的生理需求，但不能忽视的是民众的“敬”与“畏”，心灵上的默观呈现为群体性的重大仪式。仪式提供一片空间和一段时间，人们停留于其中，暂时摆脱混乱的俗世，得以“神驰”，走向无形的爱的世界。 

中国有记载的公休制度最初出现在汉朝。古人称放假作“休沐”，是因为秦汉时期人们的生活条件有限，沐浴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搓洗干净便成为休假日的一项重要内容。洁身净体、放松身心的天然快感足以惹得人们的重视，更何况沐浴在中国也很早就纳入循礼的范畴，更需奉作郑重的仪式来对待。汉朝施行“五日一休沐”，至于传统节日，冬至“致天神、人鬼”（《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司巫神仕》）的祭祀活动，岁终的“大祭，纵吏民宴饮”（蔡邕《独断》），皆反映出节庆期间，民间与众人、与天神，狂欢般的交流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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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制度标准化的过程，

也是休闲围绕工作被改写的历史

为了解决旷班导致生产进程被耽搁的问题，雇主们开始订立职场纪律，雇员则希望求得更短的工时作为接受固定出勤的条件，其中也包括减少每周工作日数的呼吁。到了1907年，经过几次大罢工，八小时工作制在美国率先落地。而让两天制周末得以在此地先行实现的原因，是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缩短工时被当作缓和高失业率的方法——如果每个人都少做一点，那么就有更多人有工可做。最终，新政通过1938年的《合理劳动标准法》在全美范围内做了强制规定，即一星期的工时最高不得超过40小时。到1940年，人们对一天工作8小时已经习以为常，周休二日的制度亦水到渠成。

但还有另外一个缘由暗中刺激着人们对于劳资协议中工作模式标准化的欲求，雷布琴斯基指出，当时生产的发展使人们的财富大大增加，再加上企业主的营销技巧和广告宣传从中推波助澜，可供娱乐的消费项目多到令人目不暇接。18世纪见证着杂志、咖啡馆和音乐厅的井喷式出现，职业运动比赛和假日出游也被纳入到休闲产业当中。人们改变了以往的消费习惯，想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于是储蓄和固定薪水被看得更重，人们自愿以自由来换取雇佣的稳固性。在这个情况下，自由时光和金钱形成了一组看似彼此冲突的关系，休闲与工作也渐渐分离，甚至其地位都在发生倒转，后者的吸引力取代了前者。

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于实效性的动机，人们将西方历法也当作现代化改革中的一项，中国才正式接受7天的“周”制度。1995年5月1日起，中国开始执行双休日制度。经2013年的第三次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使我们如今看到的国家法定节假日模样基本成形。

假期制度的规定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劳工争取的结果，同时也侧面反映出，世界正在被工作主导。所谓“新教徒式工作伦理”应运而生，工作本身的价值被拔高。这种伦理观强调纪律和规则性，有意义的工作是最高级的人类活动，工作的减少会让人类生活的质量大幅降低，不好动和懒散的工作态度会被责难。

与此同时，由于工作的物质报酬也越来越与商业化的休闲挂钩，人们同样渴望为了更好的消费努力工作。在雷布琴斯基的梳理中，除了商业化趋势，休闲越来越接纳全民的参与，撇除了阶级与性别的禁锢。也在同一时期，中产阶级选择把更多闲暇时间消磨在家里，投注大量金钱在家居与装潢上，恋家风气盛行，私人聚会大规模出现。

不仅如此，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扩散流布到更大人群的范围内，对大众休闲提出了更有条理和教育性的要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叶就曾经有“理性娱乐运动”的倡议，原本局限于中产阶级范围内，他们呼吁在城市里筹建流动图书馆、文学社团和大众讲座，但后来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一般大众身上，希望大众的娱乐也应注重自我提升，而非终日流连酒馆或赌坊。

许多要素叠加起来，曾经占据假日和节庆的群体仪式已不再是主流，相反，众人的休息时间被分割成团团碎片，总体呈现出有点矛盾的画面，雷布琴斯基在《等待周末》中就重点关注了一幅由法国画家乔治·修拉于19世纪80年代创作的布面油画作品《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当时的大碗岛还是个未被都市化开发，远离工业污染的城郊公园。画中的草坪上坐满了人，阶级和性别的限制被打破，但人们并不互相理会，或是看似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们混杂在一起，却又各自疏离。至此，节假日的面貌相比从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型。

神圣时间不再，

闲暇意义何来？

新教徒式工作伦理和中产阶级休闲观甚嚣尘上，时间的意义也在悄然间发生改变。安东尼·吉登斯从人类的角度将时间分成了三种视角加以理解：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生命作为整体的“生命时间”、时代和代际统领的时间。然而个体的存在有限，如何调和短暂的生命时间与前景无限的世界时间的矛盾，那就需要第四个时间层面——神圣时间——的出现。

所谓“圣洁的时间”凌驾于生活和历史的线性时间上，是永恒的循环，具有另一个或更高级世界的特性。它也把日常生活外的节点联系起来（如特殊节日的仪式与庆典），日常日子被分成若干个“暂停”，有了按序发生的流程。四种时间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意义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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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正如韩炳哲在《时间的香气》一书中谈到的，工业化的浸润使时间节奏变得机械，为了高效地利用时间，它命令人按照机械的定调来安排生活，人几乎受控于劳动。半个月前，中秋节恰好是调休安排的三天假期里的最后一天，为了工作日白天能按时回到岗位，本应照亮阖家团聚的圆月，见证了更多人离乡上路的奔波。在被工作支配的人生里，假日自足的人文意义尚且不被重视，其“神圣时间性”就更难再现。毋宁说，假期如今已经沦为劳动的间歇，是一种为了恢复劳动能力，从而重归于劳动的停顿，也是人们终于不被打扰、能够“隐身”的稀缺资源。

没有了神圣时间的调和，也没有了完全的精神放松，因为休闲的含义几乎被消费所填满。工作的初衷原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商品创造的需求不断，人们不得不反复回到辛苦的工作中，花费时间与精力，休闲的目的最终很难达到。德国学者约瑟夫·皮珀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中将“工作者”比作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遭天神处罚，推巨石上山，到山顶巨石又滚下，一切从头来过，如此反复不已，永无止息。现代人也正如西西弗斯一样，不眠不休地劳碌工作，却无法获得内心的满足。 

更有甚者，“享受闲散”对他们而言是不知所措的。亚里士多德曾经主张，人生目的是快乐，而快乐是建立在休闲上的，“我们工作，是为了得享休闲”。但休闲在被无数次偷换成“懒惰”的语义后，变得惹人生厌。即使在不用工作的假期，很多人也渴望找些事情来充实和提升自己，否则就背上浪费时间的内疚，进而生出烦闷、空虚和绝望的情绪。 

皮珀认为，无论是古时人们在节庆仪式上自发地与信仰崇拜联结，又或者是闲暇的最初本质，都饱含着无功利性，在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们与世界共同体验一种和谐，并浑然沉醉其中，感受无目的的盈余。但当生活被“努力奋斗，不要停下！”的打鸡血式号召和眼花缭乱的娱乐产品环绕的时候，很多人却陷入了意义荒芜。 

《我们为何无聊》将无聊的心理状态解释为“没有含义、没有方向的渴求”，今天的人们似乎很难真正享受“无事可做的自由”，但假期恰恰允许了一段供自己支配的休闲时光，即便它需要用工作时光交换，但它给予我们内省和抚慰的机会，依然值得我们翘首以盼。

参考书目（按文中引用顺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实习记者 丁欣雨，编辑：姜妍 黄月，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