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打结》：为什么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凶手总是男人？

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对男性暴力的沉默来源于对“男性暴力”的个人主义解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好事是好人做的，坏事是坏人做的，所有坏事都是某个人的错。从这一视角去看，当你问“大多数暴力都是由男人实施的，这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似乎不仅将暴力与实施暴力的男性个体联系在一起，而且将暴力与男性本身联系在了一起。绝大多数暴力实施者有着共同的男性身份，这不仅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而且是他们与每一个男人的共同点。

此时的问题似乎就不再是暴力或暴力的男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本身就有问题，需要接受审视。“所有的男人都暴力吗？”随之而来的是不可置信的回答：“这就是你想说的吗？”

《性别打结》
[美] 艾伦·约翰逊 著 杨晓琼 译
中信出版社 2024-10

对话通常以男性愤怒的自我辩护结束，这是完全不要提起这件事的最直接的理由。我们不敢惹恼支配群体的成员。我们生活在一个围着男人如履薄冰的国家。我们担心男人的愤怒、男人的嘲讽，害怕男人可能会拒绝提供资源（工作、晋升机会、为受虐妇女提供庇护所和为性侵犯项目提供资金），害怕男人可能会报复，采取暴力或其他手段，害怕男人采取防御姿态，害怕他们可能会感到不安，感到受攻击，被公开指责，被当成替罪羊，为此感到脆弱，哪怕只是难过。换句话说，我们想尽办法避免所有可能会让男人因为身为男人而感到不适的行为。如果认定身为男人是一个问题，就可能妨碍他们享有男性特权。

在我研究男性暴力的这些年里，我一次又一次看到这样的现象。无论是在州长委员会面前做证，还是在全州反家庭暴力联盟的董事会任职，或者与公共卫生专员协商的时候，当我指出，由于男性是大多数暴力的实施者，对问题的命名必须包含男性——如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反应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这样做。男人会感到不安。他们会认为你说的是他们。

使问题变复杂的是，当男人抗议说大多数男人并不暴力的时候，他们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关于“男性”暴力的讨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单说“某些男人的”暴力？这又让我们回到了个人主义模式以及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男性”当作男性个体的总和，那么这个反对是有意义的。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是像个体的集合那么简单的。我们总是参与比我们自身更大的事情，这件事是“它”，而不是“他们”；而且“男性”也命名了一个类别，这个类别定位了男性相对其他类别的人和社会背景的关系，社会背景又深刻地塑造着人的经验和行为。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更大的范围：绝大多数的暴力实施者占据着同样的社会地位，这件事有意义吗？是否有一些伴随着这一相对于他人而存在的社会地位的最小阻力路径可以解释这种模式？这是关于“男性暴力”的问题真正要问的，但我们从未想到那么远，因为个人主义的解释模式和防御姿态叠加后，把问题窄化成了男性个体是好人还是坏人。

避免让男人感到不悦只是维持沉默的原因的表层。鉴于父权制世界观对我们思考方式的影响，男性暴力不受质疑，也很可能是因为很多时候它甚至不会被考虑，至少考虑的时间还不够长，还没有形成人们认真关注的基础。我想，当专家盯着照片看的时候，一定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确看到了——更不用说在家里看照片的人了——明白无误的模式浮现出来。但我猜想，这时会有一些事情让这个念头消失，因为真正承认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会带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将比男人的愤怒更令人不安。这些问题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为它们不针对任何特定的男人。它们是关于男性整体的，这触及了我们的某些东西：我们需要以积极的方式看待男人，这是我们世界观的一部分，这种世界观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和稳定。

《性别打结》作者、美国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

（图片来源：个人官网）

人拥有一种持续的意识，它关注什么是真实的以及什么是重要的，而世界观包含构成这一意识的一切东西。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或只是我们假定的（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事物的总和，是相互关联的信念、价值观、态度、图像和记忆的巨大集合。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是深层的无意识背景，它使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地驾驭现实。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一切——从宇宙和我们死后会发生的事，到人们做某些事情的理由。我们从它所提供的材料中构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现实，这一现实是我们不必质疑，甚至不必思考的。它不仅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而且塑造了我们对它的理解。我们借由它来解释发生的事情，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通过它为我们在任何特定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寻找依据。

利害关系越大，故事就越重要，生活在父权社会下形成的世界观无疑也是如此。与大多数特权体制不同，女人和男人生活在一种彼此高度依赖的亲密关系之中，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如果不能构建关于“人是谁”的观念——包括他们的思想与感受，以及他们可能会做什么，这便全无可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被引导着相信，我们生活中的男性——父亲、儿子、兄弟、丈夫、朋友、爱人——是好男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是安全的，除非他们表现得并非如此。因为性别参与定义了非常多我们最重要的关系，因为亲密关系需要某种程度的致使我们向他人暴露弱点的信任，所以在“暴力不是性别化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享受着巨大的既得利益。在相信性别既不是暴力发生的决定因素，也不是谁最终成为施害者或受害者的决定性因素上，我们也是如此。

因此，将男性暴力认定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每日新闻中报道中持续的、通常十分骇人的流行病的基础——从个人的殴打、强奸或谋杀，到能够以其突然与猛烈的残暴撕裂社群、震惊全国的儿童屠杀事件——绝不是小事。我们一次次地听到有人说，他们永远想不到这样一个男人会使用暴力。他们说，他是个安静的邻居，友好，甚至善良，是孩子们的好父亲，直到出于他们无从了解的原因——他们摇了摇头——他把孩子按在浴缸里溺死，勒死了妻子，或者上班时在停车场开了枪。我们几乎从没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然而所有这些男人都有家庭，有工作，有学校，或经常去教堂。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意识到这一点令我们深感不安，使我们质疑自己的世界观——我们原本全靠它来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可预测性和秩序。如果这个男人，这个母亲的儿子，这个女人的丈夫，这个孩子的父亲，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如何相信另一个男人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后退一步告诉自己，这个人是疯子，但即使是这样，为什么几乎所有暴力的疯子都是男人呢？

除非我们想办法从心里彻底打消这样的疑问，否则我们迟早都要回来面对更大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体制会铺下这样的最小阻力路径，使得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遵循这样的路径，结果导致男性暴力的流行？但是，从对这一问题的讳莫如深来判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地防止这类问题占据我们的头脑或公共谈话，从而让父权制世界观保持原封不动。

沉默之下还有一个更大、更深的层面，这个层面超越了对人们生活中男性个体的关注。在男性认同的世界观中，男子气概不仅被定义为男人和男孩的理想，而且被定义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标准，是成为高级人类的最直接的表现。父权制的男子气概是变得伟大的先决条件，是任何在文化上被定义为值得尊敬、钦佩和尊重的位置的决定性属性。例如，无论任何女性，如果她渴望成为总统、消防员、士兵、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或任何类型的英雄，都将被以父权制男子气概的标准来衡量，而人们不会评判其男性对手的能力是否符合对女性特征的期待。

康涅狄格州小学枪击案后，父母与孩子离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男性认同也适用于社会本身，例如美国的概念以及身为美国人的含义。每个社会都有神话，它是生动的图像和故事、民间故事和歌曲、文献和历史课、电影和国歌、纪念碑、旗帜、演讲和纪念活动的集合，我们依靠它们来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国家是怎么回事。

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对美国神话的起源和演变的详细描述展现了我们的民族故事，数百年来，这个故事总是围绕着男人与他们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展开的。这种控制的对象包括地球及其非人类物种、拒绝为美国扩张而交出土地的美国原住民和墨西哥人、被奴役的非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他们遭到剥削的劳动对于美国的财富与权力必不可少）、南方的分裂和叛乱、白人工人和移民、美西战争后拒绝让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人，以及一长串被认为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和团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男子气概和暴力能力当然不是美国神话的全部，但没有这两者和它们制造的且仍在继续制造的结果，事情几乎会全然不同。关于是否要公开承认男性暴力这一现实的决定之所以利害攸关，是因为这样做是在冒险对抗支配与控制的原则，而它位于父权制世界观的核心，父权制世界观反过来又渗透并塑造着个人的生活和整个国家。

为避免如此，我们一心告诉自己，这只是少数邪恶或疯狂的个体所为，而不去质疑父权制和它的核心原则。我们不愿意审视男子气概的核心地位及其与暴力的联系，为此我们保持着沉默，表现得好像我们无能为力，因为这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将无力保护我们的孩子。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性别打结》第三章《拆解父权制遗产》，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编辑：黄月，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