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我们大家齐聚于此，来见证“和平奖章”的颁发。如果允许我引用联邦共和国总统的话来形容，那么授予这一奖章不仅是为了表彰“文学杰作”，而且也是为了表彰获奖者“在其生命中对自身的检验”。因此，它被授予这样一个人，授予他的这一作品：它仍然是说出的言辞，它从未脱离说话者，并由此开始它在历史中不确定的、永远在冒险的旅程。出于这一原因，颁发这一奖章时有必要附上一篇赞词（laudatio）；而这篇赞词的任务，是称赞这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从罗马人那里学到该如何做这件事，因为罗马人在具有公共意义的事务上远比我们要经验丰富。
他们告诉我们，像这样一篇赞词应当关心哪些事情：in laudationibus…ad personarum dignitatem omnia referrentur（在赞词中……唯一要考虑的是相关人格的伟大和高贵），西塞罗如是说。换句话说，一篇赞词关注的是专属于人的高贵——就人超越于他自己的所有作为和创造物而言。承认并赞美这种高贵，并非专家和职业同行们的事情；相反，公众们必须对这一被展现于他们眼前、在公共领域中接受检验的生命作出评判。而颁奖，不过是在确认公众们已经知道很久的事情。
因此，这篇赞词只能尝试去说出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但是，将许多人在私下里都知道的事情公开地说出来，却绝非多此一举。某件事情被所有人听到，这一点恰好赋予它一种启明的力量（illuminating power）；在这种启明中，它确证了自身的真实存在。不过，我仍然必须承认，我是带着犹豫和惶恐来承担这次“公共领域中的冒险”（雅斯贝斯语）并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的。我觉得，并且相信，你们绝大多数人在这个台上也会有同样的反应。我们都是现代人，在公共空间里我们缺乏信心、表现笨拙。由于我们现代人的偏见，我们认为只有与人格（person）相分离的“客观的作品”才属于公众，作品背后的人格及其生活则只是私人的事情；而一旦关于这些“主观”事物的感受暴露于公众眼前，它们就不再能保持真实，并因此变得情绪化了。当“德国图书商会”作出在颁发奖章时必须附有一篇赞词的决定时，它是真正让人听到并返回到一种更古老、也更恰当的对公共领域的感受方式。在这种感受中，恰好是包含其全部主观性的人格，才有必要公开地显现出来以获得充分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历久弥新的感受方式，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看法，并抛弃我们把“个性的”（personal）等同于“主观的”、把“客观的”等同于“实际的”或“非个性的”这种习惯。这种等同源于科学规范，在那里它们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在政治中，这种习惯则显然无意义，因为在政治领域中人们主要是作为行动者和言说者显现出来，因而在这里个性（personality）绝不只是一种私人事务。同时，这种等同在公共的精神生活中也同样是无效的，因为这种精神生活不仅包括，而且远远越出了学院生活的范围。为了恰当地谈论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学会的不是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进行区分，而是在个体（individual）和人格之间进行区分。的确，正是个体向公众提供了某一客观的作品，并把它交给公众。主观性的要素（应该理解为作品的创作过程）与公众确实并不相关。但是，如果这一作品并不只是学院性的，如果它同样是“在生命中检验自身”的结果，那么一种活生生的行动和声音就会伴随着作品，这个人本身就会和作品一起显现。这里，显现出来的东西是显示它的人所不知道的；他无法像控制他公开发表的作品那样控制它。（任何试图将自己的个性强行塞入作品中的人，都是在进行表演；在这样做时，他就丧失了“公开发表”这一行为对自己和他人而言真正意味着的契机。）个性的因素超出了主体的控制，因而恰好是单纯主观性的反面。然而正是这种主观性，在“客观上”更容易掌握，也更容易受到主体的支配。（例如，通过自我控制，我们就能够支配我们自身中的纯粹的主观性因素，从而按我们所需要的方式运用它。）而个性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是极其难以控制的，或许和希腊语中的“daimon”（精灵）最为接近。“daimon”乃是终生陪伴着某个人的守护神，由于它永远只从他的肩膀后面往下看，因此它更容易被他所遇到的人而不是他自己认出。这种“daimon”——它并非任何邪灵式的东西——身上的这种个性因素，只能在一个有公共空间存在的地方显现出来。而这就是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更深刻的意义，它远远超出了我们平常用“政治生活”这个词所意味着的东西。公共空间也是一个精神性领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马人称为“humanitas”（人性）的东西才在其中显现出来。罗马人用这个词来表示人的独特不凡之处，因为它无须客观就是确凿有效的。它就是康德和雅斯贝斯用“humanität”这个词所说的东西，亦即确凿有效的个性，人一旦获得它，就永远不会失去它，即使其他所有身体和心灵的天赋都已在时间的侵蚀中消失。“人性”无法在孤独中获得，也无法以“将作品交给公众”的方式获得。只有当人把自己的生活和人格都置入“公共领域的冒险”中时，它才能被人获得；而这一过程也是冒险，亦即展示出某种并非“主观性”的东西，却无法认识也无法控制它。因此人在其中获得“人性”的“公共领域的冒险”，就成为上天赐予人类的礼物。当我建议用雅斯贝斯的方式，把进入公共领域中的个性因素称为“humanitas”时，我是想暗示：没有人能像雅斯贝斯那样，使我们克服对于公共领域的不信任，并让我们感受到在所有人面前赞美我们所热爱的人时的那种光荣和喜悦。这是由于，雅斯贝斯从未染上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偏见，亦即认为公共性的强光使一切都变得平面化和狭隘化了，只有庸才才会在其中如鱼得水，因此哲学家必须保持他与公众的距离。你们可能会想起康德的观点，康德说，要判断一篇艰深的哲学论文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聪明的夸夸其谈”，其试金石可以从它是否能被普及中找到。在这一方面，正如在其他每一方面那样，雅斯贝斯都是康德的唯一传人。他像康德那样，不止一次地离开学院范围及其概念化的语言，去向一般的读书公众发言。而且，他有三次直接切入时代的政治问题中：第一次是纳粹上台前不久所写的《现时代的人》（Man in the Modern Age, 1933）；第二次是在第三帝国陷落后不久所写的《德国罪行问题》（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然后就是今天的《原子弹与人类未来》（The Atom Bomb and the Future of Man）一书。因为他知道，正如政治家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政治问题是如此严肃，我们绝不能只把它交给那些政客。雅斯贝斯对政治领域的肯定，是极不寻常的，因为它来自一个哲学家，来自他的全部哲学活动以之为基础的那一根本信念：哲学和政治关系到每一个人。这就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它们归属于公共领域的原因，在其中人的人格及其检验自身的能力展现出来。哲学家与科学家不同，却与政治家很相似，因为他必须为自己的意见负责，因为他需要承担责任。事实上，政治家的位置相对来说要幸运一些，因为他们只需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而雅斯贝斯的写作，至少是在他1933年后的著作中，却总像是在整个人类面前承担自己的责任那样。对于他，责任并非一种负担，也与道德命令毫无关系。相反，它从一种内在的快乐中流溢而出，这种快乐存在于让事物显现、将晦暗照彻（clarifying）和使黑暗启明之中。从最终的分析来看，他对公共领域的肯定只是他热爱光和明彻（clarity）的结果。他如此长久地热爱着光，以至于可以用“光”来作为他全部个性的标记。在伟大作家的著作中，我们几乎总是能找到一个仅属于他的一以贯之的隐喻，他的全部著作仿佛在它那里聚集为一。在雅斯贝斯的著作中，这一隐喻乃是“明彻”一词。人的生存被理性所“照彻”；而种种“环绕模式”——一方面是心灵“环绕”着一切向我们显现的事物；另一方面世界也“环绕”着我们，“我们总是在世界之中”——也被理性所照亮。最后，理性本身与真理的亲和性，由它的“广阔与明亮程度”来证实。所有能承受光，且不会在其照耀下化为水汽的事物，都分有人性；因而要在人类面前去为每一思想负责，意味着生活在这样一种光照里：在其中，自我和它所思考的事物都受到这种光照的检验。早在1933年以前很久，雅斯贝斯就已经是一个“名人”了，这种名声的获得方式和其他的哲学家没什么两样。但是，只有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特别是这一时期之后，他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人物”。这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是由于时代环境所致，虽然这一环境迫使他进入到受迫害者的黑暗状态中，并使得他成了那一时代及心态变迁的象征。事实上，他的转变与环境并无多大干系，环境不过是把他抛入了他按照天性本应存在的位置中而已——亦即抛入了世界观的充分光照中。这一过程并非是：他先遭遇某种东西，然后在痛苦中考验自身，最后当情况达到最糟之时，他就像“其他的德国人”那样寻求成为某种东西的代表。就此而言，他根本就不去代表任何事物。他永远是彻底独立的，不依靠任何群体，包括德国抵抗运动在内。这一立场完全由人格力量来支撑，它的高贵正好在于：即使在极权统治的黑暗中，他也不会去代表任何事物，而只为自身的生存提供确证。而在这种极权统治的黑暗中，善即使仍然存在，它也变得绝对不可见并因而无效了——甚至理性都可以被消灭，假如所有具备理性的人都真的被杀掉了的话。很明显的是，他在灾难期间仍然很坚强。然而，可能不那么明显的是，这整个灾难事件从来都不能诱惑他放弃“人性”——这就是他的不可冒犯之处。对于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比抵抗和英雄主义重要得多的东西。它意味着一种无须证明的信心，意味着一种确信：在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时代中，有一件事绝不会发生。雅斯贝斯是完全独立的，他所代表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德国人中仅存的“人性”。就仿佛他独立于凛然不可冒犯之中，便能照亮由理性在人们之间创造和维护的空间；就仿佛只要有一个人还在，这一空间的明亮和广阔就能继续存在下去。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甚至从来都不可能如此。雅斯贝斯经常说：“个体仅凭自身是不可能具有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从来就不是孤独的，他也不可能认为这种孤独有什么价值。由他所承担的“人性”，是从他思想的本己地带（native region）中生长出来的，而这一地带从来就不是无人居住。不过，使得雅斯贝斯卓尔不群的，乃是他比其他人更能在这一理性和自由的地带中安居，更确信自己知道这一地带中的道路；而其他的人虽然也可能知道这一地带，却无法持久地生活于其中。正是由于支配着他的生存的，是对光本身的激情，因而他才能够像黑暗中的光一样，从某个隐秘的光源那里放射出来。当一个人不可冒犯、不可诱惑和不可动摇之时，他身上就具有了某种迷人的东西。如果我们打算用心理学和传记因素来解释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一下雅斯贝斯的家庭。他的父母与正直、坚强的弗里斯（Frisian）农民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些人在日耳曼人中具有罕见的对独立性的感受。的确，自由远不只是独立；但对雅斯贝斯来说，一种理性的自由意识仍然是从独立中发展出来的，在其中人经验到一种作为被给予之物的自身。这种自主的天性——他有时候会显露出某种急切的鲁莽（Übermut）——使他喜欢在当下的公共生活中展示他自己，但同时他又仍然独立于所有时髦的倾向和意见。这种天性可能也要归功于他那与生俱来的自信，至少是起源于它。他只需通过梦想返回到他个人的源头，然后出来，再次进入到人性的广阔空间中，这样他便能使自己确信：即使在孤立时他也并不只是代表着一种私人意见，而是一种不同的、仍处于潜在状态的公共意见——正如康德所说的：“一条小径，有一天毫无疑问会拓展为一条大道。”这样一种永不犯错的判断的坚定性和心灵的自主性，可能会产生某种危险。从来不把自己暴露给诱惑，这就可能导致对每一时期的现实的无经验，至少是缺乏经验。的确，还有什么比雅斯贝斯总是保持正直的独立性，或那种与人们所说所想的意见的距离，离我们时代的经验更远的呢？这种精神甚至不是对惯例的反抗，因为惯例总是以下述方式得到承认，亦即从来都不认真地把它当成行为标准。还有什么比这种深藏在独立性之后的信念，这种对人、对人的“人性”的隐秘信心，离我们所处的这一“怀疑时代”（萨洛特语）更遥远的呢？我们在这样思考时，就已经是在考察主观的、心理学的因素了：希特勒上台时，雅斯贝斯五十岁。在这个年纪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很久不再学习新的经验了；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此时通常会变得非常固执于自己的意见，以至于在所有真实的事件中，他们都只能看到对自己意见的确证。雅斯贝斯对那一时代的决定性事件作出了回应（他并不比其他人更能预见到它，因而他可能比其他许多人更没有准备），但既不是通过撤回到自己的哲学中，也不是通过否定世界或沉溺于忧郁。在1933年以后，也就是说，在他完成三卷本的《哲学》之后，以及再次，在1945年他完成《论真理》（On Truth）一书之后，他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新一轮的创造期”之中。可惜的是，这一短语所提示出的生命力的复活，只是偶尔才出现在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身上。而雅斯贝斯的真正杰出之处在于，他不断更新着自身，恰恰是因为他不断保持着自身——正如他一直以来都关注世界并跟随着当下事件的发展，同时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敏锐和才智。《大哲学家》（The Great Philosophers）和《原子弹与人类未来》一样，深深地探入与我们最为切近的经验范围中。这种当代性，或者说在这样大的年纪还能够保持对当下世界的理解力，真像是一种意外的好运，它使得年老不再只是一种惩罚。而雅斯贝斯能够在生命中保持独立，但又不会被孤独所占据，也得归功于同样的好运。这一好运的基础是他的婚姻，他的妻子与他是同龄人，从他年轻时起就一直支持他。如果两个人不沉迷于“牵系我们的纽带使我们成为一个人”的幻觉之中的话，他们就能在彼此之间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毫无疑问，对雅斯贝斯来说，这桩婚姻从来就不是一件私人事务。它证明了：两个具有不同出身的人——他的妻子是一个犹太人——能够在彼此之间创造出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而从这一缩影般的世界中（如同从一个模型中那样），他懂得了什么是整个人类事务领域中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他展现并实践着他那无与伦比的对话能力：他惊人精敏的听力，他对坦率地表达自己的不断准备，他在所讨论的问题上盘桓居留的耐心，以及最重要的，他将沉默中容易忽略的事物引入到谈话之中，使之能够被谈论的能力。因此，在言说和倾听中，他得到了修正、拓展和磨砺——或者按他自己最漂亮的话来说，他得到了启明。这个不断地被一种言说和倾听着的深思重新启明的空间，使雅斯贝斯在其中有了在家之感。这里是他的心灵之家：它是一个真正的“空间”，正如他的哲学所教导的思想道路乃是本源意义上的“道路”那样，这一道路开启出一片尚未探索过的基地。雅斯贝斯的思想乃是空间性的，因为它永远保持着对世界和世界中的人的指向，而非因为它必定要与一个实际存在的空间相关。事实上，情形恰好相反，因为他最深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空间”，在其中人的“人性”能够纯粹和明彻地显现出来。这种思想永远“与其他人的思想紧密相连”，它必然是政治性的，即使在它处理那些最少政治性的事物时也是如此；因此它总是在证实康德所说的“扩展了的思维”（enlarged mentality），这种思维乃是最好的政治思维方式。为了探索这个已成为他的家园的“人性”空间，雅斯贝斯需要大哲学家们的帮助。而他对他们的回报是如此丰厚，可以这样说，他与他们一起创建了一个“精神领域”，在其中他们再一次作为言说者显现出来——这言说是从那已逝者的幽暗领域中到来——这些人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因而可以成为心灵世界中的永久伙伴。但愿我能带给你们某种自由概念，亦即一种思想的独立性，我们需要它以便创建这样的精神领域。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忘掉被传统神化了的年代顺序，在其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前后相继性，只能看到一个哲学家把真理递给下一个这样的因果序列。尽管传统在很早以前就已失去了对我们来说的有效性，然而，这种因果性的时间模式，这种一个接着另一个的相继性，却仍然对我们具有强制力：以至于没有了它这一“阿里阿德涅线团”，我们就会感到自己好像是在过去中无助地漂泊，彻底失去了方向。在这一困境中，由于感受到现代人与其过去之间的整个关系的危机，雅斯贝斯把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转变为一种空间性的并列关系；这样，近和远便不再取决于我们与一个哲学家之间相距的年代，而只取决于自由选择的节点，我们从那里进入到精神领域之中——只要地球上还有人存在，这一领域便会永远持存并扩展下去。这一领域让雅斯贝斯有在家之感，他也为我们开启了通往这一领域的道路。精神领域并不存在于超越的彼岸，它也并非乌托邦。它既不在昨天也不在明天；它就在当下，就在这个世界之中。理性创造它，而自由则支配着它。它不是某种固定和组织起来的东西，而是伸展到地球上所有的国家中，伸展到它们所有的过去之中。尽管它属于这个世界，但它仍然是不可见的。它是“人性”的领域，在其中每一个人都能按照他自己的本源方式显现出来。那些进入它的人彼此都能认出对方，因此他们“就像火花那样，闪耀出更明亮的光，直至隐入不可见，它们在不断地活动中变化着。这些火花互相看着彼此，每一个都更明亮地闪烁，因为它能看到别的火花”并希望能被它们所看到。我在这儿发言，就是以曾被雅斯贝斯指引到这一精神领域中的那些人的名义。对于他们此刻心中所想，阿尔达贝特·斯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先生表达得比我更好：“现在这里涌出了对这个人的惊叹，并从中升起了对他的崇高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