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30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曾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等。由于他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大力论证和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尊称吴市场。
D. Acemoglu（德隆·阿西莫格鲁）和 J. Robinson（詹姆斯·罗宾逊）两位美国作家合著的 Why Nations Fail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出版后，在政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好评如潮，本文原载《北京日报》2015年9月。D. Acemoglu 可谓是经济学的奇才，近年来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历史，他研究的主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问题，研究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模型，但是从传统增长模型到后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再到最近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就是所谓的内生增长模式，它们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成功和失败的直接原因。所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发展、理解长期增长有很大的启发，可是 D. Acemoglu 和 J. Robinson 认为，这些分析只是触及浅表的原因，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所以他们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 Douglass C. North（道格拉斯·C．诺斯）研究的路径，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制度是决定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走向繁荣还是趋于衰败。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向繁荣，有些国家却转向衰败；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却失败了？这些有趣的分析值得借鉴，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观察世界，并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对于国家成功和失败的深层原因的分析，过去有地理、文化、无知等多种假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用生动的事例，逐一批评了这几种前人的假说。这本书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个小镇诺加利斯的故事。诺加利斯地跨两个国家，被一道栅栏隔开，北边属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南边属于墨西哥。虽然边界线两边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样，但是经过最近两三百年的发展，几英尺之遥的邻居，情况却全然不同。一个很繁荣，一个却还是处在贫困之中。所以，作者认为地理、文化、掌权者的相关知识水平等都不足以作为国家成功或失败的深层原因，制度才是决定性因素。D. Acemoglu 和 J. Robinson 提出的假说把制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包容性制度，一是汲取性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吸引、包容所有的人来参与经济的发展，这套制度的要点就是保护产权，能够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对知识、对技术的投资，也就是我们经济学上的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能够让所有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功。 跟它相伴随的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把政治权力普遍分配给社会成员，从而使大众对掌权者有所约束、有所监督。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特点，则是把从多数人那里取得的资源输送给少数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少数人掌握不受约束的权力，他们利用权力来谋取某个社群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大众的利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通过对这两类制度的划分，分析了不同国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的成功或失败的历史过程。这本书更强调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制度的影响，当然经济制度也会对政治制度发生影响，但是政治制度有决定性，因为掌权者的利益选择，使得经济制度的选择倾向于对掌权者有利。把很多的复杂因素说得如此简单，作者的这种分析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评。但在我看来，他这种方法倒是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的办法是一样的，就是先从现象入手，然后抽丝剥茧，看到最本质、最抽象的概念，然后回过头来，再从最抽象的概念一层层地对其他因素进行讨论。当然这本书有些地方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此前讲到的文化、历史等条件其实对于经济增长是有一定影响的，譬如作者对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批判好像过于严苛了。当然，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比较深，因此使我们往往忽视了制度的作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用了很多篇幅讲述制度是怎么演变的。 早期的制度多数都是汲取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到15世纪以后渐渐分化，但是演变过程中有很多曲折，会产生一些新的因素。往往在一些关键时刻有些因素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转折性的变化。比如，15世纪曾经非常繁荣的威尼斯，从包容性制度转向汲取性制度后，逐渐走向衰落，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有意思的是，在汲取性制度下也有不少国家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案例，比如战前时期的苏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汲取性制度背后往往有很强势的政府，这种政府往往采取“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充分运用了政府在动员资源和支配资源投向方面的强大力量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因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掌权者也希望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实现高速增长是可能的，但是不可持续，为什么不可持续呢？因为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一定要有创造性破坏，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会使一些人富裕起来，而这对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种在汲取性制度下运用强政府的作用来实现的高速增长，因为害怕创造性破坏会动摇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会压制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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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时年57岁的高华教授去世，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引来人们无限缅怀和惋惜。高华对党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史学界流行着对他和杨奎松两个人“南高北杨”的说法。高华凭一己之力解构了造神运动，杨奎松则以世界性的视野，以一部《革命四书》，证明了中国近代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高华的缺陷是没有看到档案，但是高华恰恰因为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当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结论，所以高华才那么“高”。杨奎松走另外一条路子，利用新材料，同时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旧材料结合起来，梳理出一条路。此二人的存在，给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厘清了发展脉络，使后人不至于像瞎子一样，在历史的幽暗隧道里，跌进肮脏的水潭里淹死。刘瑜的“手电筒”之喻恰如其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不读高华和杨奎松，想不做无用功很难。杨奎松老师尽管远在泰国，身隔万里，但感念书友们的深情厚谊，特别联合先知书店，经过来回跨国寄送与运输，奉上亲笔签名版《革命四书》。本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共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共成功的真正原因......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来自哪里？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看清事实真相，纠正错误史观，正视中国走到今天的路径所在，我们需要一部三观正、有分量、敢于讲真话的作品，重新挖掘被掩埋的真相。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
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因此，有读者将杨奎松称作中国现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自己也承认，他研究历史的一个极大的动力就是“破案”。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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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为《革命》一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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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革命四书》（精装典藏版）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布面书脊，烫银字体，呈现特有光泽，内文纸张是特为本书研制的75克纯纸，阅读与珍藏皆宜。库存所剩不多，喜欢的请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