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保云，出生于河南，在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后并入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至今，长期潜心现代化理论、世界现代化进程比较、韩国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中文、英文、朝文学术论文80多篇，代表著作有《什么是现代化》、《韩国的现代化》。
“文明”与“文化”是从大学者到普通人都经常使用的词语，而且无论怎么使用都会沾点边。但是作为学术概念，它们都十分复杂，不少人因使用不当而惹起争论。相比而言，文明概念要比文化概念简单得多。根据诺贝特·埃利亚斯等学者的研究，“文明”这个词虽有拉丁词根，但其现代词（civilization）则是在16-17世纪于英吉利海峡两岸开始使用的。埃利亚斯概括了文明一词在18世纪的用法：“它包括了西方社会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文明这个词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是用来概括现代事物的，如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设、工业化生活和民主制度。这是文明一词的首要含义。按照这个概念，那些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不能被称为文明。文明与野蛮，是对现代化国家和非现代化国家的区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大多崇尚中国，莱布尼兹、伏尔泰、狄德罗等，都是中国的礼仪和制度的推崇者。因此，他们在把西欧称为“文明”的同时，也把中国称为“文明”。但启蒙运动后期，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增加，西方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孟德斯鸠是最早怀疑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他指责中国是一个充满商业欺骗和血腥专制的国家，不可能有很好的社会道德文明。18世纪后期，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加速，而中国却长期陷入停滞，日显落后。所以，到了19世纪初期，西方人的“中国热”迅速降温，而贬低之声日益升高。黑格尔甚至把中国看做世界历史的婴儿期，自由精神还深藏在肉体之内而没有冒出。马克思恩格斯称中国为“半文明”，到了他们的时代，中国在很多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蛮”了。文明这个词也有扩展使用。这与“抛光”（polish）和“文明化”的提法联系一起，说明事物的相对性，用以描述技术、组织、礼仪、制度结构等的进化。大都市、县城和落后农村，它们的抛光或文明化程度是不同的。如沃勒斯坦所说，文明一词具有“非常正面的内涵，在语法上是单独用来指示种种进步（和它们的结果），这些进步使男人（和女人）更加‘市民’（civil），即更少‘动物相和野蛮相’。”总之，它是用来比较道德与福祉的进步，落后的或相对落后的东西不能称为文明。东南亚国家对黑非洲有些部落社会自称“文明”倒无大妨，但若是对发达国家自称“文明”就会被视为无知和狂傲。同时，文明还有进一步的扩展用法，即经常用来称呼历史单位，如“新石器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等。这类扩展用法虽然已成习惯，但已经失去了上面说的正面意义，“文明”也就是“状况”的意思，“新石器文明”也就是“新石器状况”，如果是和更先进的比较，也就是“新石器野蛮”。尽管有扩展用法，但文明的基本内涵并没有变化，它用来概括现代性事物，既包括技术、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制度，又涉及个人的举止行为。其核心是现代民主制度。启蒙思想传统是强调政治制度和道德的进步。康德的文明定义是很权威的，它指的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体的国家制度，也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杰弗逊在1787年出版的著名启蒙读物《弗吉尼亚笔记》中认为：文明包括政治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把法律和权力分开的分权制度，后者是指与这个制度相应的思想教养。这样的认识至今仍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含义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上述文明概念在中国并没有深入传播。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热衷于同国外的非主流思想接轨，习惯于把被别人抛弃的、非科学的思想当做宝贝，甚至对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荒谬的理论体系，也要坚决维护。在这种背景下，非主流的“文明”概念自然要压倒主流概念而受到追捧。20世纪初期，文化有机体说的文明概念在西方流行起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这一学说的代表。前者列举了人类历史上8大文明，后者归纳了人类历史上26种文明。这些其实都是有史以来的王国、帝国、国家等单位。他们认为，这些“文明”都是单独有机体，各有自己的灵魂和躯体，都要经历一个由发育、成熟到衰老死亡的过程。这样的观点与启蒙-理性主义的学术传统是对立的，后者认为不同的历史单位和地区，都是开放系统，文明由诸多元素组合而成，不是不可分的有机体，对文明的研究也应是分析的。在主流看来，人类文化学的文明（及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都是“非社会科学的”。它之所以常被提到和介绍，也主要是因为批评和否定它的需要。相反，因为陷入非主流思想嗜好的泥淖，中国有些学者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推崇备至。文明是独立的有机体和没有高低之分的观点，迎合了闭关自守的心态。说西方文明即将衰落，会使人感到快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所说的“西方”本来指的是德国的西方，即英、美为代表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只看到这个书名就够了，把它理解为整个西方。至于汤因比，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以及在一些演讲和文章中，不断宣扬“西方衰落”，“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一统世界”。这种诺亚方舟式的故事，很能迎合理性精神欠缺的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不断地加以引用、宣扬和阐发。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宣扬西方没落和中国统一世界的学者这样，国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兴热的文明研究，非但没有带来重要的学术和思想进步，反倒使非主流思想不断传播，大有成为主导之势。马克思在文明概念上与启蒙是一致的，而一些学者一边“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边却无视马克思思想的这个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很多学者专注于制造学术泡沫。无数的资金、一批批的项目、一个个的学术会议和报告，都花在讨论“文明无高下”“中华文明优势”“西方文明衰落”这样的主题上。这样的学术研究使不少学者失去了基本的是非标准和真假判断能力，有的大学教授甚至智商退化得不如农妇，因为一个农妇尚且通过一次旅游而知道自己的文明程度不高，能体验到中国大陆没有美国、日本甚至韩国、台湾地区的文明程度高。非但如此，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堕落到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能事。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任务，但目前只是集中精力搞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尚未展开，依法治国也只是在推进中，然而，居然有人写出“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是第一层次的国家”之类的文章，并在报纸和网络上四处转载。这种病态倾向若继续发展，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的精神下沉，国家层面的决策智慧也难免严重弱化。前面提到，启蒙的传统是把政治和观念（道德）的进步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看做文明的高层次元素，而把技术与经济的进步看做制度与观念进步的产品，是文明的底层次元素。马克思把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而把技术生产力在内的经济作为“基础”。中国学者是马克思主义底色的，从物质层面分析是特长，然而，恰恰在自己所长之处，很多学者也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邓小平曾经有个预测：中国可以在205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邓小平是伟人，有超出常人的历史洞察力。根据中国的落后状况，邓小平还提出了“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以及“韬光养晦”等战略。然而，思想界不少人已经忘记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刚刚吃了几天饱饭，他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专门写预测文章，有的预测中国将在30年内超过美国，有预测只需要15年，还有预测到2020年就可以了；有的学者一直鼓吹“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最有效，将拯救世界；还有众多的网络文章不断地揭露美国穷人生活困难、纽约等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等等，这样的宣传让人觉得中国已成经济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并马上就要超过美国了。
事实究竟如何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水平仅相当于100年前的美国。如果对经济稍微有一些理解，就会认识到奥巴马不是在胡说八道。即便国内目前的统计学是可靠的，也不能以GDP总量来判断经济实力，它说明不了很多问题。早在清朝，中国的GDP就是世界第一了，但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即便中国在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GDP超过美国，那也不说明中国赶上了美国。即便是人均GDP，在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上也没那么重要，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家人均GDP都排在世界前面，但谁也不认为它们是经济发达国家。马克思从来没有把GDP纳入对文明的思考，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概念。把GDP作为衡量经济的一个标准，只是二战后庸俗经济学的庸俗传统。在马克思那里，底层文明元素（经济基础）的核心是技术。不可否认，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上有空前的提升，但目前的整体水平在国际上属于很低的，属于第四梯级。在几乎在所有工业领域包括钢铁冶炼，我们都落后于韩国一个技术梯级，而韩国也仅排在世界第三梯级。这就是说，仅从文明的低层次元素来衡量，我们的道路也是十分遥远，还属于“野蛮”状态。如果从高层次元素来衡量，差距有多大就不好说了。因为文明的高层次元素不那么直观，容易遭到各种模糊和诡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尚处在模糊和诡辩阶段的民族精神，必定是缺乏理性之光的，是昏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