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觉的定位并发挥其功能？这是困扰着当代哲学的重大问题和挑战。要对此做出有力的回应，一个重大课题是重新审视与深入思考哲学与启蒙的关系。福柯曾说道：启蒙问题是现代哲学历经两个世纪，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在重复的问题:“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或哈贝马斯，中间经过尼采或马克斯.韦伯，很少有哲学不曾直接或间接地碰到这同一个问题：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它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作的是什么”[[1]]。可以说，哲学与启蒙的关系是现代哲学及其发展的基本母题之一，它对于推动哲学的自我理解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一、哲学的启蒙功能：终结还是深化

“启蒙”（Enlightenment），乃是直接从“光”（Light）一词派生而来，它意味着光明对黑暗的驱赶。自哲学产生以来，“启蒙”就一直是哲学最为重要的功能与精神品格。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可谓是对哲学的这种“启蒙”性质和功能最早的经典表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比较了“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前者如同头颈和腿脚被缚、处于洞穴之中“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的囚徒，他们只能远处高地的火光，看到映射在墙壁上的自己的倒影[[2]]。

按照这一隐喻，哲学的作用就在于帮助“洞穴”中“囚徒”们解除禁锢，矫正迷误，引导他们从黑暗的洞穴中走出来。在此，“地穴囚室”意味着感性的“可见世界”，火光意味着“太阳的能力”，即“善的理念”，“善的理念”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3]]。在此意义上，哲学所承担的正是一种“启蒙”的功能：把“光亮”带给“黑暗”和“蒙昧”中的人们，使之实现灵魂的升华，把他带向自由的境地。

但是，把哲学的这种功能明确用“启蒙”一词来进行概括并对它进行系统阐述的是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可谓对此最为凝练和集中的表述。他说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的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4]]

康德把“自由”视为启蒙的最高价值，他论述道：“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5]]。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由外在的神圣的权威来支配和控制自己的大脑，这构成了“启蒙”的真实内涵。

正因为此，康德把“批判”视为哲学最为根本的任务和本性：“现代尤为批判之时代，一切事物皆须受批判。宗教由于其神圣，法律由于其尊严，似能避免批判。但宗教法律亦正以此引致疑难而不能得诚实之尊敬，盖理性唯对于能经受自由及公开之检讨者，始能与以诚实之尊敬”[[6]]。哲学自由的理性批判，所针对的是一切形式的独断主义与教条主义，通过哲学的批判，消除一切未经反省的偏见与僭越，这是人类通向自由和解放的根本途径，因而是哲学启蒙功能与精神最为集中地体现。

然而，在现当代哲学中，上述意义上的启蒙作为哲学的功能和精神品格却成为了一个聚讼纷纭的中心课题。虽然不乏如哈贝马斯等人那样试图捍卫哲学的启蒙精神与功能，但从多个层面对哲学的“启蒙意识”或“启蒙心态”进行激烈的批判与解构，已成为现当代哲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概括而言，人们对哲学启蒙精神的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对哲学启蒙精神所体现的“基础主义”与“学科帝国主义”的批判。哲学以“开启蒙昧”、“带来光明”作为自身的使命，这表明哲学把自身视为代表最高真理与最终解释的特殊学科，它认为自己能够提供一套统一的观念和框架，来描述合理生活方式的蓝图，为“证明或批判生活方式和社会改造纲领提供着基础”[[7]]。

哲学的这种“启蒙心态”所表明的是哲学的狂妄和虚幻，因为“不管哲学家可以怎样被认为对一切事物作出彻底的论断，他总是扮演很坏的预言家、报警人、说教者甚至很坏的智者这类角色”[[8]]，哲学的启蒙所试图扮演的正是这类“坏的角色”，因此，必须揭露和解构这种“狂妄”和“虚幻”，并由此消解了哲学的启蒙意识和启蒙诉求。

其次，是对哲学启蒙精神所包含的理性中心主义及其支配与控制欲望的批判。哲学启蒙的核心是理性之光的照耀，无论在柏拉图还是在康德那里，哲学启蒙都意味着理性之光对迷信、盲从和愚昧的驱逐。然而，这种对理性力量的推崇所表明的正是对理性的迷信与盲从，因而在哲学的理性启蒙之中包含一个自我否定的内在悖论：“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9]]：在理性逻辑中包含着一种压制与暴力的因素，这一逻辑的内在展开和实现，必然在现实中带来对人的奴役和统治。

因此，理性的“启蒙”在根本上一种充满支配与欺骗的幻象。更严重的是，这种哲学启蒙精神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将导致极权主义的后果，它以以“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区分作为基本预设，前者代表着理性的权威，后者代表着被动的服膺，这必然形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结构，使得少数“精英”对多数人的管制和统治成为“合法”，这将会为现实生活中的极权主义力量以“启蒙”为名进行恐怖统治提供依据，从而给现实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10]]。

最后是对哲学启蒙精神对“传统”的忽视所造的人的抽象化的批判。启蒙意味着把人从对传统和历史的盲从中摆脱出来，在哲学的启蒙姿态面前，“传统”被视为非理性的权威、盲从的迷信而遭到贬斥，由此导致了传统的消褪与人的历史性的遮蔽。事实上，人不是生活在水晶宫般纯净透明的理性世界中，而是生活在各种不同的“传统”之中。在人“占有”传统之前，人首先已被传统所占有。

“传统”作为人生存“先有”、“先见”和“先握”，规定了人生存和认识的基本条件和视野：“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主体性的焦点用是哈哈镜。

个人的自我思考只是历史生命封闭电路中的一次闪光。因此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11]]。因此，人不是无“前见”的“我思”，不是绝对的“先验主体”，而存在于历史中，作为历史性传统的结果而存在。“历史性”是人区别于其它一切存在者的根本特征。因此，以“理性”对抗“传统”、以“主体性”对抗“历史性”，这是对传统的遗忘，因而也是对人的历史性存在的遗忘。

由于上述原因，“启蒙”被证明是哲学赋予自身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功能，哲学的启蒙精神被证明包含独断的、抽象的理论诉求。因此，哲学的启蒙精神应该走向终结，而与哲学启蒙精神的终结相伴随的是，哲学也应该一同走向终结。

上述现当代对哲学中对哲学启蒙精神的消解与批判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哲学的启蒙精神？哲学的启蒙精神究竟应该延续和深化还是走向终结?

二、启蒙：“名词”与“动词”意义的划界

我们认为，要深入理解当代哲学中的反启蒙精神并对哲学的启蒙精神做出有力的辩护，一个基本前提是自觉区分名词与动词意义上的“哲学启蒙”，围绕着“哲学启蒙精神”所发生的两极对立的争论和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缺乏对这二者的自觉区分。通过二者的自觉划界，我们就将一方面拒斥独断化、教条化的“哲学启蒙”，同时又将拯救启蒙中所包含的哲学最为重要的精神品格。

名词意义上的“哲学启蒙”，包括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在狭义层面上，它特指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所代表的对哲学启蒙精神的理解。众所周知，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是在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于欧洲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哲学运动。它对哲学的启蒙精神的理解，恩格斯曾这样概括道：“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

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12]]。在广义层面上，它所指的是传统形而上学所代表的对哲学的本性和功能的理解方式。前述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理解方式。众所周知，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解释原则，哲学的启蒙精神正建基于这些基本解释原则。这些解释原则，概括起来，最主要的包括：

（1）绝对主义原则，超感性的逻辑概念世界作为绝对实在、最高本体和“最后本质”，被视为理解人与世界的无条件根据；

（2）终极性原则，超感性的抽象的逻辑概念世界代表着终极真理，是支配人们全部思想和生活的最高权威；

（3）非历史性原则，非时间、非语境的逻辑概念世界作为“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构成在历史中变动的人与世界的不变根源[[13]]。以这种绝对的、终极性的、超历史的先验本质世界为根据，哲学成为绝对和最高真理的捕获者，肩负着引导人们摆脱非理性的黑暗世界并进入通体透明的光明之境的神圣使命。

上述狭义和广义层面的理解虽然在具体表现形态和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在深层二者对“哲学启蒙”的理解有着共同的思想支柱，以赛亚.伯林把它概括为三个最为基本的命题：首先，它相信“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问题”，其次，它相信“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其三，它相信所有的答案都必须是兼容的[[14]]。

伯林指出：“这些命题不仅限于启蒙运动，尽管启蒙运动提供了三个命题的特殊文本，把它们转换成一种特殊的形式……这些正是理性主义的西方传统的一般假设，不管这传统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在启蒙运动那里，命题的陈述做了一些特殊的改动，也就是说答案不是通过那些延续至今的方法获得的”[[15]]。这即是说，无论古希腊哲学，还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无论是近代的经验哲学，还是唯理论哲学，不论是启蒙哲学，还是德国唯心主义等，虽然在思想内涵上各有区别，但在深层都体现和遵循着上述基本原则。

与上述理解方式有着重大不同的是从动词的意义上理解“哲学启蒙”，按照这种理解，哲学的功能不在于以这种终极知识为根据，为整个世界带来一劳永逸的“光明”，相反，“哲学启蒙”所意味着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治疗”“活动”，其目的在于破解笼罩在人的思想、行动和生存之上，使人的思想、行动和生活陷入抽象化的力量，从而推动人们不断从束缚和强制中解放出来，不断扩大人的自由生活空间。

作为“历史性”的“治疗”活动，哲学启蒙具有两个最为重大的性质，一是“历史性”，二是“治疗性”。

“历史性”意味着：“哲学启蒙”没有永恒的、终极的、亘古不变的主题，它不以永恒在场的终极存在为目标，而是要针对不同历史条件下“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6]]进行反思批判活动，从而祛除压制与遮蔽人的自由的种种抽象力量，推动人的自由和解放。由于这种抽象力量与关系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哲学启蒙的主题和对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必然相应发生变化与转换，这决定了哲学启蒙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任务，而是一个需要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重新开始的工作。

它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只是锲而不舍地追究终极的问题，而且还要知道：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我认为，哲学家尤其必须意识到他自身的要求和他所处的实在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17]]。它表明，哲学自觉地放弃了“君临一切”的幻想，而是把自己存在与人的历史性的生存状态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在与后者的相互对话与积极互动中寻求获得自身存在的生命并确证自己的力量。

这即是说，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对人的现实生存和社会生活的深层根据的不断追问和审视并在这种追问和审视中不断生成自身的“活动”，而人的现实生存和社会生活不是超时间性的，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现实的“场域”之中，这就使得哲学的启蒙不可能超越时空，而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合乎时势”的“活动”。由于这种“历史性”，决定了哲学启蒙自觉地拒斥一切现成的教条，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和态度，这种“哲学气质在于：通过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对我们所说、所思、所做进行批判”[[18]]。

哲学启蒙作为“历史性”的活动同时是一种“治疗性”的活动。“治疗”本是一个医学术语，意味着对疾病的分析和诊治。而“哲学治疗”，所指的是对人的思想、人与社会的“病症”和“病态”的分析和诊治。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人的思想、人与社会的“病症”和“病态”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态”，哲学的重大功能就在于以一种反思意识的方式揭示和解剖这些“病症”和“病态”，从而提升人们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意识，使人清醒地意识到现存状态的有限性和非完美性，从而推动人们否定和超越自身，向未来敞开新的空间。

离开这种哲学的分析与诊断，人和社会就可能停留和沉浸于现存状态而自鸣得意并因此陷入停滞和僵化，人的思想和信念就可能束缚于教条和盲从而失去自我超越的欲望和勇气。对此，伯林说得好：“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19]]。

从以先验的形而上学原则为根据、以“立法者”自居向世界的“发号施令”转向“历史性”的“治疗”“活动”，这是对“哲学启蒙”的方式和途径的一种全新理解。它表明哲学自觉放弃了立足于人与社会历史的最顶端的“以一驭万”的欲望，放弃了居于人类文化价值等级秩序最高处的幻觉与迷恋，而是把自身置于人类文化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场域中，积极寻求介入和推动现实生活的途径。哲学的启蒙功能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与意义，并获得了不可消解的存在合法性。

分析至此，再回顾第一部分所探讨的现当代哲学中对“哲学启蒙”的批判与消解，我们可以对这种批判和消解得出如下两点清楚的认识。

第一，这种批判与消解所针对的正是上述名词意义上的“哲学启蒙”。就此而言，我们认为，这种消解和批判是十分深刻的，它洞察到了这种对“哲学启蒙”的理解中所包含的独断和教条倾向，深入分析和揭示了这种理解所包含的内在悖论，即它以“启蒙”作为自身的出发点，但由于是以一种独断的、抽象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启蒙”，结果“启蒙”变成了“蒙昧”和“盲从”，“哲学启蒙”失去了生气勃勃的品格而沦为形而上学的先验原则的牺牲品。

但是，抛弃名词意义上的“哲学启蒙”，只是抛弃了对哲学启蒙的某种教条化的理解而并不等于抛弃哲学的启蒙精神本身。与这种“名词化”的理解相对的是“动词化”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哲学启蒙”将仍然显示其十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与意义。

第二，现当代哲学中对哲学启蒙功能所进行的消解和解构，在深层所体现和贯彻的正是动词意义上的哲学启蒙活动，正如美国学者奥斯本所言：“质疑启蒙正是启蒙的一个方面，而并不必然是敌视启蒙的行为”[[20]]，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现当代哲学中所进行的是一种“反启蒙”的“哲学启蒙活动”，或者说是在以一种批判启蒙的方式延续和深化哲学的启蒙精神。

所谓“反启蒙”，是指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一些流派和哲学家对传统的哲学启蒙观，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代表的哲学启蒙观的批判与消解。它对这种哲学启蒙观的批判与消解，具有双重的深层动机。一是为了祛除传统哲学启蒙观的教条和独断，拯救思想的思想生机和个性，二是为了启现代性之蒙，消除现代性方案的教条和独断，拯救人的自由个性，推动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

就前者而言，在它看来，传统启蒙哲学观企求成为超级学科，自诩哲学的“说话方式”高于其它所有的说话方式，因而拥有“启蒙”他者的绝对话语权，这在实质上是一种知识上的专制主义和学科“沙文主义”，表现的是哲学对于自由个性的压制，对此，福柯称为“总体性话语的压迫”，德里达谓之“形而上学的暴力”，拉康则称之为“主人话语”。因此，批判和消解这种哲学启蒙观，实质上就是要批判和消解传统哲学启蒙观那种“启蒙”与“被启蒙”的不平等的等级结构，从而解放人的自由个性，拯救被压抑的“他者”的空间，推动人与人之间的非压迫的自由交流和交往。

就后者而言，在它看来，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即“主体性”原则意味着一种新的神话与幻觉。“主体性”原则的初衷本来是欲开启人的“神性之蒙”，把人从宗教神学与政治专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由于它把“主体”视为“唯我独尊”的占有性实体，结果又重新导致了人的抽象化，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与消解，意味着启人的“理性之蒙”和“主体性之蒙”，以达至人的具体性、丰富性和个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说道：所谓后现代性，实质上是要“重写现代性”，“后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时代，它们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首先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计划的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重写已经开始很久了，并且是在现代性本身中进行的”[[21]]，所谓“重写现代性”，实际就是要对“现代性”曾经进行的启蒙进行再次启蒙，从而把人的自由和解放推进到新的高度。

因此，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反启蒙”的姿态后面，实际上最为深层地体现和贯彻着哲学的启蒙精神。对此，即使被人们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福柯也承认：“批判的工作包含着对于启蒙的信念，……这种批判工必须对我们的界限作研究，即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22]]，这充分证明：“动词”意义上的哲学启蒙精神，是不可能真正被消解的，它构成了哲学之为哲学的灵魂与生命。

三、不可消解的启蒙精神与哲学的希望

区分名词和动词意义上的“哲学启蒙”，从动词的意义上把哲学启蒙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治疗”活动，“启蒙”将成为哲学最为根本的存在方式和精神气质，成为始终与人的存在相伴随的、永不终结的开放性活动，这为我们回应种种“哲学终结论”，深入理解哲学在当代社会与理论语境中的恰当定位和功能，确立哲学的当代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根据。

哲学启蒙作为“历史性”的“治疗性”活动，贯彻了一种真正彻底的辩证法的精神。它自觉地认识到，无论是人的思想，还是人和社会历史发展状况，都不可能达到至究终极的完美境地因而具有不可克服的“有限性”。这一自觉认识使它在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启蒙观。如前所述，传统哲学对“启蒙”的理解是以形而上学的先验化的本质世界为根据的，因此，它认为哲学启蒙将把一劳永逸地把人们从愚昧、盲从、苦难和不公中摆脱出来，进入一个毫无阴影、光明普照的无矛盾的终极完美世界。

这说明，传统的“哲学启蒙观”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哲学启蒙源于对有限现实的批判，它以承认思想、人与社会生活状态的有限性为前提，哲学启蒙的作用就在于对有限性的反省与超越；另一方面，哲学启蒙的目的却是要终结这种有限性，一旦达到了终极完美的境地，也就意味着哲学启蒙任务的完成和终结。这即是说，在传统的哲学启蒙观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哲学启蒙任务终结的逻辑结论，而哲学启蒙功能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哲学自身存在合法性的丧失。

要摆脱传统哲学启蒙观的这一重大悖论，就必须抛弃其关于人的认识、人与社会历史发展终极状态的幻觉，自觉地承认：无论是人的认识，还是人的和社会历史发展，都不可能通过某一终极的“哲学启蒙”而达到终极的圆满状态，“有限性”是它永远难以彻底摆脱的本性，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有限性”，哲学启蒙才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进行的任务，哲学也因此具有了不可消解的存在合法性。很显然，这种对“哲学启蒙”的理解所体现和贯彻是一种真正辩证法的精神。

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时曾说道：“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熟读死记的教条”，人的认识、人与社会历史的发发展“永远不会在为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23]]。

在同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这样概括辩证法的本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4]]。在此，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以及与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被彻底推翻了：“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25]]。在此意义上，把“哲学启蒙”理解为一种“动词性”的历史性活动，所体现的正是对这种辩证思维方式的自觉。

基于这种对人的认识、人的与社会历史发展状态“有限性”的辩证自觉，“启蒙”于是成为哲学不可消解的“天命”。既然人的认识和人和社会存在状况不可能达到终极完美状态，那么，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人的认识和人与社会的发展状况都总是存在被“遮蔽”与被“扭曲”之处，因而也就存在着不断被“启蒙”的要求和需要。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立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对这种“有限性”进行自觉地批判性地分析和揭示。通过这种揭示，使人们自觉地意识到：在一定历史阶段曾经具有合理性的人的认识、人与社会的发展状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失去现实性成为不合理的、束缚人的自由的保守力量。

就此而言，哲学启蒙就如同福柯所说的对“对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的反思”，这种分析和反思旨在回答：“在对于我们来说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断强制的成分。总之，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26]]。这里所谓“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反思”也即是对人的认识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有限性的分析和反思。通过哲学的启蒙活动，帮助人们戳穿种种假象，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有限性”和“界限”，从而不断地推动人们逾越这一界限，追求更为自由的别样的生活方式。

人与社会的存在总是不完美的，人的思想和认识总是不可能达到终至究极的“绝对真理”，的哲学的启蒙任务因而也就总是尚未完成的。在此意义上，“启蒙”是与人的认识和人与社会历史发展历史伴随始终的历久弥新的哲学活动，启蒙精神是哲学不可消解的精神品格，哲学因此而体现出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和存在合法性。

从哲学史上看，哲学的启蒙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治疗”活动，体现为三个最为基本的向度。其一是“思想与文化观念的治疗”，二是“人生与社会的治疗”，三是“哲学的自我治疗”。

“思想与文化的治疗”是体现哲学启蒙功能的重要方面。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发展总是受到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一方面，人是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创造者，但另一方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一旦接受某种思想和文化观念，它们就可能成为控制人的僵化教条，正像施蒂纳曾警告过的，思想文化观念一旦成为“圣物”，就会成为人大脑中的一个“轮子”，成为控制人的生命、阻碍社会发展的异化力量[[27]]。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观念会成为与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病症”，甚至成为压制人的自由的独断教条。

在这种情况下，“启蒙”就成为了一个现实和迫切的任务。伯林曾这样概括到：“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部分是反叛的结果，子革父命，至少是革去父辈的教条，而达成新的信仰。这正是发展、进步赖以存在的基础”[[28]]，这里所说“反叛”，所指的实质就是对那些人们不予反思的统治着人们头脑的过时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分析与诊治，通过这种分析和诊治，实现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转变，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就是“哲学启蒙”所能发挥的重要功能。

“人生与社会的治疗”是哲学启蒙的另一重要维度。对人生和社会的病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与诊断，这是哲学自产生以来就承担的重大功能。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的名言所表达的正是对种种受流俗观念支配的生活样式和批判性反省，而其要成为“雅典牛虻”的自喻更是表明了它疗救社会人生病态的自觉意识。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当时雅典“不正义”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一种“治疗”，“理想国”正是他为现实社会病症开出的“处方”：它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原型”，这一“理想的城邦”将“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29]]。

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以思辨著称，但康德被马克思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30]]，黑格尔则被哈贝马斯称为“第一个对现代性提出质疑的哲学家”。尼采明确把对“人性”与欧洲文明的诊断确立为自己的哲学任务。海德格尔对对现代性尤其是对技术本质的诊断，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所进行的多视角批判、福柯、德里达等人对现代性的诊断……，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和体现着哲学的“治疗”功能。

马克思曾说道：“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1]]，“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对哲学启蒙功能的这一维度的精辟表达，它意味着，通过对扭曲和病态的现实社会和人的生存状态的诊断和治疗，去寻求和创造更为美好的生活。

“哲学的自我治疗”是哲学的自我启蒙。哲学对思想和文化观念，对人生和社会的启蒙始终伴随着哲学的自我启蒙，它体现的是哲学通过自我反思，从既有的哲学思想教条中解放出来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精神。在哲学史上，哲学的自我治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现象。在古希腊，有怀疑论者对哲学的自我消解，在近代，有培根对“四假象说”的批判，在现当代哲学中，有维特根斯坦主张通过语言分析进行“哲学治疗”，有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对“哲学的解构”所要求的“哲学终结”，等等，即是哲学自我治疗的代表性案例。

“哲学的自我治疗”之所以成为必要，根源于哲学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哲学是一种把人从教条和独断中把人解放出来的力量，开启蒙昧、破除教条、消解思想桎梏，推动“思想解放”，这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功能。但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种哲学学说与哲学思维方式就可能失去其原初所具有的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而沦为扼制思想自由、束缚人与社会发展的过时教条。

哲学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本性，内在地要求哲学进行“自我治疗”与“自我拯救”，通过不断进行自我治疗，避免陷于教条和僵化的命运，保持哲学思想充分的活力。在此意义上，哲学的自我启蒙属于哲学的自我“解毒”性活动。

以上哲学启蒙活动的三个基本维度，虽然所涉及的领域和对象并不完相同，但都共同地把不懈地祛除和超越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相敌对的种种桎梏，推动人从种种盲从、压制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作为自身的根本旨趣。只要人类还在不断地渴求自由和希望，启蒙就是哲学永远未竟的事业，启蒙精神就是哲学不可消解的最为重大的精神。这是哲学的希望之所在。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