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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晖 来自约西亚•奥博（Josiah Ober）《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序
古代雅典，一个小小的“城邦”（polis）——不是有些国人理解的“城市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城市的“小国”。
古希腊有些polis，包括一度最强大的polis斯巴达，是没有城市，甚至没有城墙的。但斯巴达与雅典都是“公民政治共同体”，它们也在这个意义上被视为两个城邦即polis，并由此衍生出politics（城邦公共事务，即“政治”）、policy（城邦政治给出的公共事务细则，即“政策”）、police（城邦治安，即“警察”）等起源于西方的近代概念。
当然雅典这个polis不同于斯巴达，她不仅有城市和城墙——乃至古代罕见的、不仅保卫一个“城市”而且保卫同一政治体内两个城市（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双联城墙”，更重要的是她有高度发达的公共政治参与模式——民主政治。这使雅典获得了“民主发源地”的美名。
在古典民主时代，雅典城邦人口按不同估计在20~40万人，土地最多时也仅约1000平方英里，只相当于中国今天的一个小县。
即便在古代所谓的“地中海世界”中与埃及、波斯、罗马、迦太基、马其顿等相比，也只是一个蕞尔小邦。甚至在今天希腊版图内，雅典领土也不及斯巴达，更不及后来的马其顿，很可能也不及此前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一些“宫廷国家”。
而且即使在古代，雅典也并非总是“民主”的。“黑暗时代”与“古风时代”的雅典曾与前共和时期的罗马一样，处于所谓的“王政”之下，当时的雅典人受王（巴塞琉斯）统治，公元前700年左右结束王政后又由贵族统治。
按一般的说法，她的民主转型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粗成于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而在所谓的伯里克利时代达到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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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改革
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就走了下坡路。
尽管从形式上看战后的民主似乎更加“激进”，但一般认为实际上这恰恰是它陷入危机的体现（本书作者奥博并不这么看）。
公元前338年雅典落入专制的马其顿控制下，民主政治基本没落——一般认为它在公元前322年最终被废弃。
接下来，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雅典作为一个有限自治的城市，虽然还保留了一些古典传统，但“伯里克利民主”已经不复存在。
历经拜占庭、十字军拉丁君主、威尼斯和奥斯曼时代后，雅典已经基本被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同化，以至于近代民主宪政的潮流从英、美、法兴起，乃至席卷欧洲后，雅典却长期成为欧洲“被民主遗忘的角落”，宪政进程非常坎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初兴，军人政权下台，希腊与葡萄牙、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才开始了现代民主的时期，雅典也才找回了她失落了两千年的“民主传统”。
总之，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古典的“雅典民主”从梭伦改革到马其顿控制，满打满算不过两百多年，初期贵族政治成分还很大，后来也有多次寡头和暴君统治的插曲。典型的“伯里克利民主”实际只有几十年，最多不超过一个世纪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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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时期公民大会 但是，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少的人口和（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而言）这么短的时间，却都无损于“雅典民主”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巨大影响和持久光辉。
古典民主时期，雅典经济发达（以那个时代的标准论）、政治清明（那时或许有决策错误或“多数暴政”，但即使批评者也承认，滥用公器的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是基本没有的）、文化鼎盛、思想解放，其群星灿烂之光穿透后来的千年黑暗，一直在启迪后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始终与贵族（寡头）制、独裁（僭主）制乃至所谓“东方专制”不断地斗争，民主政治内部的“好民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和政治）与“坏民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暴民政治）也在时时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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