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视野：北京老城商业街区的演变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老城商业街区，作为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更承载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和市井生活气息。这些商业街区不仅满足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还吸引了大量外地商贾和游客，成为城市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夸张地说，了解老城商业街区的演变，等同掌握解锁北京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从而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入地洞悉这座千年古都的风韵。然而老城商业街区起源于哪里？其间，尤其是截止到解放前，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可能许多人并不了解，值得一说。

北京老城最早的商业街区，有记载的应该是唐代幽州城的檀州街。虽然在更早的魏晋南北朝时候，蓟城就有了如互市等商业贸易活动，但在具体的商业街区史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唐时期北京称为幽州，已然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大量中原文化特色的商品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物品汇聚一堂，契丹、靺鞨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于此，胡商众多，商贸发达。如“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原为一牙郎，有点像现在的中介，他“解九藩语”，仗着语言的天赋，发迹于胡市，笼络控制着大批胡商，为其日后起兵反叛奠定了经济基础。

当时幽州城城北已有固定市集，称为幽州市，前面说到的檀州街便位于幽州市内。檀州街的具体位置，如今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是一条东西街，在长椿街附近的三庙街，也有人认为是一条南北街，就是如今的长椿街。但不管怎样，其当时的繁华程度是无需质疑的。这条街从唐幽州城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辽南京城，都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大街两侧设有不少的商肆，各类商品荟萃其中，马车人流涌动，非常热闹。要说热闹到什么程度？据说连当时辽朝的皇帝都为之所动，微服到这个繁华街区去观赏。现在看来，皇帝真的有没有微服，还有待商榷，但檀州街当时的热闹繁华，应该是不假的。

到了金代，金中都的商业更是有了长足发展。首先中都城更大了。天德元年（1149年）海陵王下令增扩辽燕京城，到了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改名为金中都，北京也正式开启作为国都的历史。城市的变大，人口也随之变多，中都城的人口由辽南京城时的15万人增至40万人，更多的消费人群也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达。其次是金代统治者对商业采取扶持的政策。金政府编修《明昌律义》《泰和律》等律典，在法律上保护商业的发展，并进一步对中都城内的市场规范管理，促进市场繁荣。统治者更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去体恤商人。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金世宗要去兴德宫祭祀元妃李氏，路过市场，手下人为了方便皇帝出行，就命令商人停止营业，还拆除了一些商用设施。世宗得知后反对这种行为，说此举危害了百姓的生计，还提到自己以前去兴德宫怕妨碍百姓，都是绕道而行的，足见其用心良苦。

金中都的商业街区较前朝也有所变化。因城中坊墙的打破，经商环境更加便利，城北的市场更加繁华，规模也有所扩大，东起施仁门，沿着檀州街向西，到金宫城北门外，大致在今菜市口到广安门一线，是一条繁华的大街。除了日常商品经营之外，还出现了经营性的歌舞瓦楼，有记载的如燕市的西楼、明义楼、大安楼等等，都是为了迎合权贵的享乐需求，演出一些歌舞戏剧，这些表演后世还有一个特定的称谓为金院本。此外，在今陶然亭附近，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南市。南市主要经营贩马，当时在那里从事马匹交易的商人达到二百二十人之多，可见该市场的规模和交易数额之大。

元大都的兴建，城市择址从金中都的莲花河水系转移到高梁河水系，城市规模有了质的飞跃，大都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人口激增，达到百万之多，使得商业贸易极大繁荣。城内全国各地的商品佳物云集于此，各类市场和店铺遍布全城，四海万国商人往来频繁，已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国际城市。除了大家熟知的《马可·波罗行记》外，当时高丽国人所著的《朴通事》也有大都城商贸相关记载。

书中说到一个丁姓的高丽商人赴大都贩马，一路走一路卖，等到了今通州的时候，马卖了多一半，而到了大都城内，不久所有的马就都卖了。还提到高丽商人跟大都商人交易丝绸，商人夸自己的丝绸怎么怎么好，高丽商人说你可别瞎说了，你骗不了我，现在连达达(蒙古人)和回回（西域人）都学精了，更何况我高丽人了。书中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不难看出外籍商人早已融入当时生活，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元大都的商业街区随着城市“前朝后市”的布局理念，以及漕运的贯通，有了较大的变化。大都城的主要商业街区有三个，大致呈现出三角方位。

上方是城中心的钟鼓楼到斜街市，就是今地安门外大街、鼓楼西大街和旧鼓楼大街一带，因毗邻当时漕运终点海子（积水潭），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也是城中最繁华之所在。街区内集中了众多金银珠宝、绸缎皮帽、日用百货等店铺，在海子北岸还分布有许多的歌台酒馆，形成众多的小市场，这在北京第一部志书、元人熊梦祥所著的《析津志》里有着详细记载。城中皇城西侧为羊角市，在今西四一带，邻近平则门（阜成门），是去往京西的必经之路。每年农历九月，很多商人买牛装车，往西去载运煤炭，故对大型牲畜需求量较大，逐步在此地形成牛羊、骡马等大型牲畜交易的专业市场。基本上与之向东平行，在皇城的西侧为枢密院角市，在今灯市口一带，主要经营日用杂货、柴草等商品。其毗邻的齐化门（朝阳门），为南方商人进入大都的必经之路，加之附近的文明门（崇文门）又是漕运进大都的关门和税卡，交通便利，往来频繁，逐步形成东部的商业街区。

明代，北京的城市建设达到空前的高度。靖难之役后，朱棣命徐达、华云龙南移北平城，重筑北城墙，永乐十九年（1421年）重又迁都北京。而后嘉靖年间又修建外城，从而奠定了如今老城“凸”字型的格局。随之而来的，城内商品种类大幅增加，全国优秀商品通过水陆两路汇聚于此，各地商人纷纷进京从事贸易活动。商贸的兴盛为京城带来了大量的人流和物流，成为当之无愧的繁荣帝都。

市场的迅速发展，加之货源的充足，北京消费城市的性质也日益明显。明万历年间，北京城市人口据统计为85万人左右，虽较之前朝有所下降，但北京上至皇宫贵族，中至官员商贾，下至贫苦百姓，行业众多，职业众多，不同身份跟不同阶层叠加一起形成庞大的多层次消费群体，城市的消费购买能力反而进一步提升，甚至于奢靡之风兴起，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奢靡风气上行下效，争相攀比，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势头。

明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记述，有一次他在京城一个姓蒋的揽头（项目管理人）家中吃饭，当时一共有贵宾八人，上菜时每人盘中有鸡首八枚，八个人就是六十四个鸡首。其中有一御史爱吃，不光把自己的吃了，没吃够还管别人要。蒋揽头看到这种情况，立马吩咐依照原样再上八盘。等于这顿饭一共上了一百二十余个鸡首，相当于也宰了这么多的鸡。一个小小的揽头都有这种排场，让久居江南的田艺蘅颇感震惊。

明代的北京商业街区，随着城市规模变大，对元代遵循的“前朝后市”格局有所突破，也有一些延展。如果按图形来说，大致由元代的三角形演化为菱形。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由前朝的钟鼓楼一带，转变为棋盘街到正阳门外一带。

棋盘街的位置相当于今天安门广场，当时是连接东西两城的主要通道，两侧又是各府衙的集中地。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有记述：棋盘街两侧府衙对列，天下的士民工商汇集于此，摩肩接踵，日日喧嚣，热闹非凡。而正阳门外商业街区的形成，一是明代实行“召商居货”的政策，就是在北京城内的空地修建几千间临街的铺面房，称为“廊房”，招商引资，从南方等地迁入大商贾落户，逐步形成商业规模，所以现在前门附近还留存有廊房头条、廊房二条的名字。二是漕运的变化。明代将北京城内的部分通惠河包入皇城之中，漕船便无法再进入积水潭，只能到达东便门外的大通桥，再陆路进京。这使得大量货物转运到正阳门外集散，于是很多外地商客也落脚南城，在正阳门外搭棚摊店，日渐繁华。从棋盘街到正阳门外一带，集中了上千家中上等店铺，主要经营珠宝、古董、字画、绸缎、布匹、服装等等，招幌林立，熙来攘往，一片繁华胜地。这些在明代绢本设色画《皇都积胜图》里有着很生动的描绘。

“东单、西四、鼓楼前”的传统商业街区在明代也有所调整。前朝最繁华的钟鼓楼地区，因漕运的改变商业规模有所弱化，但从地安门外大街至鼓楼间仍是一条繁华的大街，日日有市，有米市、面市、皮帽市、柴炭市等等。在西四牌楼一带有西市，各类店铺密集，有马市、羊市、果子市等等。东边灯市口一带是灯市，为明代一个较繁华的商业街区。灯市街长二里，开设有宝和、和远等六家皇店，经营珠宝玉器、日用百货。每年灯市伴随上元节展示灯饰，从正月初八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七日。白天集市，夜晚展灯，连官员都放假十日去赏灯观会。灯市期间，每天早晨就人满为患，不仅集中大量的灯商，天南地北的商人也携奇珍异宝去进行交易。到了晚上观灯放烟火，各种花灯巧夺天工，高悬如璀璨星辰，美不胜收。正如明人冯琦在《观灯篇》中所云：“五都万宝集燕台，航海梯山人贡回。”

明代北京商业街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城内的庙市已非常兴盛，这些庙市定期开放，百货陈集，尤以都城隍庙市为盛。都城隍庙市在今复兴门内成方街，每月开市三天，开市之日从刑部街之东，延至城隍庙，有“绵亘十里”之说。庙市上的商品更是形形色色，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述有古今的图书、唐宋的书画、秦汉的镜子，还有南方的绫锦、儿童的玩具、女性的胭脂，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逛的人更是来自大江南北，有来自全国的商贾，还有漂洋而来的碧眼胡商。逛庙市者也不分地位尊卑，有普通的老百姓，也有政府官员。有意思的是，一些官员甚至官服都来不及换，利用间歇匆匆就赶到庙市来逛，冠带相错，可见都城隍庙市对士人的吸引力。

清代北京城市的建设基本延续前朝，但统治者的政策改变，对北京的商业贸易仍有较大影响。清代前期，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居”的政策，使外城商业日渐发达，典当、钱庄、商业会馆繁荣，商品极大丰富，成天下货物总汇之区。中后期内城商业得到恢复，洋行洋货涌入京师，近代金融行业的诞生，给北京的商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清代北京的商业街区，不同时期根据统治者政策执行力不一，也产生一些变化，总体而言是由之前的点区域逐渐向面区域演化的过程。

前期，统治者严格实施“旗民分治”政策，内城的汉人迁至外城生活，内城由旗人居住，并禁止旗人进行经商活动。这使北京的外城商业快速发展，更加繁荣，前三门外的商业街区基本形成。前三门指的是正阳门、宣武门和崇文门，龙头是正阳门。正阳门大街延续前朝的兴旺并发扬光大，店铺鳞次栉比，人群川流不息，成为京师最繁华之处。其西侧的大栅栏，短短二百七十米的一条街巷，更是京师商业之精华，正所谓“繁华市井何处有，大栅栏内去转游”。这里也是北京很多老字号的发祥地，如同仁堂、瑞蚨祥、内联升等，闻名中外，大家耳熟能详。宣武门外一带因会馆众多，各地士子赴京赶考居住学习，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的编修又助推不远处琉璃厂的兴盛，文化商业十分繁荣。崇文门外花市，每月初四、十四和二十四有市，开市时很热闹。花市顾名思义，以花交易为主，不过不是鲜花，而是手工绢花，经营者约有上千家，生产的绢花争奇斗艳，夺魁天下，故有“天下绢花出北京，北京绢花出花市”的美名。

中后期，统治者对内城商业的禁令有所松动，内城的商业也得到恢复。主要的商业街区集中在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附近，传统的庙市市场也很兴旺，尤其是东边的隆福寺庙会和西边护国寺庙会，这两处庙会规模更大，开市的时间也长，每个月开市六天，且商品全，吸引很多人前来购买，故清人杨静亭在《都门纪略》中有“东西两庙最繁华，不数琳琅翡翠家”的记载。

最大的变化，是清末王府井商业街区的兴旺。当时的王府井大街是指东长安街到东安门大街这段，比现在的王府井商业街稍微短一些。因邻近使馆区，外国顾客经常光顾，受此影响亨得利钟表店、大明眼镜店、西服店等相继开业，成为高档消费区。外国商人在这里开设的洋行，几乎占了整条大街的半数。大街东侧的东安市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北京城最早由官方所设的综合性定期集市，采取官商合办经营模式，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是最早租领地基的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市场北部建吉祥茶园，每晚有京戏演出，打破内城不让卖戏的禁例，轰动全城。

进入民国，老城内的商业街区变化不大。随着生产和经销近现代商品的迅速发展，北京的商业街区从之前的分散转变为成片区域的规模，如内城的西四至西单，东四至东单，鼓楼前大街，均形成了商业长街。外城前三门外形成连片的商业街区，民国初期开始，天桥形成了北京最大的综合性平民市场，基本上奠定了老城此后延续百年商业街区的格局。

北京商业街区的演变，随着各朝代城市的发展建设，生产力的提高，消费水平的壮大，由最初的一条街，到中间的几个市，再到后来的若干区，逐步扩张，形成从点到面，由面到片的商业规模。在这些变化中，不管是商贾店铺云集，庙会热闹非凡，还是运河通商惠工，商品种类繁多，也都反映出北京商业在历史中展现的磅礴大气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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