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英健译 陈恒 校
“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这个术语从来都不是一个有稳定指示对象的示意词。它含有多种不同名称的语义和分析模式，其中一些以其悠久的学术传统为荣，另一些则仅在最近时期才得到明确的认同。这些名称包括“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全球史”（global history）、“大历史”（big history）、“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联系史”（connected history）、“交织史”（entangled history）、“共享史”（shared history）以及其他一些名称。世界历史与所有这些名称不同程度地交叠在一起。世界历史及其同伴有各不相同的模式，并且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含义。在古代，很多民族——印度人和希伯来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玛雅人、波斯人和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都以本民族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的经验来构建自己的创世神话。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学者根据《圣经》提供的线索来追溯从创世到其生活的时代的特定形式的世界历史。蒙古地区的历史学家以大陆性视角来观察历史的发展，并在其叙述中囊括了绝大部分欧亚大陆的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构建了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宏大的历史社会学关系。哥廷根的启蒙历史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弗·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创建了一种新的、有专业基础的，并能阐明遥远事件之间隐秘关系的大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在20世纪，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阿诺德·汤因比、卡尔·雅斯贝尔斯以及其他历史学家将世界历史转变成一个哲学性的研究项目，以便通过从历史记录中提炼出精炼智慧的方式发现历史的普遍法则。然而，对于很多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人来说，世界历史就意味着外国史——不同于本民族、自己的社会的其他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同时，在学校和大学里，世界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在较高抽象层次对全世界民族和社会进行的纵观全局式的和比较性的纵览。从20世纪开始，一种新的世界历史已经成为专业历史学中的独特研究方式。它直接描述了新世界历史的一般特征。随着这种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的发展，新世界历史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各个社会之间的比较、联系、网络和系统上，而不是单一社团或互不相连的社会的历史。这一过程影响了个别社会的历史，但同时也促进了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世界历史学家也把注意力转向了众多网络系统，它们超越了国家、政治、文化、语言、地理和其他方面的界限，而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传统上的观察对象。世界历史学家不否认地方、国家和地区性历史的重要性，但他们坚持要找到那些在宏大背景下的重要历史事件[1]。这种新的世界历史出现于历史分析主题的范围明显扩大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它包括像社会史、女性史、性别分析、环境史和区域研究这样的项目，更不必提语言学和人类学上的转变了。这渐渐使历史学家的目光超越了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的范畴，这些范畴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很大程度地限制了历史学的发展。然而，这种新的世界历史已经明显地涉及了两个在其他领域没有大规模出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两个意想不到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们几乎是随着历史学在19世纪作为一个专业学科的诞生而出现的：遗留下来的欧洲中心论假设和一种将民族国家作为默认的甚至是自然的历史分析类别的定位。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反映了这些普遍流行于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之间的价值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因为他们的后继者仍通过19世纪独特观点的过滤来审视过去。由于世界历史学家是通过定义大规模的跨地区、跨文化和全球性问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他们经常性地要比其他领域的同事更直接地面对这两个专业的历史学问题。通过解决那些和民族国家一起出现的欧洲中心论的假设所提出的问题，世界历史学家创造了打开进入全球史并以21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视角来构建历史图景的新窗口的机会。历史学专业是怎样获得其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认真寻找能够精确而清晰地重建过去的方法的严肃学者，又是怎样通过那些深刻地影响着专业历史学家对过去理解的强有力意识形态的过滤、他们的工作方法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来审视过去的？对历史事件的严谨研究有很深的历史学根基。从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到现代，众多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学家勤奋地工作以便准确而忠实地记录历史的发展。在17、18世纪，一些地区的历史学家独立地发展出了一套以严谨批判和事实为基础的历史分析方案。[2]然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专业历史学——主要集中于大学的、对过去事件的极其缜密的研究——仅在19世纪才获得对其身份的认同并实现了其组织形式。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专业历史学源于利奥波德·冯·兰克及其学派的努力，他们建立了历史知识的可靠基础，并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应避免叙述精彩却虚构的故事，而应以仔细考证的文献资料作为其论述基础的方式，从而提高了历史学的可信度。本文将讨论专业历史学从其诞生至今一直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我应作出强调的是：这种讨论是对专业历史学的评论，而不是对它的拒绝或非难。这种评论也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不可能负责任地处理历史事件，也不意味着历史学是一次徒劳的尝试。在缺乏任何能够实现绝对客观性或产生完美知识的替代方法的情况下，专业历史学——尽管它有自身的问题——在我眼中仍然是最可靠、最负责任和最有建设性的处理过去历史事件的方式。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或最受全世界各民族欢迎的同过去联系的方式。全世界各民族通常更倾向于把神话、记忆、族谱、歌曲、舞蹈、电影、小说等作为与过去联系起来的首选方式。[3]即使这些获得并处理过去历史事件的替代方式有着巨大的文化力量，但它们也不能轻易地进行自我批判、修正或改进。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不容置疑的权威、悠久的传统、情感力量和文学力量的基础上的。相比之下，专业历史学是通过系统研究、严格考证资料和极其缜密的推理来叙述历史的。尽管一些学者利用他们的技能引发或激发出一种绝对正确的情感，但专业历史学往往会对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信念提出质疑，并在一些人们倾向于认为是简单的问题上强调其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专业历史学为了使自己能够识别出问题而进行自我审查和批评、纠正错误并产生改进了的知识。它享有普遍的知识可信度，同时也赢得了处理过去历史事件最可靠方式的名声。纵使利奥波德·冯·兰克及其合作者产生了一个遗留问题，但他们仍然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个以专业历史学形式出现的强大知识工具。然而，专业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批判的习惯，这需要历史学家们对专业历史学本身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种批判性的考察可能会首先考虑专业历史学的出现条件。我们今日所熟悉的历史学出现于19世纪，这是十分重要的。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把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研究转变成一个严谨且受人尊敬的学术项目，这和当时的两项重大发展是同时进行的。首先，在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欧洲在世界历史上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全球性力量和影响力。其次，在欧洲和北美，政治家们将摇摇欲坠的王国和封建制转变成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这两项发展都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以及作为一个知识项目的历史学的概念。
专业历史学和欧洲问题
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发展为当时的欧洲人把欧洲视为产生真正历史发展的地点创造了条件。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指出在16、17世纪，欧洲的旅行者发现中国、印度以及一些其他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有很多值得敬佩的地方。但在经历了启蒙运动、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由于开发新能源而引起的大规模技术改进后的18、19世纪，欧洲人日益把别的民族视为智力和道德上的次等民族，并草率地认为其社会是因停滞而沉沦的。[4]黑格尔以鲜明且不妥协的措辞表达了这些观点。他宣称：“地中海盆地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就没有世界历史。”相比之下，东亚是“与世界历史的普遍发展相隔离的，并从未参与其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一片仍被黑夜笼罩的、处于童年期的土地，它远离自觉历史的白昼”。因此，非洲“不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没有可供研究的事件或发展”。当他把注意力转向西半球时，他宣称：“美洲总是在展示其在物质和心理上的软弱，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尽管欧洲人正试图介绍那里的历史，但黑格尔仍写道：“严格说来，非洲和美洲没有历史，”所以他预言道：“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这片土地将是未来的土地，世界历史的重担在那里会自动地呈现出来。”[5]黑格尔是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我深知他的历史概念要比他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的无知猜测要深刻得多。在今天，黑格尔的说法很明显源于他对更广阔世界的忽略，但他的说法在19世纪的欧洲却是十分可信的。此外，他在那个时代作为将历史发展引入哲学讨论的重要哲学家，他也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观念以及对历史目的的准确理解，而这正是历史学作为能够产生准确且可靠知识的学科而获得认同的时期。尽管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对黑格尔的理论性宣言十分不耐烦，但他们的日常工作却完美地回应了他的概念，即“历史”这个学术术语的正确含义仅与欧洲而不是更广阔的世界相关。当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将历史研究的地理范围完全限制在地中海盆地或仅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西半球的欧洲支脉上时，他们就忠实地反映了黑格尔的观点。这些是存在正式国家和文学传统的地区，并因表现出有意识、有目的的历史发展而显得十分独特。黑格尔和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都把这些地区视为世界历史的发源地，即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焦点。黑格尔和历史学家推测像中国、印度、波斯和埃及这样有正式国家和精致文化的复杂社会曾经拥有过历史；然而，由于这些社会陷入了停滞状态，它们就不值得引起那些职业责任是研究有意识、有目的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学家的注意。因此，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们的注意力限定在古典地中海世界、欧洲和西半球的欧美土地上。研究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则是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的任务。例如，在现代区域研究于二战后出现以前，东方学学者和传教士一直都是研究亚洲地区历史的主要学者。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亚洲文学经典进行理解而不是对其进行历史研究。[6]如果早期的历史学家将亚洲从他们的研究视野中排除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热带东南亚、美洲以及大洋洲感兴趣了。这些都是没有公认的正式国家和文学传统的地区，当然也就没有历史。因此，这些地区和生活于其上的人民，以及他们丰富多彩、充满异域风情但在历史上不重要的传统——现代的一位黑格尔学派的历史学家将其评论为“随着地球旋转的、风景如画的原始部落”，但同时也是“这个星球上一处无关紧要的角落”——也就只能获得人类学家的温柔对待了。[7]当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倡一种包含所有事件和国家的普遍史时，他的确效仿了心胸宽广的启蒙学者的表达方式。他大胆地将这种普遍史视为是以更广泛的视角叙述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对民族历史的编纂，在这种视角下“事物的普遍联系”将是历史学家的主要兴趣。他宣称：“找出这种联系并追溯那些将所有民族联结在一起并决定它们命运的伟大事件是普遍史这个学科的职责所在。”兰克直率地承认“一些东方国家源于原始时代的制度一直被认为是所有文明的胚芽”。然而在相同情况下，他也认为在他的工作中没有这些“东方国家”的一席之地：“那些以寄托在毫无希望的起点的永恒为特征的民族是不会理解普遍史的内部运动的。”所以，兰克的普遍史观点（1880—1888年间出版）并没有包括除地中海盆地和欧洲以外的地区的历史。[8]因此，普遍史就是欧洲史，而且也只有欧洲史才是值得关注的历史。可以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有关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的增长，历史学家很有可能通过逐步扩大对欧洲以外社会的历史研究的地理范围和文化视野来纠正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思考方式。但黑格尔和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正是在欧洲的评论家意识到机械化工业生产正在赋予欧洲人以应对更广阔世界的巨大力量的时刻显得十分活跃。这种孕育了轻蔑的东方学、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教化使命的学术环境使那种认为欧洲只是众多社会中的一个的相对观点没有立足之地。当时的经验似乎证明了欧洲的优越性，并表明那些较弱的社会将会从欧洲的教导中受益以便提高其发展水平。[9]因此，黑格尔和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通过欧洲是事实上的历史发展标准和文明本身的假设加强了他们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在这种学术环境下，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将应用于欧洲的分析模式推而广之，从而确保或无意中确保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以欧洲的分析标准分析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社会时，这些社会看上去都是有缺陷的。很多评论家指出像国家和民族、文化和文明、传统和现代、贸易、劳动、奴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其他这类明显来自欧洲的学术术语已经成为专业历史学关注的主要方面。[10]当专业历史学家从19世纪中期开始拓宽研究的地理范围时，他们仍继续使用这些旧观念并通过欧洲的分析视角来观察这些处于更广阔世界里的社会。这种做法的效果通过产生一种以欧洲标准来评估世界其他地区社会的历史知识体系而得到深化，并巩固了欧洲中心论的假设。在1992年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提出了一个由此产生的，有关历史学及其负责任地处理欧洲之外世界历史的潜力，阴郁且悲观的看法。他认为欧洲已经成为专业历史学的参考点。他通过观察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有一种特殊的方式，那就是所有的其他地区的历史都是可以称之为‘欧洲历史’的主要叙述方式的变体。”进一步说，“只要有一个由大学机构产生的历史叙述方式在运行的话，历史学就不可能简单地从‘历史’和对公民权的现代论述、资产阶级共和国和个人以及民族团结的深刻纠葛中走出来”。因此，作为一个学术科目的历史学就不可避免地并完全地与现代欧洲的轨道相重叠。在1992年，查卡拉巴提认为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价值是可疑的，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11]我们没有必要全盘接受查卡拉巴提的可怕推测，也没有必要接受其他一些后殖民时期的评论家提出的理论。这些评论家认为将所有的分析类型普遍化是有问题的，这源于把单一社会的文化上的特殊概念广泛应用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的研究中，并进一步承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的欧洲现代性元素深刻地影响了专业历史学的概念和实践。[12]然而，与其将其摒弃并认为历史学是一场无用的追寻，倒不如去寻找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会使专业历史学家超越原来限制他们的学术准则。在考察这种可能性之前，我们应先关注专业历史学的第二个问题。
专业历史学与民族问题
伴随着一系列欧洲中心论的假设，专业历史学获得了它第二个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上的特点——把民族问题作为默认的，甚至是自然的历史分析焦点的定位。这不是不可避免的，从古至今，很多历史学家都在寻找能够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本民族历史的方式。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和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是如此，[13]13世纪研究蒙古人的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Javaini）和拉希德丁（Rashīd al-Dīn）也是如此。像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成功地编纂了65卷英文版《世界历史》（Universal History，1736—1765）的作者那样的业余历史学家也不例外，哥廷根大学的专业历史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弗·加特勒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勒策尔亦如是。甚至在19和20世纪，在高校指导下的专业历史学面前，世界历史的这种传统依然倔强地坚持着。一些像罗伯特·本杰明·里维斯（Robert Benjamin Lewis）和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这样不引人注目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以非洲视角编写的世界历史的书，而像H. G. 威尔斯（H. G. Wells）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样的知名人士则试图对全球历史做一番全面调查。[14]然而在19世纪，尽管专业历史学家缩小了研究的地理范围，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能够集中反映那些孕育出他们最近增强的学科政治环境的研究主题。欧洲的19世纪是一个充斥着激进民族主义和频繁国家建设的时期。历史学家及其同代人一起见证了民族国家动员人力资源的潜力和引领人类前进的能量。他们被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民族团体和民族国家深深地吸引了，甚至对其着了魔。尽管兰克史学要求历史学家应以仔细考证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叙述历史，但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仍认为19世纪出现的民族团体有着能够回溯到古代的深远历史根源。所以他们把国家、民族团体及其政治经历，最后再加上民族国家，作为默认的和事实上唯一适当的专业历史学的关注焦点。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仍像黑格尔那样将国家，特别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的杰出代表。利奥波德·冯·兰克曾经把国家称为“神圣的物质……神的思想”[15]（彼得·诺威克把兰克的研究方法贴切地形容为是一种“国家崇拜性质的泛神论”。）[16]兰克和他的专业同事将目光聚焦于民族团体和民族国家的历程，主要集中在它们的制度、宪法、政治经验、文化表达及其国家关系上。他们把民族视为历史学的默认研究对象，并认为历史仿佛就是一个主要或专门用来叙述民族团体和民族国家的历程的学科。他们经常编纂出专门用来证明民族团体的谱系是合理的，并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著作。这需要将民族叙事投入遥远的过去以便挪用一些早期事件和经历（当然不包括其他民族），并建立线性的叙事方式。[17]对这些民族国家而言，在经历了19和20世纪后，它们热情地回应了历史学家的关注：它们以维护国家档案馆、建立出版历史文件的机构、资助大学、成立民族历史的专业协会以及把爱国主义和历史学系纳入学校课程中的方式支持甚至资助了历史学。如果没有自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的话，我们今日所熟悉的历史学也就几乎不可能出现了。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称为“民族国家”的这个特定政治组织形式在意识形态上的仆人。专业历史学家在许多方面也确实是世界历史时期民族国家的知识产物。[18]过去的一个世纪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给专业历史学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现在的历史学家拓宽了历史分析主题的范围，并减少了他们19世纪的前辈带来的对民族主义的过分关注。然而事实上，他们与民族团体和民族国家的联系一直保持到今天。但在论述那些与政治和外交的传统历史主题截然不同的主题时，比如社会历史学家和女权主义学者就会将他们大部分的研究目光投向民族团体的框架。设想在诸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印度的殖民征服或美国历史上的妇女这样的主题上进行研究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历史学家仍很少在比民族团体更广阔的环境下进行论述阶级和性别问题的基础研究，虽然元叙事方式明确地以将阶级和性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轻便类别的方式支持了这些工作。那些批评爱国主义和超民族主义叙述方式的历史学家主要把他们的批判集中在特定的国家政策上，并因此通过他们所批判的民族国家的视角来审视历史。甚至当历史学家处理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时代的历史时，他们的分析也经常集中在像早期“中华帝国”或中世纪晚期的“德意志”这样的个别社会上，因此对过去的阐释只能通过被划分成民族团体的世界视角来进行了。对民族国家的定位直到今天仍给专业历史学留下了显著标记。本文的重点不是攻击民族历史本身，当然也不是质疑民族团体或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当将表面一致却各不相同的民族社团组织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成为一个显著的全球性历史过程时，民族团体或民族国家就已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民族的生活环境。此外，个别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民族国家已经证明了其在控制大众忠诚和调动人力资源上的能力，它们就理应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是如此。但我们不能确定历史学家是否应该允许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去模糊那些人类为表达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愿望而形成的可替代方式的意义和作用，这些替代方式是通过性、性别、民族、种族、语言、宗教、意识形态、阶级、职业、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品位或其他许多可能的基础来形成社区的。人类群体是极其多样的，然而，对于群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在其自身之外的世界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我们同样不确定历史学家是否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世界历史的任务
专业历史学家应如何建设性地应对他们所继承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学呢？毫无疑问，我们不应忽略欧洲历史或革除民族史，也不应期望历史学家会发现达到绝对客观境地的特殊方法。然而在发现问题后，历史学家会朝着建设性史学的方向努力，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但至少也会减轻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和对民族国家的定位带来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以知识形式出现的专业历史学可以视为欧洲现代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欧洲的现代性以民族国家、机械化工业、全球性帝国和独特的历史知识为特点。这是一个使历史学的方法和分析技术从流行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的关联中解脱出来的精巧过程。这项任务包括摒弃一些对奠定历史学基础的世界的轻率观点。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历史学家能够在他们的学科中根除那些无益的假设：历史记录中充满了那些开始时沿着一条道路并在以后经历了方向上的彻底改变，之后的学者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文化项目。新的世界历史已经成为一个在处理欧洲以及更广阔世界的历史上更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它排除了以欧洲为毋庸置疑的研究起点或历史分析的通用标准的方法。世界历史学家并没有采用单一的方式或方法作为解决欧洲中心论假设的普遍方式。相反，他们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修正和应用其他各种特别方式或方法，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成分更少但易理解的历史学。我不会试图列一份详尽的清单，因为在众多方法中只有一小部分才值得特别提出来。王国斌提倡相互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强调社会的独特特点和价值，同时又不会不公平地对待另一方。[19]杰克·古迪（Jack Goody）建议采用分析网络，这有利于在具体特性上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比如一些人们认为是欧洲人特有的文化偏好和特点），从而创建一个能够在具体特征或组织形式上进行多个社会的相互比较的环境。[20]与明确地比较相比，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更倾向于分析相互联结的历史，特别是那些贯穿整个现代早期世界并触及社会的文化影响。[21]同时，超越了自己在1992年的文章中表达的阴郁观点的查卡拉巴提最近试图通过“欧洲地方化”这个项目来拯救历史学——这一项目将欧洲的现代性视为一种在众多可供选择的现代性的集合中的地方性方式。[22]彭慕兰则奠定了从全球视角理解工业化的坚实基础，这是通过仔细、节制地比较现代早期的欧洲与中国的方式实现的。[23]而C. A. 贝里（C. A. Bayly）则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分析方式，这种方式为地方性经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便探索现代全球化的早期阶段。[24]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额外贡献的例子，但这六种方法将成为世界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寻求代替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方法的显著例证。本文提到的这些方法不会用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印度中心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上的偏好来代替欧洲中心论——也断然不会将欧洲完全剔除出去——而是远离所有的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这些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缺陷，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就会澄清很多概念性的主题并打开一扇能够更具建设性地分析全球历史的大门。进一步改进分析方式的可能性无疑会激起自我反思的历史学家在处理全球历史方面寻找能够避免欧洲中心论和其他无益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对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焦点的定位的补救要比对欧洲中心论假设的补救更简单。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采取了一些独特方法，是在比民族国家小得多的环境下将历史学的焦点转向小地区，以便发掘出它们的历史意义。在哲学领域，这种向小地区的转变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ois Lyotard）的著名宣言中找到了其表达方式，因为唯一有意义的叙事方式是极度地方的，所以他的宣言将后现代时期的特征定义为“对元叙事方式的质疑”。[25]在方法论领域，这种向小地区的转变促成了史蒂芬·费尔曼（Steven Feierman）对欧洲分析类别的著名激进批判的出现，费尔曼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在理解非洲的历史经验时必须采用非洲的分析类别。[26]在经验主义领域，这种转变形成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基于地方性知识和微观历史学的人类学，它发现了生活中、经验中以及一些个别的男女关系中蕴含的历史意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在政治机构或更大的结构性元素中。[27]这种转变在很多方面丰富了对历史的理解，同时也没有使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分析的自然焦点，但它也会模糊那些决定地方主体自身的生活和经历的影响及联系。通过对生活和经历的边际、叛逆和特殊命题的关注，历史反映出这种转变已经提供了一个对政治和社会进行批判并在可用的历史中寻找相同政治主张的方便基础。然而，如果这种转变忽略了那些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经历的大框架（包括民族国家）和大规模进程的话，它就会付出很大代价。在某种程度上，它拒绝接触更大的世界以及那些将各个社会联结在一起的联系，同时它也有鼓励产生无关的微叙事方式和实际上由当地文化的决定论推动的历史愿景的潜力。正如费尔南多·柯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指出的那样：当空间的全球化——以一体化和排他的过程为特点——让我们理解部分和整体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在思想上变得紧迫、在政治上变得不可或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正在使我们面临一个脱节的世界。[28]第二种可选择的方式是放眼全球，这需要通过将地方的、民族的和地区的历史放在更大的跨地区、跨文化和全球的背景下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转变不是一个毫无问题的解决方案。正相反，它充满了逻辑上的、认识论上的、道德上的以及其他类型的困难。世界历史的一些努力很容易变成之前讨论过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欧洲中心论。其他的努力则完全从社会学的理论中汲取灵感，特别是已成为欧洲现代性的标志性文化产品的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很多构想在重要的抽象概念方面都存在着社会和同质化人群间的令人泄气的差异。尽管这种转变有潜在的问题和缺陷，但它对构建现实主义视角和对这个世界及其历史发展有意义的理解方式的目的来说却是一个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方案。在不否认民族国家意义的前提下，世界历史学家通过关注对沟通和交流的网络的分析以及探索不同国家、社会和文化传统下的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的过程而使其失去中心地位。他们用许多方式生动地描绘了这个混乱的世界并抵制了用单一的原则代替历史经验的多样性诱惑。他们试图承认声称世界是一个极富多样性的整体的宣言，也试图承认存在一个能将不同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跨地区系统的现实。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努力构建了能够描述众多层次上的——地方的、地区的、民族的、大陆的、半球的、海洋的和全球的——分裂和整合的历史视角。[29]无论对历史学还是对为了理解更广阔世界而做出的更全面的努力而言，这种在新的世界历史形式下发生的转变都不能包治百病。它不会停留在个别社团的经历上，除非这些社团参与了把它们自己同其他社团联系在一起的更大规模的历史进程。从长远角度看，即使它给一些大规模进程带来了更清晰的关注点，但它仍有模糊历史偶然性的风险。此外，它毫无疑问地反映了现代的文化视角似乎同那些位于高度现代性视野之外的评论家毫不相干。但这种向历史的全球性的转变使历史学家能够叙述一些其他方式没有关注到的重要问题。它通过制造将世界上许多表面不同且互相分散的社会联结起来的大规模历史进程的日期表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允许历史学家超越那些专业历史学从19世纪就开始关注的首要问题——文化差别、专属身份、地方性知识以及个别社会的经验，事实上它们中的大多数解释了民族社团——的框架。这种全球性的转变有助于历史学家系统地处理一系列大规模进程，比如大规模迁徙、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环境变化、生物交流、技术转移以及包括思想传播、理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内的文化交流。这些进程并不涉及民族边界或地理、语言以及文化上的界限。相反，它们的影响范围更加广阔。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深深地影响了个别社会的经历，也影响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更大的世界的发展。如果专业历史学的目标之一是理解这个世界及其长时间的发展的话，这些进程就会要求历史学家关注旁边的民族社团和民族国家的历史。这种在新的世界历史形势下发生的转变已经成为当代人思考过去的必不可少的视角。虽然我们认识到地方社团和民族国家充当了所有民族历史经验的重要背景，但这个方案仍能将历史焦点聚焦于那些触动了许多民族并深刻地影响了个别社会的、大规模的、跨地区的全球化进程。毕竟，就像无数的地方性社团和民族国家被学者们默认为历史分析的类别那样，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沟通和交流的网络限定了人类经验的背景。新的世界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是清理出一条超越将欧洲的现代性作为评判世界上所有社会的适当标准的假设的道路，一条超越将世界视为自然地划分成众多民族区域的、地方的概念的道路，以及一条超越将地方团体的个别历史经验作为历史的、唯一可知主题的诱惑的道路。在下面的章节中，世界历史学家们将通过四组涉及新世界历史的、突出主题的文章来迎接这一挑战。第一组文章处理了世界历史最基本的概念性问题——历史发展的理论、时间和空间的框架、现代性和全球性的构造以及新世界历史学家继承或设计的分析工具。第二组文章将注意力转移到最突出的主题上，即探索跨地区和全球性的基础——自然环境、定居农业、游牧业、国家及其形成、性别、宗教、技术和科学。第三组文章或多或少地聚焦于离散的过程，这一过程影响了一些大规模事物——前现代和现代时期的大规模移民、跨文化贸易、工业化、生物扩散、文化交流以及帝国扩张。本书的最后一组文章以全球性的历史视角探明了世界主要地区的历史——通过追溯特定地理和文化区域的独特发展线路，也注意那些将众多单一区域联结成一个更大的、世界的联系。最后，本书是对以新视角理解全球历史的贡献，同时也反映了新世界历史的创造力和活力。[1] Jerry H. Bentley，‘The New World History’，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Oxford：Blackwell，2002），393-416.
[2] Georg G. Iggers and Q. Edward Wang，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London：Pearson，2008），19-68.
[3] 有关这些观点的论述，具体参见Ashis Nandy，‘History’s Forgoteen Doubles’，in Philip Pomper，Richard H. Elphick，and Richard T.Vann，eds.，World History：Ideologies，Structures，and Identities（Malden，Mass.：Blackwell，1998），159-178；以及Jerry H. Bentley，‘Myths，Wagers，and Some Moral Implications of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6（2005），72-76中的评论。
[4] Michael Adas，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Science，Technology，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Ithaca，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5]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rans. by J. Sibree（New York：Dover，1956）， quoting from 79-102.在更晚近的黑格尔如下著作的译本中，有关这些观点的表述略有不同，参见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trans. by H. B. Nisb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152-196。
[6] Robert A. McCaughey，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7] 此处引文出自Hugh Trevor-Roper，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London：Harcourt，Brace，and World，1965），9。
[8] Leopold von Ranke，‘Preface to Universal History（1880），’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eds.，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Indianapolis，Ind.：Bobbs-Merrill，1973），160-164;也可参见Michael Harbsmeier，‘World Histories before Domestication：The Writting of Universal
Histories，Histories of Mankind and World Histories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y，’Culture and History 5（1989）， 93-131；和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E. Wigen，The Myth of Continents：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106-115。
[9] Adas，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133-270；Jurgen Osterhammel，‘“Peoples without
History”in 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in Benedikt
Stuchtey and Peter Wende，eds.，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 1750—1950；Traditions，Preceptions，and Transfers（Oxford，2000），265-287；Bruce Mazlish，Civiilzation
and Its Contents（Stanford，Ca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0] 在许多可以引用的材料中，下文有尖锐的评论，参见Steven Feierman，‘African Historie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World History，’in Robert H.
Bates，V. Y. Mudimbe，and Jean O’Barr，eds.，Africa and the Disciplines：The Contributions of
Research in Africa to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167-212。
[11] Dipesh Chakt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Indian”Pasts？，’ Representations 37（1992），126，quoting from 1，19。查卡拉巴提后来对这些看法有所修正，并试图通过“将欧洲地方化”的项目挽救史学研究。参见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quoting from 27，41。
[12] 同查卡拉巴提相似的评论，也可参见如下对欧洲中心论历史学的评论：Samir Amin, Eurocentrism，trans. by R. Moo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9）；和Arif Dirlik，‘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Globalism，Postcolonialism，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Cultural Critique 42（1992），1-34。
[13] Sieo Stuurman，‘Herodotus and Sima Qian：Histor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Turn in Ancient Greece and Han China，’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1（2008），1-40.
[14] Marine Hughes-Warrington，‘Coloring University History：Robert BenjaminLewis’s Light and Truth（1843） and William Wells
Brown’s The Black Man（1863），’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1（2009），99-130；David Kopf，‘A look at Nehru’sWorld History from the Dark Side of Modernity，’ Journal World
History 20：1（1991）， 47-63；Paul Costello，World Historians
and Their Goals：Twentieth-Century Answers to
Modernism（DeKalb，Ill.：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
[15] Leopold von Ranke，‘A Dialogue on Politics（1863），’in Iggers and von Moltke，eds.，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119.
[16] 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y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27.
[17] 参见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18] 国家对历史学科出现的贡献的例子参见G. P. 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oston：Beacon，1959）；Felix Gilbert，‘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iography，’in John Higham， Leonard Krieger，and Felix Gilbert，eds.，History（Englewood Cliffs，N. J.：Prentice-Hall，1965）， 315-387；以及William R.Keylor，Academy and
Community：The Foundation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9] R. 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20] Jack Goody，The Theft of Histo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21] Sanjay Subrahmanyam，‘Connected Histories：Notes toward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in Victor Lieberman，ed.，Beyond Binary
Histories：Re-Imagining Eurasia to c.1830（Ann Arbor，Mich.：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289-316；和Explorations in Connected History（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2]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
[23] 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24] C. A. Bayly，The Bri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Oxford：Blackwell，2004）.
[25] Jean-Franç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 by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Minneapolis，Min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xxiv.
[26] Feierman，‘African Historie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World History’.
[27]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er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7）；and 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5）；and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eds.，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
[28] Fernando Coronil，‘Can Postcoloniality Be Decolonized？Imperial Banality and
Postcolonial Power，’Public Culture 5（1992）， 89-108，quoting from
99-100.类似的评价，参见Arif Dirlik，The Postcolonial Aura（Boulder， Colo.：Westview，1997）。
[29] Bentley，‘The New World History’.
【内容简介】
全球史旨在从全球视角探讨历史事件的过程和趋势，关注的是不同地区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联系和影响，目的在于突破史学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本书从史学角度分析了全球化的演进历程，旨在呈现东西文明交流、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在展现人类社会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文明成就之际，也打开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当代历史学最热门研究领域之理想指南
汇集了32位权威顶级学者的佳作
深度探讨了历史学家最关注的问题
内容涵盖了世界历史的基本概念、关键主题、扩散过程，以及全球史视野下的区域史研究概况
【作者简介】
主编：[美]杰里·H.本特利( Jerry H.Bentley，1949-2012)，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世界史》杂志主编，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治史范围广阔，对近代早期欧洲文化史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在全球史的研究与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撰写人】
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剑桥大学地中海史讲席教授。
托马斯·T. 阿尔森（Thomas T. Allsen），新泽西学院历史学名誉教授。
托马斯·J. 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波士顿大学人类学教授。
兹维·本多尔·贝尼特（Zvi Ben-Dor Benite），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
杰里·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主编。
迈克尔·本特利（Michael Bentley），圣安德鲁大学现代史教授。
赖纳·F. 布施曼（Rainer F. Buschmann），普渡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
卢伊吉·卡亚尼（Luigi Cajani），“智德”罗马大学现代史教授。
大卫·克里斯提安（David Christian），麦考瑞大学历史学教授。
保罗·达西（Paul d‘Arcy），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和语言学院研究员。
爱德华·戴维斯二世（Edward J. Davies， II），犹他大学历史学教授。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
克里斯托弗·埃雷特（Christopher Ehret），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
丹尼尔·R. 海德里克（Daniel R. Headrick），罗斯福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
狄克·霍德（Dirk Hoerder），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玛尼·休斯沃林顿（Marnie Hughes-Warrington），莫纳什大学分管学术和教学常务副校长。
艾伦·L. 卡拉斯（Alan L. Karras），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国际和地区研究教学课程高级讲师。
唐纳德·R. 凯利（Donald R. Kelley），罗格斯大学詹姆斯·威斯特福尔·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历史讲席教授。
马修·J. 劳佐（Matthew J. Lauzon），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
马丁·W. 刘易斯（Martin W. Lewis），斯坦福大学国际史高级讲师。
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匹兹堡大学安德鲁·W.梅隆（Andrew W. Mellon）世界历史讲席教授。
J. 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乔治敦大学大学讲席教授。
约翰·A. 米尔斯（John A. Mears），南卫理公会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
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莱恩（Patrick Karl O’Brien），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荣誉教授。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
濮德培（Peter C. Perdue），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加州大学欧文（尔湾）分校历史学校长教授，《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主编。
邦妮·G. 史密斯（Bonnie G. Smith），罗格斯大学理事会讲席教授。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L. 伯滕威泽（Joseph L. Buttenwieser）社会科学讲席教授。
詹姆斯·D. 特雷西（James D. Tracy），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早期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主编。
约翰·奥伯特·沃尔（John Obert Voll），乔治敦大学历史学教授。
安德鲁·温克（André Wink），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
【目录】
中译本序言：从国家交织中寻找“全球”——越界的全球史 刘新成ⅰ
致谢 ⅰ
撰稿人 ⅰ
英文版序言：世界历史的任务 杰里·H. 本特利001
第一部分概念
第一章启蒙时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理论 迈克尔·本特利023
第二章地理学 马丁·W. 刘易斯047
第三章历史分期 卢伊吉·卡亚尼070
第四章现代性 马修·J. 劳佐095
第五章全球化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116
第六章认识论 帕特里克·曼宁137
第二部分主题
第七章全球环境史 大卫·克里斯提安161
第八章农业 约翰·A. 米尔斯183
第九章游牧畜牧业 托马斯·J. 巴菲尔德204
第十章国家、国家转型和战争 查尔斯·蒂利224
第十一章性别 玛尼·休斯沃林顿249
第十二章宗教与世界历史 .兹维·本多尔·贝尼特269
第十三章技术、工程与科学 丹尼尔·R. 海德里克294
第十四章高级农业 彭慕兰315
第三部分进程
第十五章人口迁移 狄克·霍德345
第十六章约1750年以前的欧亚大陆贸易 詹姆斯·D. 特雷西369
第十七章工业化 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莱恩391
第十八章世界历史上的物种交换 J. R. 麦克尼尔413
第十九章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往 杰里·H. 本特利436
第二十章前现代帝国 托马斯·T. 阿尔森454
第二十一章现代帝国主义 杜赞奇475
第四部分区域
第二十二章东亚与欧亚大陆中部 濮德培497
第二十三章南亚与东南亚 安德鲁·温克518
第二十四章世界历史上的中东 约翰·奥伯特·沃尔540
第二十五章世界历史上的非洲：长而又长的视野 克里斯托弗·埃雷特560
第二十六章世界历史上的欧洲和俄罗斯帝国 邦妮·G. 史密斯唐纳德·R. 凯利583
第二十七章地中海历史 大卫·阿布拉菲亚606
第二十八章美洲，1450—2000年 爱德华·戴维斯二世626
第二十九章大西洋盆地 艾伦·L. 卡拉斯651
第三十章大洋洲和澳大拉西亚 保罗·达西671
第三十一章1850年前的太平洋盆地 赖纳·F. 布施曼694
索引 715
译后记：世界历史著述翻译的当下意义 陈恒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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