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正统主义和伪正统主义

文化 2024-10-16 20:30 浙江

莫斯科公国的编户齐民之治

蒙古入侵前，罗斯诸公国的政治生态比较接近欧洲。王公和市民会议（维契）各自依据传统，分享邦国的政务。后来的俄罗斯历史-神话作家念念不忘，罗斯的公主曾经有资格嫁入法兰西。相反，罗曼诺夫家族企图联姻波旁家族，却遭到可耻的失败，因为后者宁愿选择国破家亡的波兰王室。圣彼得堡的君主最后不得不付出重大代价，融合日耳曼小诸侯的血液，将斯拉夫血统稀释到不足百分之一的地步，将法语变成自己的母语。在罗斯的城邦时代，基辅和弗拉基米尔是当之无愧的核心。梁赞和特维尔是大有前途的后起之秀。诺夫哥罗德以汉萨同盟的一份子自居，甚至蒙古人和波兰人都不再将他们视为斯拉夫人。尤里·多尔戈鲁基的神话如果还能证明什么，那就是证明莫斯科要么不存在，要么就只是弗拉基米尔的众多附庸之一。梁赞和基辅承担了蒙古铁蹄的正面打击，诸公国的相对地位因此大大改变了。弗拉基米尔化为灰烬，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分享了空出的生态位。

1649年法典是莫斯科历史的真正起点。从法典的内容看，莫斯科的罗斯性质和公国性质都是非常模糊的。“克里姆林”源于蒙古语的“要塞”，暴露了该政权的蒙古代理人性质或非罗斯性。更重要的是，“八思哈”制度奠定了莫斯科国家体制的基本规模。用儒家的术语讲，“八思哈”就是“秦政”或“编户齐民”的意思。从十户、百户到千户，所有居民都纳入户籍制度之中。各级镇守使管理居民，无异于军官管理士兵、工头管理工人。“编户齐民”最初是高效率的军国主义措施，能够滴水不漏地汲取和利用资源，扫除了贵族阶级和有产阶级的中间截留，秦人和蒙古人的战斗力都建立在这种体制的基础上。莫斯科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没有或拒绝蒙古化的公国，主要得益于蒙古人的遗产。特鲁别茨科伊《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当中指出，俄罗斯的军事和财政制度都是蒙古人的遗产。各党各派的史学家对此的叙述相当一致，评价却呈两极分化之势，迄今仍然没有多少达成共识的迹象。保守派的“圣人”卡拉姆辛说，俄罗斯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欧亚主义的先驱者古米廖夫说，莫斯科只有依靠内亚才能抗衡欧洲。无论是功是罪，蒙古终归是俄罗斯历史的真正起点。

流俗所谓的东方和西方与其说是地缘差异，不如说是体制差异。西方意味着各等级的自由，阶级斗争构成了宪法平衡和政治自由的真正源泉，各等级在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自治团体。西方的穷人感到自豪，因为他像富人和贵族一样自由。东方意味着平等的奴役，在编户齐民的吏治国家当中，出身的权利和等级的特权让位于变幻莫测的君恩和功绩。中间团体通常没有能力自治，却有能力妨碍政令畅通。因此，统治者的软弱就是社会的灾难。东方的穷人感到自豪，因为富人和廷臣像他一样朝不保夕。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油水难容，将出身暧昧的莫斯科和她的罗斯邻居隔绝开来。古老和正统的公国歧视莫斯科人，说他们连像样的木头房子都造不出。除了修道院以外，全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筑物。穷人住在乱七八糟的窝棚，甚至地窖内。富人喜欢波斯风格的华丽和女性化服装，经常住在蒙古式的帐篷里。北方和西方的居民大多是芬兰血统，占据的土地比今天的芬兰大十几倍。他们为清洁整齐的木屋自豪，将虱子和莫斯科人的东方血统联系在一起。莫斯科人的出身确实非常可疑，早期历史很可能是事后攀附的产物。鲍里斯·戈多诺夫和费多尔沙皇是公认的蒙古后裔，伊凡四世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娃也不例外。因此随着蒙古势力的衰退，罗斯各邦大多投靠了立陶宛，包括基辅和斯摩棱斯克。他们在立陶宛人（以及后来的波兰人）治下能够保存原有的生活方式，避免了编户齐民的可怕命运。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主要归功于立陶宛大公的保护。

编户齐民的可怕之处在于丧失了中间团体的缓冲，使最高权力和个体直接接触，结果后者不仅丧失了自治能力，甚至连生活自理的能力和愿望都消失了。索哈税制的本质就是劳役加摊派，二者都没有固定的规则，跟所在地方没有任何利益联系，也不征询纳税者的意见，因此无论负担轻重，都被属民视为暴政。属民自然渴望偷税漏税，并不觉得有失体面。结果造成了更加可憎的连坐制度，所谓俄罗斯民族魂所系的村社就是连坐的产物。农奴制是村社制的自然延伸和后续发展，最初也是摊派制的需要。这些所谓国粹在基辅罗斯时代根本不存在。那时农民自由迁徙，没有户籍制度。市民有自己的议事会，并不对王公逆来顺受。王公依靠少数扈从亲兵和勇士志愿者作战，人数和开支都很少，对东方式的五军（大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和全民动员体制闻所未闻。克柳切夫斯基说，莫斯科的政府有五大秘诀：武力威慑，远交近攻，恃强凌弱，特洛伊木马，強制劳役制。小邦一旦落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会逐渐丧失自己的个性，沦为编户齐民的一部分。于是，莫斯科和立陶宛-波兰的斗争就变成了东方和西方的斗争。东方依靠廉价的群众大军，西方依靠少数的贵族精英。前者即使在补充了西欧武器和雇佣兵团以后，仍然不是后者的对手。晚至1632年的斯摩棱斯克战争，昔因统率的四万大军和一百六十门大炮在一千六百名波兰贵族和一百七十门大炮面前一败涂地。莫斯科人最终扭转局势，依靠两种因素。他们轻易地征服了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的汗国，跟西方边界的寸土难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逐渐扩大人力优势。他们在打开波罗的海门户的尝试失败后，成功地打开了通向英格兰的北极海路，从而获得了西方的优质武器。因此波兰大使才会责备伊丽莎白女王，不该武装野蛮人。

莫斯科宫廷（如果还能称为宫廷的话）缺乏稳定的长子继承制和婚姻制度，因此王位更替格外残酷和混乱。拜占庭的法统落到脆弱的莫斯科王朝头上，带来了草昧小邦罕见的篡弑传统。君统的失败创造了波兰入侵的条件，也造成了波兰国王无法在莫斯科重演立陶宛模式的局面。暴民和禁卫军不承认继承和联姻的合法性，愿意拥戴任何拥有强力的僭主集团。名义上的贵族只是恩赏造成的装饰品，随时都会廉价地批准任何王位攫取者，或者同样廉价地否定自己的承认。这些都是东方僭主政治的特征，在拜占庭和蒙古司空见惯。君主缺少正统性，就只能依靠进一步的集权维护政治稳定。大公自封沙皇，更突出了莫斯科统治者无法融入欧洲君统的困境。沙皇得不到欧洲正统王室的公主，名义上的皇后就只能出自得宠的臣仆，因此王子的地位就跟他们的母亲一样不稳定。皇位从留利克家族转入罗曼诺夫家族手中，正统性仍然无法建立。彼得大帝的崛起依靠一连串土耳其式的政变和马穆鲁克式屠杀，改革依靠父子相残的惨变，婚姻依靠东方式的临幸民女，最后在烛影斧声的疑云中驾崩。他的妻子和女儿依靠同类的政变手段攫取权力，将囚徒幼主沙皇的可怖传说留给历史。甚至在恩格斯所谓“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俄国沙皇的对外政策》）当国，帝国落入讲法语的日耳曼人之手的时候，彼得二世和保罗一世仍然不免死于非命。彼得大帝建立的枢密院和册封贵族都是得宠官吏组成的橡皮图章，行使不了宪法解释的职能。沙皇的谕旨效力比他的生命更短，列朝习惯以束甲相攻开始和结束。

发明正统主义

亚历山大一世的朝代是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罗曼诺夫家族从此可以冒充欧洲君主。拿破仑战争将俄罗斯从东欧大国变成欧洲大国，维也纳会议将沙皇的命运和复辟的正统君主联系在一起。国际体系的压力和欧洲外交的门面对圣彼得堡宫廷施加了有力的约束，这是帝国内部的任何因素都做不到的。亚历山大一世以传统的篡弑得国，身后的继承却表现出不逊于欧洲君统的礼义。亚历山大大公虽然远在波兰，仍然毫无困难地获得了尼古拉大公和圣彼得堡公卿的宣誓效忠。他出乎意料地谢绝皇位以后，仍然能在尼古拉沙皇治下和欧洲各国享受贵族生活，本身就反映了俄罗斯上层社会的认同变化。亚历山大进军巴黎，给俄罗斯贵族带来了羞辱性的压力，迫使他们就歧视转化为内向歧视，时刻伪装出自己原本没有的独立性和欧洲性。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历代沙皇居然得以善终。欧洲与俄罗斯的冲突变成了俄罗斯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冲突，文化冲突扭曲为阶级斗争。罗曼诺夫王朝需要发明自己的正统主义，十二月党人的刺激促使他们培养自己的意识形态专家。

尼古拉发现，自己变成了内向歧视的第一号牺牲品。十二月党人可以清洗，但知识界弥漫着十二月党人外围的气氛，为俄罗斯的东方性质感到羞耻，自然而然地将沙皇当做自己的替罪羊。后来，霍米亚科夫痛苦地回忆：有教养的阶级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无法摆脱怀疑俄罗斯本身的痛苦。1836年，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发表了《哲学书简》。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论战从此开始，至今尚未尘埃落定。恰达耶夫比较西欧封建和俄罗斯村社，对后者致以极大的鄙视。他对屠格涅夫说，俄罗斯本来可以走另一条路。屠格涅夫的小说《烟》用更加刻薄的言辞，将俄罗斯社会贬到一文不值的地步。他说：如果从世界博览会上拿走各民族的智慧结晶，即使三明治群岛的土著都会带走某些特产，只有俄罗斯的消失不会造成任何影响。莱蒙托夫赞美古老高贵的诺夫哥罗德，诅咒莫斯科可耻的胜利。叶卡捷琳娜和亚历山大免费享受启蒙主义者吹捧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尼古拉必须寻找自己的理论家。他在杰尔查文和卡拉姆辛身上满足了自己的期望，证明俄罗斯的特殊性其实可以解释为正统性的支柱。

杰尔查文在文学上属于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余音，喜欢用狄德罗风格的寓言小说颂扬开明君主的美好。他虽然可能有意恭维女皇陛下，但他笔下的理想君主充满了世界主义的特征，如果不加注释，根本看不出任何俄罗斯性质。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后来的君主主义者对他重新塑造和包装。“圣人”卡拉姆辛是《俄罗斯国家史》和《古今俄罗斯》的作者，新正统主义或伪正统主义的真正发明家。在他以前的东正教僧侣和廷臣只能机械的谄媚，制造不出有系统的君主主义理论。他是康德和屠格涅夫（共济会首脑）的学生，普希金的导师。沐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光辉，娴熟地运用欧洲的思想工具，反过来论证俄罗斯的伟大。他不求名利，隐居外省城市辛比尔斯克。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敬佩他的人格，却并不觉得他的著述有什么特别的利用价值。尼古拉一朝的思想斗争如火如荼。新沙皇痛惜轻浮文人数典忘祖，回过头来发现了卡拉姆辛的伟大。《对祖国和民族自豪感的爱》开启了俄罗斯国粹派挑战西欧的潮流：“无论是人，还是民族，开始时永远是模仿，但应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自我，以便说：我合乎理性地存在着。现在我们在生活中已经有足够的知识，知道怎样生活，不需要问在巴黎和伦敦是怎样生活的：那里穿什么？坐什么车？怎样布置房间……我不敢想，在我们俄国没有多少爱国者。但我感到，我们在民族尊严方面过于谦逊，而谦虚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毫无疑问，谁不自我尊重，别人也不会尊重他。我不是说，对于祖国的爱应当是盲目的，相信我们一切都好，但俄罗斯至少应该知道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村社制和沙皇制一直是俄罗斯的耻辱烙印，暴露了她的东方起源。卡拉姆辛反其道而行之，先于马克思发明了没有“异化”名词的异化现象，将封建欧洲的各等级自由解释成“道术为天下裂”的异化。君主国、以及君主国演化而成的现代国家代表越走越远的特殊利益，没有、而且越来越不可能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淳朴风尚的丧失因此无法避免，人民势必沦为最大的受害者。他承认目前的村社和东正教都已经堕落，不能代表他的理想，但原始的村社、教会和沙皇构成先验的和谐整体，因此俄罗斯的特殊性、民族性和人民性其实就是一回事。沙皇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君主，而是先验和谐的道德符号。任何人用绝对君主制的宪法理论来衡量沙皇制度，只能得出文不对题的结论。他在这里显示出有趣的悖谬：俄罗斯的正统主义离开德国先验论就完全站不住脚。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特征，而且是以后所有俄罗斯正统派摆脱不了的命运。他们为了逃避英国经验主义的宪法解释和法国理性主义的国民学说，不得不竞相乞灵于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验民族论。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接下了卡拉姆辛的衣钵，而且走得更远，从康德走到谢林，干脆将“心灵逻辑”置于“理性逻辑”之上。神秘的斯拉夫灵魂，也就是不受理性节制的感情泛滥，就这么诞生了，很快就变成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政论的一大特征。俄罗斯国粹派越是强调古老，就越是依靠晚近的发明；越是强调本土，就越是依靠外来的思辨。他们的努力造成了一项侧面的后果，将俄罗斯学校变成了德国哲学家的天下，远期连锁反应对他们的宗旨并不有利。

斯拉夫派和正统主义者的重合度通常高于西欧派，但也不是必定如此。“心灵逻辑”可以导致沙皇和全民的神秘和谐，也可以无差别反对一切统治形式的道德自由。阿克萨科夫借助《古斯拉夫人和俄罗斯斯拉夫人的德行与习俗》，发明了另一种“三代上古之治”的理想。他的神秘和谐当中，没有沙皇的位置。神圣的罗斯能够拯救世界，是因为她忘我地热爱基督，从而独邀天佑，保存了精神的完整性。世俗的、理性的欧洲割裂了精神的完整性，反而迷失了自己，变得贫乏而狭隘。正统主义者看待国粹派的道德自由，怀着复杂而矛盾的感情。《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检察官对阿廖沙的评价差不多就是他们对阿克萨科夫及其继承者的看法。阿廖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家，他的思想蕴涵着无政府主义的潜在危险，但毕竟还是我们自己人。

神圣罗斯的十字架

乌瓦洛夫的“沙皇、东正教和人民专制主义”企图以教义问答的形式，一劳永逸地固定众多思想家新发明的正统学说。他没有预见到1848年以后的民族建构，反对法兰西和启蒙理性的浪漫主义颠覆了自己在1812年的盟友。德国浪漫派用先验的民族魂反对逻辑和理性，为的是保护日耳曼免遭法兰西征服者的同化，结果却保护了东欧众小民族免遭日耳曼征服者的同化。俄罗斯正统派发明人民沙皇的概念，原本是为了抵制将沙皇贬低为国家机关的体制内自由派，铲除将沙皇和人民对立起来的体制外革命者，结果却把沙皇变成了创造大俄罗斯伪民族的工具。大俄罗斯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特殊性，为了方便西欧的理解和交涉，不得不模拟民族共同体的形式。其实，人民专制主义内在地蕴育着超民族的普世主义和救世主义。“侍奉基督、解放人类”是正统派教义问答的自然延伸，而他们却出于现实政治的理由，不敢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全面展开。在所有现实政治的理由当中，维也纳会议的传统是最重要的。沙皇在欧洲是绝对君主，在国内是人民专制的自我实现。前者是相对于社会的国家，后者则以不存在社会和国家之分为前提。

神圣的罗斯面向南方，面向阿多斯、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世俗的圣彼得堡面向西方，面向巴黎和维也纳。一面是波罗的海的德国贵族，一面是莫斯科象征的无形态群众。所以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当中，要用十字架概括俄罗斯的神秘和谐和二律背反。他还在《俄罗斯思想》的开头说：“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国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的灵魂中，永远有东方的和西方的两种因素在相互搏斗。”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向西方偏转，意味着沙皇抛弃了人民。人民专制主义相应地变成了民粹主义，也就是反凯撒（沙皇）和敌基督的新三位一体。俄罗斯帝国每一次向行宪的方向的偏移，统治神圣罗斯的正统性就削弱一分。在欧洲，宪政的意义是法统支持君统、君统保护法统。在俄罗斯，自由化的结果是法统削弱君统、君统践踏法统。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君主制、东正教会和俄罗斯社会同归于尽。正统派在革命之前和流亡时代，一直宣称改革才是瓦解俄罗斯的罪魁祸首，但他们没有办法用欧洲人能够听懂的语言，将他们的理由解释清楚。也许，这并不令人意外。

几乎就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时，俄罗斯正统主义产生了新的变种：萨维茨基、古米廖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地理与地缘政治基础》宣称，俄罗斯、而非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央之国。他的魔术概念是：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是完整的东西方。除了罗马以外，古今没有任何民族拥有这样天命所归的确凿证据。“蒙古的枷锁”不是什么耻辱，而是值得骄傲的宝贵遗产。欧亚大平原一望无际，无异于大陆的海洋。蒙古人留下的开疆拓土精神，不比皇家海军纵横七海的气魄低劣。海洋养育了英国人的自由精神，陆海同样塑造了俄罗斯人宽广的胸襟和淳朴的道德。唯一的区别在于：海洋的本质就是变幻莫测，而陆海兼有流动性和稳固性之长。古米廖夫留在国内，宣称如果俄罗斯还有得救的希望，只能来自欧亚主义。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基督与敌基督》书中，借彼得大帝之口说：俄罗斯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一个不逊于欧洲或亚洲的完整大洲。欧亚主义的思路延续了以前的几种正统主义，认为俄罗斯特殊性是正统性的保证、而非否定。即使在没有沙皇和教会的情况下，天赋和不可改变的地缘性格仍然足以保障俄罗斯的特殊性。然而，它的唯物主义性格大大增加了。欧亚主义是第一种不信基督，只在意东正教社会功能的正统主义，用以前的正统主义标准衡量，本身就是堕落的征兆。欧亚主义的另一位元老弗洛洛夫斯基看出了事功导向的伪神学多么脆弱，迅速回到东正教母亲的怀抱。他的同侪没有超出他的预料，抗拒不了策士的诱惑，落到了连始乱终弃都不如的下场，不得不亲眼目睹一厢情愿的奉献热忱灰飞烟灭。

欧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倾向一开始就非常强烈，几乎没有“汉贼不两立”的情结。这种态度在流亡者当中，甚至在国内的唯心主义者圈内都非常罕见。他们的理论需要大国的舞台和现世的成就，非但不能弃绝世界、委身基督，甚至不能藏诸名山、遗诸后人。时间对他们无比宝贵，红颜易老李广难封。随时都在幻想俄罗斯社会同化布尔什维克的美好前景，觉得那时就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果然出现了，然而并不有利于欧亚主义者。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开始流露出模仿沙皇的冲动，但他选中的利用对象，仍然是残余的东正教会。极少数唯物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流派，几乎没有、而且不大可能形成任何群众影响力，无论如何投怀送抱，在现实政治家的眼中，都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强大祖国-俄罗斯母亲-共产主义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新三位一体，似乎填补了正统主义曾经占据的空间。然而，这些只是外围性质的策略而已。新三位一体依靠模糊的感情诱导，掩饰了内核的黑色真空。苏联的基本结构建立在超民族和非民族的基础上，普希金和列宁的俄罗斯只是一种草率拼接的装饰品，始终没有具备沙皇时代的郑重和深入。这种脆弱的装饰在八十年代的风潮中转瞬即逝，迅速让位给更加古老的东正教保守主义。

后柏林墙时代的新正统主义与伪正统主义

在正统派的流亡者看来，布尔什维克显然就是虚无主义的罪成肉身。犹太人和高加索人在早期布尔什维克党内所占的比例之大，只有波罗的海德国人在外交界的地位可以相比，充分体现了该党的敌基督和反俄罗斯性质。由于俄罗斯民族的本质就是热爱基督，敌基督和反俄罗斯其实就是同义反复的概念。更进一步说，正教徒爱基督，不是爱基督的荣耀，而是爱基督的受难。他们认为这是俄罗斯和天主教世界的重大区别，虽然后者不见得同意。因此，沙皇的死难和苏维埃的迫害都可以做出神秘主义的解释。索尔仁尼琴经过《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最终回到《红轮》。《红轮》与其说是一部历史小说，不如说是作者企图重建的经学正典，称之为新正统主义或伪正统主义，都无不可。他追查布尔什维克的罪责，发现克伦斯基为布尔什维克铺平了道路；追查克伦斯基的罪责，发现立宪民主党的背叛为克伦斯基铺平了道路；追查立宪民主党的罪责，发现国家杜马为立宪民主党的背叛铺平了道路；追查国家杜马的罪责，发现维特为国家杜马铺平了道路。这时，他终于回到了卡拉姆辛开创的解释框架内。西方移植物在俄罗斯没有根基，自身注定站不住脚，却足以瓦解俄罗斯特殊社会的凝聚力，给虚无主义者提供可乘之机。除了东正教，谁也抵抗不了虚无主义的侵蚀。“人民犯罪，沙皇代祷。没有沙皇以后，人民其将奈何？”这并不意味着索尔仁尼琴有在政治上恢复君主制的计划，因为他的俄罗斯概念内在地蕴涵了沙皇独一性的概念，正如魏玛共和国自称帝国，因为其中蕴涵了德国统一的概念。

正统主义在原则上是不可毁灭的，在苏联瓦解后尤其如此。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似乎以更快的速度重演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悖谬。在车臣与克里米亚之间，俄罗斯似乎以更大的尺度重新了巴列奥略王朝在欧洲和土耳其之间的宿命。索尔仁尼琴甚至奇妙地预见了克里米亚的灾难，没有辜负先知应有的神通。他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帝国主义者。相反，他的《致俄罗斯人书》宣称：无论在精神意义上还是行政意义上，俄罗斯都不再有维持帝国的力量。同化的诱惑是致命的，损害了俄罗斯的民族核心。不过，这些话显然是非罗斯的各邦。乌克兰不在其中，克里米亚尤其不在其中。他说：赫米尔尼茨基的乌克兰比现在小得多，俄罗斯两百年的心血不应该就此化为乌有。他在《重建俄罗斯》书中强调，乌克兰是一个发明出来的民族。俄罗斯其实也是，这一点他就不提了。消除人为的构建，就意味着恢复基辅罗斯古老的多国体系。这样倒是可以解决俄罗斯和欧洲源远流长的对立，但肯定会使他毕生的追求沦为培尔·金特的洋葱头。

索尔仁尼琴去世后，新正统主义变得越来越像伪正统主义了。东正教会的复兴流于表面，主教团充满了暴露身份的前克格勃间谍，跟普京的克格勃政权构成了天造地设的绝配。新东正教的“健康保守主义”斗士已经发展到为《治家格言》式的家庭暴力辩护的地步，却仍然阻止不了穆斯林替代东正教人口的可怕趋势。欧亚主义者倒是人才辈出，从杜金到古塔连科，用“地缘高于血缘”的口号化解、也许是掩饰了人口危机造成的焦虑感，而且有逐渐发展为认同政治的倾向。十九世纪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只知道路线分歧，不存在认同分歧。目前，欧亚认同和欧洲认同却大有重新发明历史的迹象。从党派政治的角度看，两者的分界线大致相当于右翼力量联盟和统一俄罗斯党的分界线。普京的政策日益倾向于绥靖车臣，压制圣彼得堡。“欧亚一体化”越来越像一个俄罗斯和内亚伊斯兰国家组成的关税同盟，重演了古米廖夫在1920年代的洞见：俄罗斯不是罗斯的继承人，而是罗斯的对立面和蒙古的继承人。她将罗斯抛弃给立陶宛和波兰，拥抱喀山和西伯利亚的无尽边疆。这不是她的失败，而是她的胜利。惟其如此，她才能够建立独立于西方的平行世界。后者是天命的同义词，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在索罗维约夫这样的悲观者看来，这些征兆都是拜占庭化或南非化的预表。在他设想的梦魇式未来世界内，俄罗斯空旷的城市将会挤满东方的面孔。乐观者和悲观者的事实认知和未来期许其实相去不远，分歧来自价值观和立场的选择。“地缘高于血缘”的真实意义就是人口-种族替代，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土库曼游牧民族替代了科尼亚和特拉比松达的东正教徒，但土耳其帝国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拜占庭的历史使命，在傲慢的西方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自称莫斯科的鞑靼酋长取代了自称弗拉基米尔的瑞典贵族，将基辅罗斯的嫡系留给波兰国王和东仪天主教会。如果现在的高加索人和内亚人取代了罗蒙诺索夫的子孙，区别真的很大么？

俄罗斯的传统是敬畏先知多于尊重学究，也许自有道理。先知创造认同的能力，比学究高出不知多少个数量级。问题在于，她总是有太多的先知。太多的认同争夺仅有的载体，将俄罗斯变成群魔附体的精神分裂病人。璀璨的珍珠是寄主痛苦的分泌物，伟大的俄罗斯文化就是这样围绕痛苦产生的。她长期盼望弥赛亚，也就是希望驱除群魔的救星解除她痉挛的痛苦，结果很容易落入自封救世主的敌基督之手。在拉斯普京和列宁的，经常会露出内亚萨满精神的头角。东正教拥抱苦难的热忱还能抚平她的创伤，养育新的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么？伊斯兰作为亚伯拉罕宗教的清教化支系，是否能以其炽烈的白光驱散魍魉的纠缠，创造新的历史路径？天命会不会落在无所不在的福音传教士身上，最终为她卸下拜占庭遗产的诅咒？也许新的虚无主义者还会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表演撒豆成兵的魔法？也许俄罗斯的使命就是永远的法外人，以免脑满肠肥的世界深陷凝固的轨道而不能自拔？骰子尚未落地，也许永远不会落地。

目前，欧亚认同大有重新发明世界历史的前景。在俄罗斯，普京的政策倾向于绥靖车臣，压制圣彼得堡。“欧亚一体化”越来越像一个俄罗斯和内亚伊斯兰国家组成的关税同盟，俄罗斯不是罗斯的继承人，而是罗斯的对立面和蒙古的继承人。俄乌战争之后，俄国势必将罗斯抛弃给立陶宛和波兰，拥抱喀山和西伯利亚的无尽边疆。惟其如此，俄国才能够建立独立于西方的平行世界。俄罗斯空旷的城市将会挤满东方的面孔。乐观者和悲观者的事实认知和未来期许其实相去不远，分歧来自价值观和立场的选择。“地缘高于血缘”的真实意义就是人口-种族替代，这种事情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发生。土库曼游牧民族替代了科尼亚和特拉比松达的东正教徒，土耳其帝国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拜占庭的历史使命，在傲慢的西方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自称莫斯科的鞑靼酋长取代了自称弗拉基米尔的瑞典贵族，将基辅罗斯的嫡系留给波兰国王和东仪天主教会。如此等等，伟大事件将在中亚这片世界历史的“枢纽地带”神奇上演。璀璨的珍珠是寄主痛苦的分泌物，伟大的中亚文化就是这样围绕痛苦产生。东正教拥抱苦难的热忱还能抚平她的创伤，养育新的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么？伊斯兰作为亚伯拉罕宗教的清教化支系，是否能以其炽烈的白光驱散魍魉的纠缠，创造新的历史路径？天命会不会落在无所不在的福音传教士身上，最终为她卸下拜占庭遗产的诅咒？还是说新的虚无主义者还会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表演撒豆成兵的魔法？骰子尚未落地，也许永远不会落地；天命所在，随后的数代人时间里，中亚之地将又一次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央舞台，享受天命的光照。千年大变局之下的中国，也将无可避免地登临这个舞台，并将其奉为绝对的战略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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