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英法“世仇”史，当然会呈现出近似“潮流”或者“法则”之类的东西。但是，在这部极度精细且宏富的作品中，所谓“历史进程”或者“必然性法则”这样的东西即便真的存在，也不过是人为呈现在历史表面的东西，历史的“因”却是寓居于“背景”当中，也就是具体的“时刻”、“场合”和“人物”这类元素当中。历史学家不应当作茧自缚,仅仅用法兰西的大陆眼光或者仅仅用英格兰的岛国眼光去看待事件；相反，本书作者显然是采取一个更高的透视角度，只有凭借这个角度,才能融合斗争双方，并对真相达成新的认知，而在此前，斗争双方对此类真相都保持着盲目的态度。自17世纪正式开场的英法“世仇”史，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一种更高层面的叙事形态，这也是一种新的且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方式，这样的叙事乃包容了冲突的全景。作者凭借这样的叙事进程，让读者远离了善恶斗争这一淳朴的初级画面，转而以复杂和深沉为经线和纬线，将历史解释工作向着更为完满的层面推进；这三百年的世仇也正是国家发展的真正核心阶段，这其中可不仅仅是英法的画面，也将其他的历史事件包涵在内，向读者展示日益紧迫的形势、日益纠结的事件、面对可怕困境的人们以及前赴后继落入绝望境地的各个党派。具体的叙事进程当中，作者在竭力引领读者一步步地远离了那些亲身参与到历史大剧当中的人们的种种激情和见解，于是，史学便得以在故事的根基之处揭示出一种根本性的人类困境，读者因此得以见证到此种困境是如何导致人类意志的冲撞，即便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们都秉持着充分的理智以及合理且良好的意向。斯特雷耶在一项有关“现代国家之起源”的著名研究中给出如下结论：“17世纪欧洲的国家远不是民主制的，但它也远不是由一个君主和几个亲信专制统治的王国。政策必须加以解释，并获得统治阶层成千上万成员的认同。除了个别的例外，正当的法律程序必须得到遵守。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国家已经成为生活必须品。忠诚的程度可以各有不同，但即使是那些被动接受国家的人也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西欧已经在心理上为加强政府机构与提高国家功能作好了准备。政策也许会遭到攻击，政府也许会遭遇颠覆，但政治动荡再也无法消灭国家概念。”
（约瑟夫·R.斯特雷耶著《现代国家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2011年，第47页）恰恰就是从17世纪开始，“国家理性”与外部战争的关系问题，便作为人类世界至为深重的道德-政治-法律迷津，替代宗教战争的简明的善恶二元斗争，正式登临世界史舞台，并在最早结束“内战”状态的英格兰和法兰西身上，得到最为宏富、充分且也最为漫长的展现。在英格兰，内政发育展现出极强的自主取向，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辅助和延续；在法国，则是外部政治规约乃至主宰着内政发育，政治是战争的辅助和延续，糟糕的内政催逼着战争登临国家之“终极理性”的神座并始终呆在这个位置上。何以至此？本书作者以珠玑片论之势予以提点，字字见血，作为评论，我们却有必要将其串联并伸展开来。
自法兰克王朝建立以来，千年的封建臣属政体早已大大压过了五百年罗马观念的影响，尽管在路易十四时代，王权罩上了罗马法的外衣，但这也仅仅是就其法律身份而言才能生效，这丝毫掩盖不了王权本身的秘密。暂且承认路易十四在亲政之初就已经酝酿了创建帝国的有系统计划，那么不妨借用塔西佗更干脆的说法，路易十四王朝的全部“帝国奥秘”无非就是：巧妙地树立威信，成为王中之王。尽管国王会有各种各样的弱点和荒谬之处、也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但他毕竟是巴洛克式权力结构的顶峰，是权力的最终来源。仅仅是在这样一种消极的意义上，王权才能找其权威的基座。有关“旧制度”及其权力运作的种种传说中，最不真实的就是托克维尔关于“专制”、拉平化以及中央集权的论断。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如卡尔莫纳所说：“权力实际上分散到很多人手中。施政方式从原则上讲是君主政体，但在实践中却是广泛的集体施政。……国王的权威四分五裂，遭到议论，受到怀疑，虽然无人否认国王权威的基础，但权威本身却不大能树立起来，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来说服对方，这就是日常的用权之道。妥协的艺术是施政艺术的基石。法国的整体从定义上讲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靠交易存在的君主政体。”（卡尔莫纳：《黎塞留传》，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布克哈特在谈到路易十四时说：“他忙于权力和财富的扩展，只为保持他们，但后来这成了公认的个人奢好。拥有支配全法国资源的可怕权力，路易必然走到谋求普遍君主制这一步。”（J·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30页。）这种情感爆发式的控诉布克哈特已习以为常，更细致的历史论辩已经否认路易十四具备普遍君主制的情感和意识。普遍君主制的意识与法兰克武夫的单纯领土扩展意识不是一回事；前者所要求的是一种清晰的、有着强烈自我探寻意识的职业禀赋，自信于神意的眷顾，同时也要求一种极度焦虑和紧张的统治意识。而上述一切的君主的内在宗教意识还需要伏尔泰式的“国家理由”这一外在力量的支持。在路易十四时代，只有清教伦理才能培育起这样的统治意识和政治观点。换句话说，只有克伦威尔才堪当此一角色。很难想象一个通过继承而来的哥特式君主能够设定某种政治伟业或者某种政治理想，路易十四终其一生所推行的不过是再平庸不过的政治，他要完成的目标总是近在手边的那些工作，比如王国管理的整合、贸易的谈判、商队的管理；对边缘小国和领主土地的一系列征服战争、以及针对西班牙的王朝战争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的中世纪思路而已；他生平最重大的举动当属废除南特敕令，而在这次事件中，树立威信的中世纪考量似乎也超过了弥合国内分裂的考量，尤其是应当注意到，在路易十四时代还不曾诞生波拿巴主义时代的那种“天然疆界”观念。他是以极其静止的哥特方式理解他的“国家”的，而他所设计的那个“整体”却是个人为的东西，他甚至没有发现由于宗教精神以及商业精神的发展而引发的巨大变化，也无意于评价当世的种种事变。其时，法兰西贵族跟英格兰贵族一样，其力量根源乃在于地产以及地产吸附的庞大民众土壤当中，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此等情形之下，君主就必须扮演赫拉克勒斯的角色，令这巨人脱离自己的土地。为此，同城市布尔乔亚群体结盟以制衡贵族，便成为法兰西集权进程的一个重大策略。同时，君主从来都非常懂得将同罗马天主教会斗争而得来的资源，转化成国家资源，分配给贵族，布尔乔亚阶层在这其中基本上没有享受利好，本质上是王权的工具，并为此接受了历时漫长的来自王权的规训，这就造成了法兰西布尔乔亚阶层那根深蒂固的“天下闻名的怯懦”。18世纪的法兰西重农主义实质上是一套反商业的经济理论体系，以众多农业小生产者作为经济“自然秩序”的起点和终点，以农业产品在公平价格体制中的流通和循环为基本诉求。显然，这并非进取型的商业资本主义，也并非马克思的以资本集中为目的的扩大再生产模式。这实际是一个极端怪异的体系，融合了阿奎那的中世纪经济观念和现代的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经济观念，就如同第三等级能够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古已有之的中世纪封建等级性社会团体，跃升为一个现代性的政治精英团体一样。这一体系采取的是极具自我尊严感但也极具防御态势的经济原则，在整个18世纪，它实际上同法国作为英格兰“永恒挑战者”而非胜利者的国际地位形成完美匹配，其中当然饱含了嫉妒、愤恨并欲一争高下的国际情感要素。严格来说，这样的经济理论体系没有可能提出合理化的现实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单一税的实施不但未能解决财政问题，反而是传播了革命的火种。但是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后科尔伯特时代的旧制度时期法国经济意识的担纲者，乃是因为他既满足了法兰西心灵对绝对之物和一致性的“祈请者”意识，也顺应了法国作为“永恒挑战者”的民族主义情感要求。深受“独立宣言”影响的那一代法国政治精英并没有对“权利”作出古典自由主义式的理解，相反，他们将权利概念作了单一化、形式化的理解，并将之视为构造法兰西“一致性”的又一个工具，而非目的。在第一帝国时期，革命作为实质性的伦理命令和社会要求余威尚存，法兰西“一致性”所要求的法统同革命的实质内容之间存在着既无法兼容又无法克服的矛盾，拿破仑的个人悲剧即是由此注定。波旁王朝试图模仿英格兰查理二世之所为，在复辟旗帜下为财富天下打开大门，但此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并无能力独立执掌政治，财富定义本身也在“阶级财富”的内部撕裂中归于分裂。对此，熊彼特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在法国，“资本主义早期的贸易和工业都强烈地渗透了前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都有着专制的印记，而且无论自愿与否，也都是服务于专制利益的。布尔乔亚阶层就是秉持着这样的情感习惯、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说白了，是本质上非资本主义的需求和利益环境，最起码也是前资本主义的需求和利益环境，塑造了布尔乔亚阶层，那样的需求并非源自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而是源自这样一个情状：早期资本主义同异质生活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共存，这异质的生活模式和商业模式一开始是有着压倒性的强大地位的。既成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都是有惯性的，因此，行会精神和垄断精神一开始自然是能自我维持的，并且也只能是逐渐地消解下去，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已然掌控大局的地方。实际上，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完全执掌大局。既存的种种经济利益，藉由专制国家‘人为’地塑造而来，因此也就继续依附于国家的‘保护’。工业机体就其自身而论，当然是不可能抵挡自由竞争潮流的。但是，即便是在专制国家构筑的古老障碍已然崩塌的地方，人们也并不是即刻就能走上明路的。他们毕竟是重商主义时代甚至更早时代的造物，而且，很多人仍然热衷于抱在一起，抗拒自由竞争体制的冲击，拒绝被强制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为此，他们呼唤父权体制，呼唤保护，呼吁对外来人采取强制约束措施。”（Schumpeter,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p.91）18、19世纪法兰西的海外征略，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封建主义、君主体制以及罗马天主教势力以纯粹扩张来重塑尊严并弥补在旧世界之失败的故事，在新大陆，五十万之巨的刀兵正要伸张并确证贵族体系的霸权，封建主义在那里终于寻获了强劲生命力，尽管在国内已然被新起的集权潮流包围并压制；君主体制则是如日中天；罗马势力也重新焕发生机，从灰烬和衰朽中崛起，在新世界一展雄姿，夺回其在旧世界失去的东西。就这样，这些集团力量，将勇悍兵士和狂热神父送入荒野，他们追踪河流，并以地图标注，他们树立徽标，修建要塞，并宣示主权。然而，这样一个“新法兰西”，全部都是脑袋。在国王、贵族和耶稣会士之下，瘦削的躯体丧失了发育壮大之机。甚至商贸也要佩剑，要以贵族纹章予以装点，成为丛林领主，豢养大批蛮族家臣扈从，乃是殖民者心中的热望。此时的海岸地带，一股敌对力量也在不断壮大，虽然缓慢却稳步坚实，充溢着血气和力量，——这是一具没有脑袋的躯体。最终，后者硕果累累，前者终究归于萎靡和荒芜，在无望阴影当中兀自黯淡下去。“新英格兰”与“新法兰西”的对峙，一方是威权政府的子嗣，另一方是被压迫流亡者的产物；一方是罗马天主教反动潮流的坚决支持者，另一方是新教改革潮流的先锋团。“新英格兰”最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物质进步之地。“新法兰西”之扩张乃是拜巨大野心所赐，这野心催迫着那里的人们去竭力攫取新世界。此等图谋终归枉然。首领们确实以勇武之态长期支撑此等大业，引领跟自己一样好战的附庸群体，杀伐四方。然而，在外部力量和内部衰朽的双重挤压之下，“新法兰西”终归败落。1833年，法兰西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挥笔写就短章《法国为何没有像样的殖民地》，就此成为此一时期帝国主义精神在议会的实际运作者，在这份短章中，托克维尔是法兰西在殖民事务上的无能表现表达了不满：“看看吧，法国在新世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殖民体系。规划可谓精良，地点更是精挑细选，试图藉由一条绵延不断的拓殖地链条将圣劳伦斯和密西西比河联结起来，据此在北美大陆的中央地带创建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以加拿大和路易斯安娜为出口。为了达成目标，法兰西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她的政府为此忙碌不堪，汲汲于拓殖地链条的构筑，不曾有片刻疏忽怠惰。然而，这个殖民帝国最终却是沉沦下去；拓殖地的区域迅速扩大，甚至超越了法兰西殖民者的前进步伐，但这一切终归徒劳，法国人还是未能进驻周边的蛮荒沃野，殖民群体几乎没有任何扩大，反而是无知在四处拓展，这个新社会一直就这么静止着，无论是力量还是财富均没有新的斩获，最终，在外来压力之下，只能选择屈服，尽管进行了不可谓不英勇的斗争。”（“Some Ideas About What
Prevents the French from Having Good Colonies（1833）”）托克维尔在此以英格兰人的殖民进程作为对照：“英格兰殖民者一旦踏足新世界的土地，便断了母国的奶水，母国基本上也不会去统治他们。于是，他们一开始就有了自己的政治议事会机制和司法机制，自行选任官员，自行组建民兵，经济自主，并不断砥砺自我立法的天分和能力。就这样，母国绝少尝试控制或者介入殖民地自己的事务，顶多了也只是从外部为他们提供商业保护而已。……于是，这些拓殖地很快便成为财富和启蒙的重镇。我们必须承认，而且经验也已经证明，要让法兰西去创建自己的殖民帝国，就等于是让法兰西沦落危险境地，成败与否完全是未定之数，命运更是反复无常。”（“Some Ideas About What
Prevents the French from Having Good Colonies（1833）”）显然，这一切都是拜17世纪以来法国布尔乔亚文化同经济-社会事实之间的断裂和矛盾所赐，这个断裂和矛盾既制造了贯穿整个19世纪的民主难题，这一难题更是主宰了整个19世纪的法国政治生活。拿破仑三世登台之后，种种势力开始提出明确的政治-文化或者说是文化-政治诉求，将政治同价值观融合起来，借此疏离共和派在前帝国时代含辛茹苦且步履艰难地展开的自由主义净化工作，保守派，无论是天主教势力，还是波拿巴派或者奥尔良派，在文化价值观领域迅速达成妥协，主张远离盎格鲁-撒克逊经验，确切地说，就是要建立一种注重“全民公决”而非议会日常运作的政治文化。到了这一步，人们关注的重点就不在于重建议会自由主义，而在于重建社会纽带；毫无疑问，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在19世纪法国的糟糕表现，这样的表现令激情政治塑造出的一代人无法承受、更不愿坦然面对多元利益政治之平淡琐碎。为了驱逐此种多元利益的纷争格局，重要的是要指出一种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普遍的社会利益”，而且，重要的不是此种“普遍社会利益”之切实内容，而是其蛊惑力或者说服力。拉梅内以“信仰之德性”作为社会纽带之有效工具，圣西门派则反其道而行之，转而信奉实证原则和科学知识之效能，当然，极具社会主义色彩乃至民粹色彩的种种诉求也无可避免的勃发而出，诸如“国家工场”之类的集体主义安排。种种设想可谓千差万别，但在最根本的一点则保持一致，那就是：并不在乎经济上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并不在乎自由主义活力之重塑和再现；说白了，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教育指向问题，确切地说，就是如何将一己之观念转化为国教性质的教育纲领，希望法国社会在观念之神权权杖之下，向前推进。在这其中，特别是托克维尔和基佐的立场是相当模糊的，他们所信靠的是“有干才”、“有声誉”的新贵阶层的普遍感染力，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新贵阶层”是很难在如此博杂且纷争的利益格局当中获得准确界定的，不过，在这其中，自由主义力量也同样毫无疑问地是享有一席之地和成长空间的。此种局面之下的自由主义，无论是外缘还是内涵，都是无法进行明确界定的，原因很简单，此一时期的法兰西自由主义并非以利益和稳定的社会群体为依托，议会政治的陨殁则更是无法令自由主义活力凝聚为常规化的体制形态；实际上，这样的自由主义不得不放弃常规的政治和文化诉求，转而以纤弱网络的形态，断断续续地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散开，同种种千奇百怪的社会势力产生部分的、往往是很可怜的交集。这实质上也意味着法国共和文化和自由主义力量已经在保守派、浪漫派和法国社会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阶层的联手夹击中，被逼入了退无可退的绝境；这也正是七月王朝政治境遇的真实写照。从查理十世的放逐到拿破仑三世的倒台，历史清晰地揭示出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贯穿这一历程的则是法国普遍主义的启蒙观念令人沮丧的败落，先是资产阶级民族领导权在内斗中的瓦解，接着便是自由派主流社会力量试图借助对外的民族荣誉原则来克制内部的纷争和危机，拿破仑三世娴熟地运用全民公决这一终极政治手段击碎了前1848年代自由派有关帝国观念的宏伟构想，并成功创建了第二帝国。但是同样的矛盾和同样的逻辑也使得拿破仑三世在帝国框架内寻求民族文化认同、在欧洲框架内（也许英格兰不在拿破仑三世的文化框架内）寻求文化领导权的努力功未成身先退。情况至此已经很明显，任何的内部政治艺术都不可能仅仅凭借理智的力量担当起帝国观念所要求的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同政治艺术所要求的理智原则形成了极性的对立态势，它要求一种神秘主义的力量，要求这种力量直接诉求人类心灵当中的情感要素和非理性要素，因为只有这种力量才能同拿破仑三世凭借全民公决行动而激发出来的保守主义情绪形成对应和对抗。无论从客观上讲还是从主观上讲，这也许就是作为传统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在这个帝国时代的最大期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帝国的世界观便一下子变得无可或缺了法国在这方面再次首当其冲，强大的帝国传统尚且记忆犹新，但是历次的革命和动荡令法国备受挫折，于是，此时的法国比任何欧洲大国都更需要在面对本国民众以及面对他国之时，树立强大且统一的国家形象，在法兰西那种再典型不过的人人自危的防范型社会里，任何集团、群体、阶层乃至个人的野心，无论是良性的、中性的还是邪恶的，都能够在这样的帝国形象工程当中，找到充分的立足和发挥之地，以民族优越性、国家利益的美妙辞藻包裹起来，由此很轻易地就能够获得整个社会的普遍支持。就这样，帝国背景下的法兰西政治，“形象”取代了利益。很显然，法兰西的帝国道路从根本上继承了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真心支持并鼓吹帝国的人都是焦虑万分且最容易有挫败感的布尔乔亚阶层，更准确地说就是这个阶层的中下层，从职业角度来看，主要就是政客、学者、记者、律师、公立教育体系中的教师，务实的商贸阶层则很少有人会混迹这个“帝国”圈子，因此，结论就很明显了，在法国，帝国政策并非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育为目标，而是以兑现法兰西一体化的民族荣耀为终极纲领。深重的社会-经济变革引发的巨大压力和危机，自然会刺激各个阶层乃至所有的人寻求尽可能便捷且小成本的解决之道，帝国便是这么一条极为有效的捷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正是因此，那些主张在内部压力和危机如此深重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克制帝国形象的人，当然就会沦落为少数派。相形之下，英国在印度的克制自有其充分的理由。完全暴力的统治只有在正常权力逐渐沦丧的地方才会有效，欧洲帝国主义因为逐渐丧失权力，而不得不在非殖民化和纯粹的暴力乃至屠杀政策之间做出抉择，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民主国家或者自由宪政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更面临特殊危险，正如康马杰在1960年代类似的帝国背景之下所说的那样，“倘若我们摧毁世界秩序，破坏世界和平，我们就不可避免地首先颠覆并破坏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Can We Limit President’s Power?”in New
Republic, April 6, 1968）对自由制度或者民主制度来说，帝国议程当中的非常态行为，特别是强制行为，都将会对自身体制产生极为可怕的反作用，令母国自身在这样一个反弹链条当中，反而会成为如克兰默勋爵所说的帝国的“最后一个附属国”。这也正是J·S·穆勒在同托克维尔的一系列“帝国信笺”中一直致力于提醒托克维尔的。在这个过程中，布尔乔亚阶层显然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上：“是古老的专制体制训练了布尔乔亚，布尔乔亚自然也贯注了专制精神，既如此，布尔乔亚常常是承续了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即便在法国这等已然剪灭了君主并破除了贵族制官方权能的地方，也是如此。就因为君主需要士兵，现代布尔乔亚阶层遂更为狂热地倡议增加人口，至少在口号层面是这样的。因为君主可以因政府而获益，需要布尔乔亚充任胜利先锋，于是，布尔乔亚便对民族荣耀充满嗜血欲望，即便在法国也是如此，那里的布尔乔亚就像崇拜一具无头尸体那样，崇拜民族荣耀。就因为君主觉得收敛巨量黄金是颇为有用的，甚至今天的布尔乔亚也仍然不能从金条主义偏见当中挣脱出来。就因为专制国家素来将商人和制造业者主要作为最为重要的财源来加以看待，今天，即便是一文不名的知识分子也都热衷于站在出口垄断集团的立场，而非消费者的立场，看待国际贸易。就因为好战的君主一直都在担心遭到同样好战的邻居的攻击，现代布尔乔亚也热衷于将侵略图谋归于邻居。所有这些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非资本主义的。但凡资本主义占据充分主导地位的地方，此类思维模式就会迅速消散。”（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p. 92-93）近代以来法兰西的帝国主义精神及其连带的好战精神，乃是从前资本主义世界承续而来的。孕育它们并将它们推到历史前台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已经不存在了，但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它们已然沉淀下来，并在资本主义时代跟人类生活当中理性化的力量迎头相撞；法兰西近代以来的历史本质上就展示为两股力量相互搏杀、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这个国家，布尔乔亚确实遭遇了长期的压制和规训；路易-拿破仑的“公决”和加冕一开始是各方都欢迎的。“秩序、宗教、民众福利和民族尊严”是他的纲领，而且一开始他也的确这么做了，比如修复同天主教集团的关系，这是拿破仑一直没能做好的事情；比如通过克里米亚战争和法奥战争，填补传统的法-英争斗留下的历史空白，借此找回民族尊严，并进一步地依托意大利北方和莱茵河附近的卫星国体系，尝试遏制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国内则推行经济层面的“自由化”政策，尽可能多地释放工作机会；当然，向农业人口提供丰厚补贴才是他执政的总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1848年的血腥记忆在布尔乔亚阶层渐渐消退，靠着纯粹的补贴手段和推升价格手段来维持农业集团，显然并不能令帝国获得一个稳固基础。第二帝国瓦解了，战争精神存留下来，如同幽灵，继续寻找可以寄居的肉身。
1688年，英格兰新政权的信誉确实是以议会的立法权名义及其权利为基础的，所依赖的乃是一种或明或暗的、不容易分辨的默契，即，财富阶层最终会准备好为议会的立法行动和其他一切特别行动买单。无论议会的最高权力是获得表达还是受到操控，如果立法权不能时刻谨记它必须与财富阶层及其代表密切合作，那么洛克称之为“社会契约”的这种默契则是根本无法达成的。议会主权以及整体的国家财政所涉及的一切事务，都建立在这种把一个并非合法的王朝同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最强大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利益关系之上。在17世纪上半叶，无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还是护国公时代的克伦威尔，都可能认为议会要么是中世纪不合时宜的残留物，要么是腐败盛行的机构，它不但会阻碍有效的君主政体，也会阻碍必要的国家治理行动，如果彻底摒弃议会，反而会给更多的人带来普遍的福利。这一切在17世纪的结尾处得到了扭转。18世纪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考虑的问题将不再是如何取消或者压垮议会，相反，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操纵议会，操纵议会的技巧成为18和19世纪政治家成败和素质的评判标准。英格兰人显然不能想象、更不能容忍昔日里天主教体系的巨大财源和能量归附王权，这是英格兰贵族同法兰西贵族的决定性差异，就在法兰西贵族的精华纷纷涌入凡尔赛宫的时候，英格兰贵族的精华会同城市居民群体、自耕农阶层、农场主阶层以及相当一部分神职群体，为着确立议会主权而走上战场。共和制度的实验虽以失败告终，但复辟时代的英格兰贵族在本质上已然无需听命于国王了。另一方面，英国没有自封的资产阶级，大资本在随后到来的工业革命中，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起到了一些很有限的作用。工业革命在英国主要是依靠这个“人民”阶层自身的资金、勤劳和创造力而施行于世，这不像众多后来的国家那样依靠大量的原始资本。对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折的这一英格兰进程，“辉格党的历史解释”将之视为民权和宪政的成就相互影响、逐渐固定并扩散开来，进而发展到一个更为扩散的民权和宪政阶段；“托利党的历史解释”则反对此一过于简单和天真的看法，认为土地贵族和旧制度仍然在18、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控制着意识形态和政府，并在整个19世纪仍然能够做到迫使人们服从；它最终的失败并非某种外部的、基于社会发展的力量，而是出于自身的失误和分裂。两种对立的观点无疑各自道出了部分的历史实情，一副忠实的综合性图景则很难画出。詹姆斯二世登上王位时，继承了这种基础性的社会模式，并内在地继承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信念。他独特的宗教和经济政策较之斯图亚特王朝狭隘的王权观念，显现出大得多的宽怀度和容纳度，并对日益凸显的新的社会利益群体显示出主体上的顺应态势，此举的目的是要在王权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有选择性地建立其一个虽然有限但具备足够政治主导力的利益共同体。此举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让经济上最活跃、最有用的群体接受这样的信念：所有经济活动均受制于客观的经济法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信念，确切地说，是让经济上最有用的群体接受政治中立角色的信念。这一信念实质上是詹姆斯一世体制的翻版，只不过其社会-经济轨道体现出更为宽广的容纳度而已。詹姆斯一世体制的基础在于所有的商业和工业活动都必须熔铸在一个秩序的体系内，这一体系的要义乃是父权制的，在必要时候甚至可以是世袭的。作为体系终端出现的则是王权。不同的是，在詹姆斯一世时期，父权体制的反对者们，尤其是诸如托马斯·孟这样杰出的重商主义者指出，经济活动，尤其是商业活动受制于客观法则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受制于王权的程度。詹姆斯二世的政治算术则揭示并利用了这种反体制的现象，意在将之熔铸在王朝体制当中。他预期经济上的满足感将只给臣民留下消极服从的空间，而国家事务，他则重申了查理一世在议会陈词时的信念，那应该是主权者关心的事情。他在政治算术中精明地看出地产阶层的政治权力存在致命弱点，除了九十一名乡绅议员之外，绝大多数议员的票选实际上都是可以操控的，这些席位操控在不到两千名政治“积极分子”手中，为此他在1687年便开始酝酿着通过王室名单以及贿赂的方法操控议会选择，并通过提前举行普选的办法，意图保证一个与王权合作的多数。然而，这一政策却导致了历史性的失败，政策本身即便就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看也都是反动的。去政治化举措从实质上误解了英格兰处在迅速进展中的政治现实，正如琼斯评论的那样：“1688年威廉的入侵阻止了詹姆斯在大选中测试他的政策，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能成功地收买和操纵国会。在企图调和制造业和商业利益同已经大大加强的皇家权威的关系背后，那些经济和社会的假定是过于简化了。詹姆斯及其顾问预期个人致富会让大量经济上努力的人们消极服从皇家统治，其实他们忽视了私人利益的追求不仅产生消极服从，而且产生新型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其生活受商业竞争支配的那些人不可能接受政治中立者的角色，他们已经在组织压力集团来促进他们的利益了。”（P·T·霍夫曼等：《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世纪出版集团，第81页）进入18世纪，在辉格党主政的半个世纪时间中，帝国的地方精英可以说是既分享了辉格党所创造的政治稳定，同时也承受着这种稳定。辉格党体制在议会中发展起来的裙带关系日趋严重并表现出寡头化倾向。在乔治三世统治期的前二十年中，辉格党寡头集团既面临社会边缘集团和殖民地利益日益增加的冲击，同时也面临着托利势力以及辉格党改革派和激进派的联合冲击，沃尔波体制在老皮特年代便开始无法容纳社会结构的普遍重组局面了。正是在这二十年间，英格兰社会诞生了众多的原则性问题，这些问题迫使人们重归辉格-托利的老政党神话，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乃是必然之事。尤其是在政府反对派一方，由于更有必要在公众当中重新集结力量，于是分化的各个派系纷纷自奉为真正的1688年原则继承者，并谴责党争派系为托利主义复活。在战争日益迫近的情况下，若要逃脱这一困境，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采纳辉格党激进派的路线，彻底重组议会，奉行“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原则，在英格兰本土和北美构筑起共同的改革阵线。然而，以温和、独立精神为特征的罗金汉姆内阁缺乏执行这一政策所需要的权力野心和手腕，同党中颇具此种禀赋的福克斯此时尚未能成长到独当一面的阶段；因此，罗金汉姆内阁只能置身于无所作为的境地，除了对议会的专断作为提出微弱的批评和谴责之外，从未对沃尔波体制的余脉提出过彻底改组的想法。古老的辉格党传统在罗金汉姆内阁的政策执行过程中越来越淡化为一道模糊的远景。在独立战争爆发的前夜，罗金汉姆试图劝说议会回归七年战争结束时的状态，对那以后的侵略性殖民地立法进行反思、修改或者取消。“截止到1770年代，托利思维中生存下来的血脉已经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得到恰当构造的宪政权威的神圣权利，不抵抗的思维仍然留存在他们的政治语汇中，但效忠的对象不再是国王，而是议会中的国王。托利党改变其传统观念，以吸收1688年革命创伤性冲击的速度和成功度今天已经得到了人们更好的理解，可以肯定，截止到乔治三世时期，议会主权原则在托利党及其敌人那里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此外，在负有良心意识的辉格党阵营当中激起如此阵痛的那些划分，对于不那么迂腐的托利乡绅来说，并不构成什么挑战。对他们来说，指出下面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征税权乃是暗含在任何一种至高权威当中，这一权威在任何一种国家当中都是必然存在的。父权制政府之终极全权的世俗版本在约翰逊的《非暴政下的税收》这本小册子中得到强烈凸显。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要存在某种无法对之进行上诉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没有限制的，透入共同体的全体民众，规制并调整着所有的下属部门，制定或者撤销立法，确立或取消裁决，扩张或收缩特权，自免于质询或控制，仅受物理上的必然性所限制。约翰逊并非乡绅的一员，不过他分享了乡绅的政治观点，而且和大多数乡绅不一样，他能够清晰表达这种观点。此种简明观念带来的优势之一就是使得有关主权之确切内容的思考变得没有意义，主权就其本性而言，要么是一切，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这种观念也为一些模糊说法提供了空间，这些模糊说法以一种混乱但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国家、国王和立法机构的主权杂凑在一起。……定义上的松散附带着也允许对国王个人表达情感上的尊重，只要这种尊重不再暗示君权神授，就能为托利情感提供宽广的表达空间。1775年的众多演说都特别提及需要保持立法机构的合法权威，但是绝大多数的演讲也都以不同方式提及了王室的权利。”（转引自：P. Marshall and G. Williams, The British Empire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80, p.127）截至到1875年，英格兰统治阶层一直对卷入他们并非情愿的克里米亚战争懊悔不已，英格兰舆论也持相同看法，认为英格兰是在无意识中以并非负责的态度卷入了巴尔干事务。因此，在克里米亚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皮尔主义的不干预路线成为外交反思的主流，英格兰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敦促，专注于自身帝国的开发建设，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印度女皇就是这种意识的典型表达。对于英格兰而言，基本形势似乎回归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夕，俄国的“武装和平”政策再次威胁到作为大英帝国核心的印度的安全，迫使英格兰必须作出强有力的回应。然而，在1870年代的英格兰议会政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本质性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决定了英格兰将给出同以往大不相同的回应，这些回应开辟了自宗教战争以来国际关系史的新时代，并为随后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奠定了基本的轮廓。在帝国主义精神剧烈涌动的这段时期，各个古老的民族帝国都以帝国属地的多寡来炫耀实力，在英国，即便索尔兹伯里这样温和的人，也免不了帝国沙文情绪。但是在不列颠这样的多元帝国环境中，以一体化的通行帝国关税壁垒、一部一体化的军事法典、一个集权于伦敦的帝国议会以及一个被神话的“爱国者君主”为依托的高度统一化的帝国，因其突破了传统的议会主权框架，无论现实层面，还是法律拟制层面，都没有可能获得实践的机会和空间。1846年，古老的乡村群体的力量随着《谷物法》的取消而削弱了；此一事件乃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然崛起并掌控了大权，英格兰中间阶层从来都是依恋这个国家的制度的，不过，那样的依恋并非盲目，也并非偏执。他们当然知晓制度的优点；但他们也明白其缺陷；他们有着强烈的欲望，要清除这些缺陷，而且这欲望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面对此等越发强烈的欲望，倘若政府却是越发地恶劣了，那么结局定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了。即便今时今日，也已经不能掩饰这样一个情状了：中间阶层的核心群体当中，已然崛起了一个共和派系，他们大胆、悖谬、不尊崇传统、强烈持守目标且不在乎手段，在这些方面均不逊色于当年的法兰西雅各宾派，同时，其敏锐、学识、审慎、耐心以及坚决，则是远胜当年的法兰西雅各宾派。这批人的心性，就是为了暴烈运动而训练起来的。此等心性，已然摒弃了所有那些纯粹装饰性的东西、所有那些圆润、缤纷的东西。唯有神经、肌肉和骨头存留下来。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已然没有任何孩子气的天真。这样的情感并非修辞滋养起来，也不会在修辞当中化为乌有。跟法兰西共和派不一样，他们根本不会在意列奥尼达、伊帕密农达、布鲁图斯之类的人物。他们说得很明确，他们得观念全然来自证明，倘若有谁以浪漫之态展现他们得观念，反而会令他们备感愤怒。他们身上的哲学意气极为昂扬，就如同昔日里清教徒身上的属灵意气一样；如此，他们内心对高雅艺术、优雅文学以及骑士精神的憎恶便升腾而起。这令他们变得桀骜不驯、不宽容，对一切的上等之物均不能容忍。此类品性确实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不过，只要民众对政府尚且满意，那么此类品性就很难让这个集团受人们欢迎。但是，一旦内阁沦落无知和专制境地，即便是最为温和且最为审慎的改革举措也都予以顽固反对，那么这个共和派的原则就会如同昔日里的清教徒精神那样，迅速传布开来，尽管当年的清教徒精神也是极具侵略意味的。统治集团无知、盲目，恶习难改，对此已然是憎恶不已的公众，自然能够接纳哪怕是最让人震惊的革新举措。如此一来，受教育阶层当中便会崛起一个强大的民主派。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这个阶层将像所有统治集团那样，利用政府权能为自己谋福利。惰性是一切统治集团的毒药。罗马人在完成征服之后，便靠着剥削各个行省来喂养自己，并就此堕落下去；西班牙人在吃空了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产之后，除了灭绝土著之外，便没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干事情了，最终也归于败落；蓄奴者的懒惰自然也是天下闻名的。英国工业阶级多多少少也是如此。工业人群由两个群体构成，其一是工资劳动者，其二是资本家，这两个群体是彼此对峙的，不过，在面对外来威胁之时，这两个群体是很容易联合起来的。可以肯定，在廉价食品方面，二者的要求从来都是一致的，对资本家阶层来说，廉价食品意味着工资不会增加了；对工资劳动者来说，食品便宜了，他们的日子也就更舒适一些。为了他们这个目标，他们一直都在竭力牺牲农业群体的利益，就如同罗马人牺牲各行省的利益一样；由此催生的普遍性的农业凋敝格局当中，西印度群岛不过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而已。西印度群岛不过是英帝国体系瓦解的开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母国新崛起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因为自身的贪婪，已然同天然的宿敌打成一片了。就这样，英格兰一夜之间重归了克里米亚战争初期的那种激情状态。“非友即敌”，这是克里米亚战争初期那些张扬爱国者们的喧嚣，也是此一时期的爱国宣言，说白了，但凡拒绝荣宠这场战争的人，便都是叛徒，便都是亲布尔派，就如同克里米亚战争初期，这样的人定然会被视为亲俄派一样。帝国问题在这其中自然是重中之重。自由党并不反对“帝国”，对帝国了如指掌的罗素爵士以客观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起源和成长追溯为一种“必然性”：“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可能是作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王国而单独采取行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征服了加拿大并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我们占有了整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我们兼并了印度，使它处于国王政府的统治之下。我们不能后退。”（《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第18页）作为自由党的议会领袖，格雷斯顿的帝国情感同样根深蒂固，“对每个英国人来说，帝国情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他对狄斯累利1872年“水晶宫演讲”的简短回应，尽管格雷斯顿毕生都在反对狄斯累利-米尔纳扩张性的帝国政策。狄斯累利在这个作为其政治生涯和政治纲领之核心的演讲中，阐释了一种富有进取性、甚至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新帝国”政策路线，这种路线的根本特征在于一种明确的意识：在自由贸易迅速失去效力的时期，工业力量将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军事力量也将超越单纯的商业力量成为帝国力量的基础；狄斯累利在演讲中向未来的选民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你们是乐于做一个舒适的英国人，受欧洲大陆种种原则的约束，终其一生，还是愿意做一个伟大国家、一个帝国的臣民？”显然，1870年代，一种进行抉择的“必然性”开始浮现在帝国的地平线上，这种抉择必须经过人为的努力做出，罗素爵士曾经阐释过的那种出于“天意”或者“命定”的“必然性”对此时的英帝国来说，已经成为奢侈品。解释性的问题在于怎样看待帝国：是一个以工业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统治性的统一帝国？还是一个以各殖民地、自治领的平等、独立、自治能力的培育为基础的自由帝国？这是1870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争执的核心议题，双方对此均保持高度关注和敏感，1875年土耳其事件爆发的时候，立刻触发了英格兰议会政治的一场重大危机。英格兰议会政治的精华力量领导了这场议会斗争，一个新的“自由帝国”作为斗争的结果从这场危机和斗争中崛起。格雷斯顿和狄斯累利之间的漫长斗争，应当置于拿破仑之后的帝国斗争框架当中加以理解，其意义才能充分展示出来。拿破仑战争之后长期执政的保守党无力推出哪怕一项正面的政策纲领或者立法举措，其基本政策取向就是否决一切正面的社会改革举措。罗伯特·皮尔在坎宁奠定的国际善意大背景下，力推撤销《谷物法》的重大举措，并获得成功，由此瓦解了大地产贵族及其利益协从者组成的保守集团的物质基础。这便迫使1858年以少数派领袖身位上台的狄斯累利不得不为保守党寻求正面的政策纲领，借此维系保守集团的政治能量。“托利民主”应运而生。其背后是有着强劲时代潮流作为支撑的。正如哈维评论的那样：“自由主义提倡个人做出成就，这个阶级响应了它的号召。它看重功绩、竞争、体面、效率和目标感。它尊重成果、金钱和成功。它对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听从那些自信有发号施令权的人；它尊重等级制度。在这点上，它和19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者有很大不同：支撑了老自由主义者不屈的个人主义的，是那种‘昔日的光荣事业’中的前工业时代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而这个新阶级因为想在社会等级中找到安全的位置而成为保守党的工具，保守党因之变成在城市中有拥泵的党。”（C·哈维和H·马修：《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第277页）无论如何，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是个体特质最为强劲的，在其个体品性臻于顶峰的时候，其文明也臻于顶峰。正是这样的特质令英格兰闯过了布尔战争到一战期间保守派发起的不计代价的自杀式攻击，坎宁、皮尔和格雷斯顿塑造的伟大自由党传承，在坎贝尔-班纳曼、约翰·莫利以及詹姆斯·布赖斯等人的决绝抵抗之下，得以稳定传承，并在20世纪到来的时候，在集体主义改革激流当中，始终稳定且有效地担当着压舱石的角色。1875年之后，不列颠帝国已经进入没落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如何理解帝国，于英国人的切实生活来说，已然成为根本性的问题，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解释显然是截然对立的，何种解释占据上风，也将决定帝国命运和母国命运的未来走向。帝国解释问题发生了这种断裂和冲撞意味着这个帝国在历史批判意识愈发剧烈的“反思帝国”时代，已经不存在统一解释的可能性了。约翰·西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时任首相的格雷斯顿的举荐，担当英国历史学的最高教席，从这个位置上发布了《英格兰的扩张》一书，在正式开创不列颠帝国史学的同时，也开创了令各方都能够接受并从中培育各自所需的观念和行动准则的解释。在西利的解释当中，清教徒的新以色列观念显然是要遭到抛弃的，因为恩典观念终究是经受不住历史批判意识之新潮流的冲击的；“国家传奇”观念也许能满足此一时期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民族主义情感，但显然也是不具备历史解释力的；至于辉格党历史解释催生的进步观念，则既不能满足各派政治集团的需求和要求，也无法继续涵盖日益多元且冲突日盛的帝国实情了。西利相当决绝地将这些解释传统予以消解，予以拒斥，转而提出了帝国发育之“自然性”的解释思路，据此思路，眼前的这个不列颠帝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育过程，西利说得颇为形象：英格兰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历史进程中获得这个不列颠帝国的；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并非上帝的恩典式介入，也非民族品质和英格兰制度优越性，而是诸如血缘、气候、地理以及环境等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很显然，此种“自然性”的帝国解释，其指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消解此一时期正在猛烈渗透英格兰中下层社会的帝国沙文情绪，这股情感浪潮已经侵入了议会，是完全有可能转化成保守主义的激进政治行动的；倘若帝国因此脱离其“自然性”轨道，并走向激进化，1832年的改革成果势必遭遇帝国派激进力量的严重反噬；事实上，这就是格雷斯顿和狄斯累利之间漫长且著名的政治斗争的真正轴线。约翰·西利依据帝国之“自然性”原则提出的“帝国联邦”计划，在索尔兹伯里政府的“帝国一体化”路线迅速失败之后，成为不列颠自由帝国的重建纲领。这样的纲领作为一种观念和原则，既拒斥一切有关“普遍帝制”的设想，很显然，这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汲取的至深历史教训，同时也拒斥狭窄的民族-国家观念，这显然是不列颠帝国在同帝国主义时代大陆民族帝国的血战当中淬炼出来的见解；这种帝国观念的本质在于：它洞察到了民族-国家和抽象普遍主义之间还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帝国虽然是普遍性的，但这样的普遍性仅仅植根于观念和原则，这样的观念和原则非但不意味着扩张，反而意味着多元、包容和自由联合。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在战争刚刚结束之际，便将伟大救星丘吉尔请下台，将并无生育能力的民族亢奋和帝国沙文情绪一并抛弃，这只不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因为英国人已经走向成熟了。在法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普法战争对法国的民族帝国造成重创，但也正是这一创伤造成的恐惧将法兰西民族帝国推进到极具内爆力的层面上，于是法国人开始集中精力对作为帝国之单一核心的“民族”实施重新界定，以便推进民族帝国的统一性，这也就为种种非理性主义要素以及文化要素开辟出历史空间。1913年面世的《要么和平，要么国王》一书颇引人注意，在这本书中，桑巴特恳请同胞作出反思和选择。他说，现在是必须给出决断的时候了，要么默认现状，要么抓住一切时机颠覆现状。如果选择后者作为官方政策，那就必须恢复君主体制，以便集中一切可能的物质和精神能量，展开备战。比洛亲王的《帝国德意志》（Imperial Germany）一书对深层事态进行了评述，语调冷静但也严肃。“对德国的仇恨，完全可以说是法国政策的灵魂所在。至于一系列的国际问题则不过是这一灵魂的现实展现，仅仅关涉到现实层面的政策而已。法国是无可调和的，这一点是我们在做政治考量之时必须接纳的事实。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无意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就绝不要希望同法国达成真实且真诚的和解，否者，保持此种希望就只能成为我们的弱点。显然，德国从未想过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只要法国仍然觉得是有可能赢回失去的省份，无论是靠着自身的力量，还是通过他人的援手，那么在法国人眼中，现状就只能是暂时的而非最终的。在未来的许多年间，法国政策的目标应该就是创造条件，同德国达成解决方案，以便成功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尽管现在还不具备这类条件。这恰恰证明了这个民族是有着强烈的荣誉意识的，正是基于此等意识，一旦触碰了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就会令他极为痛苦，从此，复仇激情便一直主宰着这个民族。”（转引自，G.Gooch,“France-German Relation”）很显然，对欧洲帝国主义时代末日的法兰西来说，跟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一样，战争仍然是“终极理性”或者”至高理性”。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法兰西人在违背第一帝国、尤其是第二帝国创建者原意的情况下，往往会认为法兰西民族国家工程仍然没有完工，它非但不是民族历史的极致，反而是一个跳板，通往从未明确定义出来的扩张行动；外部因素仍然过于轻易地扰动乃至主宰着内政，政治仍然是战争的延续，而非相反。英格兰与法兰西以“国家理性”的名义铺展开来的三百年现代世仇，看似纠葛丛生，难解难分，但实际上二者始终行进在各自的独特轨道上，并无实质上的交汇；这样的格局是悲剧还是喜剧，殊难评说，但其本质终归是“甜蜜”的，毕竟，这样的格局所提供的张力，让人类成功避开了罗马之普遍帝制无从避免的普遍堕落的命运，为挽留生活的多元和复杂而作出的贡献，乃寓居世界史的轴心地带，其分量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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