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首要学术发现——“甲骨文发现”，“敦煌遗书发现”也是同期、同等性质的重大“学术发现”。虽然后者的“学术性”略逊于前者（诸如在古老程度、考释难度上），但关于其发现人亦既“敦煌学”开创人、及发现过程的长久争论，则更加复杂化、国际化，因此与之相关的学术史就更有必要尽早、尽量严谨地研究清楚。
笔者在对敦煌学术史所涉六十多位早期人物的资料整理中，根据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考证，认为“敦煌遗书”的真正发现人、即“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人”，并非捷足先登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或法国学者伯希和，也非中国学者罗振玉、缪荃孙、或端方等人，而应是中国金石学家叶昌炽、及书画鉴藏家裴景福；作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起始年也应随之提前至1903年。
[1] 参见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J]“续论-预设前提条件”和第一、二章，《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2页；《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3期，第65页
[2] 以上信息参见马洪菊：《叶昌炽早期金石学成就与潘祖荫的影响》，《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二期；《叶昌炽与铁琴铜剑楼》，《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7卷第2期。
[3] 参见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兰州学刊》1985年02期，第69页。
[4]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兰州学刊》1985年02期。
[5] 参见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96页
[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2002年，第3961页；此处转引自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96页
[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2002年，第4285页；本文综合转引自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兰州学刊》1985年02期，第70页；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97页。相关全文是：[十一月十二日: “汪栗庵大令（汪宗瀚县令）自敦煌拓寄唐索公碑，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象，其阴乾宁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象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惟武周上缺柱国李君口口口口完碑，‘圣历元年岁次戊戌伍月庚寅朔拾肆日癸酉’。无撰书人名。李君下似‘莫高窟’三字，窟下似‘旧’字，属龛读。上下均涖（水耳立）年月。后一行叙李氏得姓缘起，亦似有失拓。此碑文章绵丽，笔法遒峻，诸家无著录者，赖汪君得见之，可感也。又旧佛象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绢色黯黕，丹黄陊剥，惟笔墨出于俗工，尚不甚古，极早为明人之笔。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纸色界画与日本估舶者无毫厘之异，乃知唐人经卷，中东同一流传，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尽，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子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键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统、张又履、张筱珊，所得皆不少。《大中碑》亦自洞中开出。此经疑即为大中写本也……”]。其中“圣历”为武则天年号，“大中”为唐宣宗年号。
[8] 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98页。“乾德”为宋太祖年号。
[9]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一，中华书局，1994年，第54 页。本文转引自李伟国：《敦煌遗书之厄与学术观点之窒》，《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六辑2009，第349页
[10] 李灼华等：《裴大中景福传（录皖志列传）》，载《河海昆仑录》附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308页
[11] 参见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158页
[12] 参见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上）》，学苑出版社2006年4月北京第一版，第三十六页。相关记载为“铁云久以鉴藏名海内，戊申谪戍西域，与余同难。一见如旧相识，时过从畅叙。次年四月病……”。
[13] 裴景福生平参见李家训：《裴景福及其<河海昆仑录>》，《安徽史学》1991年第2期，第48-49页；张孝玉：《裴景福及其<壮陶阁书画录>》，《书法》2013年第3期，第138-139页。
[14] 王树楠：《河海昆仑录·序》，转引自《河海昆仑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2页。王树楠的生平事迹见后文。
[15] 参见张孝玉：《裴景福及其<壮陶阁书画录>》，《书法》2013年第3期，第138-139页
[16] 李伟国：《敦煌遗书之厄与学术观点之窒》，《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六辑)》2009，第349页
[17]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144-145页。相关全文为：“初七日，晴，较冷。甘肃提学叶君昌炽，借《落水兰亭》，托君禹约余一晤，谈陇右金石。午后往，出示所得松雪书《鲜于府君碑》并敦煌县千佛洞书经画像。书经有题大中年号者，余细审经字虽不工，而结体用法极似唐人。用单层藏经纸，中卷木杆心，卷首于本纸背书明某经几卷，无包首，唐人书经卷子皆如此，首尾完整，惟纸色浅淡不滑泽。有色白者，质颇厚，非唐造精笺。西番崇尚佛教，以造像写经为功德，惜无名笔供役。佛像立幅用绢，红绿灿然，俗匠所绘，不如书经之古。友人云‘某年敦煌千佛洞有石岩塌，露一孔，入视大厦也。满铺毡毷，排列短足木几百余。每几陈一铜灯、一经卷，类今蒙番礼拜寺。初启毡色尤鲜，经风渐朽化。’余谓当系回教大兴、废弃佛法所封闭者。西域唐以前皆宗佛教，开元时回教始及喀什葛尔，宋初便为其教所据。辽兴乃奉佛，元取西域封诸王，佛法益盛，此经卷岂宋初封闭欤？元《鲜于府君墓志》，……（提学言）生平收碑片数千种，惟此帖为箧中之冠。”
[18] 王楠：《伯希和与清代官员学者的交往(1906-1909年)》，《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9页。根据原文王楠的脚注，这段引文后面部分转引自荣新江的英文论文。
[19] Fonds Pelliot，Carton 6，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转引自王楠：《伯希和与清代官员学者的交往(1906-1909年)》，《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7页
[20] 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世界汉学》2005年第3期，第107页
[21] 同前注刘进宝：《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5页
[22] 据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自叙，该书成书于1906年“丙午闰四月朔西”的“北庭戍所”，随后是否有少量私印待考，可以比较确定的是“1909年迪化官报局排印，1937年中华书局重印”。
[23] 参见同前注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第99-100页。
[24] 笔者在仔细梳理多年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将清末涉及敦煌遗书流失和抢救的六十多位相关人物，分为失职官员、无为学人、和有功人物三类群体，进行了逐一排列并尝试给予功过评议。对“无为学人群体”中其余的二十多位人物、“渎职官员群体”中的三十来位人物、和“有功人物群体”中的十来位人物，以及对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的相关评议、建议，将会在另文讨论。
[25] 参见刘进宝：《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4页。相关完整原文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纷争不已。目前就有1900年、1904年、1907年和1909 年等几种说法。按照现有资料，我倾向于将1909年作为敦煌学的起始。……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正是 1909 年开始的敦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
[26] 出处同前注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第115页
[27] 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世界汉学》2005年第3期，第111页
[28] 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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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乾隆，可以说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皇帝之一，大家通过电视剧、小说，对他了解得比较多。
但是影视、文学作品中的乾隆，和真实的乾隆，反差很大。
比如，在野史传说中，乾隆皇帝沉溺酒色，日日笙歌宴饮。事实上，乾隆并不喜欢喝酒。除非在一些重大庆典场合，他会象征性地喝上那么一口，平时，他生活十分节制，基本不饮酒。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但是从不以“酒”字入诗。你若去翻乾隆的诗集，会发现里面没有一个“酒”字。
再比如，许多电视剧里，乾隆都是一个喜欢微服私访的皇帝，没事就喜欢到胡同里逛逛，体验体验老百姓的生活。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年三十晚上，乾隆从通州微服私访归来，饥肠辘辘，但天色已晚，店铺都关门了，只有一家“王记酒铺”还在营业。乾隆便与随从进店，要了一壶烧酒、几盘烧卖，吃了感觉不错，于是要过纸笔给“王记酒铺”写了三个大字——“都一处”。从此，“都一处”名声大噪，成了京城一家有名的饭店。
事实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清代皇帝特重祖制，他们出门有一套严密的保安制度。同时，那个时代，一个皇帝微服出宫如果被人发现了，会被认为是一种极不自重、极不自爱的荒唐举动。乾隆皇帝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特别重视规矩的皇帝，他对自己要求极高，要求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所以，乾隆不太可能私访。退一步说，他即使有过一两次私访，也不可能给人题字，暴露自己的身份。
再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刘墉刘罗锅的故事。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因此也是乾隆的干兄弟，没事就和乾隆开开玩笑，有的时候还捉弄捉弄乾隆。其实把这样的故事安排在乾隆朝是特别不合适的。因为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大臣最为严厉的皇帝之一，他对君臣之分看得非常重，乾隆朝的大臣，即使贵为大学士，见了皇帝也如同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出。三朝老臣张廷玉，那可是乾隆的老师，就是因为在乾隆面前一句话没有说对，便丢官罢职，滚回老家，身败名裂，一生功业毁于一旦。因此，乾隆朝的大臣绝对不敢在皇帝面前炸刺儿。
从上可知，我们通过影视、文学作品得来的乾隆印象，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要为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乾隆形象。我们要侧重分析乾隆的性格与命运，总结乾隆一生的成功与失败。 现在人事部门决定是否录用一个人，会要求他先提供一份简历，以便了解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哪些基本情况呢？第一，姓名和生日；第二，家庭背景；第三，照片，看看他长什么样；第四，主要经历，主要做过哪些事情，取得过什么成绩；等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乾隆制作一张履历表，看看他的基本情况。
乾隆履历表的第一项，姓名和生日。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这是清皇室的姓氏。他本名弘历。这个名字，我们可以讲几句：清朝一开始给皇子皇孙起名，没有什么规章制度，起得很随便。有的是以排行起名。比如，努尔哈赤最小的儿子费扬古。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老疙瘩。有的是以动物命名。比如，鼎鼎大名的摄政王多尔衮。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獾，一种动物。有的是以物品命名。比如，努尔哈赤的孙子博洛。什么意思？凉帽，夏天戴的帽子。还有的是以生理特点起名。比如，贝子傅喇塔。什么意思？烂眼边子，烂眼皮。所以入关前，满族贵族起名是很随便的。那么入了关，从康熙朝起，因为受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康熙就给皇子皇孙起名定下了规矩。康熙的儿子们，名字的第一个字必须用“胤”字，第二个字必须有示字旁。胤禛（yìn zhēn）就是这样。孙子辈第一个字必须用“弘”字，第二个字要用日字边。说到这，我们要介绍一下，满族人的名字，不能像汉族人的名字一样，和姓连到一起用。比如，我姓张，名宏杰，到哪儿一介绍，我叫张宏杰。而满族人不能这样。比如，弘历不管是自我介绍，还是别人提起他，都只叫他弘历，不可能管他叫爱新觉罗·弘历。满族人历史上从来没这样叫过，不信你去翻所有的史籍和档案，都是这样。现在有时候一些满族朋友递给我名片，一看，上面是爱新觉罗·爱国，或者叶赫那拉·美丽，这个其实不是满族的历史习惯。弘历做了皇帝后年号是乾隆，死后庙号叫高宗，谥号叫纯皇帝。所以他的长辈叫他弘历，百姓叫他乾隆，他的后代子孙尊称他为高宗纯皇帝。
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阴历八月十三日。从属相上说，乾隆属兔；从星座上来说，他是天秤座。他的出生地是北京雍和宫，关于这个，有过争论，我们以后还会提到。这是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第二项，家庭背景或者说血统。乾隆的父亲是雍正皇帝，这个我们都知道，母亲也是满族人，钮祜（hù）禄氏。从血统上来说，他身上有百分之八十一点二五的满族血统、百分之六点二五的蒙古族血统和百分之十二点五的汉族血统。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清代创建者努尔哈赤和皇帝皇太极都是血统纯正的满族人，顺治皇帝的生母是蒙古人，也就是史上著名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所以顺治身上，满、蒙血统各占百分之五十。康熙的母亲佟佳氏本是汉军旗人，所以康熙身上，有百分之五十的汉族血统，满族和蒙古族血统各为百分之二十五。到了雍正、乾隆两代皇帝，他们的生母皆为纯正的满族人，因此他们的满族血统就连续上升。所以乾隆皇帝在清代皇帝中，是满族血统较占优势的一位帝王。
履历表的第三项，就要给乾隆贴张照片，看看乾隆的外表到底是什么样。
皇帝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长得都差不多。从汉代到清代，史书上记载的皇帝们的长相，无外乎用的都是“貌奇伟”“龙睛凤目”“日角龙颜”这些词，皇帝们脸上从来不长麻子，不长粉刺，也不长老年斑。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描写皇帝的外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虽然理论上皇帝应该都长得很英俊，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皇帝的长相都很平庸。所以为了不犯错误，史官们就用一些格式化的词语，比如什么“天日之表”之类的，来搪塞一下。
《清史稿》中关于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战战兢兢地用了四个字：隆准颀（qí）身。这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高鼻梁、大高个。而《清高宗实录》中则说得多一点儿。说乾隆长什么样呢？“生而神灵，天挺奇表。殊庭方广，隆准颀身，发音铿（kēng）洪，举步岳重，规度恢远，嶷（nì）然拔萃。”
这说得太抽象了，没有一个具体的词儿，说了半天等于没说。中国史书上，凡是皇帝，必然隆准，也必然颀身，而事实上呢？乾隆身材并不高大。乾隆晚年，有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使臣，曾经出访中国。他目测说，乾隆帝身高约五英尺二英寸，换成公制，约一米六。不过，这是乾隆八十三岁时的身高。我们知道，人到老年，身材会有点“缩水”，估计乾隆年轻时比这要高一些。故宫现在还保存着乾隆夏天所穿的一件十二章朝袍，根据这件衣服的长度，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乾隆的身高是一米六六，个子并不太高。
这是身高，那么容貌如何呢？乾隆皇帝酷爱画像，故宫现存他的画像有一百多张。而且由于乾隆时代已经引进了西洋画法，所以他的肖像画得很逼真。从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脸庞呈长方同字形，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与慈祥”（戴逸《清代人物研究》）。
这是乾隆的外表。
履历表的第四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一生做了什么大事，取得了什么成就。换句话说，就是乾隆皇帝的主要功业和历史地位。
乾隆皇帝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如此引人注目，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统治成绩，这些成绩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一系列历史纪录。
第一，乾隆朝的人口创了历史纪录。
在清朝以前，中国历朝历代的最高人口纪录不过七千万左右。当然，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几个时点上，中国人口曾经短暂地突破过一个亿。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四千万。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达到了多少呢？三个亿。就是说，乾隆皇帝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使中国人口翻了整整一番。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
第二，乾隆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
今天我们特别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衡量综合国力的指标。在乾隆朝，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比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还要高。当时中国的制造业总产量是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为什么不和美国比呢？因为那时美国刚刚建国，还没什么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有一本著名的经济学著作，西方学者弗兰克所著的《白银资本》，其中说，当时的中国，不仅是东亚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世界经济中也占支配地位。
第三，乾隆时期是清朝版图最大的时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国家版图达到了一千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今天我国的领土面积是多少呢？大家都知道，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而且乾隆时期，皇帝对边疆地区实现了空前有效的、强有力的政治管辖和军事控制，而不是实行历史上的羁縻政策，或者说比较松散的控制，这是历朝历代所不能比的。
第四，乾隆朝在文化上也创造了一项无人能超越的纪录，乾隆朝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多的一部丛书。全书近八万卷，一共多少字呢？九亿九千七百万字。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部丛书。
这四项纪录，无可置疑地说明了乾隆皇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成绩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乾隆都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巅峰。他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大家对乾隆皇帝如此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统治成绩出众，同时还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皇帝。这些特点，也体现为好多个历史纪录。
第一，他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掌握实权时间最长的君王。
乾隆做了六十年皇帝，之后又做了三年多掌握实际权力的太上皇。也就是说，他的实际统治时间为六十三年零四个月，这个长度居世界统治者之首。
有人说，乾隆的年号可没他的爷爷康熙长，应该是康熙的统治时间长吧？没错，康熙的年号是六十一年，乾隆是六十年。但是，第一，康熙没做过太上皇；第二，康熙刚登基的时候才八岁，没有亲政，他的实际统治时间不过五十五年。
还有人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当了七十二年国王。然而他的情况和康熙很类似，五岁登基，一介童蒙，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统治”。他二十二岁才开始亲政，实际掌权时间不过五十年。
还有一些知识面更广的读者会说，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统治时间也比乾隆长。没错，沙普尔二世是波斯萨珊王朝著名的国王，公元309年至379年在位，他当国王的时间长达七十年。不过他即位的时候年纪就更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了负数。原来他是上一任国王的遗腹子。他还没出生，父亲就死了，所以贵族们就把王冠放在他母亲的肚皮上，用这种方式给他加了冕。所以他虽然名义上统治时间长达七十年，但亲自理政的年限不超过六十年。
还有人说，那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呢？她的在位时间可长达六十四年呢，与乾隆皇帝基本一样啊。我们讲过，我们说的是掌握实权的君主。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已经进入君主立宪时期，所以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主，她的权力与中国帝王的权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经过古今中外这一圈的比较，我们可以确认，乾隆的实际统治时间是全世界最长的。
第二，乾隆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君王之一。
中国历史上，年龄可考的皇帝一共有五百多位。其中能活到七十岁以上的，仅有七人；活到八十岁以上的，只有四个人。哪四个人呢？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乾隆四人，乾隆又以八十九岁高龄在这四个人中拔得头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乾隆毫无疑问是最长寿的皇帝。
不过，要是放到全世界来说的话，他就要排第二了。因为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活了整整九十岁，比乾隆多了一岁。所以，我们只能很遗憾地在这个世界最长寿的君王后面，加上“之一”二字。
第三，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身亲七代”的皇帝。什么叫身亲七代呢？就是亲自见到了七代人。往上见过祖父、父亲；往下，见到了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加上自己，一共七代。这个纪录，在历代帝王当中绝对是独一无二，无人能够超越的；不但在皇帝中绝无仅有，就是在普通老百姓家里也十分罕见。我查了一下中国历史纪录，几千年间，只有从唐朝钱朗到明代文徵明等六个人，曾经做到过这一点。
我们今天不是经常会讨论幸不幸福这个问题吗？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去采访乾隆皇帝，他的回答一定是很幸福。你看，他长寿，长期掌权，又子孙满堂，这还不幸福吗？事实上，除了拥有这几项纪录，乾隆身上还有几个别的条件，也是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羡慕的。
其一，乾隆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从武的方面说，乾隆身体底子很好，一生身强体壮，体力出众，武功、骑射本领高强。从文的方面讲，他智商奇高，读书过目不忘，懂得五种语言，满语、汉语、蒙语、维吾尔语、藏语他都会讲。谈到这里，我们不妨再介绍一下乾隆的另一项小小的历史纪录：他是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他一生写了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诗。《全唐诗》收了唐朝五代两千多名诗人的作品，加到一起是多少呢？也不过四万九千多首。乾隆一个人的，就顶了差不多唐朝两千人的总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纪录。
其二，乾隆一生运气极好。他即位的过程非常顺利。因为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制度，没有人和乾隆争皇位。雍正立了乾隆当继承人之后，又早早死了，这让乾隆在二十五岁，也就是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当上了皇帝。同时乾隆在登基的时候，又有一个很好的统治基础。经过康熙和雍正七十多年的统治，乾隆登基时，政治安定，经济平稳，既无内忧，又无外患，政治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布置妥当，只等他上演一出辉煌的统治大戏。由此可见，他的运气非常好。
其三，他的结局也很好。人生幸不幸福，结局很重要，特别是政治人物，能不能平安降落，非常关键。很多皇帝都不能善终，我曾经在《坐天下很累》一书中专门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横死率，就是说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是百分之四十四，所以皇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危的职业。而乾隆在统治六十年之后，又成功地举行了禅位大典，在生前就把皇位传给了自己挑好的接班人嘉庆。传位之后，他还掌握着实际权力。这个安排既保证了接班的平稳，又做到了终身保持权力。
中国人衡量幸福，很早以前就有了一套明确的标准，就是《尚书·洪范》中所说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第一条是长寿，只有活到一定年龄，你才能享受到各种幸福。第二条是富，即有钱，你得有起码的经济条件。第三条是康宁，这辈子别遇到什么大灾大难。第四条是攸好德，即要有一定的道德追求。不是有句话吗，清白的良心是最温柔的枕头。我们后世对乾隆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乾隆自己认为自己还是有道德追求的。第五条就是得善终。这五条，乾隆基本都占全了，你说他是不是要算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帝呢？！ 以上我们讲的都是乾隆的成就，也就是乾隆身上光彩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还要讲一讲乾隆身上的缺点。我们评价一个人，都说“是非功过”。履历表中在个人成绩这栏下面，往往还有一个栏目——个人处分，即在工作中犯过哪些错误，受过哪些处分。所以，要讲一讲乾隆的失误，这个简介才算完整。
乾隆的第一个错误，当然是他在晚年骄傲自满，不思进取，贪图享受，带头腐败，导致大清的衰落。他重用和珅去给他搞“创收”，又拼命让大臣们给他进贡各种好东西，供他享受。由此引发了大清政坛上全面的贪渎之风，后来更是出现了白莲教起义，这些使得大清从极盛走上了中衰。这是他的第一个重大错误。
乾隆的第二个错误，也是最广为人知的错误，就是大兴文字狱。
乾隆的成就有很多创了历史纪录，而他的错误有一些也创了历史纪录。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制造文字狱最多的一位皇帝。在清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很少。到了清朝康雍乾三朝，才呈现爆发之势。不过康熙年间，文字狱只发生了不到十起；雍正年间，发生了近二十起。而乾隆年间发生了多少起呢？一百三十多起。这个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皇帝的。
乾隆另一个不光彩的历史纪录，是销毁图书的数量。我们前面说过，乾隆朝文化上的一大成就是修了《四库全书》。但是事实上，他借着修《四库全书》的机会，也销毁了大量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图书，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达六七万卷。也就是说，他修成了一部《四库全书》，也烧掉了另一部《四库全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之一。
乾隆的第三个错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错误，就是误判了世界大势，采取了错误的外交方针。
乾隆生活的时代，正是人类历史发生空前剧烈变化的时代。从物质文明来讲，雍正十一年（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三年，英国人凯伊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标志着机器化大生产已经开始了。从精神文明来讲，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四十三岁的时候，卢梭开始撰写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乾隆晚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人权宣言》颁布，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标志着人类精明文明的飞跃式发展。那么1797年，也就是乾隆皇帝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嘉庆之后的第二年，美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从此美国总统连任不能超过两届成为定例。这两位历史巨人对权力的态度，反映了当时清朝和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差距。
但是乾隆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却毫无所知，也根本不感兴趣。他自信天朝高高在上，无所不有，所以在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快的时候，他却进一步闭关锁国，把清朝的开放口岸由四个缩小到广州一个。乾隆晚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乾隆对他们提出来的要与大清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要求不屑一顾，说我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你们愿意来做买卖就做，不来拉倒，我们不缺你们那点货物。所以我们说，乾隆落后的外交思路与后来清王朝的衰败，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们单单把乾隆放在中国古代史中去和其他皇帝相比较，我们可以确认，乾隆确实是一位很伟大的统治者。但是，如果我们放宽视野，把他放到全世界去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统治成就立刻暗淡了许多。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同，历史对他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他没有给出合格的答案。
讲到这里，乾隆的简历我们就介绍完了。我前面说过，我讲乾隆，重点是分析他的性格和命运，那么最后我们要简要介绍一下乾隆的性格特点。
如果用一个词总结乾隆性格的话，那就是复杂。可以说，他是一个拥有多重性格的人，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的人。
举一个例子，他有仁慈善良的一面。雍正在遗诏中称乾隆“秉性仁慈”。小时候宫中小猫小狗死亡，他都会哭上半天。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为灾情而流泪。
有一年，安徽太湖县遇到了灾荒，老百姓在野外挖到一种叫“黑米”的东西。这可能是很多年前的陈化粮，都已经炭化了，他们就用这个来充饥。乾隆知道后，让地方官把这种黑米呈上一些，他想看看是什么东西。送来之后，他自己想尝一下，结果黑米刚刚放进嘴里，他的眼泪就下来了，因为这东西太难吃了，根本不能下咽。于是，他把剩下的黑米分给了他的皇子们，让他们了解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
所以凡事都很精明的乾隆，独独对救灾过程中的跑冒滴漏“难得糊涂”。发生灾害时，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一点儿、夸张一点儿，以防出现救助不力的情况。从这点上看，他是非常仁慈的。
但是他又有极为残暴的一面。根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有一个叫丁文彬的疯子从浙江来到山东孔府，敲开了孔府的大门，说他几天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上天把孔府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因此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孔府的人看他疯疯癫癫，把他送到官府，官员在他身上搜出一本书，上面写着奇怪的年号。他对官员说，他时常听到一个小人在他耳边说话，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替他起了这些年号。地方官将此事上报给了乾隆。乾隆皇帝看了材料，认为此人是个疯子。他亲自下指示，命人将这个疯子推上街头，当着众人的面凌迟处死，活活剐了他三千六百刀。
乾隆这样做，目的就是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警其余”。连疯子说一声想当皇帝都要被这样残酷杀掉，何况其他？！从这一点看，乾隆又是极为残忍的。
所以，乾隆性格中的第一对矛盾是仁慈与残忍。除了仁慈与残忍，乾隆性格中冲突的部分还有很多。比如，他情商很高，风度翩翩，很善于讨取别人的欢心，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朴趾源《热河日记》）；然而他又高己卑人，内心深处很少有瞧得起的人物，施政过程中他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生活特别有规律，平生饮酒不过数杯。有时他又穷奢极欲，花的钱如沙似海，如搞了六次南巡。他早年富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把盛世推上了顶峰；晚年却刚愎自用，自我膨胀，听不进任何意见，亲手毁了这个盛世……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乾隆这样独特的性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哪些是先天遗传，有哪些是后天因素？乾隆的父亲和母亲遗传给了他哪些与众不同的基因呢？ ...............
东汉的选举制度以乡闾清议为基础，而乡闾清议则以儒家的道德为标准，因此各种道德行为的轻重先后及其价值应该在原则上有所评量。东汉人虽然喜欢从具体实事上出发，不大讲抽象的原理，但这一类关于道德行为的评价原则早已在讨论，如延笃的《仁孝论》便是讨论仁孝先后问题的（1）。延笃认为孝是本原，仁是孝的扩大，论功则仁为大，论德则孝为先。批评人物祇要各如其分，这个问题可以不讨论。直到晋代仁孝先后还是有人在研究。晋扶风王骏和荀顗都曾著文论仁孝先后（2），这里可以证明魏晋人所讨论的问题有时也就是汉人业已涉及的，但或者因当时思想上的变迁而给予一种较新的解释，或者仍是沿袭旧说，无所发明。大体上每一问题忽然成为讨论中心，必然与现实有关。司马骏和荀顗的论文早已失传，不知道它的内容，但既然为世人所注意，成为著名论文，而司马骏为宗室近属，荀顗为晋室重臣，或者不是无的放矢，可能与当时所提倡的孝治天下有关。
仁孝虽有先后之事，二者却未必矛盾，延笃的说法也正是儒家传统的解释。另外有一个问题与仁孝先后有关的乃是忠孝先后。仁孝问题是企图济世与事亲并行不悖，在当时的了解就是做官与养亲是否能并行，如更进一步的提出就接触到忠君与孝亲孰先的问题，君与亲谁重？
这种问题的提出是由于现实政治有这样问题的存在。《三国魏志》卷一一《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太子（曹丕）燕会众宾百敷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曹丕假设这样一个不可两全的境遇来评量君父的后先，虽似泛论，却是有一个政治背景在后面。《魏志》卷一《太祖纪》建安三年（198）十月：
初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布破，谌生得，众为谌惧。公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同书卷一四《程昱传》：
张邈等叛迎吕布……昱乃归，过范，说其令靳允曰：“闻吕布执君母弟妻子，孝子诚不可为心……夫布岩中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兵虽众，终必无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东阿，则田单之功可立也。孰舆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详虑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
同书《蜀志》卷五《诸葛亮传》：
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舆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巳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像这一类的事情在当时常会发生。从东汉以来由于辟召的制度，君臣的关系可以在汉室以外别自在府主和掾属间建立，因此履行“忠”的义务也不限于对汉室而言。同时在汉末门阀业已形成，家族的联系极为密切，“孝”为家族间的基本道德，而乡闾清议主要的标准也在于家族间的道德行为“孝”、“悌”二事，所以对于孝道的履行在社会上有严格的要求与热心的鼓励。这种道德标准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基础上的，由于个人与乡里与家族不可分割，仕宦之始在乡里，进身之途在操行，所在“忠”、“孝”义务不能规避，同时也乐于负担。可是在忠孝发生矛盾时如何解决呢？在三国乱时这种矛盾可能会随时发生。
在汉代是承认可以各行其是的，王阳、王尊的故事大家都知道（3）。《后汉书》卷二一《邳彤传》：
信都复反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光武帝）之恩也。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所遣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彤家属得免。
同书卷八一《独行•赵苞传》：
迁速西太守……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苞字），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苞殡敛母毕，自上归葬。玺帝遣策吊慰，封郁侯。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而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欧血而死。
从这两件事看来，汉代人在忠孝发生冲突时，倒还是选择“忠”的。赵荀虽然抱恨而死，在孝的一面仍然未亏，但封爵之时，没有遭受舆论的责备，至少在当时并没有不赞成他的行为。
上面所举的三国时期的故事，毕谌、徐庶是尽孝，靳允是尽忠，但程昱的说法却不像邳彤、赵苞所说“事君不得顾家”，“身为王臣，不得顾私恩”，而是从成败利害的观点立论，这恐怕由于靳允与曹操不是掾属对府主的关系，但当时在这一类问题的处理似乎允许有选择的自由。在吴国我们也看到有这个问题发生。《吴志》卷二《孙权传》嘉禾六年（237）正月，诏称：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绖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详为节度。……将军胡综议以为丧纪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正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后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巳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权乃减宗一等，后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
孙权所禁者只是地方官不等交代，迳行离职奔丧。照胡综所说闻忧不奔是一种耻辱，也就是说有为社会所不齿的危险。《宋书•五行志》说吴人言论刻薄，有父母之丧者怕受批评，往往哀毁以死。这种不待交割，立即奔赴的行为正与社会清议的刻薄有关。为了制止这种风气，以至用死刑来恐吓，可见这已是政治上极严重的问题。孙权虽意在制止，但是诏书中还不能不承认遭丧不奔不是古义，仅以有礼无时为解释。至胡综之议乃提出了忠孝不两立的理论，作为立法根据。他的理论就是邳彤、赵苞所实践的“身为王臣，不得顾私亲”的理论。然而孟宗这位有名的孝子冒死奔赴，虽暂时得了处分，以后却身为司空（孙皓时）。事实上在社会风气的鼓励上，处分反而加增了孝子的声价。另一方面顾雍、胡琼敢于建立这种严厉的法律以制裁“孝行”，也可以说当时还可以遵照另一个忠孝不两立的理论来处理这问题。
可是在晋以后便不同了。上面所述靳允的故事，裴松之注引徐众评：
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成事人尽死之节。卫公子开方仕齐，积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徐众是东晋时人，他虽然以未成君臣为理由，但下面所引的王陵、公子开方、徐庶三个例子，却都是已成君臣的，在徐众看来在两难之际，应该先孝后忠。《世说新语•轻诋篇》：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
刘孝标注引《邴原别传》所载与上引《魏志•邴原传》相同的故事，并云：“君亲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简文诮许意。”许询何故对简文帝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也与当时桓温于晋室对立的局势有关，这一点可以不管，但刘孝标以为君亲相校，自古如斯的说法实在是魏晋以后的定论，从上面所引故事看来，自汉以至三国君亲之间是容许有所选择的。
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同时，现实的政治也加强了，并且发展了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其夺取政权却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已无从谈起，祇能提倡孝道以掩饰己身的行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所必需的，因此从晋以后王朝更迭，门阀不衰的状态，后人每加讥议，然而在当时，这一些统治者却另有理论根据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指导。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子。晋武帝在丧父与丧母时，都想深衣素冠终三年，和群臣往复辩论，在《晋书•礼志》中记载甚详。初即位时有一篇答群臣请短丧诏，他说：“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司马氏本是后汉学门，说是诸生家，并非虚诬。三年之丧为儒家孝道实践之一端，晋武帝在家庭中“传礼来久”，所以不愿“一旦便易此情”。但他却是个政权的篡夺者，这一件事在儒学家族中不能于心无愧，这只看司马氏的老族长司马孚自称大魏纯臣，临死遗令还不愿受晋室的荣封而自称“有魏贞士”，可知晋之代魏并非全为司马氏家族所拥护。以一个标榜儒学统治的人一旦取得统治权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应该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义在晋初一方面统治者自己说不出口，另一方面他们正要扫除那些忠于魏室的人，在这里很自然的祇有提倡孝道，以之掩护自身在儒家伦理上的缺点。西晋初年大臣如王祥、何曾、荀顗都是当时有名的孝子。王祥除掉孝行以外毫无事业可称，何曾、荀顗在历史上更是奸佞之徒，但是我们看同时人对他们如何的称颂，《晋书》卷三三《何曾传》：
初，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日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仪表也。《诗》云：‘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乐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颍昌侯之事亲，其尽孝子之道乎！在尽其和，事尽其敬，亡尽其哀，予于颍昌侯见之矣。”又曰见其亲之党，如见其亲，六十而孺慕，予于颍昌侯见之矣。”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都官从事刘享尝奏曾华侈，以铜钩黻纼车，莹牛蹄角。后曾辟享为掾……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罚，其外宽内忌，亦此类也。时司空买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与庾纯因酒相竞，曾议党充而抑纯，以此为正直所非。
同书卷三九《荀顗传》：
顗明《三礼》，知朝廷大仪，而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初，皇太子将纳妃，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
何、荀二人的谄附贾充，对于司马氏也没有确守封建道德中忠的责任，不必说他们对于曹魏怎样。何曾的奢侈更为人所不满，但是傅玄对于此二人却如此的称颂。傅氏一门本是司马氏的羽党，例如傅嘏反对何晏、邓飏、夏侯玄、李丰，而亲附钟会、陈泰、荀顗，说明在司马懿和曹爽的斗争中，他完全站在司马懿的方面。傅玄所著《傅子》特别提出他的族人傅嘏的预见，可以说明他也是何曾、荀顗的一党，所以他这样的称誉，倒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何、荀所被称誉的仅仅孝行这一点，而至于说“不遵二夫子之景行，非乐中正之道”。这就因为在当时孝行在伦理上的地位可以笼盖一切，掩护了一切缺点乃至丑行，何、荀自身是这样想，傅玄的立论也是这样。
晋武帝以及他的大臣既然以孝行标榜，同时也就以此为武器来控制士大夫。当时社会本来看重家族间道德的实践，从东汉以来的乡里清议便如此，晋代尽管崇信虚浮，对此却特别的严格。历史上所纪载被清议所贬，以至为中正降品的人几乎全部由于家庭间在孝行方面微细的疏忽。这一种对于儿子特别严厉的责备，自晋开始而下及李唐。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与实际社会风气及政治背景有关。何曾想杀阮籍，罪名就在于不孝。《何曾传》：
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这一件事情又见《世说新语•任诞篇》及刘孝标注引干宝《晋纪》。孝标又引《魏氏春秋》，称籍性至孝，《晋书》卷四九《阮籍传》同，可见他并非真正与他母亲有何恶感，只是以放诞的行为来反抗像何曾那些人所提倡的孝行，亦即是与政府不合作的表示。《文选》卷二三阮籍《咏怀诗》之一云：“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整个的《咏怀诗》从颜延年、沈约以来都说是一种有寄托的讽谕（4），这一首诗特别从伯夷、叔齐的故事出发，自然与魏晋禅代有关。阮籍虽不如嵇康之刚介，也还敷衍司马氏政权，甚至还作过劝进表，但他对于这一个政权并不满意。当时的政府正在标榜孝道，特别注重一些家庭间以及礼文上的琐小节目，所以他置身于当时所提倡的道德之外，以行为作有力的讽刺，至于嵇康的被杀，也由于他的朋友吕安不孝之故。《魏志》卷二一注引《魏氏春秋》：
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嵇康为魏室姻戚，因此不愿和司马氏合作。他的被杀止因为吕安，吕安的不孝罪名乃由其兄之诬告，而司马昭及其党徒钟会为了他有济世志力，所以借不孝之名来排除新政权的障碍。考嵇康的《绝交书》自称“新失母兄之欢”，大概也不能谨守那些琐细的事亲之礼，他的同情吕安，一方面在忠于曹魏这个共同点，另一方面也在于对所谓不孝的谅解。从这两件事看来，司马氏政权所标榜的孝正是对付不肯与司马氏合作的人，而嵇康、阮籍等之放诞行为又正是对于标榜孝道的讽刺，自然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忘掉当时的政权是建筑在高门大族的基础上，而孝道则为巩固这个基础所需要。然嵇、阮之流祇是失职的统治阶级，丝毫没有意识到要动摇这个基础，只是讨厌何、荀之流的标榜孝道而已。《晋书》卷九四《戴逵传》称逵语云：“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其实竹林名士，倒未必人人是愤世嫉俗，激而为此，不如说嵇、阮更妥当一点。《艺文类聚》卷三七引沈约《七贤论》认为“嵇阮二生，志存保己”，嵇康的不肯出仕，和阮籍的“毁行废礼”乃是保身之计，其实稻康如肯做官，阮籍如遵守礼法，就可以如山涛、乐广之为达官，何至遭忌，沈约刚好把话说反了。
甚至如贾充那样卑劣无耻之徒，也以孝道来斥责人家，《晋书》卷五〇《庾纯传》：
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绣、侍中王济佑之，因得出。
庾纯之斥责贾充在不忠，贾充之斥责庾纯则是不孝。西晋的当权官僚在封建道德中缺乏忠的一项，祇好自居为孝子，而且以此为排斥异己的武器，已成习惯。贾充自己所行如杀死高贵乡公，不肯迎接其前妻，都使他母亲不高兴（5），即使以封建道德中孝道来评量也还有问题，但是他却俨然以孝养责备庾纯，这是由于濡染日深，以致忘掉了自身的行为。
这一件事情发生后，庾纯因此免官，还特别命群臣会议“正其臧否”（就是问除免官外，应否由中正降品）。何曾、荀顗、石苞这一群和贾充本是一流人物，都主张从重论罪，但也有人替庾纯说话的。如司徒西曹掾刘斌议：
敦叙风俗以人伦为先，人伦之教以忠孝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亲。若孝必专心于色养，则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顾其亲，则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
河南功曹史庞札等议：
臣闻父子天性，爱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义合，而求忠臣必于孝子。是以先王立礼，敬同于父，原始要终，齐于所生，如此，犹患人臣罕能致身。
二人的议论主要的是在于孝的过度发展，必致影响到“忠”，但是他们不明了司马氏君臣一体，正把孝道作为自身行为的掩护和控制士大夫的工具。
魏晋之际，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东晋初期家族较王朝为重的形势在政治上更为显著，于是孝失于忠的理论也更为肯定。例如上引的徐众评靳允事便可以看得出来。温峤的故事也是个适当的例子。《世说新语•尤悔篇》：
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
这件事情列人《尤悔》，就可知刘义庆认为是一种值得后悔的过失。《晋书》卷六七《温峤传》称“后举秀才，灼然二品”，宋本没有二品二字，同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云：“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灼然就是二品，也即是士族例应护得的上品。据此温峤本是二品，为什么说“乡品不过”？我想自从他绝裾南行之后，中正曾行降品之故。既已降品便不得为清官，所以每逢升迁须要皇帝用特旨施行。《晋书•礼志》和《温桥传》都记载他拜官时群臣的议奏，虽然认为他的行为不算错误，不得遂私情以亏王命，但是中正所执行的乡闾之评却仍然不能通过。这里可以说明西晋之初帝皇大臣所提倡的孝正符合于门阀家族的利益，因此孝先于忠在后来成为公议。即使不肯定孝先于忠，也必肯定忠孝不能两全，例如《弘明集》卷三孙绰《喻道论》云：
夫忠孝名不并立，颖叔违君，书称纯孝；石碏戮子，武节乃全。《传》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质，贰乃辟也。”然则结缨公朝者子道废矣，何则？见危授命，誓不顾亲，皆名注史笔，事标教首，记注者岂复以不孝为罪。故谚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明其虽小达于此，而大顺于彼矣。
孙绰的议论似乎是反对孝先于忠的说法，但是他却认为忠孝不能两全。一做了官就是“子道废矣”，仍然把孝扩大了讲，而且与忠对立起来。他之所以要赞同那些“见危授命，誓不顾亲”之人，目的在于说明佛教僧人的不娶以至削发都不算不孝，这是在另外一个立场与另外一个问题上所提的意见。
自晋之后，王朝的更改既多，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途径不能不守何、荀的心法，其中虽也有如陈郡袁氏号称累世忠贞，但大体上孝的实践还重于忠节。褚渊、王俭最受当时以及后代的谴责，但这两人却又是著称的孝子。《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
遭庶母郭氏（即渊生母）丧，有至性，数日中，毁顿不可复识，期年不盥栉，惟泣泪处乃见其本质焉……渊后嫡母吴郡公主薨，毁瘠如初。
《文选》卷五八王仲賨《褚渊碑》：
孝敬淳深，率由斯至，尽欢朝夕，人无间言……以父忧去职，丧过乎哀，几将灭性。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
父僧绰……俭生而僧绰遇害……数岁袭爵豫宁侯，拜受茅土，流涕鸣咽……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
褚渊、王俭所以特别为时人所谴责之故不单为了他们身仕二姓，这在当时是见惯的事，倒在于他们是宋室的至亲，《梁书》卷五一《何点传》说：“褚渊、王俭为宰相，点谓人曰：‘我作《齐书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其他。’”说明当时的清议并非完全在于君臣关系这一方面，一部分在于亲族的关系。《南齐书》卷三六《刘祥传》：
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鄣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鄣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能免寒士？”永明初，迁长沙王镇军，版咨议参军，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上衔而不问。……祥兄整为广州，卒官，祥就整妻求还资，事闻朝廷。
刘祥在家族间是没有尽到封建伦理的本分的，他的不满意宋齐间之禅代，也是为了自己没有获得高官之故，并非真的忠于宋室，但他却以忠节责人，和褚渊、王俭的以孝行自处，都是一种对于本身行为的解释，所谓“貌异心同”。而这一件事又与何曾、贾充和阮籍、庾纯的交涉相似，都是忠孝对立之一例。又不但褚渊、王俭企图在封建伦理中选择了“孝”，作为行为的掩护，就是齐高帝（萧道成）也如此。《南史》卷五〇《刘瓛传》：
齐高帝践祚，召瓛入华林围谈语，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6）
刘瓛所说虽是儒生的常谈，但他特别把“孝“来推崇那个政权篡夺者，使他感觉到在道德上得到安慰，而孝治天下恰正是魏晋相传的心法，所以使齐高帝大为赞叹，认为可宝万世。
综合上面所述，我们知道君父先后本来是魏晋间辨析名教的一个论题，所以成为论题是由于现实的政治发生了这个问题，同时牵涉到对于人物的评价，不能不加以注意。在开始时二者的轻重还没有决定，但因现实社会及政治的发展，孝逐渐超过了忠，所以温峤不免受清议的责备，而何、荀、褚、王这一流人反而获得安身立命的理论根据。后世往往不满于五朝士大夫那种对于王室兴亡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在门阀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而与王室的恩典无关，加上自晋以来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护其行为，因此他们对于王朝兴废的漠视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
然而孝道的过分发展必然要妨碍到忠节。一到唐代，一统帝国专制君主的威权业已建立，那种有害于君主利益的观点随着旧门阀制度的衰落而趋于消沉，但在唐初却还需要对于这种观点加以纠正，《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
贞观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太宗问颖达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邪？”对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驳之曰：“朕闻《家语》云：曾晰使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晰怒，援大杖以击其背，应手仆地，绝而复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之，乃不得。小垂则受，大杖则走。今参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颖达不能对。太宗又谓侍臣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具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迥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邪。”
唐太宗根据《家语》来说明曾子不能算大孝，其目的在于辩护自己的玄武门之事，这一点我们可以不管，但是他特别提出了忠君之义，以扬名显亲为孝，虽然确实“具在经典”，和《孝经》宗旨相合，但与晋以来的传统意见却有出入。在这里可以看出伦理观念上新旧的变迁。
注释：
（1）见《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2）见《晋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3）《汉书》卷七六《王尊傅》。（4）并见《咏值诗》注。（5）并见《晋书》卷四〇本传。（6）《南齐书》卷三九《刘瓛传》不载此语。
来源：《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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