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庆历新政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或由于党争，而是由于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的破裂。具体表现在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直接对仁宗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癸巳（二十六日），王素、欧阳修并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谏院供职。三月甲午（二十七日），除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坚辞不受，改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四月甲辰（七日），范仲淹、韩琦并为枢密副使。四月乙巳（八日），杜衍为枢密使。四月己酉（十二日），蔡襄亦为知谏院。八月丁未（十三日），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丁卯（三日），仁宗再赐手诏，督促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建明当世急务，“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1］3431。范仲淹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仁宗“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1］3444。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仁宗开始实施“庆历新政”“共治天下”。但在“共治天下”伊始，蔡襄、欧阳修就忧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在进用之后，会因仁宗听信“谗间”“旧例”，君臣不能“同心协力”，“使之不尽所长而去”，致使“事不成”，造成“天下必有遗材之恨”①。不幸的是，蔡襄、欧阳修的忧虑成为事实，后来仁宗果然听信奸邪之人的“浮议奸谗”，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破裂，导致庆历新政失败。从庆历三年十月丙午（十二日）实行“择官长”，到庆历五年（1045年）九月癸未（一日）废除“抑侥倖”，庆历新政仅实施了不到两年就夭折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此前有不少学者论及，有人认为是保守派势力强大，竭力反对新政；有人认为是由于党争，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庆历新政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是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直接对仁宗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现谨略予述论如下，敬请方家指正。
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破裂的第一个表现是“朋党”问题。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威胁到他的皇帝地位和专制独裁统治。自东汉以来，朋党一直是历代皇帝的大忌。唐朝宰相李绛对唐宪宗说：“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奸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党，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谮毁贤良，必言朋党。”［2］皇帝唯我独尊，专制天下，不容许臣下结成朋党，威胁他的皇帝地位，危害其专制独裁统治，宋仁宗尤为如此。早在天圣七年（1029年）三月癸未（二十四日），诏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当时仁宗尚未亲政，即对辅臣说：“所下诏，宜增朋党之戒。”［1］2504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丙戌（九日），宰相吕夷简向仁宗诬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1］2784，仁宗即将时任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落职、贬知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县），并且“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1］2784。景祐四年（1037年）十二月壬辰（二十五日），“范仲淹既徙润州，馋者恐其复用，遽污以事。语入，上怒，亟命置之岭南。参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讫得免。自仲淹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仲淹者，皆指为党人”［1］2844-2845。参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岁风俗薄恶，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1］2881-2882虽然史载“帝然其言”，但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丙寅（三日），仁宗又“诏戒百官朋党”，并内降札子曰：“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1］2881可见，在庆历新政之前，仁宗对朋党一直是十分警惕并严加诫饬的。庆历新政时，保守派更是大肆诬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为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戊戌（七日）条载：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行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1］3580《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壬子（二十二日）条又载：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1］3636-3637庆历新政触动了大官僚和贪官、庸官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其打击改革派的重要手段就是诬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为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以至“朋党之论，滋不可解”。不但保守派诬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更为严重的是，仁宗也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司马光《涑水记闻》载：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3］185《长编》卷一四八也记载了这次范仲淹与仁宗关于朋党的对话，云：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1］3580范仲淹在这里所说的“朋党”与古代一般作为贬义词不同，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中性词，指意见相同、志趣相投的群体。他认为自古以来，有小人之党，也有君子之党，关键在于人君的分辨明察。如果君子结成朋党而做善事，对于国家有什么害处呢？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4］297-298欧阳修的《朋党论》进一步说明历来有小人之党和君子之党。小人以同利为朋，是伪朋；君子以同道为朋，是真朋。为人君者，应当辨别君子、小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历史证明，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就会天下大治，国家兴盛；不然，就会天下大乱，甚至亡国。范仲淹的“朋党对”、欧阳修的《朋党论》理直气壮地提出“君子有党”，打破了儒家“君子无党”的传统观念。此前，太宗朝的直史馆王禹偁所著《朋党论》②及与范仲淹、欧阳修同时代的宰相张士逊也认为“君子、小人各有党”③。只是他们关于朋党的论述没有范仲淹、欧阳修那样完整、系统。范仲淹、欧阳修继承发展了王禹偁、张士逊的朋党思想，认为：一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们往往因为政见、利益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群体，“君子、小人各有党”，这是“自然之理”“不可禁也”。二是小人以同利为朋，是伪朋；君子以同道为朋，是真朋。三是君子结成朋党而做善事，对国家有利无害。四是为人君者，应当辨别君子、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南宋国史院编修官吕祖谦称欧阳修的《朋党论》“议论出人意表”［5］，明朝文学家茅坤赞《朋党论》“破千古人君之疑”［6］。范仲淹、欧阳修能打破旧说，直言不讳、理直气壮地提出“君子有党”，为朋党正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主体意识和担当精神的体现，是对保守派诬蔑改革派为“朋党”的回击，也是为了消除仁宗对“朋党”的疑虑，以争取改革派的合法地位和行动空间④。欧阳修上《朋党论》之后，保守派对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更加憎恨，攻击更加激烈。《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七日）条载：修乃作《朋党论》上之……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擿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1］3580-3582内侍蓝元震这封受保守派指使的奏疏措辞激烈，抨击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结党营私，“误朝迷国”，危害极大，极力挑拨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仁宗的关系，必欲置改革派于死地。范仲淹的“朋党对”与欧阳修的《朋党论》，非但没有消除仁宗的朋党之疑，反而使仁宗愈加反对“君子有党”之说，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必须严加诫饬和罢黜。于是，庆历四年十一月己巳（十二日），仁宗再次诫饬朋党，其《诫饬在位诏》曰：朕闻至治之世，天下向方。元、凯共朝，不为朋党；房、杜相济，不为比周。君明臣哲，垂荣无极，其德之盛也！朕旰昃宵寐，每用庶几，思所取法，未知厥路。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奸从法生，伪逐情动。假我王爵，布为私恩。所憎则同口共訾，取一切之快；所善则并词迭誉，希不次之迁。遂乃人务交游，家为激讦。至或阴开纳贿之情，阳托荐贤之法。居下而图柄臣，顺非而动偷俗。附离交扇，流荡忘还；更相援接，以沽声誉。由是士人以行怪为美，辞赋以讪上为能。放肆异言，诋斥前圣。喧流群口，亏紊彝伦。又顷正按察之名，盖谨推择之选。俾将明命，以慰多方，而奉使不称，绳愆过当。恣苛刻以摇群怨，察纤微以构罪端。守倅则互责刺廉，令尉则更容伺察。上下疑贰，奏鞫交横。未益治平之风，反成多僻之暴。向申饬戒，殊未奉行。朕疾夫为国生事之徒，背公死党之俗，推狂济果，去简成烦。况长吏者务在全安，刺举者素有条禁，民如驭马，安得骇惊？理犹乱绳，岂宜遽急？当求大中之道，渐至清静之源。至于属文之人，体要为尚。苟专非圣之论，宁免疑众之诛。自今有诡激邀名，浮薄连茹，察渊以害良善，依法而峻诛求，雷同私论，营罔朝听，并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故当责其不悛，惩乃攸类，罚之无赦，令在必行。咨尔有司，咸体予意。［7］此诏诫饬的对象是“在位”，即现任的两府执政大臣，即主持庆历新政的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韩琦及宰相杜衍等。其诫饬的内容有五：一是针对范仲淹、欧阳修的“君子有党”，再次确定“君子无党”：“元、凯共朝，不为朋党；房、杜相济，不为比周。”二是诫饬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假我王爵，布为私恩。所憎则同口共訾，取一切之快；所善则并词迭誉，希不次之迁。遂乃人务交游，家为激讦。至或阴开纳贿之情，阳托荐贤之法。”三是诫饬用故纸钱举办进奏院宴会的苏舜钦等人：“士人以行怪为美，辞赋以讪上为能。放肆异言，诋斥前圣。”苏舜钦是范仲淹所推荐，又是宰相杜衍的女婿，进奏院狱判苏舜钦为监守自盗，除名勒停；其他王益柔等十人分别被贬为知州、通判、监当官等。大兴进奏院狱，实际上也是为了打击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四是诫饬按察使绳愆过当：“恣苛刻以摇群怨，察纤微以构罪端。守倅则互责刺廉，令尉则更容伺察。上下疑贰，奏鞫交横。”此是对新法“择官长”的诬蔑。五是对于上述结党营私、“诋斥前圣”、“奉使不称，绳愆过当”者严加惩处：“责其不悛，惩乃攸类，罚之无赦，令在必行。”这是仁宗继天圣七年、景祐三年、宝元元年之后，第四次诫饬朋党。这次较之前三次更加严厉。仁宗颁降《诫饬在位诏》之后，庆历四年十二月，韩琦即上奏乞别白朋党说：臣窃闻已降诏书申诫朋党……窃以自古迄今，人臣在朝，有忠贤，有奸邪，有好公之人，有挟私之党。……在圣君审而察之，决而行之。……俾其忠贤与好公之人以类而进，奸邪与挟私之人以党而退，则朝廷清明，朋党自息也。若但行诏谕，未赐别白，臣恐天下搢绅自今而后……则中道而止矣……则善事与善人皆废而不用矣。惟陛下熟察而必行之，天下幸甚。［8］824-825韩琦奏上，仁宗根本未予“别白”朋党，不区分“忠贤与好公之人”和“奸邪与挟私之党”，更没有“俾其忠贤与好公之人以类而进，奸邪与挟私之人以党而退”，而是对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进一步实行打压。宋仁宗作为帝制时代的君王，为了维护其皇帝地位，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决不会承认“君子有党”之说，更不会允许皇权之外的任何党派的存在。清朝雍正皇帝在《御制朋党论》中杀气腾腾地说：“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且如（欧阳）修之论，将使终其党者，则为君子；解散而不终于党者，反为小人。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9］宋仁宗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虽然没有予以诛杀，但是打压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庆历五年正月乙酉（二十八日）,富弼宣抚河北还，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上言富弼、范仲淹结党营私，“乞早废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奸诈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1］3741。疏上，仁宗即降诏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令其出知邠州（治今陕西彬州）；罢富弼枢密副使，令其出知郓州（治今山东郓城）。第二天，仁宗又降诏罢免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令其出知兖州（今属山东），其制辞曰：“自居鼎辅，靡协岩瞻，颇彰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1］3741也是因朋党而被罢黜。范仲淹、富弼、杜衍既罢，庆历五年三月己未（三日），枢密副使韩琦又上疏言：陛下用杜衍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臣所以不避朋党之疑……愿陛下察臣此心，则朋党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1］3758-3759疏入不报。三月辛酉（五日），韩琦反而被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今属江苏）。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则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私］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4］1626-1627疏入不报。八月甲戌（二十一日），欧阳修反而被罢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出知滁州（今属安徽）。韩琦、欧阳修的奏疏都在表明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士大夫互相往来，彼此支持，乃是出于公心，即“有忧天下之心”，由于“同道”，即“圣人之道”，决非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如欧阳修上疏中所说，在滕宗谅挪用公用钱事件、契丹是否必攻河东和修筑水洛城三事中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可见，他们“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不私”，“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私］之节”。“忠臣有不私之节”事见《后汉书·循吏列传》。忠臣不私之节，就是“履正奉公”之节。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士大夫所作所为，皆是“忠臣不私”“履正奉公”，保守派诋毁他们是“朋党”，结党营私，完全是诬蔑。七年之后，即皇祐四年（1052年），韩琦在祭范仲淹文中仍愤愤不平地说：“与公并命，参翊万枢。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指之为党，岂如是乎！”［10］陈独秀《国民党四字经》云：“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11］仁宗作为帝制时代的帝王，非但不认同范仲淹、欧阳修的“君子有党”之说，听不进韩琦、欧阳修的上疏抗辩，反而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威胁到他的皇帝地位，危害其专制独裁统治。如此，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仁宗“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庆历新政必然失败。于是，至庆历五年八月甲戌（二十一日），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执政官和王素、蔡襄、余靖、欧阳修等台谏官，除王素在庆历新政实施之初即外放任职之外，都因朋党被仁宗罢免中央政府的官职，赶出朝廷，庆历新政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也随之被陆续废罢。范仲淹、欧阳修提出“君子有党”之说的实际效果虽然与其愿望适得其反，但其关于党派的思想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二、宋仁宗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破裂的第二个表现是“废立”问题。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景祐三年五月丙戌（九日），范仲淹因“诋毁大臣（按：指宰相吕夷简）”被贬。两年之后，因“士大夫为仲淹言者不已”，又下诏诫谕朋党，除“诋毁大臣”之外，又给范仲淹加了一个“密请建立皇太弟侄”的罪名。《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冬十月丙寅（三日）条载：诏戒百官朋党。初，吕夷简逐范仲淹等，既逾年，夷简亦罢相，由是朋党之论兴。士大夫为仲淹言者不已，于是内降札子曰：“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故复下此诏。［1］2881此事又见《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十、《宋史全文》卷七下及《宋史·范仲淹传》，只是记载略有差异。其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或作“建立皇太弟侄”，或作“建立皇太弟”。二是或作“密请”，或作“面请”。若为“建立皇太弟”，可能是指仁宗皇叔荆王元俨第四子允初。章献明肃刘太后曾“自言梦周王祐（真宗（长）［次］子，早夭）来告，将脱生荆王宫中。时允初始生（允初，荆王少子，所谓五相公者）”［12］，遂“以荆王子养于宫中，既长而弗出”。吕夷简“乞早令就邸”［13］134，乃遣令出宫。时间或许应在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去世之前。若为“建立皇太弟侄”，可能是指仁宗皇兄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宗实，即后来的英宗。《宋史·英宗本纪》载“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四岁，仁宗养于内。宝元二年，豫王生，乃归濮邸”［14］253，“（嘉祐）六年十月辛卯，起为秦州防御使、知宗正寺”［14］254，力辞。“（嘉祐）七年八月，许罢宗正，复为岳州团练使。戊寅，立为皇子。”［14］254宗实四岁时，为景祐二年（1035年），始养于宫中；宝元二年（1039年）八岁时归濮邸。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由权知开封府被贬出知饶州，时宗实尚养在宫中。仁宗子嗣不旺，一生中只有三个儿子，却皆早夭。长子杨王昉，景祐四年五月庚戌（九日）生，当天就死了。次子雍王昕，宝元二年八月生，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己亥（二十日）死，才活了三岁。三子荆王曦，庆历元年八月壬午（五日）生，庆历三年正月辛未（二日）死，也没有活过三岁。子嗣艰难是仁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宝元元年，仁宗已经继位17年，皇嗣未立，是他极度敏感、十分焦虑的问题。仁宗无子，所以养宗室子于宫中，但并未立为皇子，而且均于入宫不久即出宫就邸。无论是“建立皇太弟”，还是“建立皇太弟侄”，建储乃皇家大事，是不允许当时仅为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置喙的。“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是对仁宗皇位的一大威胁，所以必须将建请者贬出京城。仁宗所说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是否真有其事，无从考证，恐怕是仁宗贬谪范仲淹、诫饬朋党的一个借口，但也确实反映了仁宗对维护其皇位的焦虑与紧张⑤。仁宗不但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而且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曾经上疏废黜自己。王巩《闻见近录》载：文懿（按：张士逊，谥文懿）复相。一日，仁宗语文懿曰：“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当诛，然不见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尝见其疏，但比有为朕言者，且议其罪。”文懿曰：“其罪大，无它法，无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访之。”凡数日则一请其疏，月余凡十数请。上曰：“竟未见之，然为朕言者多矣，可从末减。”曰：“人臣而欲废君，无轻典，既无明文，则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无疑，可稍迁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15］王巩是庆历新政时擢任知谏院王素的儿子、参知政事张方平的女婿，历知海、密、宿等州，其所记载仁宗所说“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应该是可信的。此事又见于王称《东都事略·张士逊传》、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四《仁宗皇帝上·康定元年》。张士逊自宝元元年三月复相，至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罢相，凡三年。仁宗对张士逊说“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当在此三年之中，大概就在宝元元年三月复相之后不久。废立皇帝，属于“谋反”，罪莫大焉。依《宋刑统·名例律》，此为“十恶”中的“一曰谋反。谓谋危社稷”［16］6。又依《宋刑统·贼盗律》，“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16］268。所以宰相张士逊说：“人臣而欲废君，无轻典，既无明文，则不可以空言加罪。”仁宗因为始终未找见范仲淹的废立章疏，只好不了了之。关于“范仲淹尝欲乞废朕”，《东都事略·张士逊传》云“士逊力为辨其不然，仁宗意乃解”［17］570。其实，直到实施庆历新政之时，仁宗意仍未解，因为“为朕言之者多矣”［17］570。庆历四年六月，夏竦诬告富弼等“欲谋废立”，事态更为严峻险恶。《长编》卷一五〇载：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1］3636-3637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1］3674-3676二十四年之后，即熙宁元年（1068年）十一月，富弼遭人毁谤“托疾避事”。他在《上神宗叙述前后辞免恩命以辩谗谤》奏疏中，谈到夏竦曾诬告他“欲谋废立”时云：然自此谗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谗者，尽是窃弄威权，惑乱朝廷，谓臣欲谋废立，以至使其党学臣等三两人所书字体，伪写作臣等往复简帖商量废立之事，又别使人缴进，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谋也。臣其时恐惧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便求退，必亦不许，遂与参知政事范仲淹窃议云：“吾辈上为朝廷尽忠竭节，而为群谗陷害如此深切，未顾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谤陷，他辈得进，则自然稍息。”仲淹深以为然。臣即因保州军乱，乃坚乞得河北宣抚，仲淹亦得宣抚河东、陕西两路，遂各且出使约数月。果然仲淹就知邠州，臣就差知郓州兼西路安抚使。［8］817庆历三年三月，仁宗以枢密使召夏竦于蔡州；四月，台谏官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十八疏交章论奏夏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1］3364，乃罢夏竦以杜衍代之。此前，诏欧阳修、余靖、王素及蔡襄并为谏官，富弼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不久，又擢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石介对此感到非常兴奋，说：“此盛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4］507于是撰写了一篇《庆历圣德诗》，将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入朝称为“众贤之进”，称赞“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将夏竦夺枢密使赴本镇说成是“大奸之去”［18］。夏竦对石介恨之入骨，对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推行新政也极为不满，于是，庆历四年六月，采取非常卑鄙的手段，唆使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笔迹，篡改石介让富弼“行伊、周之事”的书信，改“伊、周”曰“伊、霍”。“行伊、周之事”指商、周的贤臣伊尹、周公分别辅佐商汤、周武王，为商、周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行伊、霍之事”指西汉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之事。“行伊、霍之事”就是行废立之事，即指石介让富弼等废黜仁宗，另立皇帝。夏竦还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的“废立诏草”，并“飞语上闻”，意在“取仁宗必信之谋”。“行伊、霍之事”“欲谋废立”，依前引《宋刑统·名例律》，属“十恶”中的“谋反”，十恶不赦，是杀头之罪。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十月己丑（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遭人谗毁，其上《乞郡札子》曰：“（唐）太宗征辽患痈，（刘）洎泣曰：‘圣体不康，甚可忧惧。’而当时谗人乃谓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赐洎自尽。”［1］10079唐太宗杀刘洎事见《旧唐书·刘洎传》。唐太宗听信“（刘）洎欲行伊、霍之事”的谗言，就轻易地匆忙赐刘洎自尽了；夏竦诬陷石介与富弼等商量“行伊、霍之事”，就是要置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于死地。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面临着像刘洎一样被赐死的危险，所以夏竦的谗言一经传出，富弼即“恐惧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遂与参知政事范仲淹窃议”，为“各且保取家族”，皆请求出使巡视边防，以避谤陷。仁宗虽然没有将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匆忙赐死，但也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行伊、霍之事”，“欲谋废立”，于是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范仲淹提出的许多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被陆续废罢。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仍带职参知政事；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仍带职枢密副使。仁宗对他们职兼两府大臣仍不放心。《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乙酉（二十八日）条载：仲淹、弼既出使，谗者益甚，两人在朝所施为，亦稍沮止，独杜衍左右之，上颇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罢政事。……于是，弼自河北还，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与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抚河东、陕西，闻有诏戒励朋党，心惧彰露，称疾乞医。才见朝廷别无行遣，遂拜章乞罢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乞早废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奸诈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诏罢仲淹、弼。［1］3740-3741于是，为了防止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行伊、霍之事”，仁宗遂下诏，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罢枢密副使，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其实，仁宗从继位之初，一直对其皇位有一种不安全感。真宗六子，长子禔、三子祗、四子祉、五子祁皆早亡；次子祐，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亦亡，才9岁，追封周王。周王薨，真宗以绿车旄节迎其侄商王元份第三子濮王允让养于宫中，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六子祯（即仁宗）生，始用箫韶部乐送濮王允让还邸⑥。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崩，仁宗继位，年仅13岁，章献明肃刘太后垂帘听政，以濮王允让知宗正寺，又以太宗第八子荆王元俨幼子允初养于宫中，既长，吕夷简力谏，始出宫就邸。《五朝名臣言行录》引李宗谔撰《吕夷简行状》云：太后尝欲进荆王为皇太叔，公力争以为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养于宫中，既长而弗出，公因对言及，以为不可。后曰：“无他，欲令与皇帝同读书耳。”公曰：“皇帝春秋方盛，自当亲接儒臣，日闻典训，今与童稚处，无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极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于幼稚，试披史籍，即可见，嫌疑之际，不可不谨。臣今只在中书听旨。”后寤，即日遣令出宫。［13］134“荆王”即太宗第八子元俨，“荆王子”即元俨第四子允初。章献明肃刘太后养荆王子允初于宫中，“既长而弗出”，难免有欲“利于幼稚”，废年长的仁宗而改立年幼的允初之嫌，所以吕夷简力谏“以为不可”，章献明肃刘太后被迫令允初出宫。“以荆王子养于宫中”一事，也使仁宗感到是对他皇位的一大威胁。明道二年三月甲午（二十九日），章献明肃刘太后崩，仁宗直到24岁才亲政，此前的11年都一直被压制在章献明肃刘太后的阴影之下，这对其一生都有负面影响。十二月乙卯（二十三日），仁宗因宠幸美人尚氏、杨氏，以“无子愿入道”而废郭皇后，引起一场右司谏范仲淹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焕诣垂拱殿门、伏阁请对的大风波⑦。但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怂恿下执意废郭皇后，此后更加放纵，宠幸尚、杨二美人无度，以至于在景祐元年（1034年）八月戊辰（十一日）“不豫”，大病一场。八月庚午（十三日），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上书同平章事、枢密使王曾说：正月以来，闻既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宫庭传言，道路流布，或说圣人好近女室，渐有失德。自七月、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近有人说圣体因是尝有不豫。《春秋传》曰：“是为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斯不得不为虑也。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人，以天下相传授至于陛下，陛下当复传于子、传于孙，以至于亿万世也。今圣嗣未立，圣德或亏，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湎淫内荒，万一成蛊惑之疾，社稷何所属乎？天下安所归乎？［1］2694-2695石介所上书，虽然言辞尖锐，说得仁宗颇为不堪，但既然是“宫庭传言，道路流布”，恐怕大致是真实的。八月乙酉（二十八日），左司谏滕宗谅以“内宠颇盛，上体多疾”也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3］60因语太切直，被贬出知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九月戊子（二日），仁宗始疾愈，可见这次病得不轻。景祐元年，仁宗已经继位12年仍无皇嗣，虽然此时他才25岁，尚在盛年，但因曾“不豫”，皇嗣仍然是他十分焦虑的问题。如景祐四年二月乙丑（二十二日），“置赤帝像于宫中，以祈皇嗣”［1］2822。臣僚也认为“皇嗣未立”是一个问题，如宝元元年正月甲子（二十七日），直史馆叶清臣在上疏中即谈到“陛下嗣位十六载，尚虚储宫，宗室诸幼，无所用事”［1］2858。皇祐五年（1053年）及至和元年（1054年），太常博士张述更是多次上疏，建言仁宗“遴择宗亲才而贤者，异其礼秩，试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1］4299。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甲寅朔（一日），仁宗又大“不豫”，以至于无法御殿听政。此时仁宗的三个儿子均已夭折，年近半百，尚无皇嗣。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皆劝仁宗早立皇嗣，知谏院范镇、并州通判司马光、知制诰吴奎、殿中侍御史赵抃、翰林学士欧阳修、权御史中丞包拯、宰相韩琦等亦多次上疏仁宗乞择宗室贤者为皇子。但仁宗仍然犹豫不决，直到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己卯（五日），才下诏立皇兄濮安懿王之子宗实为皇嗣。半年之后，即嘉祐八年（1063年）二月癸未（十一日），仁宗就驾崩了。嘉祐元年九月壬午（三日），司马光《上仁宗乞早定至策》云：窃观汉室以至有唐，简策所载，帝王即位则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谦让未暇，则有司请之，所以尊宗庙、重社稷，皆国家莫大之庆，未闻人主以为讳恶也。及唐中叶以来，人主始有恶闻立嗣者。群臣莫敢发言，言则刑戮随之。［8］296宋朝人主也确实是“恶闻立嗣者”。《宋史·冯拯传》载：“淳化中，有上封请立皇太子者，拯与尹黄裳、王世则、洪湛伏阁请立许王元僖，太宗怒，悉贬岭外。”［14］9608仁宗与其祖一样“恶闻立嗣”，给范仲淹加上一个“密请建立皇太弟侄”的罪名，就落职、贬官，打成“朋党”，并且“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了。至于“欲谋废立”，更是十恶不赦，依法当诛。宝元年间，仁宗说“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但“未尝见其疏”，只好不了了之，已心存芥蒂。庆历四年六月，夏竦诬告富弼、石介等商量“行伊、霍之事”，并且“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1］3637。完全是阴谋置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于死地。夏竦是“取仁宗必信之谋”，仁宗则是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欲谋废立”，虽未置可否，但也丝毫未对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予以安抚。天心难测，所以富弼“恐惧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与范仲淹“窃议”：“未顾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谤陷。”［8］817于是，范仲淹出为河东、陕西两路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路宣抚使。可见仁宗对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之事是捕风捉影地怀疑的。历朝皇帝都要求大臣对其绝对忠诚，都极力维护皇位的稳固，维护专制独裁统治。仁宗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直接威胁到他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三、宋仁宗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起兵叛乱”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破裂的第三个表现是“叛乱”问题。宋仁宗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早在杜衍出知兖州、富弼出知郓州时，仁宗就忧虑杜衍、富弼起兵叛乱。《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月辛酉（九日）条载：帝尝遣中使察视山东贼盗，还奏盗不足虑，而言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尤尊爱之，此为可忧。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盗诚无足虑，然小人乘时以倾大臣，非国家之福。”议遂格。［1］3803察视山东贼盗的宦官奏言，盗贼不足虑，而知兖州杜衍、知郓州富弼深受山东百姓“尊爱”，此为可忧。仁宗担心杜衍、富弼深受山东百姓“尊爱”而起兵叛乱，想把他们从山东调到边远地区淮南。参知政事吴育指出，此为“小人乘时以倾大臣”，这一调动遂被搁置，但仁宗仍心存疑虑。庆历四年十月，石介受命通判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归其家兖州奉符县（治今山东泰安市）等待出缺上任。庆历五年七月病卒。适逢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叛，搜其家得石介书信。夏竦因此诬告石介未死，富弼密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一月辛卯（十日）条载：诏提点京东路刑狱司，体量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石介存亡以闻。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归其家待次。是岁七月病卒。夏竦衔介甚，且欲倾富弼，会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叛，搜其家得介书，竦因言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执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羁管介妻、子于他州。［1］3805二十三年之后，即熙宁元年十一月，富弼在《上神宗叙述前后辞免恩命以辩谗谤》奏疏中，谈到夏竦曾诬告他勾结契丹起兵叛乱时云：相次会臣一相识秘阁校理石介病死于兖州，又有人谗臣怨望朝廷，石介诈死，却是富某密使入北虏结连起兵，富某欲以安抚司一路兵应之，则朝廷危，即日遂罢臣安抚使。［8］817仁宗捕风捉影地怀疑“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所以下诏查验石介的存亡，并逮捕石介的妻、子，羁管他州。当时有诏下兖州，核查石介之死的虚实。“知州杜衍会官属语之，众莫敢对。泰宁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独曰：‘介平生直谅，宁有是耶？愿以阖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怀中奏稿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安可量哉！’”［1］3806由于兖州知州杜衍等上疏保明石介必死，所以夏竦诬蔑“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之事不了了之。但是，仁宗并未解除对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通敌叛乱的怀疑。《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一月乙未（十四日）条载：诏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知郓州富弼、知青州张存，并罢安抚使；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其实谗者谓石介谋乱，弼将举一路兵应之故也。［1］3807仁宗为了防止范仲淹、富弼里通外国，与契丹勾结，图谋起兵叛乱，于是借口“边事宁息，盗贼衰止”，在下诏查验石介存亡的第四天，即下诏罢免了范仲淹、富弼帅臣安抚使的职务，解除了他们的兵权，防止他们发动兵变，起兵叛乱。曾经诬告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勾结契丹起兵叛乱的夏竦，却一直深得仁宗信任。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乙未（二十一日），擢夏竦依前官充枢密使。夏竦大权在握，又诬告石介未死、勾结契丹不成，改称富弼往登、莱勾结金坑无赖凶恶数万犯人，准备作乱。《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六月庚午（二十七日）条载：竦在枢府，又谗介说敌弗从，更为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请发棺验视。朝廷复诏监司体量。中使持诏至奉符，提点刑狱吕居简曰：“今破冢发棺，而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非一家所能办也，必须众乃济，若人人召问之，苟无异说，即令结罪保证，如此亦可应诏矣。”中使曰：“善。”及还奏，上意果释。介妻、子初羁管他州，事既辨明，乃得还。［1］3877二十一年之后，即熙宁元年十一月，富弼在《上神宗叙述前后辞免恩命以辩谗谤》奏疏中，谈到此事时云：谗者自知北兵无验，又别谗臣云北虏结连不起，富某却遣石介往登、莱州结连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欲举兵为辞。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监司相度，拟发石介墓以观其死之虚的。兼当时所遣之官，至今犹有在者。所造终无成而罢。［8］817仁宗又捕风捉影地怀疑“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下诏当地监司查验，并派宦官拿着诏书到石介的家乡奉符县要求开棺验视。京东路提点刑狱吕居简召集参加石介葬礼的官员和民众，一一询问，均说石介已死，令他们“结罪保证”，以此由宦官还奏仁宗应诏。宦官还奏，仁宗方释然，始将羁管他州的石介妻、子放还。至此，夏竦诬告“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的事件才告结束。夏竦的诬告是毫无根据、十分荒唐的。宋夏战争之际，契丹乘机要挟宋朝。富弼奉命多次出使契丹，双方重新达成和议，其中富弼厥功至伟。韩琦上疏说：“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致慢书于朝廷，仓卒之间，命弼使敌。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敌，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耳。”［1］3758富弼怎么会背叛仁宗，让石介“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呢？又怎么会让石介“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呢？问题不在于夏竦诬告，而在于仁宗捕风捉影地怀疑富弼等图谋叛乱。夏竦先是诬告“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后又诬告“介说敌弗从，更为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仁宗则一再下诏提点刑狱司实地查验石介存亡，派宦官手持诏书到石介的家乡奉符县要求开棺验视，并逮捕石介的妻、子，羁管他州，就是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里通外国，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企图起兵叛乱。依《宋刑统·名例律》，此为“十恶”中的“三曰谋叛。谓谋背国从伪”［16］6。又依《宋刑统·贼盗律》，“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16］272。仁宗既然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谋叛”，当然不会再支持他们实施庆历新政，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仁宗“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庆历新政必然失败。在宋朝，皇帝专制独裁，至高无上，生杀予夺，大权独揽。宋人周正夫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19］宋朝称皇帝为“官家”。仁宗什么都不会，只会做皇帝。仁宗是一个继体守成的皇帝，他所关心的是维护自己的皇位稳固，维护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为此不惜罢黜任何忠心为国、功勋卓著的大臣，也不惜终止任何利国利民的改革。仁宗弱势、疑忌、多变，在西夏入侵、契丹要挟、农民起义等内忧外患加深之时，他也曾借助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的才干和名望，试图有所作为，支持庆历新政，进行改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当与辽续签和约，与西夏达成和议；王伦、张海、郭邈山和桂阳瑶民等兵变、民变陆续被镇压下去，内忧外患的威胁暂时解除之后，仁宗却将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看成对他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仁宗一点不顾惜他是如何亲擢范仲淹、富弼等入朝主政，并一再赐手诏督促范仲淹、富弼等条陈当世急务，而范仲淹等又是如何“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1］3637的；一点也不顾惜庆历新政如何有利于吏治清明和国计民生，而武断地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甚至捕风捉影地怀疑他们“欲谋废立”“通敌叛乱”，直接威胁到他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仁宗不再支持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当然，仁宗还算“仁恕”“忠厚”⑧，遵守宋太祖“誓不诛大臣、言官”的誓约⑨，虽然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结党营私，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他们“欲谋废立”“通敌叛乱”，只是罢免他们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二府大臣职务，解除安抚使的兵权，改任地方官员，并没有实行除名勒停、羁管编管等严厉处罚。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在知邓州、杭州、青州任上还撰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等诗文，做出了治理州郡、以工代赈、救济灾民等光辉业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富弼历知郓州、青州，河朔大水，流民至京东，富弼赈济救灾，“凡活五十余万人”［17］749。后又在仁宗朝为宰相，英宗朝为枢密使，神宗朝再任宰相，做出许多事业。庆历年间，宋朝已经建国80余年，其时“君权神授”观念淡薄，儒学复兴，政治文化回向“三代”，庞大的科举出身士大夫群体崛起，政治文化政策宽松，“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盛行，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制度架构基本形成。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宋朝不但兴起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而且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庆历新政就是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可惜，庆历新政仅实施了不到两年就夭折了。一代士大夫精英如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虽有幸“得君行道”，但仁宗听信“奸邪之人”的“谗沮”，君臣未能“同心协力”，“使之不尽所长而去”，造成“天下必有遗材之恨”。这固然是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士大夫的不幸，也是宋仁宗的不幸，但归根结底，则是帝制时代君主专制独裁制度使然。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作为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作为中国古代一次有着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将永垂史册。庆历新政所蕴涵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将永远值得我们总结、汲取和借鉴。本文写作过程中，李裕民师兄和李宝柱、包伟民、罗家祥、江小涛师弟暨何冠环教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谨致谢忱。注释：
①蔡襄：《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335页；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53—1554页。②王禹偁：《朋党论》，载《小畜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③⑧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18页，第250—251页。④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⑤参阅王魁：《宋仁宗朝政治恐慌研究——以石介之死为切入点》，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张云梦：《宋仁宗朝“皇太弟事件”发微》，《保定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⑥王称撰、吴洪泽笺证：《东都事略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230页。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48—2654页。⑨曹勋：《进前十事札子》，载《松隐集》卷二十六，《嘉业堂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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