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宜民:当摇滚乐遇见社会学

教育   2024-06-13 10:00   上海  

作者 | 陈玉烨 古明霞

策划 | 陈玉烨 蒋译 古明霞

编辑 | 陈玉烨

排版 | 傅裕

责编 | 芥末


当摇滚乐遇上社会学

于宜民:





这是于宜民老师喜欢摇滚乐的第二十年,也是于老师第一年开设“摇滚乐社会学”这门课。有些在发生改变,但也有很多习惯没有变化。她仍然热爱摇滚,早晨会用激情摇滚乐将自己唤醒,工作疲惫时会听两首摇滚乐放松,周末她会去live house看喜欢的乐队演出,只是她听摇滚乐时不再纯粹欣赏……



(于老师上课时)







摇滚乐社会学



YAO   GUN   SHE   HUI   XUE   


“这门课探究的是中国的摇滚乐社会学”,于老师在第一节课上便界定了这门课的研究范围。于老师早些年接触到中国最早的一批摇滚乐队和作品后,便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国外的摇滚乐上,近几年经朋友推荐重新接触中国的摇滚乐,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因而萌生了想为中国的摇滚乐做点什么的想法,从而促使她展开了相关方面的研究。


中国摇滚乐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一直是不太被关注的领域。知网上能搜到的关于中国摇滚乐社会学的研究屈指可数。


但于老师认为,中国摇滚乐坛也诞生过许多优秀的乐队、音乐人、歌曲作品,风格多样、与时俱进,许多乐队的审美、演奏技术都超乎她的意料。“相比国外的而言,我们国家的很多摇滚乐作品也具备国际水平。” 





  于老师推荐


(于老师推荐的一些中国摇滚乐队和歌曲)


“摇滚乐,反映的就是社会。”我国摇滚乐的发展历程与社会结构变迁、经济水平的发展密不可分。许多摇滚歌曲取材于社会热点事件,源于现实并充满对社会的关怀。于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万能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8年我国国有企业的职工由1.1亿人下降至5200万人。国企改革的背后是几千万人的下岗潮以及引发的社会问题。当年的石家庄,同样也是如此,石家庄药厂的倒闭,足以压倒一个成年人的脊梁,“大厦崩塌”。一首摇滚乐,反映的是小人物的生活,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社会学中有很多关注群体的研究,移民、农村人口、留守儿童、性工作者、卡车司机,我认为热爱摇滚乐的群体同样值得关注。”在许多人眼里他们是异类,但于老师并不赞同:那只是一些表象。热爱摇滚的人,他们始终清醒、始终保持独立思想,对社会有反思,又总是表现为批判。正如诗人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批判的背后是强烈的期盼,期盼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在关注到摇滚乐与社会学的联系之后,我的研究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去年于老师关注到石家庄打造“中国摇滚之城”的新闻,并将对这件事的分析放入她开设的另一门“社会政策”课上,同学们反响良好。这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她的摇滚乐社会学研究增强了信心。“近期各地对音乐节举办限缩,导致一些地方音乐节取消、改期,也在我的关注中。接下来我还计划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摇滚乐队乐手的流动,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摇滚乐的歌词。”


摇滚乐与社会学都是具有“人文关怀”的。于老师开设这门课程的初衷正是中国摇滚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不足,包括从业者自身理论素养欠缺、对音乐内涵理解有限以及摇滚乐与社会事件和社会现实联系的研究缺失。此外,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这也是一次开辟新研究领域和视角的机会,引入新鲜内容以关注时尚、潮流和热点话题。因而,于老师打算借由这门课程研究,梳理我国摇滚乐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历程,构建基本的摇滚乐社会学的研究框架。






她与摇滚乐


CHINESE DOCTORS' DAY

想做摇滚乐社会学的研究不是突发奇想,社会学是于老师的博士专业,摇滚乐则是老师深爱了二十年的喜好。从小时候CD机里的陌生音乐,到现在时刻关注的世界各地的摇滚乐队live现场,于老师说到摇滚乐,眼里都闪着光。


谈起“摇滚启蒙”这个话题,于老师认为自己是很“幸运”的。



“我的摇滚乐启蒙挺正的,是华语摇滚乐‘教父’罗大佑。”



TIZI


(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时候,听音乐用的还是CD机,街上也还有许多唱片店,于老师也还在上小学。有一次,父母在家里放了《罗大佑自选集》,里面收录了他各种类型的歌曲,有流行、民谣的,当然也有很多摇滚乐,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首摇滚乐作品《之乎者也》。这些摇滚歌曲给幼小的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她种下了热爱摇滚乐的种子。热爱的种子一旦种下,便自发寻找养分,生根发芽。后来长大了些,父亲为她买了很多CD,其中林肯公园的《Meteora》让她“大为震撼”。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西方摇滚乐。如今,于老师会全国乃至全世界追喜欢的摇滚乐队的live house现场,会在追“星”途中结实许多同好,会与同样热爱摇滚乐的三俩好友组个乐队玩玩,会尝试着去学吉他,尝试着写写歌。


“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很尊重我的喜好,一直很支持我。”



前段时间 ,于老师带她的父母去了罗大佑先生的演唱会现场。“毫不夸张地说,我真的从头哭到尾,以前从未有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钢琴旁,一束光打在他身上,身形有些佝偻,弹唱着《爱人同志》,以钢琴的风格演奏这首摇滚歌曲。“开场的那一瞬间,眼泪便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浸湿了口罩。”罗大佑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但当他再唱这些老歌时,经过时间的沉淀,带给人们的感动仍是一样的。“(演唱会)后面他还唱了《之乎者也》,带给我启蒙的歌在耳边,带给我启蒙的人在身边,能与父母在现场听‘教父’,当时只觉得自己真的太幸运了!”

LUO   DA   YOU   

(图片来源于罗大佑微博)


“我发现我在任何地方生活都是看演出、听音乐、看展览,吃美食、看书。”



喜欢摇滚乐已经二十年,摇滚乐早已融入了于老师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它会是工作之余放松的一种方式,也是结识好友的一种途径,甚至会因此去学一种乐器,组一个乐队。“当然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爱好。”摇滚乐并不是她生活的全部,于老师认为,任何喜好都需要把握好度。



碰撞不一样的火花




“真正意识到可以把摇滚乐与社会学结合还是读博时的事儿。”当时于老师看到了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杨友仁教授“摇滚乐社会学”的课程大纲,这才意识到:原来还可以把喜欢的摇滚和社会学相结合,碰撞出些不一样的火花。来华政工作之后,于老师一直想给同学们开一些有趣的公选课,于是又想到了这个方面。在查阅了大量相关研究的资料后,“有了一点把握”,于老师才决定要开这门课。


“一旦兴趣变成工作,就会很枯燥乏味,从而丧失掉其原来的魅力。”对于这一观点,于老师坦言备课过程中偶尔会感受到,“会有一些压力,会失去一些特别纯粹的东西”。备课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也会影响于老师平时的工作安排,增加很多压力和负担。这个过程注定是煎熬的,于老师很感谢几位朋友的支持,从最初交流想法到后期备课过程,他们始终支持她,为她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并督促她落实完成。这个学期开课后,于老师通过对大家的观察调研,发现总体反馈不错,便觉得“过去的一切努力与付出都是值得的”。总体概括而言,能够把兴趣和自己的工作相结合,于老师觉得“还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还是一个能够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只是需要把握一个度,需要纠正自己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


目前这门课已经上了七周,于老师认为总体还是比较符合自己预期设想,但也会有一些新奇的发现。像是同学们对一些老歌的接受度挺高的,之前在教室里放的窦唯的《高级动物》就受到很多同学喜爱;或是看起来就很“摇滚”的长发摇滚男,会喜欢偏流行的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听他描述晚上男青年一个人在洗衣房,边听这首歌边洗衣服的场景,很放松很享受,这挺出乎于老师意料的。“我以为他们都会喜欢偏重型、特别前卫的、特别另类的,不太能接受这种流行的。”




TIZI

TIZI




(同学上课时回答老师问题)


至于于老师对同学们的期待,可以分三类来说。对那些原来不太了解摇滚乐的同学,她希望能借由这门课拓宽他们对摇滚乐这种音乐类型的接受度;对那些本身就很喜欢摇滚乐的同学,她希望他们能对社会学有一个基础的认识并尝试在今后欣赏或者创作摇滚乐的时候能带入一些社会学的思考;对于社会学专业的同学她则希望能够拓宽他们研究的思路,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对于这门课接下来的打算,由于备课量等原因,目前这门课只是一学分的课程,以后于老师将继续开设这门课并将其设为两学分,内容会更加充实:增加西方摇滚乐史的梳理以及其与中国摇滚乐的比较和相互借鉴等,并拓展社会政策和社会责任的视角。同时她也会吸收本学期同学们的反馈意见优化这门课程,在此欢迎大家积极选修。另外,为增加一个交流学习摇滚乐的平台,于老师建立了公众号“摇滚社会学”,感兴趣的可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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