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音乐里的中国 | 音乐架起东方与西方的桥梁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有时，通过他者认识自我，不失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西方作曲家了解东方的历史归功于传教士，西班牙传教士阿尔瓦雷兹(Alvarez)在《埃塞俄比亚史》中最早有关于中国音乐的记载；第一部“中国题材”的歌剧可以追溯到的1715年的《鞑靼人在中国》。在二十世纪有更多的作曲家关注中国，如拉蒙特·杨的《中国四梦》等，音乐上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慢慢从异国情调转变为一种更为平等、平和的心态。10月26日北京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上，李心草执棒中国交响乐团与吴巍、朱慧玲共同演绎的“西方作曲家笔下的中国音乐”予人以思考，施耐德的作品不太带有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他和当晚的艺术家都在架起东西方之间交流的桥梁。

这场音乐会不仅是音乐与文化的交融，更是东西方艺术的碰撞。音乐会选取了德国作曲家恩约特·施耐德的两部力作——《笙与乐队协奏曲“易经”》和《第三交响曲“中国四季”》（女中音、笙与乐队）。恩约特·施耐德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不仅是GEMA监事会的主席，还担任着德国作曲家协会会长和德国音乐协会董事等重要职务，他的身份与专业背景本身便具有文化互融的色彩。施耐德在弗莱堡学习音乐以及音乐学，并在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大学担任音乐学理论教授和影视作曲教授，他创作了多达1000余首作品，这些作品涵盖了电影、电视剧、史诗纪录片、舞台室内乐、交响乐以及歌剧等多个领域。提到施耐德的作品，不得不提的就是他为多部影视作品创作的原声音乐。无论是《斯大林格勒》的悲壮、《23》的悬疑，还是《刺杀希特勒》的紧张刺激，他的音乐都完美地与影片氛围相融合，为观众带来了更加震撼的视听享受，电影音乐的写法在这次演出的两部作品中得以凸显。管弦乐创作上，他的多部交响曲与协奏曲广泛在世界上演。自1997年起，他便开始与中国音乐家携手合作，共同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这种跨文化的合作不仅让他对中文歌曲创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让他的作品更加多元化。中文歌剧《马可·波罗》更是其得意之作，为武汉创作的《武汉2020》一度让我以为他是旅居在中国的作曲家。

施耐德对中国文化中蕴藏的哲学智慧颇感兴趣，每年圣诞节，他都会为自己“占上一卦”。上半场的《笙与乐队协奏曲“易经”》是他的代表作。作品创作于2003年，诞生之初名为《Veränderungen》，德语中是变化、改变的意思。作品的三个乐章对应着《周易》中著名的八卦爻辞的三卦,作为基本的能量模式：“震”是觉醒、雷霆的意思,它被赋予了挑衅、暴力、浮躁的成长特质；“坎”作为深度和深渊，以水为意象,与之对应的是月亮和一切神秘、难懂、忧郁的事物；"兑”是湖的意象,对应的是愉悦、幸福安详的平静,这里以湖泊形象作为隐喻。作曲家本人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是一个精神探索者，研究哲学是为了寻找存在的根源,寻找世界的意义。在《易经》中,一切都有其意义，它是一个关于自己、世界和未来的占卜系统。我想在音乐中为这种哲学树立一座纪念碑。”而从作品看，作曲家想尝试的丰碑性是通过多种风格的融汇建立的。第一乐章中，能听到卢托斯拉夫斯基“有控制的偶然”之技术，第二乐章中，作曲家写下以“十二音序列”为音高基础的乐队即兴段落。第三乐章中，全曲存在的电影音乐化的形象思维成为主导，一乐章主题的再现以及奏鸣曲式的采用都说明这是最为调性化的乐章。

与齐尔品的《第三交响曲“中国人”》一样，施耐德也选择用中国题材来完成他的《第三交响曲》。在更多、更准确的中国古典诗歌译本出现的语境下，施耐德仍然选择汉斯·贝特格（1876-1946）编译的《中国诗歌集》作为文本进行再创作，与其说作品是对中国四季的描绘，不如说这是在向采用相同文集的马勒《大地之歌》致敬。一方面，作曲家的音乐学背景使他对经典的“再生产”很感兴趣，这从他创作《在时间的边缘——对莫扎特交响安魂曲的思考》（AT THE EDGE OF TIME Reflections on Mozarts Requiem KV 626 for orchestra）以及在歌剧《马可·波罗》中对《阿依达》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引用中可以鲜明地见出。另一方面，施耐德的语言仍是德奥的动机展开写法，只不过有时音乐会由于风格的驳杂而显得结构趋于块状。施耐德用皮亚佐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相同的顺序从夏天开始来书写中国的四季。夏天的活跃从七度上跳的跃跃欲试的动机开始，生机盎然，音乐中流淌的夏日热烈，恰似青春的活力四溢与无限憧憬，同时也温柔地提醒着我们：这份炽热的状态如同夏日一般，是短暂而珍贵的；第二乐章中，随着第一句“从东方而来”被朱慧玲以幽深的声线深情款款地唱出，和演出此时季节相同的秋意渗入音乐厅；紧接着，冬之乐章以寒冷、孤独与沉寂为主旋律，它虽看似生命的末端，却也是不可或缺的自我反思时刻，作曲家在这个乐章中沉思自我存在的深刻意义。最终，乐章以欣欣向荣的春天作为收尾，如同希望的曙光，预示着新的生机。

表演方面，作为协奏曲、声乐作品方面的指挥大师，担任中国交响乐团荣誉首席指挥和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的执棒，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音乐造诣，引领整个乐团精准地把握了每一段音乐的情感与节奏。他的指挥风格既有西方交响乐的恢宏大气，又兼具中国音乐的细腻与韵味，使得整场音乐会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情调和西方交响乐的磅礴气势。他清晰凌厉的起拍赋予作品许多奇观式的音响，他流畅的指挥线条让贯穿于音乐中的动机焕发出深远的生命力。音乐中有许多独奏家即兴的段落，他都能准确地捕捉到并引领乐队长驱直入，而对于歌唱家，从他的手上可以看出他在时刻照拂女中音的气息。与施耐德一样，负笈奥地利、多次在国外演出中国作品的他，早已成为中西音乐交流重要的桥梁，音乐会上的两部作品，他20年前便与下奥地利州Tonkünstlerorchester交响乐团录制并发行了唱片，较之唱片中的处理，笔者以为此次国交版本的音乐处理更为醇厚与老辣。

我想这么评价丝毫不为过——由于吴巍的存在，世界对笙与中国音乐的认识与兴趣更进一步。吴巍的演奏风格既保留了传统笙音乐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一方面，他在笙的改良方面使用更为接近传统的37簧传统改良笙，另一方面，他又大胆的将在西方学习的巴洛克音乐、爵士乐的元素糅入他的演奏之中，成功地融合传统和先锋之余，他演奏的作品仍有很高的接受度。施耐德作品中的华彩不着一音，全是吴巍即兴演奏，这也意味着每次演奏都是独一无二的版本。对于笙的音色，美之曰声线纯朴，不足之曰音色单调。吴巍对于笙的音色处理显然有两种策略，其一是注重与交响乐团其他声部的融合，制造出多变的混合音色，这点显然他和作曲家在创作时便开始着手；其二则是以生动的音乐处理来做出力度的和音势上的对比，这在他的大量的华彩作用中都可以听到。从节目单上可以看出，他对Virtuoso的称谓毫不避讳，成为炫技大师是让西方音乐界感兴趣最快的第一步。

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的表现同样令人惊艳。她以那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完美地诠释了第三交响曲“中国四季”中的每一个音符与情感。她的演唱既有东方女性的柔美与温婉，又兼具西方音乐的张力与激情，使得整部交响曲在她的歌声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交响曲中的女中音部分，作曲家运用了大量的增四减五以及七度的跳跃，低音的音域充满挑战性，到了小字组的F，演唱难度陡升。中国交响乐团无论是弦乐的悠扬、管乐的激昂，还是打击乐的震撼，都展现了他们的高超技艺。在经历了法国巡演后，能够感觉他们声部之间的配合更为自如了。

对于作品的中国性，这场音乐会予人以思考，我想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一双他者的眼睛来观察我们的文化，而不是东方主义、异国情调化的阐释。就像门德尔松的《第四交响曲“意大利”》、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没有人会指责他们作品意大利风格不够纯正。另一方面，施耐德作品的题材还是更加“形而上”的，他并不是基于采风与民歌改编，而是更多的抒发他对中国哲学智慧以及文化内容的感受。在当下的世界，我们需要更多如文中提到的四位艺术家与乐团这般的“桥梁”。

撰稿：张听雨

责任编辑：段梦

摄影：国之骄子、罗维

排版：陈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