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锡铭院士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激光事业。
时间倒回到1997年10月，67岁的邓锡铭院士在病房里同病魔顽强搏斗；拖着沉重的病体，他坚持写下了一份长达20多页的“意见书”，留下有关“神光-Ⅱ”装置未来可能的技术路线和发展蓝图。
在完成这份“意见书”后2个月，邓院士放下了他牵挂一生的工作，安详从容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四年后，“神光-Ⅱ”装置顺利建成，并以完美的表现通过专家组验收。
邓锡铭在办公桌前
而邓锡铭院士的功勋远不止于此。作为我国激光科技领域的开拓者、奠基人，邓院士在国内首先提出开拓激光科技新领域，组织并参与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氦氖气体激光器，独立提出激光器Q开关原理，发明了“列阵透镜”，提出了“光流体模型”。
为实现王淦昌院士独立提出的激光核聚变设想，他30多年领导团队开拓、发展高功率激光驱动器，建成了我国最大的“神光”激光装置，利用神光装置在惯性约束聚变、X光激光等高科技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
邓院士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祖国和事业的深爱，他的故事，感召着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向着激光聚变技术的高峰奋步迈进！
(图源：中国科学院)
1930年10月29日，邓锡铭出生在广州，受到爱迪生启发影响的他，自小就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动手能力，常常会创造出许多有趣的“小发明”。哪怕偶有失败，他也从未失去热情。邓锡铭曾在少年时期就立下大志：日后要从事物理领域研究。后来，他如愿考入燕园（现在的北京大学），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
在那里，他受到新思想、新知识的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爱国思想进一步扎根心中。在北大多位名师的教导下，邓锡铭打牢了物理、数学学科的底子，为日后的成就奠定基础。1952年大学毕业后，邓锡铭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尽心协助王大珩所长组织起全所的科研工作，并担任起学术委员会秘书、党委常委等职务。
1960年，美国科学家梅曼率先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惊艳世界。邓锡铭与王之江备受鼓舞，快速拟定红外激光的试验方案，并共同领导团队开展工作。在红宝石激光器的研制工作中，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3点技术创新：直管状脉冲氙灯、球形成像照明器以及内有聚焦装置的谐振腔；这些匠心独具的设计，使得最终设计出的激光器，拥有相较于梅曼那台更高的效率，并且一举成为国际激光领域沿用数十年的设计惯例。
在激光器的研制过程中，他坦言：“我们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尝试，但除了原理性的一两篇文章之外和新闻报道，也没有更多参考；要在我们自己的实验技术基础上把一种全新的设想变为现实，确实是不容易的”。抱着 “一定能做出来”的信念，邓锡铭带领团队不分昼夜地工作，为了找到几瓶氙气，组内采购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搞定氙灯钨丝和石英间的封装，技术人员吹制了20余种过渡玻璃……
1961年，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成功出光，真正做到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比苏联早了两个月）。同年年底，几乎与美国物理学家Hellwarth、McClung教授同时，邓锡铭等人提出了高功率激光调Q技术。《中国科学院编年史》为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写下了这样的评价：“它的成功研制，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史上终于有一项技术能够在兴起之时迅速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它极大地提振了当时的国民自信。
由王之江、邓锡铭等人所研制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1964年是一个关键年份，年仅34岁的邓锡铭作为主要负责人，肩负起筹建我国第一个激光技术专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的重大使命。而《光受激发射情报》（《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的前身）也随之诞生，作为期刊的创始人，他充分履行着自己的主编职责，组建了包括周同庆、张志三、周炳琨等在内的9人编委会；他要求编辑部好好组织稿源，好好建设审稿队伍。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百忙中为刊物选题，推荐稿件，自己也撰写稿件和审校；因为办刊经费问题，期刊曾面临停刊的局面，也是他提供了关键帮助。就在这样的攻坚克难中，《进展》的主编，邓锡铭一干就是32年。
筹建上海光机所的同期，邓锡铭所牵头研制的钕玻璃激光器，输出功率已经达到了108W量级，这也引起了王淦昌院士的兴趣（王淦昌率先提出激光约束聚变的伟大科学思想）。当两人在北京开会相遇，一项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合作意向迅速达成。事后，王淦昌院士曾专门撰写过一篇题为“一次难忘的盛会”的文章，回忆两人相见如故的场景；在文章中，他也满含激动地写到：“1973年，上海来电报告：X光已经测到了！这在国际上是属于最早的实验成果之一。”
是的，就在1973年秋天，邓锡铭带领团队用液氦低温冷却氘靶获得了中子发射，这是中国激光惯性约束聚变领域的里程碑。在此基础上，1976年，他们又搭建成了6路激光装置。自此之后，对于高功率激光器的升级，以及强场物理研究方面的工作就未曾停歇。1987年，邓锡铭又带领团队建成了“神光-Ⅰ”装置，输出激光的功率达到了1012W，这也标志着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正式跨入世界一流行列。而在神光装置中率先应用能够匀化光斑的阵列透镜，使装置的整体性能跃升至世界先进水平，此设计也被国外同行称为“上海方法”或“LA方法”。
邓锡铭为江泽民一行介绍实验细节
除了自身科研工作的“一亩三分地”，邓锡铭先生同样心系国家整体科研事业的发展动态。1983年，美国政府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彼时恰好在美国访问的邓锡铭先生得知此消息，他专门购置了大批资料，并于回国后及时向王淦昌和王大珩做了汇报；这件事后来也成为王淦昌、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一书的直接原因。1986年3月，邓小平对此事作了专门批示。从此，影响国家科技战略的“863”计划正式得以组织实施，标志着我国高技术领域研究正式进入到崭新的阶段。
邓锡铭为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做介绍
跨入20世纪90年代，在“863”计划的定调下，惯性约束聚变主题被正式确立。1994年，“神光-Ⅰ”装置正式退役，“神光-Ⅱ”装置的建设工作开始提上日程。当时身体状况欠佳的邓老，坚持奋战在科研一线，从装置的立项论证、组织协作以及技术攻关，每一个环节他都要亲自过问。在工作中，邓锡铭事无巨细地把关，他“固执”地反对使用“可能”“也许”等模糊的词语；这样“固执”的工作态度，也加速透支着他的健康。1997年12月，邓锡铭满含对“神光-Ⅱ”装置的殷切期盼，永远地离开了。
2009年，邓锡铭的夫人、年逾80岁的梁绮梅在广州一栋老房子内，接受了一次采访。访谈时，她向记者回忆起邓锡铭弥留之际的最后三句话：第一句是，“为了我，你尽力了”；第二句是“你是对的”；第三句是“我不放心你”。第二句“你是对的”，其实指的是梁绮梅反对邓锡铭承担太多技术顾问方面的事，“他成名之后，很多人都来找他做顾问，他很热心，不懂得拒绝人，单单聘书都超过50个了，他每个月坐飞机至少飞6次，这样，身体怎么吃得消呢？所以，我就劝他，他就说我多管闲事，不过他不会发脾气。如果他早听我话，就好了！”
作为“神光”装置的开创者，邓锡铭日夜奋战在科研一线。而作为《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创刊主编，他则坚持事事亲历亲为，邓锡铭的一生，恰如闪耀的脉冲激光，有着照亮无尽黑暗的能量。作为科技工作者，他照亮着中国激光事业的创新之路；作为创刊主编，他同样也照亮了《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来时的路——从组建编辑部到为刊物选题、推荐稿件、审稿人，再到帮助期刊解决办刊经费，邓锡铭为《进展》的发展，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在邓锡铭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血、坚毅、勤奋、智慧以及奉献。他是《进展》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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