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写作的动力
十九岁开始决定当一个作家，至今二十五年来我的写作何以为继？我要靠什么样的内驱力，依然能够把写作和个人的生命有机结合起来，以让写作必要、自然、从容、不竭地进行下去？
我认真地思考过，或许此四者，是眼下我写作的源动力。
其一，探究的激情
必须承认，和二十五年前铺天盖地的好奇心相比，我对这个世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激情大大降低，但这种删减与化约让我心安。
我的兴奋点逐渐聚焦到有限的若干问题上，我有一种降落后的踏实感，落到那些问题上，抓住了，扎下根。
我不会再大而无当、漫不经心地“心怀天下”，我只想深入、持久地把我最感兴趣的几个问题弄明白。
我对它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探究的欲望，我要做的只能是深挖洞、广积粮。问题意识已经成为我写作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
其二，思考的习惯。
读书和写作给予我的最大恩惠，不是知识、结论和已经写出来的一本本书，而是思考的习惯。
每天脑子都在转，已经成为一种永不停息的本能，做梦都能听见思考的发条咔嚓咔嚓走动的声音。
我从不妄想我的思考能够洞穿这世界的某些隐秘，但我享受这种时刻都能与世界劈面相逢的新鲜与艰险，这是一种青草、岩石和冰雪消融之际的水流混生而成的状态，它会催生出同样清冽、绵延不绝的书面口语的普通话，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声音用文字记下来。
其三，自我辩难的需要。
思考的习惯让写作成为可能，而写作让思考得以深入和持久。
写作越来越成为我将某些思考充分展开的最有效的途径，那些含混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修辞的运行中逐一现身，变得清晰、确定或者更加含混、模糊和似是而非，而被文字精密加持过的含混、模糊和似是而非，其实已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清晰和确定了。
年既长，思考与写作也日久，我所确定之事越来越少，犹疑和辩驳越来越多，如果不动笔，我可能会无所适从，变成一个不可知论者。
我知道这个世界足够复杂，我也知道文学最终不负责给我们一个清明确切的蓝图，但我依然需要通过文字来辩证、寻找和澄清自己，以便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
其四，艺术的担当。
写作二十多年，当文学编辑也近二十年，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至今，尽管没弄明白，一知半解总是有的，就在这一知半解中，也深知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当下面临拓展疆域的困境。
开疆拓土，一是小说这门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且不说西方现代小说，只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一百多年来获得长足发展，在小说的各个面向上都已趋于饱满成熟，内在的破与立必然要提上日程。
再者，中国和世界几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以网络和全球化的改变最为迅猛和深刻，不唯世界面貌在改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内心也在改变。
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世界变了，世界观必然也随之变化，文学亦当相应有所调整，突破既有的形式、框架和理解。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此之谓也。
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当写他想写的，写他能写好的，同时，还要写他应该写的。
所谓应该写的，就是在他对自身和所处时代的写作有充分理解之后，有责任和义务对文学面临的问题做出回应，对必要的尝试展开探索，于困境中寻找解决之道，于拘囿处为之开疆拓土。
这些努力非是完成某些机构、部门的任务，而是出于自我的艺术自觉与担当。
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从业者，都不仅是躲进小楼的单独个体，还应该是他所从事的行当中的有机一分子，他要有他的艺术的担当。
二、文学的担当，是呈现出真实的世界
陈思和老师提出一个概念：同代人批评。我觉得不仅存在同代人批评的问题，也存在一个同代人写作的问题。
“同代人写作”指什么？首先意味的是抱团取暖。可能我们会说，写作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的战斗，大家扎堆有意义吗？我认为还是有意义的。
文学在逐渐边缘，一个人的声音也许传之不远，但群山合唱，就能形成一个合力。
在很多领域，我们强调要求同存异，对文学，更重要的可能是求异存同。
看看对方和自己的差别到底在哪里，看问题的方法到底有什么差异，对方那些我们陌生的甚至感到冒犯的，很可能是我们写作、我们看问题时所欠缺的，是我们的短板和盲点。
所以我说，大家能一块儿聊天交流很好，吹吹牛也行，不一定非要谈文学，文学无所不包，谈文学是谈文学，不谈文学也是谈文学。
碰撞之下，各自应该都会形成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新鲜的想法、观点，会对我们之后的写作大有裨益，它会慢慢升华，不断发酵和壮大，最终形成新的作品。
“抱团”是这个意义上的“抱团”，“取暖”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取暖”。
此外，同代人写作，就是要提醒我们，能够包容和汲取对方的差异性，以此互补，形成我们对社会、对文学、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认知。
成语盲人摸象大家都知道。一群盲人摸大象，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把蒲扇，摸到肚子的说大象像堵墙，摸到腿的，说大象像柱子，摸到尾巴的，说像绳索。我们都会笑话他们以偏概全。但认真想想，既像蒲扇，又像柱子和墙，还像绳索的大象，它岂不就是一头最真实的大象？
我们的写作也如此。不管每个人有多大的才华、多高的智商，看问题的角度多么正确，研究得多么深入，我们最终也只能摸到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如果世界是一头大象的话，每个人能摸到的可能就是蒲扇、肚子或者墙和绳索。
当这些聚到一起，就是对一个最真实的世界的整体认知。
同代人写作的意义也在于此。我写那个蒲扇，你写那个柱子，他在写那堵墙，另有人写绳索，我们的写作需要别人的来补济欠缺的那些部分。
别人也是我们的一面面镜子。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我们都在对着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做着盲人摸象的事，文学之于世界的大事，却需要所有人来共同完成。
如果写作真有什么担当的话，我觉得这个担当就是要尽力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有赖于大家共同努力。
三、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与差异性相对的一个词，是最大公约数。
很多年里中国的文学在世界上都很边缘，为了多快好省地“走出去”，普世之余，我们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追求一个公约数，因为只有通约，才使交流和接受成为可能。
为求一个最大公约数，我们有些创作免不了削足适履，有意无意地迎合某些“想象”。我们努力写出别人一看就明白的作品。
但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固然通约方使双方交流成为可能，但交流的必要性在哪里？
交流之必要，正因为通约的同时我们存在着更大的差异。差异性才使得交流成为必要。
中国文学要真正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无限趋同的全球化的今天，差异性可能比通约性更其重要。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如何保证？我们又何以成为自己？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有全世界最磅礴浩大的世俗生活，也有全世界最繁盛的烟火人生，红尘滚滚、活色生香、善恶美丑、喜怒哀乐，三千大世界，十万小世界，一应俱全。
但对于一个现代人在现代社会如何自处、自洽，如何质疑、反思，寻找到一条“向上”的路，确实无法提供足够的、可资借鉴的样板与路径。
这大约就是作家们舍“母乳”而汲“狼奶”的原因。也是很多学者和作家多年来孜孜以寻找借鉴与转化之道的原因。
“狼奶”固然营养，可堪茁壮身心，长此以往怕免不了要南辕北辙，让我们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究其根本，不明来路，何谈去程。文化与文学之血脉谓之文脉，我们源远流长的那根型号匹配的血管在哪里？
转身，向“后”看齐。这当然是一个逆行以寻根问祖的艰难旅程，这也更是一个必须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大工程。
仅靠一人、数人之力不办，它要循序渐进、群策群力，需要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精诚合作、左右开弓，需要保有与传统握手言和之冲动和愿望的人协同努力，一茬茬人，一代代人，多多益善。
我们都在其中。我们也当尽力。信口所至，言不及义，谨与各位共勉。
本文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三期，有删减（部分根据徐则臣老师在北京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