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反腐为何最终以失败告终

2024-11-06 15:38   陕西  

新周报 2024年10月29日 


导读

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官员贪腐现象与日俱增。尤其是抗战中后期及全面内战时期,国民党官员贪腐明目张胆、变本加厉,官僚腐化较北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也曾下定决心严惩腐败,却以失败而告终。



01

一系列肃贪行动收效甚微
抗战中后期及全面内战时期,国民党官员的腐败行为日益增多,轰动一时的腐败大案就有1941年的林世良受贿包庇走私案、1943年重庆币案、1945年美金公债案、1948年金圆券泄密案等等。接收日本投降期间,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更是借接收之机大捞特捞,接收变成了“劫收”,被老百姓戏称为“五子登科”。

面对党内频发的贪腐,国民党蒋介石制定了极其严厉的惩腐刑罚,并通过党务、组织、专门反腐运动等在诸多领域进行反腐。

1940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李宗黄等12名中央委员联名提议:“为节制党员过度享受,以防腐化,并加强党的经济基础起见,由中央制定党员财产及所得最高限度标准,凡超过此标准者,作为节约储金。”

1945年12月,蒋介石亲自审核《肃清贪污运动大纲》及《整理党务方案》。他在日记中说:“《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均已核定,中央党政小组会议亦已成立,惟秘书组织尚未着手。”

在1947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党员团员应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党员标准须具备“反内战、反贪污、反官僚主义者”。“有贪污行为者”“拒绝登记财产者”不得为本党党员。“党员财产应依规定登记,并特别注重于党的各级干部及从政党员与服务于公营事业及金融机关之党员。”在“五、纪律”中规定“贪污有据者,开除党籍”。“登记财产不忠实者,予以处分;拒绝登记财产者,开除党籍。”

此外,国民党蒋介石还发起了“肃清贪污运动”、“自力更生运动”、组织“勤俭报国会“等一系列活动,企图通过组织运动方式遏制党内腐败,结果收效甚微。


02

没形成气候的“燕廉”反贪运动
1947年以后,国统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动荡,国民党内官员贪污腐败已发展成普遍现象。蒋介石认为国统区经济动荡的根源在于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投机倒把,只有对贪污腐败和投机倒把进行严厉的打击才有可能缓解经济上的危机。而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上层不可依靠,只有从基层吸收一批新生力量才能为自己肃贪所用。于是在1947年,蒋经国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反贪污运动的具体机构——“燕廉”。

燕廉“物色一批清廉自持的人组成核心,查办平津各地的大贪污案,特别是有关接收的重大贪污问题,然后把各个案子通过这个组织直接送蒋介石核批处理。”燕廉没有定期的集会,一般在聚餐时采用漫谈的形式展开讨论,但是开会不允许签名和做记录,最后把成员收集到的情报署名“燕廉”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当时被燕廉检举揭发的贪腐接收官员有石家庄专员高挺秀、保定警备司令池凤城、唐山专员刘培初等。但“这个运动,始终没有大搞起来,”“只是在1947年后半年到1948年前半年这一阶段,有点活动。”

1948年8月,蒋介石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的总崩溃,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缓解国民政府的财政困境,决定实行“经济紧急处置方案”。蒋介石为加强对经济的管控,在全国设立天津、上海、广州三大经济管制区。鉴于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的重要位置,币制改革在上海的成功极端重要,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作为上海经济管制的督察专员驻沪专门“打虎”。

8月20日,蒋经国到上海走马上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70天的“打虎运动”中,蒋经国确实拍打了一些“苍蝇”和“蚊子”,“把泄露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64名关进监狱。”上海滩当时的黑社会大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蒋经国判刑并罚款。最后,因无力惩办“大老虎”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蒋经国黯然离沪,“打虎运动”宣告失败,草草收场。


03

不可能真正触及腐败的根源
面对泛滥的腐败,蒋介石在大开杀戒、严惩其中少数贪腐分子的同时又包庇自己的亲信,纵容重要的军队将领。在他看来,只要军事上能够胜利,军队将领贪污腐败无须过多追究。他也不可能处理掉所有的贪腐官员,特别是那些对维护其统治必不可少的铁杆谋士、“肱股之臣”、故部亲属,他也下不去狠手。而且在国民政府无法足额发给官员俸禄、军队军饷的情况下,官员贪腐仿佛情有可原。但他也深知腐败最终必将导致政亡人息,反腐势在必行!

蒋介石因此陷入了“反腐,亡党;不反,亡国”的两难境地。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左右摇摆、进退两难,有时处理贪腐案件狠劲十足,动辄极刑;有时又犹豫不决,姑息迁就。蒋介石的这种双重标准、两难境地的反腐,其结果不言而喻。

蒋介石反腐在不触及“四大家族”的直接经济利益时一般都能顺利推进,一旦反腐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就往往牵涉四大家族,而蒋介石对四大家族从心理上根本就偏袒纵容,不想对他们动真格。所以,凡是涉及四大家族的贪腐案件,蒋介石能拖则拖,能掩则掩,最后往往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四大家族是其维护独裁统治的根基,蒋介石不可能为了所谓党国利益真正反腐反到自己的头上,最后失掉统治权。

1945年美金公债案对孔祥熙的处理,蒋介石日记记载:“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因此,蒋介石最后对孔祥熙的处理也就只是“公私兼全”地免去了他的中央银行总裁及行政院副院长等一切职位,并未对他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深入追究。所以,孔祥熙就此告别中国政坛,全身而退,稍后他便把所有资产全部转移到美国,在以后的国民党败亡过程中,孔家财产可谓是毫发未损。

据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材料显示,“宋霭龄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款是8000万美元,宋子文有7000万美元,宋美龄则是1.5亿美元”。所以,杜鲁门直言不讳地说,孔宋豪门没有一个不是贼!

蒋介石先后惩治过孔祥熙、宋子文,可从来没对他们进行政治清算和经济清算。“四大家族代表的官僚资本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进一步削弱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04

腐败浸入国民党“骨髓”
国民党内的腐败从抗战期间(特别是接收时期)到全面内战时期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腐败已侵入国民党“骨髓”,成为国民党内的普遍现象,国民党内的党员干部、政府的各级官吏、军队的各级长官已少有清廉者,特别是国民党高级军官90%以上拥有自己的商业背景。

1942年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浚在日记中说:“近日贪污之风较任何时代为炽,”“本部近日所受理案件,第一多者为各部职员贪污舞弊等事,”“现因贪污被诛之军人、公务员为数颇多,而后来者仍毫不畏惧,群起效尤,真令人不解其故;倘能另有方法,使作奸犯科之人,日益减少,则诚党国之大幸也。”

1947年3月,国民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党的病状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

1948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式上说道:“现在我们中国政治最为外人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外国人诋毁我们贪污无能,腐败堕落,一切罪恶的名词都加到本党的身上。”“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熟知国民党蒋介石的美军将领约瑟夫·史迪威认为,国民党因腐败已经病入膏肓,蒋介石也回天乏术。尽管“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

蒋介石国民党在短短的4年时间内,就从一个领导抗战取得胜利、声望如日中天的执政党迅速退化,最后败亡大陆。除了军事上的失败以外,国民党的日益腐败并失去民心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05

链接】美国政府因国民党腐败无能而丧失信心
1944年6月,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给来华的副总统华莱士的文件中写道:“政府的与军事的机构,自上到下,被空前庞大的与公开的贪污所浸沉败坏。”

1947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率调查团访华,在对南京、北平、天津、汉口、沈阳、旅顺、青岛、济南、台湾等地进行考察之后,魏德迈等人对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深感震惊。8月22日,他在国民政府全体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指责“各级政府贪污和办事无效能”,要求国民党政府罢免贪污和无能的官员。
胡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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