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乡村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压舱石还能稳吗？

乡村振兴为什么这么重要

全球化危机势必引发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已出现大量劳动力二次返乡的现象。沿海外向型经济的海外投资人本为无根资本，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保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不会继续留在中国。因此，那些占据绝对比重的“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型外向型经济早已开始向劳动力更廉价、更不顾及资源环境代价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其中污染严重的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近年来这种外流趋势不断加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并非仅凭一些数据就能立即意识到需要调整。以房地产为例，尽管多年来已有人指出其存在过剩问题，但开发商仍会强调市场的刚需和潜在机会，鼓励人们继续投资。这种投机心理促使大量资金持续涌入房地产市场，维持了其虚拟扩张的态势，结果就导致了今天面临泡沫破裂的严峻形势。

同理，尽管那些无根资本为主“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持续外流，不少人仍坚信它们会转向中国内地，故而中西部进行了诸多铺垫与基本建设投资。现在这一拉扯的过程仍在持续。然而，基本规律难以扭转，无根资本的外流已成为必然趋势，大量打工者的回流亦是如此。同期，随着实体经济的相对衰退，城市市民下乡也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因此，2017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被视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这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那么，为何要将乡村振兴提升至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呢？原因在于，乡村在当前已难以像以往那样发挥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始终依靠农民种养兼业、多元经济的主动调整来应对各种危机挑战。例如，回乡的农民能够投身于农村的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等各行各业，而农村本身便是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社会体系。因此，返乡人员可以从事文化、产业、旅游、休闲、康养等多种活动。尤其是下乡的市民与农民相结合时，往往能够催生出各种新兴的业态。

照搬西方的做法压制了

将乡村作为压舱石的能力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照搬了许多西方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我把它称为“西化大跃进”。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是本土的，这次就是西化的。这种“西化大跃进”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法律、思想理论、教育和文化囫囵吞枣地引入中国，尤其是搬到维持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承的乡土社会，这就麻烦了。

例如，有人一方面坚持分户承包永远不变的同时强调所谓的“法无禁止皆可为”，另一方面各类部门都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四十年不变的基本制度使任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碍难推行，干部队伍内卷躺平、敷衍塞责的根源是乡村社会不可能将这些西方搬过来的法律落实到治理和发展中。由此，县以下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

其中，最糟糕的是将农民自主地在乡村的百业创业限定为只许农民作为职业农民从事专业农业行为。比如家庭经济本来就是户内分工、天然合理的，村内是百业兴旺、天然合理的，但现在大多不允许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农民在自己家里养点鸡、喂点猪不行；户内杀年猪、剩下点制成品拿出去卖更不行了，农民数千年的多种经营很多被认为不合部门照搬的规定。但我们要明白，照搬西方制度体系来约束几千年中华文明传承的主体，显然不是从乡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各种约束障碍着农民进入二三四五六产业、进入多业态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力，这个曾经推动了中国内需拉动型增长的最大经济主体被严格限制在专业农民和第一产业的狭窄定义中。

这种政策也许是从西方教科书来的，本身非常负面，压制了我们将乡村作为压舱石的能力。这些政策法规制度乃至部门管理，限制了乡村振兴的发展。一些地方建立的“农管”机构，就是执行这些教条化的形式主义政策搞“管卡压”。结果就是，农村中的创业创新能力被压制，于是，一方面中央喊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却拼命压制农村回乡农民与下乡市民相结合创新的多业态、及其对多种经营领域的开拓，基层群众动辄得咎、难以自主发展。

虽然，2023年，“庭院经济”首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但长期以来，许多地方把庭院经济消灭了：过去养鸡的，现在变成吃鸡的；过去养猪的，现在变成吃猪的；过去种粮的，现在变成吃粮的。大家不再有任何能力去维护立体循环、多样化经营的庭院经济。那就意味着打掉了这个社会最广大群体的生态化、立体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这是在逆“两山思想”而动。

大家也知道，农村户营经济中传统的小型养殖产生的粪污是绝不可能流失掉的，那一定是沤肥上到地里，所以会自然的实现生态循环。曾经普遍存在的广东人的“桑基鱼塘”是典型的立体农业。过去农民种养兼业，庭院经济，养猪、养鸡的排泄物也都做堆肥还田。而现在除了大型养殖场之外，农户养殖差不多都被取缔了。我们用教科书给定的化学化、机械化去发展农业生产，建立起标准化、集约化的产业园，但是规模大了就不可能搞“立体循环农业”，例如稻田养鱼，稻蟹、稻鸭共生。

其实，只要恢复家庭养殖和庭院经济，农村中的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的事儿就会明显下降。不要靠官方补贴，而要靠如何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用什么样的新的适应技术，来促进过去能够维持几千年生态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可持续的生态方式，它本来就是社会参与式的生态化的生态文明。作为文明，你不可能把我们过去几千年留下来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扔掉，然后另外再搞一套靠西化也无解的东西。

更何况，现在很多本来农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也被各种招投标、监管、资质等要求限制住。比如农民在村里自己盖房子，被要求按照城市的建筑方式，符合法律的、被请来的所谓有资质的人员，大都是用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来建设农村，搞得“千村一面”。这还是乡村吗？乡村被搞得面目全非，这种逆生态化的做法大行其道，怎么可能让乡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现在有人说“农民回来以后不做农业。”实际上返乡农民不愿意做的是官方给定的一产化“农业”。他们本来可以进行各种创业，但被限制在有些部门要求的职业化的框架内：农民只能做职业农民，只能做家庭农场，只能做单一产业，只能按你给定的思路去做——这就是教科书派造成今天乡不乡、城不城的局面。

怎样才能让农民致富起来？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农民增收这件事做出了部署，提出要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没有靠一产化农业致富的先例。大概20多年前，我们在村里办乡村建设学院时，就曾在采访中与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有过“碰撞”：

当时那位主持人说：“按你这种说法，农民致富就无望了？”

我说：“你找出一个农民只在农业领域中、只用种地的方式致富的案例来，我就服你。我满世界找，都没找到。美国吗？美国的农业人口不是农民而是农场主，下地干活的农民是墨西哥等国家来的打工者，但他们不计入美国农业人口，所以能拿美国农场主来对比中国村民吗？怎么让村里的农民致富，现在的政策是把农民捆在农业上。但真正的三产是什么？”

现实中，东亚小农社会都是靠综合农协让农民得到二产、三产的增值收益，才能使农民人均收入高于城市。日本是最典型的例子，日本综合农协是把所有的一二三产、四五六产全部放在一个组织体系内。近99%的日本农民加入综合农协，国家给定的金融免税和收入转移的优惠政策，都只通过综合农协这一个系统下达，因此农民大都愿意加入。综合农协在县以下办合作金融，享受免税的同时，其收益的51%以上返还农民。保险、超市、房地产、旅游、饭店、餐饮、批发等都是农协这个农民做股东的综合性经济组织在办，产生的收益都是免税返回社员，所以才使得日本农民的人均收入高于城市。但现在我们这些利益已经让给那些资本集团了，它们吃进去再吐出来，难上加难。

一方面压抑农民发展综合性经济组织，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农业投入和政策是优惠给海内外资本集团下乡的，不仅鼓励它们圈占大量资源，甚至鼓励它们占有国家重资产投入形成的设施和物业，这就压住了分散农民的致富路径。

农民能做三产吗？顶多开个农家乐，是“农民干三产”吗？充其量叫“农文旅结合”。农民合作组织能办金融吗？立刻掐死。能办保险吗？掐死。这些高收益的部门都不允许农民进入，也不支持农民组织去做批发、购销、加工、物流等；诚然，老百姓独门独户怎么做？中央现在提出“三变改革”，要重新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但真正做集体经济的有几家？说好听是走形式，实质还是让利给了那些外部资本。

有些地方干部还是说实话的，有一个地方的农业厅长说：“温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一起，真的办几个合作社？”他接着说得很直白，他们的合作社大部分都是假的，不外乎就是收5张农民身份证，从国家套点补贴。所以，现在有各种各样让农民致富的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想方设法把农民排斥在外，以方便和资本集团分肥。

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

近年来，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一直热度不减，国际国内已经有很多讨论，那造成粮食安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后，美欧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救市”现象，就是量化宽松大量制造流动性，先是美元，后是欧元日元，大量流动性进入大宗商品市场，最容易造成通货膨胀的就是粮食。

比如，小麦是粮食单向通胀的典型案例。随着殖民扩张，小麦从西亚、北非、欧洲变成了全世界广泛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克兰和俄罗斯等都是小麦最大的生产国。小麦在不减产的条件下价格翻倍，导致对小麦进口依存度高的国家，立刻出现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向外转嫁代价，造成世界粮食市场严重通货膨胀，这不仅是北非粮食危机的根源，也导致多国发生颜色革命。

对于中国来说，粮食问题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本身出问题而引起热议的。上世纪80年代我就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到90年代中期，我写的相关文章被很多刊物转载。但现在再这样强调的时候，就没有反响了，因为当年国内还没有形成那么多的利益集团，现在客观上形成了“利益结构固化的藩篱”。因此今天的粮食危机就出在利益结构藩篱已经固化，何况内外之间的联结非常复杂。

今天把这个问题严肃地提出来，大家应该看到粮食安全并不是产量问题，也不是统计数据问题和仓储问题。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显示，早在新世纪之初，人类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农业全部产出折成干物质，相较于人的需求已经过剩，所以不是生产不足。2008年，38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是美西方连续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而不是生产减少了。例如埃及掀起解放广场运动，农业上的原因是跨国公司将尼罗河的大量耕地改种棉花，不是生产小麦以满足本国粮食需求，致使其小麦的“对外依存度”超过绝对比重。政府是为了还外债，让跨国公司占有土地资源生产长绒棉，最终由跨国公司占有收益，然而一旦粮食价格翻倍，老百姓就没得吃。危机是这么发生的。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粮食危机是因为生产问题造成的？有多少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有多少是跨国公司控制农业资源造成的？这些本质性的问题很少有人揭示，更遑论各类智库的政策讨论。如果这些都没有进入政策讨论的视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可能发生在中国的粮食危机呢？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简单的产量问题，是如何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主的大农业安全政策的问题，尤其是要结合中央最近几年特别强调的“大食物体系”、“大食物观”和“大食物安全观”，形成农业强国的基本内涵，才能走出以往狭义粮食安全讨论，才能真的有政策出台落实，才能真正保障14亿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需知，西方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我们走的是中国式的14亿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此外，世界上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也就是说，照搬自西方的城市化率和GDP增长率都不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实际上现在农村很多地方形成活跃的小经济，农民千家万户在做的农家乐、庭院经济，却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内，没有表现内需拉动的GDP增长。

因此，要用大食物安全观来带动大食物体系建设。大食物安全观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再单纯强调某个单一品种的安全观。不能说以前的食物安全政策错了，但以前的政策造成的体系实在不安全。现在的大食物安全观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牧则牧，宜水则水。如果贯彻“两山思想”，多业态、多元化的乡村发展才是生态化的。两山思想和大食物体系多样化发展，对于以前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调整。对于我们以前过度西化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明显的修正。这不仅是战略性的调整，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版面编辑：小雨

责任编辑：弘毅

总编辑：吉达

来源：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