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郊区的新乡村
乡村振兴似乎都是从城市的边缘开始的。
战旗村是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下游。在郫都区的唐昌镇，隔着柏条河，又跟彭州的交界，离郫都城区有21公里。这个村子成立于1965年，2020年战旗村、金星村合并成立新战旗村。现在有16个村民小组，村民1145户4469人，耕地5430亩，建设用地1160亩，其他未利用地1410亩。2022年，村内各方面产值合计大约3.1亿元。村集体资产达到1.1亿元，村集体收入达到680万元。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85万元。
很多人第一次去战旗，会觉得战旗村不太像农村。进村是AAAA景区的牌子，路口是一个小转盘。村内柏油路宽阔。两层的别墅，连成新式的小区，既种花，也种菜。战旗村的小区是2007年建，2009年农民抓完阄搬进去的，比有些地方的“合村并居”早了十多年。农民都比较满意。村里有学校、酒店、乡村博物馆、特色小吃街、党建馆、连锁超市、各种的饭馆、民宿、台式的庄园、工厂化的杏鲍菇生产基地——是一个大城市郊区现代化的小镇的样子。很多人在村里上班，也开车去城镇上班，晚上再回来，或者也买房子店面在城区投资置业。村内自己有幼儿园，边上有战旗小学。小孩得个感冒，老人干活手拉了个口子，村里的卫生院也都能管。村里一些不再种地卖粮农户也自己种菜。大部分农地在集体、由村里的合作社经营，每年给村民分红。搞农业的苗木大户、蔬菜专业户、蓝莓基地的老板靠着农业也都还能挣到钱。最近退林还耕，沙溪公路两边也竖起了“万亩粮经产业示范园区”的牌子。村集体流转了一部分土地给国有平台公司。公司还是把地给到原来的人种。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战旗村调研。他认为战旗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希望战旗村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工作中能“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之后，战旗村就像一个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人来人往，部门、团体找自己可以跟战旗结合的点。红色旅游迅速发展起来，乡村振兴培训业务也成为带动村庄转型的火车头。
战旗村发展的脉络
跟企业相比，村庄的变化是缓慢和可持续的。100年的企业少见，1000年的村庄常有。除非像精准扶贫这样的国家工程，在短时间内对村庄形态、城乡人口分布进行强烈干预，消灭一些村子。几千上万年来，从青藏高原流下来的水系滋养着乡村和城市，孕育出来灿烂的巴蜀文明。战旗村只是中间的一个小点。从1965年开始算，战旗村建村时间并不长。她的前身是集凤村。农民组织起来之后，通过“条田改土”，学习大寨经验，农地质量得到改善。良种、农机和化肥的应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较快。七十年代，战旗村就解决了饿肚子问题。分田到户比其他村子晚了一年。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特别是“战旗砖厂”），八十年代战旗村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到九十年代继续发展。
2003年前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力排众议，采取赎买的政策，把已经逐渐私有的村办企业转为集体独资的企业，并且通过招标，以租赁制的形式交给私人经营，不仅明晰了产权还，积累了420万元现金。这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一次革命，也为新世纪战旗村系列改革变迁奠定了经济和组织的基础。2006年“大学生进农家活动”重建了村庄和政府的关系。2009年战旗村通过拆院并院，村民退出原来的宅基地，住进了既栽花又种菜的新式小区。2011年，战旗村基本上完成土地整合。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拥有相同的面积的农地和宅基地。同年，农文旅融合的妈妈农庄项目开张营业。村里老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2015年，战旗村敲响四川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投资方买了集体土地40年的经营权后，在原来乡镇企业用地上建起了商住综合体。2018年，总书记来战旗村考察调研，指导工作。之后，村庄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比其他村庄，战旗村比较好地把政治优势转为村庄的知名度，对业态和基础设施进行了升级，成为不少村书记、乡镇干部研究学习的榜样，走向了全国。
在战旗村，这六十年的发展变化有一部清晰家国之间的“创业史”。
看见区域中的战旗村
战旗村的变化，特别是这二十年的变化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视角是看到“区域中的战旗”。村庄作为社会构成的一个基本单元，是整个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不独立存在。特别是在城乡融合、均衡发展的趋势下，村庄在区域中有自己的功能，在经济发展中有比较优势和不足。一些村子开展的工作又承担了政府农业农村工作的改革和试点任务。这一点，在战旗这样领导重点堆资源的先行示范村中尤为明显。
如果采用“村庄功能论”的看法，相对于城市（和国家）来说，乡村主要承担着农业生产、生态保育、传统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这部分功能是城市没法自我生产，又不可或缺的。战旗村能发展出来豆瓣农产品加工业，跟她所在区域地理生态禀赋、产业基础密切相关。妈妈农庄等文旅融合试点的项目也跟成都这一中心城市的扩张、成长有密切的关系。
另外就战旗村和政府的关系来说，不管是六七十年代的成为军民共建的典型，还是新世纪以来承担“大学生进农家”、“拆院并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任务，都给战旗村带来新的资源，开辟出新的可能性。这个变化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依赖村庄集体自我主动创造。
整合土地，经营村庄，靠土地谋发展是战旗村这二十年最重要的经验。土地是村庄这个集体最重要的资源。战旗村党委书记高德敏经常说的一句话：经营村庄最重要的是要经营土地，要充分利用好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农地的集中、宅基地的整合、集体土地入市、合作开发，作价入股，都有力地推进了战旗村从一个发展阶段转到另一个发展阶段。土地是农民和国家、农民和市场最重要的链接纽带。集体土地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名义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实际悬置起来的。土地的权利、土地产出的剩余在农民、集体、政府之间被划分。这背后是工业化、城市化大背景下工农、城乡关系的转变。“大包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战旗村，因其自身的积累，因其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我们都能看到这二十年走在前列的创造与变化。
村国一体，像经营家庭一样经营村庄
村庄这个集体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新的构造，但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复制苏联集体农庄的产物。村庄集体是传统错落在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形态。她包含有人民、土地、文化与制度等关键要素。我们生活的村子，从小看，像是一个家庭，往大里看，仔细研究，跟一个国家也类似。集体经济、村庄的公共收入就像政府的税收。建设中国要建设村庄，建设村庄也是在建设中国。村庄和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她们同处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之中。但建设村庄的目的不是为了建设中国，它首先是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服务的。在战旗村的发展能映照出中国农政发展变迁的历史。要想理解战旗村已经变化，看到战旗村的未来可能性，也需要把这个村子放在农民-村庄-国家关系的变化中来理解。集体作为农户和国家、农民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物，有其独特的作用。有这个集体，乡村振兴会更容易。
新的变化也正在发生。从浙江最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村庄的经营和运营会成为大城市圈内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的策略，但它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战旗村的经营，与浙江杭州地区不同，其主体是村庄集体本身。陕西的袁家村也是这样。不过共同的一个“模型”是，村庄要持续发展，需要构造一个“新的集体”。她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以集体经济合作社为法人代表和资源所有者，以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为治理和组织载体，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村集体可以办公司、搞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以其出资承担有限责任。村庄要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的办法，提高效率，但更要注意到村庄首先是为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服务的。“要像经营家庭一样经营村庄”，而不是把集体当成一个企业。人能力有长短，性格有差，以户为单位，彼此联系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起。没有这一群人，即便土地还是在那里，也没法构成一个村集体。乡村振兴也会失去其服务的首要客户。
在战旗村，我们看见了这六十年集体的生成、转变、再造与新生，看到了村国关系的转变，看到了新时代一个新的集体的生成。
香港大学嘉道理中心 2023.6.17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