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年8月31日病危，历尽千辛万苦9月15日回到北京，九月底才在医院的走廊里看到已经失能失智的母亲一眼。没有哭，而是在心中默默感谢上苍，三年分离未成永诀。听到过太多悲惨的故事，而因最危险的肺部感染而昏迷的老妈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尽管被规定隔开，我知道她就在一公里开外的病房里。
原来回国都是在陪老妈和去外地旅游之间交替的。这次前两个月老妈住院不准探视，也就谈不上陪了；不敢也无法出京，在家里干耗。大多数娱乐场所关闭，仍在营业的商店每进一个门都要扫码，也就失去了兴趣；有朋友怕染病不愿出来，有朋友单位要求两点一线不敢轻举妄动。尽管还能跟最亲近的友人、同学、邻居有些来往、饭局、聚会，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要独自消磨的。
北京土生土长的我只能在北京深度游了。有时拉着同样无所事事的保姆一起去，但更多的是我们轮流出游，保证一个人在家或离家不远，因为医院的大夫或护工经常会最后一刻让过去签字、送东西。为了医院那边的招之即来，我俩还是每天都要测核酸，否则连住院部的大楼就进不去。尽可能在有阳光的时候去检测点，仰望碧蓝的天空，绚烂的秋叶与落叶后同样优美的树冠，排队的时间变短了。
封控严格的时候，最受青睐的公园、景点都需要提前预定，再没了突发奇想的随性。于是我频频在德胜门、西海、什刹海、后海、鼓楼、地安门一带闲逛。舍弃了喜爱的天坛，改去清静的地坛散心，还有小时跟父亲一起走过多次的紫竹院；在东黄城根的街心绿地漫步，穿过纵横交错的胡同走到故宫东北角欣赏角楼在水中的倒影，再去银杏树下感受金黄的秋意，最后从传统民居中间找到景山公园东门，爬上景山最高的亭子俯瞰没有预定也懒得预定的故宫和北海公园……
被朋友拉进了大学的徒步群，又开辟了新的天地。坦率地说，京郊的景色不如南方和我长期生活的意大利、法国的乡野，但校友们的才华、智慧、见识和胸怀是远比自然景观更丰富的滋养。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会欣然前往。明白了徒步与游玩的区别，前者主要是走和聊，后者是观赏或怀旧。当然，也有古崖居、颐和园、圆明园和北大校园徒步这种二者兼得的。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对北大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因某校友群里的一些渣人而轻视母校、远离同学实在是偏激和狭隘了！
更多的是很受限制的生活日常。没有太多选择的时候，反而可以在平淡无奇的事物中发现闪光。小区后面的土城公园从未如此美丽过！清澈的人工河、两岸婀娜的垂柳、五彩斑斓的树叶，园中怡然自得地漫步、小憩的人和宠物，连入冬后干枯的草根和落叶都那么富有诗意。这片普通到我原先只为避开车流而穿越一两百米的绿地，在这五个月的时间内却成了我的伊甸园。幸好我回国时已经有了些松动，邻居们说夏天之前它一直被关闭着。
如果每天为自己付了这么大代价回来看老妈却见不到而憋屈，为各种不便、不理解而烦心的话，除了郁闷之外于事无补。无力改变外界时，只能修自己的心。
只要自家的楼没封，就享受出行的自由，也为万一的封楼甚至转运做准备。银行、邮局关门，就尽可能平静地去远处办理。还好，封控期间车走得很快。在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等待中处理手机中的照片，也时不时观察一下员工和顾客们，有烦躁、有淡定、有无礼或冷漠、有善良和蔼周到…… 只要进店购物，就尽可能多消费一点，支持一下苦熬的商家。虽然一直在控制饮食，却能不断找到借口下饭馆，不论是米其林餐厅还是街头小吃店，然后在家中小小的客厅里做减肥瑜伽。
母亲的病反反复复，肺里的积水尚未吸收，PICC埋管下又出现了血栓；可化血栓的药不能多用，因为她的凝血能力已经到了危险的低限。好不容易十月中旬出院了，回家才高兴一周就又二进宫。跟第一次入院时一样，被告知各种不测、各种危险。还有治疗的风险、免责协议书、自费项目等，我都二话不说就签字。不再被吓得发抖了，明白医院需要把最坏的但不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尽告家属。而且我觉得未到不可救药时就悲哀，是对母亲的负面祈祷。事实证明，她的生命力远强于大家的估测。
十一月中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住院部开始劝病人出院。那时，母亲的肺部虽有好转，但长期使用抗菌素引起了严重的腹泻。在治愈之前只能靠静脉输送营养。善良的主治大夫一直宽容到科室彻底关闭才把她赶出来，那是11月21日。我们把臂弯上埋着PICC管的、腹泻不止的老妈连同无处可去的护工都接了回来。
家里没有静脉输液的可能，只得从鼻饲管给老妈打营养液。一边打一边水泻，而且还连累了皮肤。难以想象她受的罪，我们连看一眼都会不舒服半天！ 治腹泻的西药应该在一周左右才能发挥药效，远方的朋友给了帮助和加持，还建议我们每天喂三次加了盐的浓米汤。在纽约开诊所的表妹成了有问必答的在线医生。几次接近崩溃时，是她们温暖有力的臂膀将我托起。不敢设想治不好怎么办，因为那时没有一家医院会收她。
老妈又挺过来了！虽然还是起不来床，脑力却渐渐恢复到生病前的水平，皮肤溃烂和更早时生的褥疮也都慢慢愈合了。
建筑面积只有六十几平米的小公寓住进四个人的确很挤，但没像我以为的那样不便，也从未因共用一个卫生间犯过难。护工主动包揽了最辛苦的夜班，懂事的保姆就白天多干，而且尽心尽力地做好大家的一日三餐，把甘肃人的拿手面食全都搬了出来。我也是趁着人多把能想到的美食买了个遍。饭桌上很热闹。我和保姆都喜欢护工大姐喜兴、极具感染力的河南口音。四周后病房重新开放，护工回了住院部，我俩竟不适应这种冷清了。
12月3日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老妈由于消化不良而腹痛难忍，我们只好连夜送她去医院。急诊室已经人满为患，在走廊里打了几小时点滴，白白做了一系列检查，开点药就回家了。两天后发烧。以为在急诊室着凉了，我马上给她煮了葱姜蒜红糖水。后来怕是流感，又煎了家里备的治流感的汤药。她烧退后，总在她耳边跟她说话的保姆倒下了。再过两天，护工也倒下了。我又用同样的方法治她俩，几天后也都痊愈了。而核酸检测已经十几天不给结果。跟邻居姐姐讨论她们三个很不典型又各不相同的症状时才恍然大悟：她们得的是新冠！
幸亏我去年夏天在法国主动染上奥米克戎。体内有大量抗体，九月回国时不担心变阳过不了关，她们都中招后我安然无恙。然而独自面对三个病人，还是有些慌乱。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下班就过来帮厨，陪了我们几夜。母亲发病以来，从抢救、找病房到治疗、护理、生活杂事，每遇困境都有贵人相助或时刻准备相助。庆幸和感恩让艰难的时光也充满了喜悦。更庆幸的是，老妈糊里糊涂地阳康了。我因为不知情而逃过了焦虑，以后就更不必担忧了，出门也不用再害怕把病毒带回家了。
2月12日回法国的行程不很顺利。去年不做核酸寸步难行的北京，今年一月中旬起已经很难找到还工作的核酸亭了。只得十号上午从城东北跑到西南，去承诺提供双语证明的北京西站检测点。道路又开始拥堵了，好久才到达，却赶上人家午休，又等了近一小时才做上。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行抽查，我们的飞机“幸运地”被抽上。排了三四十分钟的队后，鼻子被捅得生疼。而四天后，入境法国不再要求病毒检测了。自嘲一番自己的霉运，又为回到久违的巴黎和久违的家而开心了。
由于去年回国陪伴母亲，只得把私立商校从九月中旬到来年四月下旬这一学年的中文授课都推掉了。从2013年进入这个行业起，就没有度过一个慵懒的冬天。我有干一行爱一行的天生优势，但不工作时又为这份清闲和自由而欣喜。
倒过时差后才发现法国正在群情激愤地抗议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罢工、示威几乎成了常态，而且经常升级为暴力。尽管如此，三月下旬还是如愿以偿地跟个朋友去著名的三峡谷雪场滑雪。去程我订的火车是唯一一班正常运行的。回程就没那么幸运了：本来安排周三晚上到家，周四去音乐学校的，可下午所有回巴黎的车次都被取消，只得在中转站Chambéry住了一夜，改乘第二天早晨的火车，完美错过朋友和我精心安排、避免错过的我最钟爱的声乐课！
认倒霉吧！跟车站上交换信息的一个难兄一起到市中心喝了一杯。Chambéry不是旅游名城，却也有其独特的魅力，服务人员也都非常友善。如果不是这个讨厌的罢工，可能永远不会到此一游。火车站旁的酒店简单但足够舒适，居然一觉睡了九个多小时，计划泡汤的不快忘到了脑后。
巴黎被罢工搞得乌烟瘴气。垃圾工人的罢工比公交斗士更决绝、更持续。我家所在的地域是私企负责的，没有被殃及。但巴黎大部分街区都呈现出垃圾成山的幻境。欣慰的是，生活并没有被蒙上过多阴影。精致的巴黎人目无垃圾地在依旧漂亮的街巷里行走，在垃圾堆后悠闲地吃喝谈天。幸好天气还不热，并非唯恐天下不乱的自媒体说的臭气熏天。是啊，反正已经被垃圾包围了，再因此而失去其它乐趣，不是更悲催了吗？！
被生活怠慢的时候，自己就不能再怠慢自己了。
周四下午三点在远郊的声乐课仍在罢工中继续，只是从原来的两点上路变成12:30出发，因为一点以后这条长途地铁线经常没有车，有时因为罢工，有时因为铁路维护。于是得到兼校长的老师的准许后，我在近一个半小时的等待中修剪学校园子里的灌木。看着自己的义务劳动成果，有种园艺师的满足与得意。
经常会思考什么是正向思维，什么是阿Q精神？前者应该是在不利的环境下寻找和创造正面意义，就像看到影子时会想到另一面一定有光；而后者更多的是给自己营造一种虚假的优越感吧，比如阿Q跟人打架打输的时候对自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 自认为自己属于前者而非后者。我们自然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遇不平和被欺压时需要抗争。然而事情不尽人意且无力扭转时，与其沉入愤怒或痛苦中，用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对自己二次伤害，不如化解，转消极为积极，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