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
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
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
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恩来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
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作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305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
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这段时间里，305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1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信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1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
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
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时间已不到1个月了。
已拖延10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
四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阴谋由他们来“组阁”。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1974年12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
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做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1974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305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
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途中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
“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待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全文完，本文摘自《周恩来生平全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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