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1925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1950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

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

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

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杨承祚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

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于1967年12月16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

“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祚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周耀澄1980年12月5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通过审查杨承祚、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央，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待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与王光美，摄于1954年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70年2月3日的《关于杨承祚死亡报告》中写道：

“杨承祚病情时好时坏。1970年1月19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1970年2月3日8时03分死亡。”

就在杨承祚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处在受苦受难之中。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祚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1967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1967年10月24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江青批：“同意。”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1967年11月9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

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

……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27天中，竟被“突审21次”！

他，怎么个终于“交待”呢？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得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问：你交待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待？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祚、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康生与江青

那是1967年9月3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萧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萧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萧孟回忆道：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

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得不好，退回专案组”。

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

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

事后我看到康生9月8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祚，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1946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

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祚。专案组拿来杨承祚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祚”，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1946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

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1973年10月26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11年之久！

                   王光美被批斗现场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

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