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王光美在延安

刘少奇做木工活

刘少奇与王光英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的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

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

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

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

“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

“他们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

“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

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

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的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的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

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

周恩来问：“那刘多荃没听过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

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

周恩来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恩来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

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 “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刘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在丈夫去世多年后才知道的。

1969年10月，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

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

此后多年，他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王光美说，刘少奇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而让他真正清醒的，是毛泽东写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尽管少奇同志思想上并没有想通，但他之后的检讨，就是努力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毛主席也在少奇同志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却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王光美认为，“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而王光美自己，当年“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王光美还提到，刘少奇不止一次提过辞职的想法。“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而面对形形色色的批判，王光美记得，有一天刘少奇对她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或许，让王光美刻骨铭心的，还是发生在1967年夏天时的画面：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后，满头华发的刘少奇对自己的未来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叮嘱子女无论今后生活如何艰难，“一定要活下去，在群众中活下去”。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预感到，“这回真的要跟你分别了！”

“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向来严肃的刘少奇反倒开了一个玩笑。

那天以后，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与王光美分别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80年5月，王光美护送刘少奇骨灰从河南回家。“文革”时王光美曾问刘少奇，“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丈夫的话令她泪盈于睫，“因为相互信任。”多年后，王光美说自己“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