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民主与女性封闭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一种集公共领域之公共性和批判性相兼容的思想。关于公共领域的内容，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中间地带，它介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且公共领域具有自由性、讨论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参与性等特征。[7](PP.32～41)然而，就实际情形而言，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至今仍然是具有极强的狭隘性和排他性的政治公共领域，即“资产阶级的、大男子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公共领域概念”[8](P.81)。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具有表里不一的特征，其形式和内容是疏离的。表面看来，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具有平等开放意义，然而实质上，它维护的是少数资本家和上层贵族的利益，它将下层阶级、有色人种、广大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致使这些人无法进入政治中心，更无法参与政治决策。因此，在具有私有化特征和性别歧视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之中，女性公民的合法政治权益无从保障。从18世纪中期的女权浪潮开始，女性一直为争取自由、平等、正义而战，但直到20世纪，女性才在美国和英国赢得投票权。这姗姗来迟的胜利更深层次地映射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固化、排斥与虚构。从表层结构而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为女性提供了争取合法权益的理论场域，允许女性有话语空间、诉求中介和对话资本。然而就深层结构而言，女性的意愿、诉求、意见等并不能被充分认可，因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政治领域的边缘。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只是“空头支票”,而女性公共领域尚未建成。至此，父权制的压迫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空效”权益的欺骗，令女性的政治参与异常艰难。且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犹如金字塔，它等级森严、权力分割，其阶层之固化性和圈层之封闭性令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士、有色人种、女性群体始终无法跨越阶层障碍以进行平等商谈。这种私有化的、单一性的政治体系在拒绝接纳女性的同时筑牢其集权化的父权统治。此外，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商谈议题具有限定范围，它允许商谈关于公众福利、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国际战争等重大议题，而视男女同工同酬、家庭劳动分工、育儿酬劳等议题为私人议题。因此，这些关于女性权益的议题并不被政治领域所重视。加之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缺乏对外显示其协商和决策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度，因而以女性群体为代表的边缘化阶层的诉求和意见亦难以保障其正义性。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公民的公共领域建构和政治话语权备受压制，这源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互动，既受到本身相互联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风格的束缚，也受到地位不平等的支配”[8](P.83)。而且伴随资本主义制度持续向前发展，女性在未来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剥削和压制。

二、新型封闭：公私领域交叉对女性的压迫

女性被封闭和被压迫的社会事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形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女性封闭形式和封闭程度的定义亦不同。在如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封闭女性的方式早已升级且更趋隐秘性，公私领域的交叉更是加剧女性被压迫的主要因素。

(一)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中的性别潜台词

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生成是古典资本主义固有危机不断发展的结果，它使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新的调整，也让私人家庭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削弱经济危机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运用凯恩斯主义来替代市场经济运行手段，扩大政府开支，实施财政赤字，增加社会福利，以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因此，资本主义扩大了消费者角色，削弱了公民角色，将国民定位为客户。福利制度内部存在二元化和性别化，它以劳动参与水平的高低为标准，对男女两性进行再定位，即福利制度主要将男性定义为家庭支柱，使男性以养家者身份受益，这从侧面肯定了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主人翁地位；而女性由于缺乏工作机会，则被定义为男性的“依赖者”、社会的“拖累者”和职业的“失败者”,因而接受着一种带有歧视意涵的福利资助。此外，女性群体中的老年女性、贫困女性和单亲妈妈由于长期固定地享受福利，她们被视为社会福利资助的“累赘”。因此她们在公共领域中经常不受待见，“他们甚至还被污名化，被剥夺权利，受到监视和行政骚扰，通常沦为国家官僚机构的卑贱附庸”[9](P.43)。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中客户角色背后蕴含着极为明显的“性别潜台词”,这是一种“从私人父权制到公共父权制的转变”[9](P.44)。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以官僚程序构成公民福利权利，以货币形式进入公民家庭与个人生活，因此公私领域之间产生交叉联系，令婚姻家庭中的女性进入依赖福利制度的官方通道。但是这种制度属于资本主义的、国家调控的经济制度，它视女性为社会弱势群体，其地位与身份都无法与男性相提并论。因此，福利制度隐晦地物化女性，并借助救济和援助名义弱化女性，令女性被动地产生对自身能力与价值的否定性异化认知，从而拉大两性之间的社会身份差距。因此，伴随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发展，从前在私人领域中尚存自我认可的女性，如今在公私领域都陷入被动贬低困境，并继续延续其附庸身份。

(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规划中的性别潜台词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认为，社会城市的意义远不只是建设一个全新的田园城市群，其必须遵循田园城市发展的原则，即土地不在私人手中，而在人民手中。不是按个人设想的利益，而是按全社区的真正意义来管理。[10](PP.18～21)这表明，城市设计和规划应该满足社会各个群体的需求，并且能够合理地平衡工业发展和生活需求，以促进城市活力和提升人的健康舒适指数。然而，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实际空间规划中暗含着性别文化。英国学者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深度考察了空间与性别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空间以多样的面貌影响着特定的性别与性别关系的文化构成。多琳·马西以自身经历作为例证：默西河谷同曼彻斯特所有类似区域一样，它们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足球场和英式橄榄球场，这都是男人的天下。这些地方似乎是另一个世界，拒我千里之外，虽然我会在看台上欣赏比赛，但心中总觉忐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闯入者。[11](P.239)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空间建构立基于性别文化的基础之上，父权制是空间规划和设计中的核心理念，并以白人男性意志为主导来实施空间改造。至此，社会给予男性充足的空间占有率和使用权，并极力压缩女性空间权益。于是当女性踏足某些特定空间时，隐含在这些空间中的性别文化就会凸显而出，并引发女性的心理异化，即自身无端作为一个“闯入者”进入了公共领域，并自觉地以男性视角进行自我审视，这是空间性别特征与性别文化相互交织所产生的异化结果。此外，这种城市规划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性的职业选择差异。资本家为追求利润、促进消费，打着“便利市民”的旗号将企业、公司、工厂、商场、超市、运动馆、健身馆等设立在居民区附近乃至居民区内部，造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极度交叉，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男女两性的职业定位和职业选择的异化程度：男性往往倾向于脱离密集空间的压抑和家庭困锁而选择去远方地域求职，并把事业发展置于首位。因此对于男性而言，家庭与职业之间的调和关系并不实然地表征为“耦合”。反之，女性往往与家庭深度捆绑，其把调和家庭和职业间的关系放在首位。于是在选择职业时经常放弃远方地域的职业机会而考虑那些距离居住地较近、工作时间零碎、兼职与居家相得益彰的工作，甚至被迫放弃职业追求而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正如多琳·马西所言：“将女性约束在家庭范围内既是一种特定的空间控制，同时通过这一点，也是一种对身份的社会控制。”[11](P.232)加之这些工作具有时间分散性、时常短促性以及强度低弱性等特征，因此伴随女性的只能是一些低薪化、边缘化、低位化的工作，而居民区附近的商业、工业区域就成为她们的职业首选区域。从表面来看，这似乎合乎女性的便利需求，但实质上公私领域的混杂交叉侵占了女性的私人空间。女性下班之后直接回归家庭继续从事育儿、家务、照顾伴侣等繁杂劳动，这使女性兼具女儿、妻子、母亲、工人、佣人等多重身份。因此，社会性别文化与空间性别文化交织，令女性陷入职业与生活压抑的双重境遇。

(三)资本主义促销宣传卖点中的性别潜台词

资本主义经济中商业促销宣传和市场消费紧密相连，成为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然而，商业促销宣传也带有相应的性别针对性。商人为追求利润、刺激消费，有意把女性规划在市场营销策略之中，为其贴上刻板形象的性别标签，企图以男性主导视角，在牟取利润的同时通过意识形态重塑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近乎等号的关系是被父权制社会所普遍接受、承认、定性了的身份事实。广告商们虚伪地将女性美化为温柔贤良的家庭主妇，是为了迎合女性对家庭贡献的自我感动心理而创设的媒介形象。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曾对商业广告中的两性媒介形象展开深入研究，发现在商业广告的设计与宣传中含有明显的社会性别意识，女性的媒介形象相比于男性是被差别化塑造的，且这种女性刻板形象是通过“性别展演”(Gender Display)来完成的[12](P.18),即通过展现多样化且富有暗示性的身体语言，如行为、动作、表情、言语等，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物品和拍摄情境，向外界传达与塑造父权社会所规设的“女子气”,以引导大众形成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然就其实质而言，女性媒介形象是人为塑成之物，它的目的是强化父权统治与引导消费，并非复刻现实。与之相反，广告商们所塑造的男性媒介形象却大相径庭：男人们西装革履，高贵风雅，出入高级会所之中，俨然一副王者风范。如前巴西职业足球运动员里卡多·伊泽克森·多斯·桑托斯·雷特(Ricardo Izecson Dos Santos Leite)在2009年为阿玛尼拍摄的宣传片中的商务精英形象，美国电影演员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在2021年为高端男士奢侈品牌布里奥尼拍摄的一组宣传海报中的风度翩翩形象，前英格兰职业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在2022年为玛莎拉蒂拍摄的宣传片中的商务绅士形象，等等。由此表明，同样作为媒介形象，两性差异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社会对男女认知的不同。商业广告中的男性总是智慧型、精英型、英雄型的形象，而女性形象多半与家庭绑定，尤其日常生活用品的宣传片中所呈现的温柔贤惠、勤劳能干、善良宽容的形象总是为父权制社会的期待而规设。这些经过规设后的女性刻板形象与现代消费理念融和，致使女性在购买相关商品的同时潜移默化地适应与接受社会性别文化，进而陷入社会性别身份定位的困境。

对此，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广告控制会建构一种特殊的有序分类：男性的想象范例为“高要求”的英雄，而女性则是“自我取悦”的尤物；男性的选择是“角斗”,而女性“只是为了更好地作为争夺对象进入男性竞争才被卷入自我满足之中的(自我取悦为的是更好地取悦男性)”。[13](P.93)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广告中的确存在性别潜台词，其深刻影响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

(四)资本主义平台经济中的性别潜台词

在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今天，数字技术与金融联合，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嵌入日常生活。数字新媒体技术为全球资本所纳用，在催生新型经济部门和引起经济结构内部变革的同时，也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方式。资本主义依托数字和信息技术，改变传统线下依靠工人劳动在实地生产中创造利润的资本积累方式，将各项生产要素重新进行收集、整理、配置以打包销售，形成一种线上的更具覆盖性、便利性、吸引力，甚至更具剥削性的新形式，即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在改变原有资本积累方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资关系、阶层关系、公私领域关系，以及生产与再生产、消费和分配关系。从女性视角进行审视，会发现平台经济中所蕴含的“性别潜台词”。首先，女性成为数字劳动的主力军，进入了资本掌控场域。研究显示，大量数字劳动者为女性，其性别身份嵌入劳动过程之中。[14](P.169)数字技术是资本控制女性劳动者的一种手段，女性由于在劳动市场中被打压和被边缘化，无奈被困囿在家庭中并被定义为社会弱势群体，这显然具有不公正和不合理性。基于女性劳动者渴望求职的心理，资本有意将“性别特征”打造为女性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一个新卖点。因此，女性的婚姻特征、职业特征、身体特征、情感与心理特征，甚至是思维特征都被商品化。而购买这些特殊“商品”的往往是男性，以满足他们的“窥视”心理，这是因为情感与情绪也属于劳动的一种形式，它们促进人们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亦可以商业化，从而使人产生欲望、兴奋或激情。[15]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平台经济给所有数字劳动者创设平等就业机遇是一种假象，实则通过贩卖女性特征来满足男性的主导心理。这扩大了社会性别意识的负面影响，扩张了经济对女性空间的占有范围。其次，公私领域交叉剥夺女性自由私密空间，瓦解女性群体间的团结。数字平台经济的繁荣促使劳动场所的边界发生新变化：从空间上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被打破；从心理阵地上看，女性心理防护界限与范围被削减。女性长期和家庭捆绑，与外界产生一定断离，致使女性在线上经营的“商品”种类极度有限，无外乎家庭生活经验和个人成长经历。故而，作为数字劳动力的女性，她们变成了各类博主，如育儿博主、美妆博主、穿搭博主、情感博主、娱乐博主等，然女性无论变成何种博主，分享与交易的多半是私人生活话题。当这些话题被卷入平台经济成为商品，且被受众观看、分享、评价时，女性的自由私密空间便被逐步蚕食。女性博主之间为适应平台竞争模式和争夺粉丝量，不断挖掘个人生活隐私以作为经营与交易资源，甚至降低个人底线博眼球、赚流量。长此以往，女性私人领域必将完全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个人自由空间也将消失殆尽。最后，女性群体内部因国家、地域、种族等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其作为数字劳动生产的主力军，致使数字商品不可避免地“具有性别化和种族化特征。而女性作为数字家务劳动者类型，同时受到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算法歧视”[16],这实质上加速了女性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分化。因此，在高速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些分化内容极有可能会触碰敏感或禁忌话题，这就为不同质的女性在生产、消费平台内容之间埋下深层隐患，进而影响女性群体的团结，削弱同男权统治相抗衡的力量，这正是数字资本主义奴役逻辑的深层目标。

三、变革运思：资本主义恒久统治新阴谋

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分工建构并非由两性天然生理机制所决定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父权制是维系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和私有家庭领域对女性压迫的工具，令女性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无法摆脱男权统治与奴役。为实现物质和精神对女性的双重压迫，资本主义利用生育困囿女性，通过消费物化女性，以达成其恒久统治的终极目的。

(一)父权制是资本主义对女性实施压迫的媒介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父权制的影响态势是呈同心圆辐射状的。父权制主要依托血缘和亲属关系对他人产生影响。这种制度最先从私人家庭中发挥作用，然后蔓延到社会公共领域，并形成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两性定位。资本主义通过父权制对女性形成压迫的路径，实质是一个封闭的双线结构，即“物质压迫”与“精神压迫”的明暗交互循环回路。首先，物质压迫为明线，精神压迫为暗线，二者交互施压。伴随资本的强力扩张与增殖，资本家依托性别差异特征建构了等级化的劳动力市场。男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劳动力，女性则被定义为“次要”劳动力。在此背景下，私有家庭中的父权制逐步与经济、国家中的公共父权制合融，“二者以各种方式相互结合，产生了一个将妇女置于从属地位的支配体系”[17](P.313)。这个支配体系以物质压迫为明线，利用性别分工和工酬不均来压制女性；以精神压迫为暗线，将女性幽困在雇佣关系中，强行塑造女性“弱者”形象。因此，资本家采取多种手段实施这种双层压迫：为提升男性工作效率、创造剩余价值，故意煽动两性之争，以工会之名排挤女性享受正当权益；为降低支出、牟取利润，以雇佣廉价女工为由威慑男性工人并遏制其反抗；为压缩成本，有意忽视女性生产安全，对欺侮女工行为视而不见。其次，精神压迫为明线，物质压迫为暗线，二者交互施压。家庭是男女两性共同生活的场域，看似无交换价值的家务劳动却成为维系性别失衡关系的基础。由于父权制在家庭中的作用，女性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男性则成为家庭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家庭分工的分配不均、性别压抑的心理失衡、多重角色的交替施压，令女性深陷精神困境。因此，物质压迫作为精神压迫的潜在底层逻辑，与精神压迫一同压抑女性。对此，约翰·麦克因斯(John MacInnes)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父权制正逐渐与森严的社会等级体系相关联，这种父权制是“家庭与政治权威的共同基础”[18](P.163)。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正是以父权制为媒介，不断增强对女性的压迫程度。

(二)生育异化是社会和家庭压迫女性的纽带

纵观人类繁衍代际的历史，生育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生育是自然赋予女性的独特力量，曾引起人类对女性的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这为探索人类“生育崇拜”之谜奠定了基础。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生产：一种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人类为满足现实生存对自然进行改造，生产出生活必需品；二是生产人本身，即人类在维持自身生命的同时也在生产新的生命，进行人口增殖。这一思想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获得新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在特定时代与地区内，社会制度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他提道：“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9](P.4)由此可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劳动力资源需求量大，人口增殖至关重要，而女性生育恰是生命繁衍和创造劳动力的重要方式。加之早期人们依天而存，自然灾害、疾病、部落战争等导致人口锐减，人们在盼望生命繁衍的同时对女性生育产生了敬畏与崇拜。然而，伴随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渐趋为受私有制支配的社会所取代，人类生育崇拜观念也逐渐消亡。至资本主义时代，女性生育严重异化，并成为资本与父权制束缚女性的枷锁。从社会层面看，首先，女性孕期时间长，绝大多数女性没有孕产假和保育福利，甚至大批女性因生育而失去工作，因此无法实现经济独立。其次，女性生育意味着女性必须承担养育责任，养教不良会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最后，女性生育有时会面临资本制约与掌控，导致非法取卵和非法代孕等黑色产业横生。从家庭层面看，首先，家庭父权制根深蒂固，制约着女性的生育权利与堕胎权利，致使女性无法拥有对身体的决定权。其次，生育意味着家庭支出的增加，大部分女性受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难以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因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最后，生育与家庭劳动密切相关，生育意味着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而这些工作因缺乏交换价值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忽略。综合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生育并未得到社会的重视，反而成为加剧压迫的手段。生育的异化令女性被动地疏离了与其所属身体的关联，剥夺了女性的生育决定权。而西方文明对女性生育的贬低实质是一个古老又长久的传统，这从希腊文明有记载时便开始了，他们认为女性所谓的生育功能只不过是“包裹着父亲有权拥有的一个儿子的有机外壳”[20](P.290)。由此可见，西方文明中女性的生育功能只是被当作男性传承基因和家庭统治的一种工具。

(三)物化女性是资本主义阻隔阶级反抗的新策略

纵观半个多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虽为女性争取到一定的合法权益，但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依然根深蒂固。数字经济与消费社会深度融合，万事万物皆成商品。在此背景下，资本家无限索取生产资料，费尽心机地更新消费方式，旨在牟取巨额利润以追求资本增殖。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以父权统治为底色，在重塑消费价值观的基础上加深对女性的物化程度，以此分化无产阶级的反抗力量，稳筑其恒久统治地位。这既是资本与政治交互发展的逻辑使然，也是物化女性的终极目的。为此，资本主义以物化女性为途径，分三个步骤逐步实施统治计划。首先，重塑社会审美，建构整形产业剥削链。资本主义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名人效应以实施符码操纵，通过符号话语塑造出一种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尤其致力于制造具有盈利动机的审美标准和审美风潮，引导女性主动进入消费关系进而改变审美追求。因此，不少女性将自己交到整形医师的手术刀下，成为标准流水线上产出的模板美人。相应地，批量化产出的美人不仅从身形上缺乏个性特征，而且思维也渐趋固化。至此，女性坠入资本主义预设的消费陷阱之中，不断为资本增殖作贡献。其次，拉大消费差异，深化阶层划分。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集团、阶级、种性(及个体)的形式自主化。”[13](P.151)具体而言，数字经济与消费社会的协同共谋加深了女性消费异化的程度，消费已然超越物的使用价值，成为凸显自身地位与价值的符号，这种符号意义加深了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划分。因此，女性日常消费所涉及的服饰衣帽、餐饮旅游、网络媒体、潮流奢侈品、美容美体、思维课程等等，都把女性牵引进一个差异性符码之间的交流体系之中，通过消费来获得某种特定的符号认同，进而陷入阶层区划的怪圈。最后，模糊剥削事实，分化阶级反抗力量。资本主义物化女性并非只为获取超额利润，其根本目的是分化无产阶级反抗力量，维护其恒久统治。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利用数字经济打造“一视同仁”“同等机遇”“平等竞争”的良誉，将广大无产阶级与群众纳入到市场经营模式与消费关系之中，以物化女性为手段，打破两性隐秘边界，刺激两性窥探欲望，满足虚拟互动需求，从而转移阶级矛盾。此外，无产阶级队伍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资本主义为分裂两性团结，刻意将女性特征打造成商品进入网络销售渠道，以迎合、满足男性受众需求，并借此传播和深化父权思想，加深两性矛盾，引导两性对立，削弱无产阶级整体反抗力量。综合而言，物化女性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实施分化与压迫、巩固其恒久统治的新策略。

性别的合理建构和规律性生发仍是未来社会生命政治建构所必然要解决的一道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性别失衡、女性压迫等一系列顽瘴痼疾，我们应深化其理论阐释和批判建构。在大力批判资本主义封闭女性的方式由公私领域疏离到公私领域交叉的转变之时，不断揭露其父权制的统驭逻辑和资本主义深化两性矛盾、削弱无产阶级反抗力量、维护其恒久统治的阴谋。因此，对资本主义公私领域中性别潜台词的探讨是一场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深度批判，旨在解蔽传统公共领域中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男高女低的社会身份定型和性别压迫。为此，我们应积极深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女权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价值构成，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这不仅关乎个体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关涉人类走向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建构和文明新形态的立体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