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Empowerment）理论由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Soloman）首次提出，该理论通俗地讲，就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即通过建立赋能对象的自信、调动赋能对象的潜能而让其实现自助，并非简单地将权能或资源“施舍”给赋能对象。在赋能实践中，“应当尽力将权利与控制力回归案主（赋能的对象），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而不是社工赋权案主，创造一个彼此依赖的关系，或继续另一种压制的环境”[1]。赋能并不是赋予案主权力，而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2]。赋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的，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赋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已频繁出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将对农民的赋能与当时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使命型赋能，既提升了农民的权能，又通过农民赋能实现了社会革命的宏伟目标。

当前，在农民赋能与革命使命的关系研究上，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化约论，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对农民的赋能化约为革命使命。该理论往往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宣传教育视为革命思想灌输，忽视这种宣传教育对农民的认知拓展、意识提升和思想解放起到的赋能作用。例如有学者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革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目标”[3]。或者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实施的土地政策、经济措施仅仅视为吸引农民参与革命的手段，无视这些政策同时是提升农民可行能力的赋能之策。例如有学者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解放战争进行社会动员的手段，随着战事的烈度和规模急剧扩大，社会动员演变成功利性极强的战争动员[4]。另一种是二元对立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谱系中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思想启蒙二元对立起来，模糊了革命进程中的赋能因素。例如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救亡的使命置于思想启蒙之上，“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体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5]。化约论和二元对立论遮蔽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赋能的努力，无益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及其践行历史使命的正确认识。因此，厘清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命型赋能的历史事实，总结使命型赋能的历史经验，既是党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能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赋能提供有益借鉴。

一、为什么是赋能：中国共产党秉持农民赋能理念

何以从赋能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工作？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农民工作原则与赋能理论的宗旨契合。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工作实践中秉持的就是“授人以渔”的赋能理念，即：引导农民为自己做决定，而不是代农民做决定；发动农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代农民解决问题。毛泽东曾多次阐明这一赋能理念，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6]中国共产党帮助农民打倒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种帮助并非代劳，而是发动农民站出来亲自打倒它，发动农民站出来的过程就是赋能。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赋能理念渗透在其农民工作的诸多领域。在文化工作领域，中国共产党不是代替群众做决定，而是引导、帮助群众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此即“案主自决”的赋能思维。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指出：“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7]在土地改革工作领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包办农民事务，而是通过赋能，帮助农民自信起来、组织起来、站出来行动，自己参与土改。《十里店》一书中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在土改工作中的赋能思维：土改工作队进入十里店村后，“在最初16天里的工作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然而，贫农团一经建立，工作队就希望将自己的作用迅速缩小为顾问和指导了”[8]；土改工作队队员说：“我们应当花更大的精力来帮助群众组织贫农团，改组农会，选举新的村政府。群众中的具体问题，应当由新的村干部，而不是由我们来解决”[9]；土改工作队队员对农民说：“不久，你们就要自己召开会议，管理自己的事情。”[10]在民族工作领域，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也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的赋能理念：彭德怀在谈到对待回民问题的策略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直接打击回民地主，而是鼓励回民群众自身起来革命[11]。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引导农民为自己做决定、发动农民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工作原则，与赋能理论相契合。这表明早在赋能理论正式诞生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运用这一先进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开展革命工作。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农民工作的先进性和前瞻性。故而，我们可以、也有必要从赋能的理论高度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工作理念与实践。

二、为什么是使命型赋能：赋能既是目的又是达成革命使命的方法

（一）以革命使命为赋能目标

赋能是“为了对抗权力缺失的状态，或个体无法获得满足自身所需资源的状况”[12]。因此，赋能“实践必须有目的性，并且是具有批判性的实践”[13]，它以权能不足或权能障碍为对象，以降低或消除权能不足或权能障碍为目标。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的农民赋能不仅有批判性的目标，而且是以伟大的历史使命为目标。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先进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将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和切实履行政治责任视为组织激励和行为动力之根本源泉的先锋队政党[14]。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进程中的赋能实践往往会烙上浓厚的使命型色彩，从而形成独特的使命型赋能。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使命是社会革命。毛泽东曾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5]打翻这四种权利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农民达成这一使命，需要对遭受权力压制或权力缺失的农民进行赋能。通过赋能，提升农民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关于权力斗争的知识与技能，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以增强他们集体行动的能力，最终引导他们行动起来打翻权力的压迫与剥削，完成社会革命。通过赋能提升农民权能既是目的，同时又是达成社会革命的方法，农民经赋能提升权能更有助于社会革命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对农民的赋能为使命型赋能。

（二）赋能与革命使命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农民的使命型赋能中，赋能与革命使命二者不可相互化约，但又统一于使命型赋能。中国共产党将赋能与使命相结合形成使命型赋能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植根于其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之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奉行人民本位观，通过政治理想引领国家发展[16]。这一特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政治使命与人民利益是一体共荣的，不可能为了政党的政治利益、政治使命而放弃对人民的赋能承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赋能不可能是去政治化的纯技术性操作、狭隘的阶层利益考量和短视的功利主义算计，而是以重大历史使命为目标导向。如此，赋能和使命就天然结合在一起。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开展革命动员的第一步是破除农民的“宿命论”，帮助农民打破“听天由命”“命中注定”等迷信思想，第二步就是帮助农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让他们懂得他们的力量是伟大的、是能够打天下的[17]；中国共产党对妇女也是通过赋能来使她们获得自由，并完成投身革命的使命，有革命者曾回忆道：“我们宣传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参加社会活动……经过宣传动员，大部分妇女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得到自由。[18]”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革命动员与赋能人民群众紧密结合。

实际上，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将农民赋能与社会革命使命结合得浑然一体，才使其在农民工作中的赋能努力容易被忽略。但赋能才是达成革命使命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对农民的赋能，就不会有农民对社会革命的理解、支持与参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将“赋能”与“使命”结合的重要性，避免将革命使命口号化、空头化。正如陈云在谈论抗战工作时强调，“经验已经证明，哪个地方群众的生活改善了一些，群众就更加积极了，群众团体就更有组织了。如果哪个地方没有注意改善民生，或者虽有改善民生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实现，群众就照旧起不来”[19]。要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要让群众自愿、自己下决心，就需要给农民赋能，农民权能提升了，当家作主了，参与革命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否则，权能不足的农民就缺乏参与革命的内在动机和可行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赋能理论的基本原则，即需求导向和服务对象自决。

三、如何进行使命型赋能：开展多维农民赋能实践

（一）意识提升使命型赋能

赋能首先要祛除思想意识领域的遮蔽和误识。“聚焦于挖掘压制的现实，注重分析案主环境中的真实场景，讨论这些情景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案主。此技巧与批判教育紧密相关。”[20]意识提升是让赋能对象提高批判意识的过程，能够让他们去克服经济、文化、智力以及情感上所受到的压迫，并且去挑战他们自身的依赖性和无助感[21]。在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使命型赋能中，意识提升的目的是引导农民正确认识权能缺失或权力压制的真相，从社会政治环境的角度思考个人的不幸遭遇而非简单归咎于自身，帮助农民树立通过革新社会政治环境以改变自身处境的意识与信心。这一目的是通过赋能与革命使命的有机结合实现的。

1. 文艺演出与农民革命意识提升赋能。

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抗日剧社对农民的意识提升赋能：红军抗日剧社在苏区不断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表演的节目“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22]。中国共产党将抗日和革命的思想意识融入文艺表演，以通俗的方式实现对农民的革命意识提升；抗日剧社的表演作为文艺表演，具有娱乐、认知、教育、审美、宣传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对于受众而言就是各个方面的赋能，农民赋能与社会革命使命在抗日剧社的文艺表演中实现融合。

2. 男女平等意识赋能与妇女革命参与。

对农民男女平等意识的提升赋能，不仅解放了妇女、教育了农民，还激发农村妇女参与革命。伊莎白·柯鲁克与大卫·柯鲁克记载了牺盟会成员召集村民会议倡导男女平等的细节：提出了妇女享有平等的权利的口号；抗日新政府强烈谴责男子打妻子和女儿的行为；警告做婆婆的人不允许欺压儿媳妇……会议所采取的措施就是组织妇女加入到她们自己的协会中去，该组织既保护她们的权益又提高生产，“一方面是发动妇女起来抗日，另一方面是使她们从旧社会所受的那种特别深重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妇女这两方面的问题——解放与抗日——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23]。将妇女从族权、夫权中解放出来的赋能活动与妇女革命参与活动有机衔接，通过意识提升赋能得到性别解放的妇女获得了参与革命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由，农民男女平等意识的提升与革命使命实现完美结合。

3. 政治思想教育赋能与革命价值传播。

毛泽东十分欣赏将农民意识提升与革命相结合的使命型赋能方式，他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24]农会将对农民的思想教育赋能与社会革命的目标和要求紧密结合，农民既提升了思想意识、获得了思想解放，又理解了革命，并萌生革命参与的动机。毛泽东对农会与法政学校的比较，揭示了意识提升使命型赋能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意识提升赋能承担着农民赋能和革命价值传播双重功能，不仅要拓展农民认知、提高农民思维水平、帮助农民认识自身的处境，还需要向农民传递社会革命的价值、目标与要求。这种使命型意识提升赋能往往不是普通的学校教育能够达成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使命型政党的组织和实施。

（二）知识与技能使命型赋能

化解权能缺失或权能障碍问题需要知识和技能，知识与技能提升是赋能的重要内容。可将赋能中的“能力培育界定为提高能力、技巧，改善个人、团体、组织、社区相关资源的各种方式，使得民众能够积极参与到满足他们自身及他人需要的行动中”[25]。知识与技能使命型赋能，要实现对农民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与打翻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革命使命的双赢。列宁曾指出：“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26]使命型政党要带领民众前进，不仅要提升自身的政治领导能力，还需赋予民众前进的权能。

1. 文化知识的使命型赋能。

这种使命型赋能的效应是双方面的：知识赋能和革命思想的掌握，二者在使命型赋能中融为一体，即融革命使命于知识赋能。中国共产党给农民编写的识字课本巧妙地将革命思想融贯其中，“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27]。知识赋能的效果会影响社会革命的效果：“他们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男人现在慢慢在剪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28]

2. 经济知识与技能的使命型赋能。

这一使命型赋能既能提升农民的经济生产能力、改善农民经济生活，又能为根据地的革命活动提供后勤保障。“共产党在安定办了一所纺织学校，收了一百名女学生。每天上三小时文化课，五小时纺织训练。学完三个月后就派到各地去办手工纺织厂。‘预计在两年内陕北能够生产全部所需的布匹’。”[29]中国共产党开办这些学校并非止于对农民的经济知识与技能赋能，还希望得到赋能的农民通过经济参与支援革命根据地的供给。

（三）组织化使命型赋能

农民在传统社会受到多种权力压迫和剥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散化。分散的农户无论是在政治场域还是在市场场域，都会陷入谈判能力不足的境地。为了提升农民与各种压制性权力作斗争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需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这既是农民赋能的需要，也是革命的需要。

1. 政治类组织化赋能。

对农民的组织化赋能是全方位的，涉及工会、农会、儿童团、少先队、妇女会等各类组织。毛泽东对农民的组织化及其革命效果有过论述：“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30]农民通过农会的组织化赋能行动起来，造成农村大革命的效果。“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31]农村妇女通过女界联合会的组织化赋能动摇了夫权。在这两个案例中，农民都因组织化赋能而行动起来参与社会革命。

2. 经济类组织化赋能。

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合作社组织化的赋能工作，例如奖励、财政援助、无息贷款，等等。这些工作遵从赋能原则，即“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农民合作社组织化赋能具有双重必要性：农民经济民生上的必要性和对抗地主、商人剥削的必要性。“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32]对农民的组织化赋能既是经济层面的赋能，同时也是革命使命型赋能。互助组也是对农民组织化赋能的形式，它不但解决农民的经济生活难题，也产生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实现了农民赋能与革命使命的融合。中国共产党赋能农民建立的互助组组织逐渐取代了代表传统族权的宗族组织，重构了农村的权力结构。农民“对宗族的忠诚开始让位于阶级的团结。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农民对旧的权力结构的憎恨上，而且表现在对领导他们摧毁旧势力的共产党的坚定信赖上”[33]。

四、对乡村振兴使命型赋能的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在当前的重大历史使命，其目标任务是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于农民来说是新事物，“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需加强”[34]。要实现乡村振兴这一重大历史使命需要赋能农民，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着对农民进行使命型赋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赋能经验与实践，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使命型赋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赋能并非“施舍”

赋能理念强调的是通过调动赋能对象的潜能而让其实现自助，并非简单地将资源“施舍”给赋能对象。赋能是“造血”，“施舍”是“输血”，“造血”使农民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输血”虽可解一时之困，但会让农民滋生依赖思想，反而不利于长远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对农民的赋能与当时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有机结合，通过提升农民的思想意识和能力素质，让农民主动求新求变，参与到对自身的解放和社会革命之中，而非直接包办农民事务、单纯地给予农民物质性的帮助，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农民问题，通过赋能实现革命目标。乡村振兴农民赋能也应致力于加强农民对乡村振兴的思想认识，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知识与技能，提升农民作为振兴主体的自我效能感和环境掌控能力，而非简单地以资金、资源“优农”“惠农”，最终从根本上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二）意识提升赋能塑造乡村振兴农民主体观念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使命型赋能中，努力将农民塑造为革命的主体，塑造为历史的创造者，塑造为自己解放自己的主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是乡村的主人，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乡村振兴战略成功的重要标志。因此，应将对农民的各种意识提升赋能与塑造农民主体观念相结合。首先，可运用辩论、验证等认知重建方法，启发农民抛弃“等靠要”思想，树立自信自立自强意识，这是意识觉醒赋能理念的要旨。其次，要激发农民的乡村振兴参与意识，农民不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旁观者和被动的受助者，要让农民意识到外部的支持和帮助只应被视为对自己赋能的力量，其最终目的是农民能够站出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后，要引导农民认识到自己是乡村的主人，自身有责任与义务对乡村振兴事务发表看法并做出选择，外部的意见和智力支持是农民作决策的重要参考，但最终的决策责任和决策权力应属于农民自身。

（三）将对农民的知识和技能赋能与乡村振兴使命相结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使命型赋能中，中国共产党从知识、技术、能力、组织化等多方面给农民赋能，让农民成为既参与革命又解放自我的主体。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对农民的知识与技能赋能要服务于“五个振兴”的历史使命。在产业振兴方面，要链接专家资源，对农民开展种植、养殖、农业产业化经营、现代企业制度等知识与技术的培训与辅导。在人才振兴方面，要开展乡村企业家培训，培育乡村产业带头人；开展传统技艺研习培训，培育乡村工匠；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培育乡村数字经济能人；开展乡村治理知识与技能培训，培育乡村社会治理人才。在文化振兴方面，开展乡土文化知识研习与讲座，发掘优秀乡土文化的现代内涵与价值；开展乡村文化产业知识与技能培训，促进乡村文化的活化与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振兴方面，开展乡村生态环境与生态保护知识与技能培训，促进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文明发展；开展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知识与技能培训，推动乡村优质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与生态保护反哺。在组织振兴方面，开展党组织知识与党组织建设培训，加强党组织对乡村的坚强领导；开展农民经济合作社知识与技能培训，振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开展乡村社会治理组织知识与技能培训，培育与壮大乡村社会自治组织。

注释

• 
  

• [1][12][20]Barbra Teater.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M].余潇,刘艳霞,等,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76,65,70. 

• [2]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3(05):70-83. 

• [3]运迪.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教育思想述论[J].理论观察,2010(04):68-71. 

• [4]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J].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6(76):32-41. 

•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6-27. 

• [6][15][24][30][31][3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31,34,13-14,32,40-41. 

•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3. 

• [8][9][10][33]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M].安强,高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7-128,22,112,11. 

• [13][21][25]Robert Adams.赋权、参与和社会工作[M].汪冬冬,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18,122,101. 

• [11][22][27][28][29]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52,104-105,241,239-240,253. 

• [14]唐皇凤.使命型政党:执政党建设的中国范式[J].浙江学刊,2020(01):69-79. 

• [16]唐亚林.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J].政治学研究,2021(04):38-49. 

• [17]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助小组,井冈山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忆录一)[M].内部资料,1986:63. 

• [18]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助小组,井冈山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八)[M].内部资料,1986:108. 

• [19]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6. 

• [23]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M].龚厚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4. 

• [26]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8. 

• [3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2018-02-04)[2024-06-16].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eqid=8cb56c650025f99f0000000464616f59. 

作者简介：邓万春,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0胡诺娅,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0‍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易地扶贫搬迁城镇安置农民的城镇化研究”(项目编号:20BSH088)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城乡关系:理念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VI027)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 . 2024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