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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原则遵循
马慧、王平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要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原则的进一步深入阐发。中国化和时代化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内涵，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在辩证统一中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理论创新立体格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成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它是对百年党史“四个历史时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度提炼，是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的逻辑推演，也是继续回答好新时代“四问”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深化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认识，领会理论创新重要意义；把握“两个结合”根本途径，以现实历史和文化根脉共同形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立足“六个坚持”科学方法，全面统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大认识论和方法论命题。这一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范式和理论视野由一维空间视域向二维时空视域的自觉转换,是对新起点上持续深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整体省思和方向引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地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着复杂而深刻的逻辑必然性。分析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原则遵循，对于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开辟“两化”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包含中国化与时代化两个显而易见的维度，但二者并不是简单嫁接在一起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致贺信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1]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和时代化两个维度上实现理论创新的一般规律——中国化与时代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在辩证统一中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理论创新立体格局。空间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场域，它指涉特定地域及附着于其上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公序良俗和话语体系。理论在空间向度上具有广延性，但广延的前提是理论依据异质空间的特殊性将自身具象化。因此，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恩格斯就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如何因地制宜地认识、运用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在党内引起了诸多争论。直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识：“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毛泽东的阐释突出了中国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应用马克思主义于本土。应用的过程是真理显现的过程，但这种应用不是浅表的“接合”，不是不加改造地直接运用，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既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把握普遍性，还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把握其异质性和特殊性，才能准确揭示出中国理路和中国规律。另一方面要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风格和中国生命。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从未抛弃德国哲学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必须经历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抗—吸收—改造—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诞生、生长于西欧，而中国的实践背景和文化环境等都与西欧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只有扎根于中国、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沃土之上，才能使其真理之树根深叶茂。据此双重意义，中国化即可以等同于本土化、地域化或民族化，用以表征共时态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这一认识也多次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论述中。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举行会谈时谈道，要“携手推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进步，共同开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新境界，建设好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4]，充分证明了中国化是在“本土化”意义上开显的，具有明确的空间指向性。
时间是理论发展演进的纵向坐标。时间向度指涉理论在相同区域内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意指历时性和连续性。时间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醒目标识和鲜明品格。马克思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5]他曾批评所谓“普遍理性”或“人类理性”：“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6]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反思、批判和修正自己当年的学说，以确保理论的适时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实践与本土化实践是同步的，但这一理论命题却很晚才被专门提出。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并列，标志着时代化从广义的中国化中分离出来。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专门谈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7]理论从不悬置于历史真空，它必然以“前见”的样态遭遇每代人的认知和境遇。因此，时代化首先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尽管每个时代的问题域千变万化，但回答问题的理论依据和立场方法不能变，马克思主义就是回答好时代问卷的总原则。要坚持好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原则，积极主动把握时代脉搏，才能明确党、国家和人民所处的时代地位和历史方位，找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机遇。同时，时代化也意味着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活的时代特征。要在新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动“术语革命”，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新论断、新理念，更好地阐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新成果，不断拓宽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域。要把握住每个时代鲜活的话语体系和独特的文化范式，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和适合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来解释和论证，通过“视域融合”来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持续赋能。
空间和时间作为表征事物运动的属性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统一于事物的发展变化之中。中国化和时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在空间、时间双重向度上的具象化成果，同样也是辩证统一的，集中表现为二者既共通又独立，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其一，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共通性。当我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往往是从特殊性的层面去理解的。例如，中国化更多强调空间性，即马克思主义的地域属性和民族属性；而时代化则更多强调时间性，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属性和现实属性。这种理解集中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以二者的异质性为着眼点的。但差异总是寓于同一之中，过度强调差异往往会形成片面的认识。实际上，当我们回顾审视矛盾的次要方面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二者共同和基本的前提。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之前，要先行说明“马克思主义行”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是起点、依据和旨归，也是精髓和本质，它包含着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中国化与时代化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中国化与时代化不可通约的共通之处。
其二，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差异性。差异性即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在时空两个向度上的具体化必然包含着差异性，这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是与本土化、民族化联系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总是与现实的历史条件和实践活动相联系。但这种时空差异性正是理论具体化的本质要求。通过具体的、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对象化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特质才能展现出来，不能脱离差异性对象去探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对于中国化和时代化而言，二者各有侧重，提供的是在不同背景、不同任务和不同语境下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廓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中国化还是时代化，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也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要求。
其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互构性。一方面，中国化构成时代化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理论的本土化相较于时代化总是具有先在性，没有实现本土化的理论想要实现时代化无异于空中楼阁。西方也有许多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特征的理论和学说，但这些人物、流派大多只是匆匆登场，又匆忙谢幕，主要原因就在于以批判和解构西方文明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无法与西欧本土文化实现兼容。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具有内在同构性，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迅速和广泛地接受。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真用，故而其才能在中国大地上代代相承，建构属于每个时代的新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时代化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随着特定历史条件不断生成变化着的现实的运动，不可能脱离“时间”这一运动的固有属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历史过程自然包含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时代任务。纵观百年党史，中国在各个时期都存在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阶段性特质、发展环境和党的中心任务，都有需要解答的新的时代之问和需要攻克的时代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回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时代化了的中国化。一旦脱离了时代化，中国化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将是空洞无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具有充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它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思想追问和理论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抽象原则的具象化推演，也是继续回答好新时代“四问”的必然要求。“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8]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科学论断被提出之前，首先在场的实际上是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实践史。在百年党史的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不同的历史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二者既相互统一又各有侧重，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出场的实践之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思想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主要围绕两个主题：“改造旧社会”和“介绍新思想”。前者体现为革命道路上的自主化选择。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经验表明，中国不可能效仿俄国的“城市中心论”来取得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因时因势提出了适用于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为革命胜利铺就了道路。后者则突出表现为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毛泽东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打通了“马”与“中”的文化壁垒。他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确立了包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知行合一”在内的一系列饱含中国古老智慧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原则，使其思想成为“马”与“中”的交汇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面对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毛泽东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阶段理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论十大关系以及对工业化道路、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和科学文化工作方针的思考。这些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与此同时，理论的本土化得以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9]他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诗词、戏曲、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人民群众更易接受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入眼入耳，更推动马克思主义入脑入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顺利地“掌握了群众”。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生产力”和“现代化”成为时代关键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美苏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日趋平衡，世界格局整体趋于和平安定；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交换和人才流动蓬勃不息。从国内来看，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亟须打开国门，借鉴和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0]在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党中央在审时度势的同时，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完善和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让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地上重新焕发出光彩。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亟待全面纵深发展，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辟道路。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敏锐地把握住了“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从世界格局来看，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形塑世界，全球治理不断变革，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国内发展来看，中国深化改革的境遇既包含着前所未有的良性条件和有利机遇，也面临着比以往更纷繁复杂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11]十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攻克了诸多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念思想方略，创立了包括“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三大规律”被赋予了更全面、更丰满、更高水平的内涵与外延，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跃上一个新台阶。同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得到进一步强调和明确。以往我们的中国化更多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文化、理论领域的中国化并未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以致很长时间在文化层面的“中马结合”是形式的结合多于内容的结合、单一领域（意识形态）的结合多于全方位的结合、偶然的结合多于必然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没有在根本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内在原则”[12]。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文化的经验积累和现实文化的实践探索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必须摈弃断章取义、六经注我的结合方式，走向全面有机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近年来，这一结合成果颇丰，逐渐形成了“以中释马”“以中补马”“以中扬马”的中国化新格局，“马”也进一步带动了“中”的强劲复苏，文化的相宜相谐成为中国化的全新景象，真正实现了文化层面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百年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化和时代化不仅是党的百年征程的核心经验，更是引领中国不断前行的不可分割的理论武器。在革命和建设阶段，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实现救亡、图存、发展，如何奠定这一刚刚来到中国的“年轻的思想”的群众基础并凝聚力量是我们的历史之问。因此，这一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落在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改革开放后，追赶时代浪潮的新任务要求我们“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这是其区别于前一个时期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我们实现了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复调并奏，二者齐头并进、相互支撑，理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断增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被专门提出，这也是思想不断追问历史的理论化成果。
2.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展开
如果说历史逻辑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那么理论逻辑就表征其理论自洽性和内在科学性。众所周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前，“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原则一直被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化”到“两化”，不仅是对历史的总括，在理论层面还有更为深刻的逻辑构思和思想演化。
首先，“一化”到“两化”是抽象原则具体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根本原则。一直以来，这条原则被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在不同语境中有多样性呈现，但通常都采用这个一般性表述。虽然从字面来看，该表述没有出现“时代化”的字样，但前述的历史逻辑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是在特定的时代任务中才能绽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不完整的表述，而恰恰是一个整体的、抽象的表述，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近年来，随着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入，思想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进一步向自身敞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一化”被具体化为“两化”。这是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抽象总结的基础上，又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的思想推演。“两化”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它的提出实现了对“中国化”要领更全面的把握。当然，这一具体化并不是细枝末节的具体化，它提供的是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二维坐标，它仍然具有总体性性质。因此，从“一化”到“两化”本质上是由抽象整体走向具体总体的过程，二者不是片面与整体的关系，而是整体与整体的关系。
其次，“一化”到“两化”是“中国之维”精准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演进关涉到一个重要的理解和表述问题，即“中国化”一词的所指。在前一个表述中，“中国化”是涵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中国现实国情、中国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相结合的广义概念；而在后一个表述中，“中国化”在内涵上有所收紧，作为一个狭义概念仅指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以往我们使用广义的“中国化”时，如果不加以具体的阐释，往往会造成歧义和误解，因此还需配合不同维度的“具体化”来诠释“中国化”。实际上，过于抽象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本身陷入空洞。而狭义的“中国化”一词单指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将之与“时代化”相互并列、相互补充，可以更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达的模糊性。同时，狭义的“中国化”有非常鲜明的文化指向，也能够与“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对应起来，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中国之维”精准化过程不仅是对理论的细化和升华，更是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中的表达困难，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格局更加确切易懂，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最后，“一化”到“两化”是“时代之维”突出“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论述中，“时代化”被鲜明地提出，背后蕴含着两条重要的致思路径。一是“时代化”是从“中国化”中天然派生而来的。前文已经谈道，广义的“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时代化”的要求，作为与空间向度同等重要的时间向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中并没有被凸显出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了“时代化”。二是“时代化”是基于“新时代”这一理论判断形成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新时代”这一判断带有鲜明的时间属性，习近平总书记用这样一个具有时间性的词汇表明当前中国发展的方位，就是要强调一切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把握时代性和历史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4]。脱离了时代的理论是没有生命的理论，脱离了理论的时代是没有未来的时代。正是出于对理论时代化之重要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才被专门提出。当然，提出“时代化”并不是要削弱“中国化”的重要性，只是表明我们在“时代之维”的理论自觉中尚有不足，现在应当进一步强调和明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成逻辑不仅包含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还包含着面向当下和未来的现实之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15]。前一句话指明了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然要继续面对“四问”这一现实问题；后一句话则明确说明我们的答案必须符合“中国性”和“时代性”的双重要求。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回答“四问”，是现实赋予理论的必然性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回答“中国之问”的必然抉择。“中国之问”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所遇到的一系列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问题。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前所未有，正在面临的考验纷繁复杂，我们既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也不能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模板，更不能简单效仿他国现代化的道路。实践表明，唯有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寻求答案，从中国智慧中寻求答案，才能找到“中国之问”的出路与进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发扬中国传统、寻求中国智慧、建构中国话语，在党建、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十三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实现了传统与变革齐头并进、历史与现实多维共生，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以来的“中国之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要进一步强化对中国问题的矢志探索，使马克思主义沿着“中国之问”继续走向纵深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回答“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首次发出“世界之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16]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局部冲突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和世界性难题，中国给出了别具一格的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是指向全世界的方案，但其形成仍然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之中的。正是由于我们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我们才能提出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由于我们创造性地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我们才能向全世界呼吁人类社会不只有零和博弈这一种可能性，人类还可以携起手来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为解决“世界之问”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路径，还证明了中国答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为全面、及时、准确地回答“世界之问”开辟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回答“人民之问”的思想主线。“人民之问”指向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新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都有了新要求、新盼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之问”就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回答好“人民之问”，不偏离马克思主义是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它不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是始终站在人民一方，是真正为人民想问题、找出路、干事业的理论,因此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不倒，才能从根本上回答“人民之问”。其次，还要下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盘棋。“人民之问”不是抽象的存在，它的主体是中国人民、它的本质是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人民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话语体系相结合，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必须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勇于开辟新方法、敢于尝试新思路，才能解决人民群众当下的重大问题。“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就是回应“人民之问”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回答“时代之问”的内在要求。“时代之问”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在“两个大局”下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时代之问”的问题域非常广泛，大到治国，小到修身，无不深刻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特性。马克思断言：“问题就是时代的格言。”[17]尽管我们不能具体把握每一个“时代之问”，却能准确把握其根本特性——时代性。问题的时代性必然呼唤理论的时代性，而“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8]。回顾过往十年，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一致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基础，才能对上述问题做出符合时代的回应。“时代之问”永无止境，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为新征程上继续回答“时代之问”指明了航向，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14]30，才能进一步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展现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三、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原则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5]18推进这项艰巨繁杂的任务，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遵循。1.深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认识，领会理论创新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二节开篇掷地有声地阐明了两个“行”。究其深意，马克思主义行是在其作为一般真理的普遍性；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则是在其作为特殊性和历史性真理的具体性。明确“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内涵是我们进一步领会理论创新重要意义的前提。首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于其派生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母体”的一般原则、思维范式、价值立场和理论品格。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对它的“母体”的剪裁，也不是对其进行实用主义化，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活化和再生。真理都是具体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封闭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道路；相反，它自始至终为其开辟新境界和新场域。其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于它回答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攻克了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已经展现出它对现实的洞察力和塑造力。但是面对加速演化的世界大变局，面对改革、发展中已经形成、积累和正在形成的矛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不断发展，在解决各种矛盾的实践中丰富自身的内容，创造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形式。新思想引导新实践，新实践推动新思想，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是理论深化和升华的必由之路。最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于它实现了“马”与“中”的理论兼容，为马克思主义演进注入了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根基和文化血脉。时代的前进与转换并不意味着与传统割裂，其恰恰是扎根于传统的泥土中，从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新的时代必然带有传统文化的基因。理论的发展不是抛弃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而是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发展”，给现时代的思想和实践注入时代活力。因此，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蕴含着抵制文化虚无主义，树立文化自信的基因。正是在这三重意义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个理论叙事就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合理性和前提性依据。2.把握“两个结合”根本途径，以现实历史和文化根脉共同形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19]时至21世纪，尽管人类社会的新情况、新变化层出不穷，但马克思主义从未失去其真理性光彩，“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20]。但同时，“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20]27，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或宗教化。马克思主义既是真理性认识，也是常用常新的思想工具，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往往是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逐渐明晰，“实际”一方面指向中国具体实际，亦即新时代的新问题、新任务；另一方面则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即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世界观、价值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两个结合”。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明确指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21]“第一个结合”立足现实历史为理论创新稳根固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2]理论的形构和开显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站在世界之外抽象地反映世界的过程，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站在世界之中改造世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将自身同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与中国之问结合起来，在解决世界之难题、时代之议题、人民之问题的进程中扎牢自己的根基。如此才能成为被人民所接受、为世界所认可的鲜活的理论。因此，只有深刻把握“第一个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巨轮行稳致远,基业长青。“第二个结合”通过思想对话为理论创新开拓道路。加迪在《文化与时间》中谈道：“每一种文化对于思想观念和表达方式具有有限的能力，恰恰是使用我们‘自己的’思想财富的解释本身，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他的’范畴。”[23]这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理解为：在“自己的”和“其他的”思想的张力之间，或许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新思想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归属截然不同的叙事话语和文明理路，但在本质上却具有相通的在世智慧、相似的治世之道和相契的伦理规范，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对话不仅具有诠释学意义，更具有理论的发生学意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正是二者在特定的时空相遇、对话和碰撞的结果。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二者的良性互动构成理论创新的必然前提。3.立足“六个坚持”科学方法，全面统筹推进理论“两化”创新理论创新的前提是科学的方法论，即对创新主体、创新手段、创新思路、创新目的、创新基点等一系列贯穿创新全过程的理论的科学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六个坚持”总体性原则，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方法遵循。坚持人民至上。“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15]19这里蕴含着三个层面的“不能脱离”。其一，不能脱离人民的意愿。民心是理论的合法性基础。必须将“人民利益”这根红线贯穿理论创新始终，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一切围绕着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愿展开。其二，不能脱离人民的智慧。“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24]，人民才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根本缔造者。“两化”不是靠一个人、一个政党就能实现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是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中介和纽带。其三，不能脱离人民的力量。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都可及、可懂、可用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只有使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遵循“马克思主义化”，才能不断激发人民群众智慧，进而汇聚成理论创新的磅礴力量。坚持自信自立。自信自立涉及理论创新中的主体能动性问题。人面对规律从来不是被动适应，而是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积极利用规律来为自身服务。一般而言，理论行之有效的程度，往往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成正比，靠本本和条文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性理论。纵观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演进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现成答案，我们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依靠中国力量、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本质上就是要回应我们在进行理论创新时对自身能动性的认识。只有勤于思考、善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才有可能切实实现理论创新。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之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正，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守正”要求。“守正”守的是边界和底线，一旦突破守正的要求，就会犯颠覆性的错误，走上老路、邪路和弯路。因此，守正是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但守正不是故步自封，理论要发展，必然要求我们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时代发展，于不变中发现变化，于旧事物中剥离出新事物。敢于讲新话、做新事、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百年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反对“左”倾、右倾错误路线，坚持在守正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中国才逐步走上了兴国、富国、强国的道路。因此，守正和创新相统一是理论创新的最深刻的辩证法。坚持问题导向。问题导向强调的是理论对现实的切入。正是在面向现实、回应现实的过程中，才有了理论的探讨，各种理念、制度、方针才会有的放矢。离开了现实问题，理论创新不过是坐而论道。但对问题的把握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现实世界中，各种问题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矛盾的“两点论”和“重点论”辩证统一，要在繁杂交织着的问题网中理出主线、重点击破。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了五类问题，只有牢牢抓住“五个问题”主要抓手，才能实现理论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坚持系统观念。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总观点和总特征，只有从事物固有的联系出发，全面系统认识事物，才能把握其内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项工作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25]。尽管系统观念在理论上易于理解，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由于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存在一定的距离，使得理论创新极易陷入主观性和片面性，而改革发展、利益调整、制度变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极小的偏颇也可能影响全局。因此，树立全局观、系统观，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坚持胸怀天下。中国从不将自身孤立于世界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样也是开放的事业。美国文学理论家萨义德曾提出著名的“理论旅行”（TravelingTheory）概念，在他看来，观念和理论必定会在人之间、国家之间和时代之间不断“旅行”，而“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就是由观念的这种流通（Circulation）所滋养，往往也是由此得到维系的”[2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引进国外智力的格局，吸纳一切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旨在将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统一起来，谋划人类进步与世界大同。因此，不能将目光局限于一家之好，而是要洞察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回应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世界性难题寻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者简介：马慧，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王平，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思潮研究基金项目：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化趋势与规律研究”（WZOO70220210481）文章来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4 ,45 (04) 特别说明：本次发文系接受投稿或公益采编，仅作资讯学习交流、促进成果宣介之用，版权归原单位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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