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再认识
吴忠民
一、引言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当前及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正因为现代化这一问题极为重要，因而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重大议题。
从认知的角度看，现代化是现代化理论中一个最为基础性的概念。因此，对于现代化概念的科学界定以及对现代化基本内容的准确认知，不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对现代化概念及现代化基本内容能否予以准确的界定和归纳，事关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现代化道路能否得以科学设置和科学确立，因为一旦认识有误，就会程度不同地误导人们对现代化目标的设置及发展道路的选择。一些国家之所以在其现代化建设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知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就现代化的认知而言，理应从最为重要的物质生产基础的维度来把握现代化的概念，同时，理应从发展变化的维度来全面归纳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二、现代化概念及基本内容的辨析
1.现代化的概念
如果只是从字面上看，现代化这个名词难免让一些学者只是侧重于从某个时间节点的维度上来直接认知现代化问题，即：凡是出现在“现在”“当下”及“目前”时段中的、不同于以往“旧事物”的“新事物”或“时髦者”就是“现代化”的事物。进一步看，以此类推，“任何社会、任何阶段的社会都可以以这之前的社会为参照而自称为现代社会”[1],其谬误由此可见一斑。显然，这种认知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确定性的意义，因而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1]。既然这种做法过于肤浅并有着明显的缺陷，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持此认知者的人数越来越少，其影响也是越来越小，当前在学术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一个明显的、几乎没有争议的事实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属性上看，现代社会是一种截然不同于以往传统社会的社会形态。既然如此，这就要求人们在界定现代化概念和归纳现代化基本内容时，有必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需要说明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为此，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现代物质生产基础的维度，来说明现代社会何以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原因。虽然现代物质生产基础并不是决定现代社会形态的唯一原因，但毫无疑问却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原因。由此，也就从根本上塑造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2]二是能够表现出现代社会得以构成的基本内容。作为对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内容的理解和认知，现代社会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方面，而是应当包括整个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及生态环境领域。“社会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结构之间应当保持着相互促进、共同生长的关系。”[3]否则，现代社会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其持续推进也就成为不可能之事。三是能够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现代化。现代社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现代化处在一种不断发展变化和升级换代的动态变化当中。鉴于此，我们不应以静止不变的眼光看待现代化，将之视为某种恒定不变的社会形态，而是应当将现代化看作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根据前述原则，我们便可以作出以下界定：现代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以大工业和市场经济为其物质生产基础和主要推动力量的，以国家实体为其具体载体的，经由社会方方面面一系列巨大变革所形成的现代社会，并且，随着现代物质生产及人们认知水准的不断提高，现代社会逐渐得以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可以说，现代化理论的大部分代表性学者基本上都是依据前述原则来界定现代化概念的，尽管具体阐述角度有些差异。比如，布莱克指出，现代化“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变化”。现代化“是一个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扩增过程”[4]。艾森斯塔德指出：“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5]罗兹曼指出：“我们把现代化看作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业已现代化的社会的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影响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个过程，一些社会因素被直接改变了，而其他因素的改变或许更重要。”[6]费瑟斯通认为，现代化“常常用来指涉以工业化、科学与技术、现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城市化和其他基本结构要素的增长为基础的社会发展阶段”。[7]吉登斯更多地从制度层面着眼，认为现代社会涉及“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8]罗荣渠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9]
2.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进一步看，现代化概念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现代化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现代社会的“一般”内容和现代社会一般内容的“化”,亦即现代社会“一般”内容得以实现的具体道路或具体路径。二者缺一不可，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现代化都不可能是科学、全面的。广义上的现代化的第一层含义是现代社会的一般内容，亦即“共性”“普遍性”意义上的内容，包括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特定时代意义上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般内容、基本属性或基本特征。也有学者将之称为“现代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吉登斯认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10]广义上的现代化的第二层含义是“现代化过程”,亦即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其逐渐实现的、“特殊性”的具体过程，或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目标逐渐“转变为”现实的现代社会的“化”的“特殊性”过程。相对而言，现代化的第一层含义侧重于现代社会相对静态、相对稳定的属性，侧重于现代化的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而现代化的第二层含义则侧重于现代化建设的动态过程及各个国家具体的、具有各个国家“本土化”特色的、多样化、“特殊性”的现代化实现路径，或一个国家现代化目标得以实现的具体的“现代化道路”。相较而言，“现代性具有一种相对的单一性，具有一种相对的普遍性，而现代性的‘化’亦即‘现代化过程’则要复杂得多。由于历史基础、自然基础、民族传统、国家规模及起步时间等因素的不同，现代性的‘化’的过程(以下简称为‘现代化过程’)则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状态。”[11]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广义上的现代化概念有两层含义之分，但人们在谈论现代社会一般内容时，经常将现代社会一般属性(现代性)和现代化两个词语当成一回事，将二者交替使用，这样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与广义上的现代化概念不同，狭义上的“现代化”只包含广义上现代化概念的第一层含义，即现代社会的一般内容或基本属性、基本内容，或者说专指一些学者在某些场所当中所说的“现代性”。
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具有很不相同的基本属性或基本内容。狭义上的现代化虽然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但大致地讲，比之传统社会，它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属性。第一，以现代大工业为核心内容的物质生产基础。不同的社会形态是基于不同的物质生产基础而存在和发展的。从物质生产基础的维度看，与传统社会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经济(农耕经济)物质生产基础不同，现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是现代大工业生产。习近平指出：“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12]应当承认，只有在现代大工业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的价值理念及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许多设想方具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否则，这些现代价值理念以及社会成员共享现代化成果的目标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谈论现代大工业生产基础时，不宜忽略的有两点：一是与现代大工业相适应的资源配置结构使得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具有了一种坚实的经济制度保障；二是现代大工业生产之所以能够得以不断的发展，还是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的。第二，自由、平等、公正的现代价值理念。从基本价值理念的维度看，对于现代化来说，它不仅规定着整个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大方向，决定着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同时也直接决定着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取向。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3]第三，世俗化。从社会成员基本行为取向或基本生活态度的维度看，人们普遍认为，在当下这样一个此岸世界亦即现实人间当中，在现代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人们通过相应的理性规划及“自致性”的努力，就可以过上合乎自己意愿的并且越来越有所改善的现实生活，而无须寄希望于无法确认的、虚无缥缈的“天国”——彼岸世界那里。第四，高度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从社会结构的维度看，在现代社会，社会愈益呈现出高度的社会分化、高度的社会整合及高速率的社会流动。这种情形极大地激活了社会潜能，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比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第五，城市化。从社会经济空间分布的维度看，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出于社会分工的便利及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需要，城市化进程也必然呈现出一种迅速推进的情状。习近平指出：“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4]第六，全球化。从相互交往的维度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愈益紧密，全球化亦即世界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如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而在一个原先自我“孤立”的环境中独自生存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15]第七，教育的普及。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职业化专业化及生活的愈益复杂化，使得知识的作用日益凸显。获取必要的知识，是现代人的生产和生活之必需。进一步看，人们获取必要知识的主要路径就是必须接受基本的教育。于是，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就成为一种必需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投入而受到整个社会愈益普遍的重视。第八，法治社会。从现代社会赖以运行的机制维度看，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而不是一个人治社会。习近平指出：“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16]正是基于法治，整个社会才从根本上避免少数人专断、大众暴力及公权扩张等现象，从而保证自身健康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化的这些基本内容，从不同的维度上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不同于自然经济(农耕经济)时代的大工业经济时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内容，现代社会就无法成立。如果没有现代的大工业经济，那就意味着现代社会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现代社会也就无从谈起。如果缺少市场经济这一项内容，那么现代生产力也就会由于缺少必不可少的经济体制安排而不具有完整的意义，失去内生性，从而难以持续存在和发展。如果缺少科学技术的加持，现代生产力也就难以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如果缺少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的价值理念，现代化也就失去了以人为本的正确方向，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也就失去了得以形成的基本依据，现代社会的基本秩序也就难以确立和维系。如果没有世俗化，以人为本的基本宗旨就会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而无法变为社会成员美好的现实生活。如果没有高度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现代社会形态也就无法得以正常的发育和完善。“前工业社会另一个大不相同的是大多数生产功能与其他功能融合在一起，这些其他功能基本上是非经济的，或者至少只有极小的经济意义。”[17]传统社会这种功能分化严重不足的情形，是其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城市化，现代社会就会由于缺少现实的巨大延展空间而难以得到连续不断的发展。如果不加入全球化进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会由于跟不上时代潮流、缺乏竞争性、缺少必需的资源配置空间、缺少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学习借鉴，而处在孤立封闭的状态当中自说自话，进而逐渐趋于停滞不前和萎缩的境地。如果没有教育的普及，社会成员就无法摆脱以往的愚昧状态，就不可能具有理性判断力，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的、自主的人，同时也就无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支撑。如果没有法治化，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总之，忽略了现代化基本内容当中的任何一项，现代社会便不具有完整的意义。而且，如果以不完整的现代化内容作为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来规划并推进现代化建设，那么，其结果必然是现代化建设的片面推进并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建设事关每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不想停滞不前、不想灭亡，就要发展进步，就必须进行现代化建设。舍此，别无他途。正因为如此，准确、清晰地认知现代化这一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理论层面上看，现代化概念是现代化理论中的基础性元概念。对于这一基础性元概念认知的准确与否，事关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与否。从实践层面上看，现代化概念事关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标靶和具体目标。在影响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多种因素中，现代化建设方向标靶和具体目标设定得如何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建设进行得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方向标靶和具体目标设定的如何。现代化建设方向标靶和具体目标的设定一旦有误，则势必会误导整个现代化建设，使现代化建设误入歧途并将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3.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差异
虽然狭义上的“现代化”有时等同于“现代性”,以至于有时在某些场合可以将二者交替使用。但是，如若仔细分析一下便可发现，二者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第一，这两个概念形成的时间有先后之分。现代性概念出现的时间相对比较早。有学者认为：“这个术语至少从17世纪起就在英国流行了。《牛津英语词典》记录了‘现代性’(modemity, 意思是‘现时代’)一词在1672年的首次出现。”[18]另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史上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是法国文学家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寻觅一种‘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东西’。”[19]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将“现代性”看作始于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的概念，认为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人就是“现代性”理论较为系统的阐述者。更早者，有的学者甚至将之溯源至两千多年之前。例如，阿普特发现：“一些人将对现代性研究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20]相比之下，“现代化”概念的形成时间则要晚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大量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这些国家纷纷开始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多样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在这种情形下，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的“现代化”概念逐渐形成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化’一词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采用。”[21]第二，二者的使用范围有差别。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现代化”概念既可以包括“现代性”,也可以包括“现代性”的“化”亦即现代社会的实现过程；而“现代性”却很难包括后者。第三，比之现代化一词，现代性一词相对来说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歧义。不少现代性概念的使用者，如康德、韦伯等人，多是从精神文化的维度看待现代性，将现代性几乎等同于理性化，而忽略了现代大工业生产对现代社会极端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因而其对现代性的分析难免流于片面、简单化，使“现代性”脱离了“现代化”。而现代化理论则是“把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22]。第四，“现代化”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自身特有的语境和具体意蕴。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特有的语境及习惯，对一些重要概念能否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现代化概念如果能够为民众所广泛认同，那么这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来说无疑有着重要价值。尤其是，比之其他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为重视、最为热衷于现代化的国家之一。由于多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的语境当中，现代化一词既可以指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即在动名词的意义上替代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以及现代性，同时也可以指称现代社会的实现过程，亦即现代社会的“化”的具体过程。从中国学术界及民众多年习以为常的语境角度看，中国已经习惯于使用现代化一词而不是现代性一词。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比之“现代性”概念(的称谓),使用“现代化”概念(的称谓)更为妥当。相反，中国民众对于“现代性”一词倒显得有些生硬、不顺，难以为其所广泛认同和接受。比如，我们已经习惯说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但不能将之置换成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性”;我们可以说，到2050年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不能将之置换成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性强国”。
由上可见，由于现代化和现代性两个概念形成于不同的时间，二者使用的范围有差别，现代性一词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歧义且不符合中国的具体语境，所以在一般情形下，使用现代化而不是现代性一词要更为贴切、准确。如是，不但新的领导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现代化的实际含义，而且由于更加符合中国的语境，更容易为中国民众所认同，同时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三、将现代性等同于理性精神的弊端
1.现代性的分类
虽然现代性一词出现较早，但是，对于什么是现代性及现代性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却是众说纷纭。我们大致可以把有关现代性的众多解释分为三种。第一种主要是从精神文化的维度立论，将现代性视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理性精神。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200多年中，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人数相对最多，其影响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第二种主要是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相对较为全面地综合解释现代性。这类学者的人数逐渐增多。到了20世纪60年代，其中的一些学者对现代性基本属性的解释逐渐与现代化理论学者走到一起，即：将现代性基本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属性，如鲍曼、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等人。第三种主要是从艺术感受的维度出发，将现代性视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多样化的个体感受。严格地讲，这种有关现代性的认知不完全属于社会科学范围内的事情，大多属于艺术范围内的事情，所以就现代化的研究领域而言，几乎可以将之忽略不计。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些学者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介于这三种类型之间，有些凌乱，缺少认知逻辑的自洽性，因而也可以忽略不计。
在上述三种关于现代性的认知中，第一种认知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广泛、影响时间相对比较长久，但却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其利弊得失进行一番分析。
这类认知将现代性几乎等同于理性精神。正如有学者所说：“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也是相对于古代性(antiquity)而加以定义的。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理论(目前，现代性这个词的许多意义都是从那里引申出来的)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世界中进化式的经济和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韦伯、滕尼斯、齐美尔)。”[23]这种认知将现代性视为同以往传统社会截然不同者。“现代性谋求与过去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现代性企图表达出‘不要成为过去的奴隶’这样的意涵，即不要有因袭的负担，不要使过去成为现在的‘承负’,而是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24]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不可能普遍具有自我独立判断的理性精神。当时，自然经济简单的生产和低下的再生产水准、封闭的生产生活环境及极为落后的文化水准决定了社会成员有着严重的人身依附性。“人身依附性表现为，较高等级成员对较低等级成员的命运拥有着独断的权力，即：高等级成员与下等级成员的关系是‘主子’与‘臣子’的关系，‘主子’可以决定‘臣子’的命运，‘臣子’必须听命于‘主子’。”[25]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印度古代社会，还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26]。比如，欧洲传统社会(中世纪社会)中人数占比很大的农奴没有任何人身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们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封建领主，“他们像家畜一样是领主自留地的一部分。”[27]更有甚者，这种人身依附性是世袭不可更改的。“无论他走到哪里，这种依附关系都与之相随并固着于他的后代身上。”[28]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29]与之相适应的是，就总体而言，当时社会成员不需要也不可能具有独立的自主性意识，不需要也不可能具有独立判断的理性精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社会成员的认知普遍处在“蒙昧”的状态中，他们自觉自愿地匍匐在神圣的上帝和权威的皇帝的脚下，一切听由其安排。其观念及具体行为只是简单地受到来自教会、皇帝及高等级社会成员的指令，或者只需本能地以“从众”的方式进行被自己及社会认可的“正常”活动。
在欧洲，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始，以往教会或王权凌驾于芸芸众生、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动摇，原来匍匐在地的社会成员开始获得解放，其人身依附性开始消除，其自主性意识及相应的独立性行为开始普遍形成。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人们“不需要去认可任何享有特权的人或行动者，例如国王或牧师，他们站在所谓的‘高点’并居中调解”[30]。正如黑格尔所说，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理性意识的人的“腰板重新挺硬起来，虎视眈眈，使别的东西望而生畏，都是自为的或为自己的，而且转过来利用别的东西”[31]。于是，整个社会有效地实现了“袪魅”,人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日益减退，宗教信仰越来越成为个人的私事。”[32]随之而生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经过启蒙运动，欧洲文化思想界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理性精神问题，认为所有的问题只有经过理性的检验方具有实际的意义。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3]韦伯更是深入和系统地研究理性化问题，认为理性化是现代性之所以能够成立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韦伯将“理性化”当作现代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行为特征。韦伯指出：“行为‘理性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用有计划地适应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34]在此基础之上，韦伯进一步将人们世俗化的理性行为与现代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韦伯指出：“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35]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精神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特征。“朝向生活世界的‘进步’理性化倾向——不是作为一种法，而是作为一种历史事实。那些倾向一再得以确认，它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分开。”[36]
应当承认，人们对于理性精神及相应理性行为的重视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因为它有助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首先，理性精神有助于现代社会中理性化内容的生长。现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社会成员理性化的精神和行为方式。所以，人们对于理性化问题正当性的认可及推动自然有利于这一内容在社会当中的生长和扎根。“启蒙理性是一个多维度的现代性课题，它既是崇尚理性权力、重塑理性权威的思想史命题，也是推动现代社会改变生活方式、制度结构和文化形态的历史力量。”[37]其次，理性精神有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是现代物质生产基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自身的经济活动需要进行成本核算，以此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唯有如此，人们及企业方能在充满竞争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而这种情形一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就会得以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就能随之得以大幅度增加。最后，理性精神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普及和发展。理性精神及行为的基础是现代科学技术及人文知识。现代科学技术及人文知识是社会成员得以进行理性判断，进而安身立命的基础。理性精神及行为的普及有赖于现代知识的普及和发展。这样看来，人们对于理性精神及行为的重视，无疑有利于现代知识的普及和发展。
2.将理性等同于现代性的局限性
同样还需要看到的是，尽管理性精神及行为是现代社会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将之推至极端，将理性精神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属性，那么就会以偏概全，使原本正确的认知演变为带有明显局限性的认知而难以成立。大致地看，将理性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属性的认知存在着以下明显的局限。
(1)没有看到现代物质生产对于现代社会形态生成的决定性意义
将理性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的认知，实际上是将理性精神放置于决定现代社会的位置。应当看到，理性精神及行为固然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其他部分的生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助推作用。但同时需要看到，这种积极作用对于现代社会的生成和发展来说并不是根本性的基础性作用。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现代社会的生长和发展来说，现代物质生产方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性作用。相比之下，理性精神只是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而已。
毋庸置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物质生产是一切人类社会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类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38]马克思还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39]
同理，现代物质生产既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与核心内容，也是现代社会其他方方面面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帕森斯指出：“尽管价值和文化的其他要素与社会结构一样有无穷系列的变项，但对高层次(即工业水平的)经济生产率已达到几乎举世一致的认可。”[40]一方面，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而传统社会则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拥有了现代大工业，“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受自然力量的摆布。他们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已经去除了饥饿的威胁，而且很快还能在任何地方去除积年累月的饥饿威胁。”[41]“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2]现代社会之所以同时也被人们称为工业社会，传统社会之所以被称为农业社会，道理就在于此。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有了现代大工业，现代社会(现代性)其他方面如人的解放、现代价值观、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长、社会的高度分化和整合、城市化、现代生活方式、全球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等方有可能成为一种现实。
显然，将理性精神等同于现代社会基本内容的认知，则是从总体上颠倒了现代物质生产与现代精神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无法解释现代社会包括其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的理性精神及行为自身的成因。恩格斯在分析启蒙运动时指出，“为革命做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行而已”[43]。可见，如果将现代理性精神及行为的意义及作用放到一个合适的范围，即：只是用于对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理性化的解释上，应当说是恰当合理的。但是，如果一旦突破这个合理的边界，将之无限放大，用于现代社会的整体化解释，则难免会犯下以偏概全的错误，进而造成对于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和基本内容的误判。
(2)随意性较强
如果将理性精神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那么就必然会造成如是情形：由于缺少对现代社会本质的理解和对现代社会的整体把握，因而这种认知对现代社会基本内容和基本属性的分析无法形成一个闭合的、自恰一致的解释逻辑。有学者指出：“现代性从来没有统一的清单，没有贯穿到底的方案。即使在其原发地，现代性也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始终处于流变和生成之中，不断地被修复、重构、改写。”[44]进一步看，这种认知最终难免会陷入脱离现实物质生产基础、脱离大众人群基础的从文化到文化的逻辑论证陷阱，进而造成一些随意性较强、跳跃性较强、比附性较强的现象。比如，“一些人将对现代性研究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45]。以此类推，现代社会也应当是始自古希腊时期。“现代性还可追溯得更远。黑格尔就把苏格拉底思想视为现代性的源头。苏格拉底不仅恪守‘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还声明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早就现代了。”[46]这种论证逻辑是荒谬的。原因很简单，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民众处于人身依附性状态，思想上习惯于服从和从众，而且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没有接受过教育，因而不可能有能力对所面临的人和事进行独立的理性判断。在这样的情形下，将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方有可能出现的理性精神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直接对接的做法，由于脱离了现代理性精神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大众基础，所以无法据此论证出古希腊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精神。应当看到，苏格拉底等人虽然高度认同、推崇和宣传理性精神，但古希腊当时并没有相应的足以支撑理性精神的现代物质基础，也没有大众对于理性精神的普遍需求，因而当时少数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理性精神基本属于小众人群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大众人群的事情，不可能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甚至不能见容于当时的大众，以至于以普及理性精神为己任的苏格拉底反倒被雅典城邦的“自由民”以集体投票的方式处以极刑。这种时代同伏尔泰、孟德斯鸠及康德信奉并大力宣传理性精神的启蒙时代大不相同。因为启蒙时代已经开始进入现代社会，现代大工业生产已经逐渐在一些国家出现，理性精神逐渐具有了现代的物质基础和大众人群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形下，理性精神就必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显然，将理性精神等同于现代社会基本属性的认知弊端在于，不但无法解释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无法说明现代社会其他特征的成因。而且，基于类似的认知，一个国家无法建立起自身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目标体系。再者，类似的认知还有一个明显的弊端，那就是从精神到精神的论证方式，容易使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知产生众多歧义，进而容易将实际的现代化建设引入众多误区中。
(3)带有一定的西方化色彩
由于现代化最早出现于西方国家，而且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全世界只认可一种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因而从客观上看，当时的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化是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再者，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应当承认，比之东方国家，西方传统文明当中的一些有价值者包括某些理性的传统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确实起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凡此种种，难免使一些学者便以合乎某种历史的逻辑而认定，理性精神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属性，据此又得出如是结论：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推演，又会形成一个相关的看法，即缺少这种理性传统的非西方国家无缘于现代化。比如，韦伯就从理性精神的角度认为，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与现代化无缘。韦伯指出，西方之所以能够生成资本主义，“问题的核心毕竟在于西方文化所固有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47]。中国和印度之所以没有生成资本主义，是因为“在这些国度，无论科学、艺术、政治以及经济的发展皆未能走上西方独具的理性化道路”[47]。
显然，这样一种认知上的历史局限使得这些学者没有看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包括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列宁指出：“个别就是一般。”[48]但不能倒过来讲，一般就是个别。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说西方化就是现代化，但不能倒过来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最早的现代化国家固然起源于西方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西方传统文明基础的非西方国家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就无缘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以后的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必须复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少非西方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取得了巨大成就。重要的是，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复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因为，“每一个国家具体情况的不尽相同及其当时所面临的世界具体情势的不同，导致了每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不尽相同。”[49]由此可见，现代化的历史已经证明，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认知是无法成立的。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现代化这种说法比‘欧化’‘西方化’的说法更可取。”[50]
正是因为一些学者经常使用的现代性概念是一种将理性精神等同于现代社会基本内容和基本属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存在着诱发现代化概念歧义的可能性，所以，即便是从狭义上的现代化概念来看，使用“现代化”的称谓要比“现代性”的称谓更为准确，歧义也会更少。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这种情形更加明显。
四、关于几个相关重要问题的认识
在界定现代化概念及归纳现代化基本内容时，至少有这样几个相关的重要认识问题需要予以必要的分析。
1.只有将现代化的一般内容同具体国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方能使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得以展开并获得成功
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意欲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同时应当看到，没有抽象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必须依托于一个个具体的国家载体方能进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该国能否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共性内容同自己的具体国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就“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51]。同时，“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52]。现代化并非哪一个西方国家的专利，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不能仅仅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状况作为本国现代化的“通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百年间，从世界范围看，对于大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不存在自主性现代化建设的可能性。当时，殖民主义国家以攫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巨额财富、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劳动作为自己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原始积累，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作为自己产品的倾销地，并通过种种打压的方式阻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自主的现代化建设。在这样的情形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存在进行正常的、自主性现代化建设的可能性。这种状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改变。二战之后，绝大多数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陆续获得了民族独立，拥有了国家主权，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而使自己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可能。
应当看到，如今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在世界现代化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客观地看，大量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现代化建设存在着效果迥异的情形。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得比较成功，有的则不够成功，甚至走向失败。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将现代化的一般内容与其自身的具体国情进行有机的结合。
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韩国及新加坡等的发展说明，只有寓“现代化一般规律”于“特殊的具体国情”之中，将现代化的一般内容与自己的具体国情实现有效的结合，其现代化建设方能成功。原因不难理解。布莱克认为：“现代化特征对于所有社会都是共同的。”[53]但是，“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53]。对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现代化的一般内容是其现代化建设的“魂”,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具体国情则是其现代化建设赖以进行的“根”或“土壤”,它决定着现代化的一般内容在本国能否扎下根且根脉是否深厚，决定着其现代化建设能否拥有可行合理的道路并据此能否得以形成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进而使得现代化得以健康、持续地生长。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如果只是侧重于现代化的一般内容而忽略自身的具体国情，那么现代化便难以在本国落地，难以健康生长。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只是重视自己特有的国情或特殊性而忽略了现代化的一般内容，不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那么，该国的现代化建设便会由此失去应有之义，失去时代靶向，同样也不可能获得成功。这说明，“虽然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或基本内容(现代性)与现代化道路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又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或基本内容(现代性)是通过具体的现代化道路而得以实现的。”[54]另外还应当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同现代化一般内容的认知相比，合理可行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一件更为艰难、需要用一定时间进行探索的事情。换言之，比之现代化建设的“应然”确定，现代化建设的“实然”推进要艰难、复杂得多。
总之，就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如果没有将现代化的一般内容与其具体国情实现有机的结合，那么从长远看，其现代化建设必然会陷入失败的境地。一种并非个别的情形是，一个国家如果不顾本国的具体国情，只是照搬别的国家现成的现代化建设模式来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那么其结果必然是现代化建设的失败。在这方面，巴西、阿根廷及南非等国家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还有一种情形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强调本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而排斥现代化的一般内容，那么其现代化建设必然会陷入固步自封、自说自话、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同样也会导致其现代化建设的失败。
2.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不仅仅是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各不相同，不可能定于一尊，就是从现代化的一般内容来看，现代化也是处在一种不断发展变化、升级换代的状态当中。“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对现代化的适应能力、认知能力、纠错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现代化本身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55]从世界范围看，早期阶段的现代化始于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初步形成于工业革命时代。早期阶段的现代化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负面效应。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市场竞争行为逻辑的单方面突进直接催生了资本至上的现象，……由此，又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并造成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社会负面效应，使社会为之付出了巨大的成本”[56]。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现代化开始升级换代，进入现代化的中级阶段。如果说之前的现代化是1.0版的话，那么，之后的现代化则是2.0版的现代化。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维度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与早期阶段的现代化相比，中期阶段的现代化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和新问题。
(1)生产力的新发展
自1945年至今，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以钢铁产量为例。“在1800年，世界各地的铁的总产量据估计只有40万吨，或大约2000人一吨。”[57]2021年，仅中国一国的粗钢产量就已经达到10.33亿吨[58],大约平均1.4个中国人就拥有1吨的粗钢产量。有数据显示，2000年，全世界的GDP总量为336186亿美元，货物进出口总量为131015亿美元，货物进出口总量相当于全世界GDP总量的40%;2019年，GDP总量为876975亿美元，货物进出口总量为381519亿美元，货物进出口总量相当于全世界GDP总量的43.5%。[59]2000年，全世界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3566.9亿美元；2021年为15823.1亿美元。[60]再者，生产力的新发展还表现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61]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数字经济开始崛起。如今，互联网技术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2020年，互联网网民占总人口的比重，在高收入国家已高达89.1%,在中等收入国家也已达到52.7%的比重。[62]
(2)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开始走入人们日常的现实生活中
在这一阶段，在发达国家及一些现代化建设获得初步起飞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初步建立，其社会成员的基本生计极端匮乏的状况已经基本结束；再者，“由于现代生活解开了所有的社会纽带，由于现代通讯技术完善了宣传机构用来控制大众的手段，‘大众时代’已经来临”[63]。在这样一个时代，大众人群而不是少数精英群体已然成为社会的主角。同时，人们的闲暇时间开始迅速增加。在这样的情形下，大众消费开始兴起，大众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情形，人们的生活质量开始普遍提高。其中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旅游业的崛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高收入国家的旅游业便持续保持一种较快增长和持续繁荣的情形。其入境(过夜)旅游人数2000年为90811万人，2018年增至148740万人；出境旅游人数2000年为63654万人，2018年增至103094万人。[6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中国的旅游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3)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开始趋于平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以往资本至上、资本一支独大的现象开始被明显抑制，社会保护逻辑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普遍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开始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在1950年代初，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险支出仍然不到GDP的10%。到1970年代初，许多国家(例如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瑞典)超过了20%,而且其他大部分国家超过了15%。”[65]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的平衡推进成为现代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一时期又出现了相应的一些新问题：在不少国家当中，在过度的市场竞争逻辑所引发的资本至上问题没有得以完全解决的同时，又出现了由过度的社会保护逻辑所引发的福利过度问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证明，比较成功地矫正资本至上现象——市场竞争逻辑的极化现象的事例很多，相比之下，比较成功地走出福利过度陷阱——社会保护逻辑的极化现象的国家则少之又少”[66]。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成为妨碍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推进的一个重要隐患和障碍，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4)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后发外生”特征已经不同程度地有所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一段时间中，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获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并由此开启了自主的现代化建设。当时，一个客观现实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大都具有“后发外生”的特征。“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突出表现在：从时间上看，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晚于西方发达国家；从现代化初始动力看，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受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影响较大，其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某种“被动性”特征，与“早发内生型”国家不同，“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的最初动因和最初现代性因素不是发端于其本国社会内部，其现代化的启动多是缘于外部的刺激与挑战”[67]。虽然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经过数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其中不少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及印度等或者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初步起飞，或者已经为现代化的起飞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同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内生动力这一自主性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及现代化的许多内容已经具备，并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因素，甚至有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化的自主创新能力，远远超越了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以“采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为主的做法。以中国为例。自1949年起，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起十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68]。2021年，中国的居民专利申请数量已经高达1426644项，在全世界的占比近60%,高居世界第一；中国的非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为159019项，仅次于美国的329229项，居世界第二[69]。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现代化建设的自主、内生的创造能力已经形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与“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已经成为“过去式”,“后发外生”已经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统一标识，相反，“后发内生”逐渐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征。这说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及所有国家来说，其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更多的是取决于其自身的内因状况亦即取决于其自身做得如何，而不能仅仅归因于外因的影响。
(5)社会风险大面积大幅度增加
随着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整个世界的社会经济体量在前所未有地大幅度增大，其构成方式日趋复杂化，影响变数也在急剧增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70]庞大经济体量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形成涉及面广泛的联动性，造成复杂叠加的社会风险。习近平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71]加之全球化及互联网的广泛传递及助推效应，使得社会风险不但传递速度快，容易波及整个世界，而且其负面效应也会随之迅速乃至加速度地增大。不仅如此，社会风险还会在心理上给人们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从最好的方面说，不确定性具有混乱的性质，给人以不舒服的感觉。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它给人以危险感。”[72]这种不利影响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形成一种社会焦虑现象，而且这种社会焦虑现象反过来又会加重社会风险。
(6)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无论是从认知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为了满足资本增值的本能需要的角度看，人们一味地自恃其自身前所未有的“强大”能力，试图征服和统治大自然，对大自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式的滥采滥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进而严重损害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生存环境。“自1750年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将1000亿吨的碳排放到大气中。”[73]不过，在当时，由于认知能力的有限、治理能力的低下及治理资源的不足，人们对于这一严重的问题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从根本上予以治理，致使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恩格斯指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74]而在世界现代化的中级阶段，随着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破坏的现实状况日益严峻，随着认知能力、治理能力的提高及治理资源的初步具备，人们开始强调尊重和顺应大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就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日益紧密的合作，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二战结束后世界现代化出现的新趋势和新问题告诉人们，通过这些新趋势和新问题的倒逼，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有的放矢地及时调整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路线，以此有效地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即将到来的时期提出的不是后现代问题，而是增长方式的选择问题，或新的现代性问题以及这一进程所包含的新的现实生命力和文化转型问题。”[75]
3.后现代性并非现代化的接续者
现代化无疑有其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拥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76]对于现代化的问题及负面影响，许多后现代性学者们从多个方面给予了激烈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比如，后现代学者们对于资本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人本身形成的统治和压抑、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于社会成员正常生活和自由发展空间的限制以及发达的生产力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莱昂指出：“现代性，对某些人来说，一直在自掘坟墓。通过宣示人的自治，通过规制运作进程并让工具理性成为生活准则，一种变化早已拉开序幕，其结果将是惨淡的，甚至是灾难性的。”[77]还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会比蒸汽机、铁路和电力在20世纪带来的挑战大得多。……现代如果测试失败，可能导致的就是核战争、基因工程怪物或生物圈的彻底崩溃。”[78]
就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言，后现代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类似批评和反思是一种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提醒。这些批评和反思有利于现代化进程当中弊端的矫正，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推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后现代性学者们的许多观点当成一种与现代化理论相伴而生的现象，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必要补充。但同时还需要看到，后现代论者们的相关论述尚缺乏系统性。他们的论述既包括音乐、艺术、建筑风格的内容，也包括哲学、社会理论等多方面的内容，显得杂乱无章。而且就总体而论，他们重视批判，而缺少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正如有学者评论道：“后现代至今依然在无名中生存。除了解构现代性以外，它无法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立场，甚至连解构也是在现代性立场之内，而不是在现代性立场之外进行的。”[79]“后现代的转向不是置换。解构不是颠覆，它在为现代性强基固本，为现代性开疆拓土。”[79]
应当看到，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哈贝马斯正确地指出：“我们仍生活在现代——而不是后现代。”[80]虽然字面上看，后现代一词本身容易让人产生某种错觉，即：现代化时代不久就会结束，所以应当考虑现代化之后的事情亦即后现代性的问题，换言之，后现代性应当成为现代化的接续者。客观上讲，后现代性完全不具备成为现代化接续者的条件，无法成为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替代性的、接续者的社会形态。这是因为，一是后现代性并不具备不同于现代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亦即大工业以及市场经济的一种新型物质生产基础，并以这样一种新型物质生产基础为支撑。二是后现代性也不可能具有不同于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基本价值理念的、新型的属于“后现代社会”自身的基本价值理念。相反，后现代性赖以存在的物质生产基础和所拥有的基本价值理念与现代化并无二致。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断言，后现代性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接续者，而只能成为现代化的必要提醒者或补充者，以此来扮演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许多弊端现象的有益矫正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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