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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等为核心的新兴数字技术逐渐向乡村地区延伸覆盖。2018—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数字技术、数字乡村等方面作出了系统性、全面性部署。《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全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达到39.1%，以数字驱动的数字乡村发展迈向新的阶段。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实现了与乡村各领域的有效融合，催生了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转型道路及新的发展机遇，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观念等发生了深刻变革。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来看，数字技术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数字技术在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难题，目前学术界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机理、问题导向和实践指向的理论化、内生性、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因此，对现存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与持续跟踪，并提出契合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的突破路径及推进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一、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数字技术的引入对乡村发展来讲，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发展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数字技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正以新的思维理念和技术方法融入乡村建设各领域、全过程，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等维度为乡村振兴带来全新发展机遇，推动着乡村数字化转型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见图1）。
（一）数字技术集聚生产要素推动乡村展业转型升级
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乡村高质量发展，需不断优化乡村资源要素。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优化乡村资源配置的关键抓手。一方面，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生产要素，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数字技术依托数据驱动有效释放了数据要素的价值，最大限度发挥了以非实物形式存在的数据要素的可复制性、共享性、便捷性效能。通过优化乡村资源要素配置方式，数字技术激活了生产要素的价值潜能和利用效率，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乡村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在减少资源消耗、提升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和模式，驱动着乡村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市场对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互联网+农业”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乡村产业发展的信息壁垒，缩小了时空距离，降低了产业纵向发展的门槛，推动产业朝着市场化需求方向发展。同时，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融合体现为乡村产业的数字化发展。例如，数字技术与乡村农业、生态资源、旅游业的融合，在提升乡村自然景观、民风民俗等文化价值的同时，促使全产业链智能化得到升级改造。总之，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扩大乡村产业覆盖面、延长产业价值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基础资源，而且可以优化生产要素的种类、结构及供给质量，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二）数字技术发挥驱动作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价值
人力资本作为依附于人的各种知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质量总和，是推动实现乡村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因素。数字技术助推乡村技术型人才通过强化专业技能，统筹乡村振兴各类资源和力量，进而提升乡村决策的高效性、科学性，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激活人才发展引擎。农民借助智能设备和数字技术挖掘、整合、利用信息，并通过融合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实现智慧农业、共享农业等新业态发展。同时，农民自身在数字化应用过程中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得到提升和凸显，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农村人力资本注入新的活力，为激发农民不断提高自身数字素养与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优化人力资本配置。近年来，随着教育、科技等资源强有力的投入，农村劳动力水平不断提升并逐步成为乡村振兴的新优势。数字技术更是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价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打破了农村原有劳动力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限制，将传统劳动力从重复性和消耗精力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通过弥合城乡发展鸿沟、畅通市场化信息渠道，将现有乡村人力资源与管理流程进行整合重组，引导并促使其更加专注于创新或从事更具价值的战略性活动，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工作效率。
（三）数字技术畅通信息渠道，助力乡村文化传承创新
数字技术的引入不仅能有效解决乡土文化所面临的遗失及碎片化困境，使乡村文化得以激活和赋能，而且消除了城乡数字文化资源互动障碍，优化了乡村文化建设环境，实现了公共文化的共建共享。一方面，数字技术拓展乡村文化传播渠道，提升乡风文明水平。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土性和地域性不断削弱，原有传统的、独特的乡村公共设施和文化空间逐渐消弭。数字技术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乡村文化传播方式的局限，破解了乡村文化遗产的传承难题，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介质和载体，开辟了乡村文化传播的新空间，在增强乡村传统文化吸引力的同时留住了乡村振兴中“文化的根”。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激活公共文化资源，实现文化振兴。数字技术以其数据聚合、算法优化和用户交互的优势，打破了三大产业的边界，推动文化服务方式向平台化转型，加速乡村公共文化供应链的协同与共创，助推并形成广泛参与、精准匹配、资源共享的乡村文化传播格局。乡村文化借助5G网络、VR、人工智能等手段，以虚现结合等技术实现了文化立体式呈现，使原有内容传达出不同的情感和氛围，在提升人们的沉浸感和体验感的同时，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以及文化审美与娱乐消费的一体化发展。同时，数字技术以其高互动性、高体验性等特点，更新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和宣传渠道实现了统一管理。
（四）数字技术更新发展路径，引领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就乡村可持续发展而言，创新是“第一动力”，绿色是“必要条件”。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为乡村高质量绿色发展、高水平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助推“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一方面，数字技术助力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数字技术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以其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等优势为乡村绿色文明发展提供新路径，推动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变革。数字技术改变了以往高能耗、低效能的生产模式，从平台构建、数智融合等方面助力，通过采集、加工、处理生产数据，降低了乡村生产及改革创新的不确定性，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对生产方式进行调控，在减少资源浪费的同时促进乡村生产方式、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升级。数字技术弥补了原有乡村振兴绿色生产的知识体系缺口，强化乡村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气象、农业、交通等领域的数据融合互通。同时，技术与生态的融合激活了部分乡村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资源，创新了群众开展生态旅游的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乡村生态文明领域发生多学科多领域融合聚变的“化学反应”。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生态环境是实现乡村发展和振兴的基础。数字技术的赋能实现了对乡村环境的实时监测和预警，为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提供了技术支持。数据汇聚和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引入，增强了村民对乡村生态污染的科学防范意识，重塑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格局，创新了乡村生态领域的治理路径和模式，推动了乡村生态环境的科学变革，为群众提供了更加适宜的生活环境和更加智能的生活空间。
（五）数字技术重构治理方式，助力乡村治理联动融通
“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指向，其治理方式和治理载体的概念不断被丰富拓展。数字技术在降低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协商成本的同时提升了治理的质量，助推乡村治理方式的适应性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为多元乡村主体协同提供渠道。在传统单向度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乡村组织的局限性使其难以高效应对基层事务的复杂性，在治理过程中易陷入治理方式保守固化、治理成本冗杂、治理效率低下等困境。数字技术的引入为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充分发挥其易连接优势及开放性特点，解决了多元治理主体难以完整有效把握治理活动的问题，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担共治。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助推乡村治理模式实现多元化和高效化。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环节及内容繁多杂乱且创新意识不足，降低了治理效能。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实现了乡村治理方式、场景的多元化，提升了乡村服务效能。乡村治理方式不再仅仅体现为正式组织或制度，如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通过挖掘“铺仔”潜力来提升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有利于干部与群众面对面、心对心交流，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作为颠覆性创新的数字技术，催生了乡村变革的新文明，其所包含的技术要素、技术原理、技术规范与乡村发展实现了全方位的深度融合，为乡村各领域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带来了发展流程与模式的创新，使乡村呈现新的特征与内涵。但受城乡建设惯性思维等因素的影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还存在诸多短板，限制了数字技术的嵌入及赋能作用的发挥。
（一）产业可持续发展支撑不足
一方面，产业数字化转型技术驱动不足。发掘新的驱动力来促进产业转型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在数字化不断重塑传统产业的过程中，借助数字技术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力，是提升乡村产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着力点。就现实而言，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基础设施、技术资金投入及主体数字能力等仍难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无法构建起数字技术运行的多维基础供给平台。如乡村发展的“资金弱势”导致难以吸收社会资本，数字技术“下乡”力度不够致使大型化、智能化生产设备应用率不高等，乡村产业弱质性制约着乡村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另一方面，农村数字产业抗风险能力不强。数字技术的发展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但在推进数据资源共享、知识技术传播等方面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技术咨询、农机制造等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及配置尚未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推广。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对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价值发挥仍停留在粗略、泛化阶段，甚至出现“数据孤岛”现象。同时，乡村产业经营者缺乏数字化管理能力和信息化风险意识，不善于对数字产业的风险进行前期预判控制，面对无以逃避的数字风险更是束手无策。总之，产业数字化资源供给节点的松散化、碎片化，城乡之间信息对流与联通的滞碍，数字技术的非均衡扩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技术的效用发挥。
（二）数字化人才培养效果不佳
一方面，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农村数字化人才培养并非一蹴而就，需遵循其成长规律。而现实中，乡村数字化人才建设缺乏对现状的系统性分析、前瞻性的规划和布局，缺乏系统性、长期性的制度体系支撑及全过程的跟踪培养，农村数字化人才培养的资助平台及资金扶持机制仍不健全。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乡村间分层日益突出，呈现各具特色的行为逻辑和发展样态。乡村资源禀赋的差异及技术供需的错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培育的低效率、差异性，导致乡村技术型人才的非均衡数字技术赋能。同时，培养内容未能聚焦农村数字化人才的优势领域、战略性领域，培养过程中出现形式主义，背离了培养初衷。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乡村数字化产业是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乡村底色、乡村服务的深度融合，是多领域的交叉与整合，对数字化人才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作为乡村振兴主力军的农村青年群体，其数字素养欠缺、传统思维固化，对数字技术的理解仅停留在“感性认知”阶段，易出现数字技术运用的迷失和脱域。究其缘由，培养范式的顶层设计及选人育人方案的缺乏，导致该群体岗位培训难以落地，培训方法及过程粗糙，培养模式单一泛化，缺少精准化、阶梯式的培训设计，面向新生代群体的培养内容与乡村振兴关联性割裂，未能较好地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数字化人才的全方位供给，给数字技术赋能增添了现实难度。
（三）数字文化品牌建设滞后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图像识别等数字技术不断涌现，数字文化产业应运而生，成为丰富村民精神生活、传承民俗文化、展现乡村风貌的重要形式。一方面，受城乡间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不均衡的影响，乡村经济发展仍相对滞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主要依托地域特色生态景观、特色民俗风情等传统领域，以数字技术提升乡村文化产业水平的渠道或方式较少；乡土特色文化仍以陈列展示及静态保护为主，数字文化建设也较多呈现为数字图书馆、广播等简单的数字文化形式，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较窄，乡土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性未得到较好传承与保护，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以及人才助力，现有数字化乡村文化市场规模小、品牌建设经验不足且同质化严重。乡土文化数字化多体现为简单的技术嫁接或模仿，乡村文化辨识度不高，未能打响“自家招牌”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数字文化生态，当地文化资源未得到充分挖掘，且未贴近、融入群众生活。社会各方力量尤其是村民对数字文化产业概念认知不足，对乡村数字文化品牌建设热情不够，建设过程中出现规划不足、急功近利、盲目投资等问题。综上，乡土文化数字化建设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暴露出特色文化资源开发进程缓慢、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不充分和持续性不足等问题，数字化技术逻辑与原有乡土文化主体性之间的适应困境和耦合难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数字技术价值的发挥。
（四）生态建设技术运用不到位
一方面，乡村生态建设技术投入不足。农村生态建设信息的及时反馈是把握乡村生态建设状况的基础工作。但事实上，低耗能的智能化农业装备、草畜配套绿色生产技术、农业污染处理技术等层面的数字化基础建设投入不足。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0%以上。但由于农村环境问题点多面广，加之农村人居环境、水源水质、村容村貌维护等层面的动态监测信息化手段缺乏，乡村管理者对农村生态环境整体形势把握不够精准，存在问题解决不及时等情况。另一方面，农村生态信息化管理滞后。数字技术在乡村生态建设领域效能的发挥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和应用场景。但在实践中，组织、制度、法律等生态数字化的配套保障不健全，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领先于制度建设，乡村生态建设过程中仍存在生态数据不清晰和不规范、数据割裂、数据安全风险较大等现象。农村人居环境监测体系不健全、监督管理手段缺乏，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标准、农产品质量检测与评价技术标准等绿色标准体系构建尚未成熟，在农村环境服务智能化建设中未形成以数字技术打造的环境治理管护平台，现实中信息孤岛、信息独立等仍是关键堵点，严重阻碍了数字技术红利的释放，降低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进而阻碍了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五）治理冲突导致共治失效
一方面，数字技术与管理体制间存在冲突。数字技术的赋能创新了乡村经济、公共服务、生态等领域的治理手段，成为基层政府转变职能的动力，但在其嵌入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制约与困境。具体来讲，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源，数字技术通过平台为主体间协同提供了媒介支撑，激发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意愿，提升了其协同参与能力。受传统科层制中部门间条块分割影响，乡村治理体制呈现块状化、碎片化，出现了部门之间各行其是、牌子林立的局面，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与以传统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形态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技术现代性与乡村传统性之间存在冲突。数字技术的科学化赋能使乡村治理方式更好地满足了群众需求。但在乡村治理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型中，现代化治理工具的不适应加大了治理难度。乡村事务具有复杂性特点，尽管数字技术通过数据驱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乡村社会复杂性以数据化呈现，但数字技术固定化模式和运行规则不能完全匹配农村的乡土语境及乡村治理的复杂性，更无法使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治理的“成本”与“收益”实现平衡。面对乡村社会关系复杂性的冲击以及对数字技术效能的过度评价，乡村治理主体自动忽略或抛弃了乡村组织原有的治理能力，将数字技术作为实现有效乡村治理的唯一工具，治理过程中出现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甚至出现行为失控风险。
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突破路径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是一个多领域多层次的复合场景，其赋能效应已由简单的生产生活便利迈向“整体智能”的全面革新。应聚焦赋能过程中的现实梗阻，进行多层面的纾困引导，不断发挥科技的现代化价值。
（一）兴产业，强化产业数字化基础支撑
乡村产业发展是集技术、资金、市场等多资源要素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应加大对农村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发掘和释放数字技术促进农村产业转型融合的潜力，实现产业前后端的延伸、上下游的拓展，加快农业全产业链的发展。
第一，扩大乡村产业领域数字技术的研发运用。加大数字化农业装备和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实现数字技术的自主有效供给。深化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与农业生产、流通等领域的融合，以数字技术赋能农村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环节。如围绕耕地土壤、种子、水资源、肥料和农药利用等，进行单项技术研究或集成技术研究；通过“大数据+”将农产品进行电子化标签，再结合现代物流实现优势互补，建立更广阔的市场销售网络。通过开发数据价值，实现数字技术在农业技术、农机装备、农村价值链发展等领域的高效赋能。
第二，提升农村涉农信息服务的服务质量与集约化水平。注重乡村基础设施的技术化、智能化升级，选择“最适宜的”数字新基建满足不同产业发展要求。完善乡村数据分享机制，通过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实现乡村产业要素的高效整合与流动。提升产业经营者协同意识，推动各区域间形成数字化发展的新架构，实现协作的实时化、规模化。依托数据资源发展多类型协同业态，为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搭建协同生态体系，为数字技术高效赋能创造有利发展环境。
第三，增强农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乡村产业韧性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坚持以金融精准化支持为基本抓手，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鼓励数字金融机构为农村产业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创新性金融服务。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通过探索多元化融资模式，全面推进农业保险数字化转型升级，提高乡村产业的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构建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根据乡村产业数字化的阶段性特点不断进行产业优化调整，确保数字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
（二）育人才：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
乡村数字化人才培养是观念的转变，更是战略的主动，关乎数字化背景下乡村的高质量发展。应立足顶层设计，重新审视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填补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数字化人才缺口，统筹解决乡村数字人才在数量、质量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现存问题，确保数字技术驱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第一，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构筑育人格局。立足时代发展和乡村振兴之需，把握好乡村数字化人才培养方向。结合市场化需求，加快乡村发展重点领域创新型、实用型人才培育，拓宽农业传统学科范畴，促进生物技术、科学技术在涉农领域的应用。加强乡村振兴重点地区培训基地建设，拓展校企协同育人范围，实现教育与产业融合互动。构建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评价体系，鼓励乡村数字化人才深入乡村实践发挥技术新优势，在提升数字技术与人力资本耦合度的同时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型。
第二，丰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培训实效。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对岗位特点和培养对象进行系统分析，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完善培养机制，实现培训的定制化、个性化、阶段化、持续化。注重培训方式的信息化、多元化，增加农业科教云平台优质培训资源供给，构建符合实际需求的差异化、组合型培养模式。聚焦关键领域，通过发挥数字化人才培养示范带动效应，激发数字化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第三，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强化人才支撑。倡导尊重数字技术、尊重人才创造的价值理念，积极探索构建数字化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乡村数字化人才培养、认定、激励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健全乡村数字化人才培养平台和资金的扶持机制，通过加大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财政投入力度吸引更多的数字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如以长期制度安排代替短期政策激励，通过税收优惠、创业支持等政策完善乡村数字技术人才保障激励机制，为数字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及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助力。
（三）塑乡风：构建特色数字文化产业
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是基于乡村独特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依托科技和市场运作形成的一种产业形态。文化产业数字化赋予乡村文化具象化、拟人化、智能化的表达，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力。
第一，加强乡村文化领域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技术效能。重构乡风文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资源的保护等，应注重乡村文化资源挖掘，充分利用各种传感器、传感网络、数字终端等基础设施打通数据采集、网络传输、检测计算等数字链条，获取真实、完整、一致的高质量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数据资源。通过加强数字乡村博物馆等乡村文化数字平台建设，使村史村志、文学技艺等内容以动态化、数字化场景呈现，为丰富乡村文化产品和提升文化服务供给水平提供保障。
第二，建设富有地域特色的数字乡村文化品牌，重塑乡风文明。强化数字技术对乡村文化产业的内容支撑、创意提升和价值挖掘作用，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通过数字技术构建乡村特色文化符号、创新特色文化形式表达、更新文化时代内涵来活化乡村优秀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坚持包容审慎、鼓励创新的原则，强化对乡村数字文化新产品新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乡村特色文化发展留足安全发展空间。
第三，健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数字化支撑体系，实现文化振兴。乡村特色数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自然人文资源打底、社会发展环境支撑、数字技术赋能、多元经济产业联合的有机统一体，应围绕乡村数字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研发需求，集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部门资源，推进乡村特色文化的数字化转型共性技术研发。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乡村数字文化企业，并鼓励文化产业之间构建数据汇聚平台，形成优势互补，推动联合发展，提升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市场活力。
（四）净生态：优化生态技术化管理创新
构建支撑农业农村生态发展的数字技术体系，塑造绿色、低碳的数字农业生态，是破解农业农村资源环境突出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第一，注重乡村生态建设领域的数字技术运用。加快绿色生态技术研发，推进农业农村科技创新，做好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体系、农业生产与经营体系等领域的推广应用。通过“互联网+”发挥数字技术的系统化、精准化等应用优势，实现农业生产生活信息化、高效化。优化乡村生态数字化管理模块设置，运用统计调查技术、遥感技术等对山水林田湖草、农业生态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进行数据汇集和综合监测。通过设置固定监测站掌握农作物生长环境，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土壤采样，实现施肥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推动乡村生态的数字化管护平台建设。扩大多元资本在农村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中的融资渠道，构建政府、企业、农户等多方参与、各展所长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健全乡村环境基础设施管护及数字化治理规程，明确边界、压实责任。借助物联网、遥感卫星等数字设备实现垃圾处理、数值监测、村貌监控等人居环境预警研判，进一步为农村生态资源保护和规范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第三，确保数字化管理机制的长期有效运行。建立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长效管护机制，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开通并健全农村生态管理“互联网+监督申诉”端口，将数字化监督实效纳入环境管理考核指标体系，使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农业数字化建设进程。持续完善并构建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农业生活、生产、经营领域技术创新体制机制，以数字技术撑起农业绿色发展的“四梁八柱”，确保农村生态治理不断提档升级，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生态振兴的双赢。
（五）强治理：深化数字技术融合衔接
数字技术的融入打通了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共治空间和平台渠道，实现了乡村治理的多元协同与精准决策，被视为提升传统管理效率的工具。但多元治理融合并非简单的治理叠加，而是各种治理方式功能的互补以及组合的优化，是汇聚多元治理合力形成的聚合效应。因此，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必须促进数字技术与治理空间场景适配，强化多元共治的利益联结，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耦合。
第一，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空间适配。乡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转型使乡村公共服务空间和治理空间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趋势中推动乡村治理变革，需在保持乡村治理基础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数字技术对乡村公共治理空间的重构。具体来讲，应在遵循乡村治理的社会情境前提下，建立多层次、本土化的数字化乡村组织治理体系，打造与自然生态、人文需求相匹配的立体化、数字化生产生活治理空间体系，增强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环境的适配性。
第二，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技术支撑。基层治理遵循的是政府、市场、社会、群众等多元主体分工协同的共治模式。深化数字技术的融合衔接，激活多元主体的治理动力，需将各治理主体的技术赋能作为前提和关键，并在遵循国家政策与技术规制的前提下，丰富治理主体参与渠道，实现数字赋权适当地从政府向群众、社会的让渡，进而赋能多元主体以科技的力量保障行动共治目标的达成，实现乡村治理“技术在场”的多元协同治理景象。
第三，注重多种治理方式的融合衔接。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在开放交流中调整传统科层体制的治理方式与治理格局，遵循并利用数字技术运作规律和技术优势，实现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融合交互、保障数字技术的柔性嵌入。强化部门间对接与协同，做好线上线下、城乡间治理衔接，使乡村数字化治理趋于公开化、透明化、多元化。
本文来源：公众号“乡愁中国”
编 辑 | 张明一
责任编辑 | 杨文根
审 核 | 叶俊 沙垚
监 制 | 罗仕银
总监制 | 曾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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