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的分流退出，成为年底高教界关注的一大热门话题。
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正式实施，这也是自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以来，我国学位法律制度的首次全面修订，其中对学位授予条件有明确规定。
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高校都开始实施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清退了长期“留级”的博士生。在高教界看来，这些举措实则是在为《学位法》的实施做准备。
博士生的分流退出在国外高校早已是常规流程，但为何在国内高校实施如此之难？展望将来，如何全面建立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进一步提高博士生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最高学历教育评价改革的一部分，这些问题需要加以深思。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端，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持续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强调要优化培养过程，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分流退出机制，可以说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顾名思义，这一制度通过对在读博士研究生进行筛选和考核，对不适合继续进行博士研究生学习的学生，实行博转硕分流或者直接退出的机制。
此前，国内已有14所知名高校试点博士分流退出机制，而在《学位法》2025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立足于分流退出制度的“严进严出”，将成为博士生培养过程的新常态。
5%和50%
近年来，博士扩招是国内外高等教育的普遍发展趋势。
从2013年到2023年，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从7.05万人增长至15.33万人，10年间数量翻倍。截至2022年，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已经超过千万人的规模，博士生也超过了60万人，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
而放眼全球，在国际高等教育界，博士生分流退出制度其实早已成熟。
例如，美国许多顶尖高校一直以来都实行严格的博士生分流淘汰制，一届博士生中约50%会被分流或淘汰，以确保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耶鲁大学2020年的博士生分流比例甚至超过80%。
相比之下，目前我国博士生分流退出率尚不足5%，且主要以自然退出和被动退出为主，差距明显。
一位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留美博士在提及40年前他在美国读博期间的博士生资格考试至今印象深刻，并表示“仍旧感到痛楚”。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生的高淘汰率，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博士生培养质量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准。
其实，在国内，博士生分流退出的主张早在1986年就被提出，随后多年的相关管理文件中也多次提到畅通分流渠道，完善分流退出制度。
分流≠被淘汰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博士生分流并非意味着“淘汰”。实施分流退出制度的目标是帮助博士生准确评估自身学术发展预期，并以此合理安排学业进度。
博士生分流退出，不是为了淘汰而淘汰。让每一个学生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通道，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