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山坳上的中国》：回望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冉叔聊斋夜读（第3集）
人们都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本期的“冉叔聊斋夜读”，我们就一起来重读那本在当今回顾80年代时，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当年号称现象级的经典之书——《山坳上的中国》；并由此稍稍展开，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美好岁月和温暖时光。
一、奇人奇书
奇人何博传。
广州人，中国未来研究会学术组与预测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未来学首批研究者之一，《营运学》学科概念的提出者。
孤儿出生的何博传，1962年毕业于广东师范数学系，学生时代就参加过我国第一代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十年文革斩断了他年轻时的梦想，动乱结束后，执教于某中学。后因他写的《三分世界》文章，在广东学界引起不大不小震动，为人瞩目而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
1981年至1988年就已在国内外发表文章60余篇、合作专著3本，其中关于中国危机问题的一组论文，在国内外反复被转载，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2005年，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被三联书城推荐为对中国近20年影响最大的图书之一，成为近三十多年来社会学、未来学领域里最具公众影响力的作品。
奇书《山坳上的中国》。
1989年，《山坳上的中国》一经问世，立即在国内引起轰动，当年传说全国书商疯狂印刷了“七百万”册，通过各个渠道高价销售。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冉叔坐在余家头校园青年苑的风雨亭中随意翻看报纸，无意间瞄到了一条书评消息，按照惯性思维，立马跑到老图书馆一楼的书店，可惜的是该书已经卖断货啦。于是，我就匆匆忙忙穿过宏伟的苏式教学大楼，快步走出校门，坐公交车赶到了红钢城的那家周末常溜达的邮局报亭，在书摊上如愿抢到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国》。回到宿舍后，便旁若无人地通宵达旦，一口气把整本书读完，真是痛快淋漓，大呼过瘾。
首先，翻开书本第一页，引入眼帘的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行动”。开门见山，醍醐灌顶。
全书约38万字，定价6元，首印13.5万册。全书共分为十八章，包括：编者心声、代序、经济大地震、工业的困难与农业的隐患、第三产业难产、新窗口的纷争、速度与区划战略、大桶上的两块短板、最可怕的一个冲击波、生态危机-留给子孙的遗产、“忘恩负义”之罪、中国干部的水平能排世界第几位、 一个“黑洞”、教育的困境、十大危机的报复、穷人的假上帝、希望中的忧虑、我们的疑难、 一堵高墙、未来的挑战和代跋（中国问题学）。
本书是一曲呼唤忧患意识的醒世歌；有关80年代中国发展中面临种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疑难、困境和危机尽在其中。此书以激扬的文采，从直观的社会学、未来学、问题学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可能遭遇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固有国情中的诸多缺陷表示忧虑。
特别是，何博传首次倡议建立一门与“全球问题学”相对应的“中国问题学”专门学科。正如该书责编许医农在《编者心声》里所说——“这是第一部对现实中国作描述性研究的书”，“是不甘落伍沉沦的炎黄子孙书写的并非危言耸听的《盛世危言》”。
比如，在第十六章“我们的疑难”之“举步维艰”中，何博传对建设科学城的疑难，当年就提出了几个问题：
1、地区力量太弱。按日本科学城建设委员会主席石井的说法“科学城首先要作为一个转移工业革新力量的有力工具”，而我们不是着眼于转移、开拓新的科研场地，而是着眼于“科学城”本身，因此根本的困难在于地区力量太薄弱。（建议重庆科学城的规划建设要争取列入国家总体规划汇中去，上升为国家意志）
2、凝聚力不足。科学城是资金、人才、技术高度密集，长时间营造的系统，需要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起作用。
3、提防保守传统作怪。科学城建设需要一批有胆识，有创造潜能，有才学，敢作为，肯献身的任人物，最怕的就是保守传统从中作梗。
4、“抢珠”之争是否会重起。比如科学院系统与高校系统的人才之争；科学城与两江新区协同创新区定位与人才之争。
5、科研管理体制与人事管理体制的改革。如何真正破除“唯论文论”，切实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等等。
目前，成渝双城正在如火如荼建设西部科学城（重庆科学城+成都科学城），上述几个问题，如今回头来看，貌似任然有一定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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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温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
余家头的四年青葱岁月，我始终牢记张一公教授“务必认真学好专业”的谆谆教诲，努力学好专业课程。当时非常难得也非常自豪的是，我大学四年竟然从来没有一门课“挂科”（现在回想起来，貌似还有辣么一点点遗憾呢，不是说好的“集体卧谈+谈场恋爱+挂一门科”，才是应有的完美之大学生活校园生活么）。
除此以外，我最大的业余收获就是为了寻找忠州老乡，几乎跑遍了武汉所有高校，比如关山华工、鲁巷纺院、化工机械院、珞珈山武大、汉口同济、汉口海工、粮食学院、武汉地质、武汉钢院、中南财院、中南政法、华中师大、华中农大、测绘学院、城建学院、水利电力等等。通过节假日与老乡聚会，一是可解远离家乡求学的孤寂，二是体验了其他校园的人文气息，从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现在想起来，80年代确是一个激情燃烧、浪漫热诚的时代，是在全球化和商业化大潮逼近前，社会理想主义和人文思想启蒙的黄金岁月，貌似也是一个贫乏、肤浅、简单、“很傻很天真”的年代。
作为有幸成为那个年代的天子骄子来说，我相信大家都特别怀念纯真的大学校园生活，特别怀念那个年代的文化氛围，也特别欣赏那个年代的生气淋漓。
国门洞开，科学的春天来临，人们满怀激情，张开双臂，迎接崭新的黎明。恰似易中天在刘道玉回忆录《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序中，对80年代的武大校园所叙述的那般美好：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
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
其实，关于书写美好80年代的书籍还有很多，冉叔聊斋夜读，简要介绍下个人认为蛮好的四本图书：
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视这个在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八十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马国川的《我与八十年代》，马老师主持的系列访谈结集。访谈对象为影响深远的十二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麦天枢、梁治平。对于八十年代有歌唱，也有批判；有追忆，也有反思；有深情眷恋，也有决然告别。回望或反思八十年代，同时也是对当下时世的审视和逼问。
朱伟的《重读八十年代》，集成作者三年阅读和写作的结晶，逐一重读了活跃在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家的经典作品，条分缕析，系统解读了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10位标志性作家的作品，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
张立宪的《闪开 让我们歌颂八十年代》，立宪老师是生于1968年的“六八式”（即 所谓“生于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经历青春、在九十年代讨生活、在本世纪负责任”的一代人）。本书就是作者的一部八十年代微观个人史，由十二章记忆碎片构成，关于麻将、关于校园、关于打架、关于毛片、关于评书、关于电影、关于足球、关于买碟、关于电脑等等。
三、重读经典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我们今天重读《山坳上的中国》，如果从治学的角度看，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
比如全书涉及的方面比较宏大，内容也庞杂，数据有些堆砌，何博传老师在书中也只是提出了“一丢丢”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具体建议，后续也没有再对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开展持续深入的研究。
对此，何老师自己也在代跋中给出了有点点“何博传式狡黠”的回答—“有不少人向笔者提出询问: 解决问题的方案呢? 我的答复是: 这是领导决策问题，不是问题学的任务”。（好一个问题学的任务，好一个高情商的外交式回答，蛮是佩服！）
在此，友情提醒大家的是，何博传先生的上述论著仅仅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家之言，他按照自己特有的逻辑和掌握的信息及数据，提出当时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困难和痛苦的选择。我们今天要应用唯物辩证法加以进一步分析和判断。
其实，现在回头来看，80年代的很多专业著作，鉴于改革开放刚刚起航，难免激情有余，功力不足（有些甚至于慷慨激昂、语不死人不休）。某些80年代出道的人，因种种原因，学养还不够，只是当时机遇特别好，因此发挥得相当出色，犹如胡适在谈新诗所说的一句“提倡有心，创造无力”。
正如陈平原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所说的：
很多活跃在八十年代学界及文坛的人物，也都是这样。所谓“提倡有心”，八十年代出现很多新思潮，比如方法论啊，系统论啊，跨学科，比较文学，等等，还有很多，都是让当时人心驰神往的。那是一个热衷于发明术语及口号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提倡”；至于提倡后有无能力真正落实，那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意识到某种历史责任，于是积极提倡，最后成果不在你这里，没关系；“江山代有才人出”，“但开风气不为师”，提倡者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你别笑，这也是八十年代可爱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姚洋在《经济学的意义》一书中，当谈到“中国经济学能够形成中国学派吗”，也提出了其独到的主张：
建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这个目标非常宏大，但目标再宏大，最终还是要回到如何落地这一问题上来。
而且，经济学家一定要多做正面的研究。什么叫正面的研究，就是解释中国为什么成功的研究。
做正面研究，当然不是不要大家不去批评政府，而是如果我们想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就必须建立指导社会和经济成功的理论。哈耶克是少数以批评闻名的知名经济学家，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让他获得国际名声。但是，如果他没有写出《自由宪章》这样正面论证古典自由主义的鸿篇巨制，很难说他最终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也类似。他是大政府的强有力的批评者，但他在学术界立足的是他的货币主义学说。
同时，姚洋在《经济学的意义》第三章中，在简要回顾经济学发展的脉络后，还特别讲到：
能留下来的经济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一定是所处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伟大的思想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脱离了时代，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要产生伟大的思想，就必须对时代做出回应；只有回应时代才能产生伟大的理论。
生活在中国的这个极具变化的时代，就要关注当下中国最紧迫、最显著的问题。单单就新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来说，现在要回应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西方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问题，发展出一套对应的理论。我们生活在中国，更了解中国，就要给出自己的解释，不能任凭别人去解释。
四、出版背后的故事与花絮
为准确陈述历史，避免以讹传讹，兹将公众号“凤凰涅槃1960”于 2021年2月1日，分享的 “《山坳上的中国》诞生背后的故事：读何博传老师写给我的信”中有关该书出版的故事花絮摘录如下（也从另外一个视角表现了敢于说真话的何博传老师）：
何博传老师在2013年12月7日给王振仓先生的信中，特别作了以下四点说明（备注：文中“我”即指何博传老师，以下同）：
1、关于《我不是》一诗，这次在苏州，我又正式告诉大会组织者：请说明，该诗作者不是我，而是称为“子页”的诗人，听说他在西安工作。此诗我当时是放在“一堵高墙”一章作引语，是编者改放在前面，致引起误会。我为此反复作过说明。这次唐先生在苏州大会上更正式作了说明。
2、《山坳》其实是一本很普通的书。原为重庆出版社约稿，1986年交出，分“背影”、“实体”“幻觉”三部分。很快因反“精神污染”，重庆立即退稿。编者附函说：“这样的书，怎样出啊？”后来，香港连载了。1988年因许医农的工作，才在贵州人民社付印。当时我只拿出“实体”部分给她。
《山坳》那时造成的“影响”，纯属偶然。一是，当时有中新社记者在《羊城晚报》以《山坳上的奇人》为题说到，中共中央“人手一册”；跟着，《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人手一册”。二是，该书是1989年四月上市的，北京通知“停印”。当时出版社只印出九十几万册，但承包销售者已收订书款，却还欠书商一百多万册无书供应。书商不要退款，坚持要书。结果承销者，一位女老板多次被告上法庭，还在庭上哭了几次。这是她到我校时当面跟我说的。
这大概也是引起全国书商疯印此书还售高价的一个原因。原价几元的书，通常以十几到上百元出售。兰州市政府便来函说要付六百元购六本，因为“火车站一百元一本，已无书”（此信我转给了出版社）。我校当时一万多人，此书高价售出十几万册。人类学系主任的夫人，一个人购入七百本，凡认识的人都送。后来贵州出版社曾找到六个不同版本的盗印版。
我一位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是广州一位书商。我曾问他印了多少，他避而不答，却说：“我一位朋友，从沈阳运出来的《山坳》，至少六十万册。他们不是在一个地方印的。”后来关于“七百万”大概就是这样传说来的，不可作准。不过，这个数未计香港两个版、台湾两个版（还有一本杂志，有一期全本就印“山坳”）和美、日、韩文版的数字。
3、《山坳》其实是有很多毛病的书。我校的一些“领导”对我最大的批评是“无组织，无纪律”、“你还是不是一个国家干部”之类。我们的老系主任，副校长、博导，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权威”，公开禁止在学校的人阅读《山坳》。他的理由是：“你们知不道《山坳》是什么？《山坳》就是上不去！”学校人事处处长还在办公室公开宣布：“何博传是中山大学的危险分子，我的办公室就是不准读那本书！”作为一个学数的人，《山坳》不过是用最简单的方法陈述最简单的事实，我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莫明其妙地抬举我。我不断回答他们说：“《山坳》最大的毛病，是说得不够。譬如，当时写‘现在干部怎样做父亲’，如果现在来写，就是‘现在干部怎样做人’了。可见《山坳》并没有什么预见性。”
《山坳》如果还有一点点小价值，可能在几个我生造的词上吧。例如，在1988年11月《读书》杂志一个座谈会上，当时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苏绍智教授说：“‘政治生态危机’是何博传的创造”；又如，一次在校园碰到我校古文献研究所的陈方正教授，他对我说：“我查过了，没有‘臭化’这个词。”（他说的是我写“臭化知识分子”那句话）。可能是因为我不懂，乱造几个词，反而觉得“有点意思”。
4、还有“抄袭”一说也有点意思。韩愈曾说自己“学艺无成，耻艺成”。一个学数的人，1986年写出不三不四的《山坳》初稿，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有“学艺无成，耻艺亦无成”的难过。所以，二十多年来我都不想提此事。我还经常劝我的学生和新旧师友，不值得再去读那本书。什么能源、教育、干部、交通、经济、生态、环境，乱七八糟，我自己从来没有研究过，也没有计划再“研究下去”，更不想以这些东西来谋饭。《山坳》中大量数据，肯定是人家的，我已努力就重要处列出资料来源。但如果每个数据都列“出处”，这本书根本无法读。（后来出版社告诉我，许多数据错误是排版造成的，跟数字太多有关）。其中我有一个错误是，1983年在一个会议上看到一份讲第三产业的打印稿，上有一组数据，作者按数据得到一个回归方程。我引入了第三产业那章书中。因为看到的是打印稿，我只保留原数据上的出处，回归方程出处反而未标出，并且用了“读者容易得到”的话。这是华罗庚爱用的话。因为从一个数据表，得到一个回归方程，那是数学系一年级学生的作业。我们会认为那个数据表比方程更重要。
1988年的书出得非常匆忙。书出后，我发现不少问题。1991年香港三联出《山坳》修订版时，我把第三产业中讲“对策”这一节全删除。其中就包括那个数据表和回归方程。不过错已造成。十几年后，得到回归方程的那位作者，成了国务院级的大专家，写出大作说我抄他。那倒是真有此事。幸好我对“第三产业”说并无兴趣，《山坳》之后，从未再为此写过一句话。
五、致敬“敢为天下先”的何博传先生
时过境迁，光阴荏苒。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我们今天来重读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发现30多年前书中提出的有些问题还能切中眼下时弊，依然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触动，给予我们一些新的启发，由此对何博传老师的历史使命感和视野前瞻性更是深表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想到了在那个激动人性的年代，忧国忧民，奋笔疾书《山坳上的中国》的何博传先生。
在20年前的中国，能象《山坳上的中国》集中描述研究中国现实危机问题的书，在国内应当说还是第一部；古往今来所有的“敢为天下先”者，无不冒着种种风险，但是倘若心中没有国家与民族安危大局的人，也不可能具有共闯改革难关的历史责任感。
正如罗马俱乐部的工作曾引出 “世界问题" 的概念一样，从整体结构和关系去研究本书提到或未提到的这些问题，应当可以建立一门 “中国问题学”。
此情此景，我不禁在心中默默朗诵起了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的金句：
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的作品。
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些书，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在机制的一部分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
最后，我坚信：伴随国内经济学界对相关命题的持续研究和对“中国叙事”的完美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定会迎来光辉灿烂的明天！
致敬敢为天下先的何博传老师！祝愿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2版。
2、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
3、姚洋，《经济学的意义》，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年4月第1版。
4、刘道玉，《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
5、王振仓，“《山坳上的中国》诞生背后的故事：读何博传老师写给我的信”， 公众号“凤凰涅槃1960”，2021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