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知道胡耀邦，但胡耀邦并不认识我
文化
2024-08-29 19:23
山西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
他是我的父辈，比我大差不多30岁。他在运动中被批斗、靠边站的时候，我只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学生。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运动，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我父亲在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务长，胡克实当时任副教务长。他们算是同事。后来我父亲和胡克实都调到北京工作，相互来往并不多。运动中，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克实也不能幸免，靠边站了。我当时无所事事，加上在湖南时就熟识，于是就去看望他。他住在北京富强胡同甲6号，是一所不大的平房四合院。见面的具体情况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我在跟他说话时，从一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我一看，这不是胡耀邦吗？胡耀邦本来住在胡克实的隔壁，也是一所平房四合院，但比胡克实这边大一些。“文革”开始，胡耀邦一家被赶了过来，同胡克实挤在一个院子里了。 胡耀邦坐在我们旁边随便聊了起来。当他得知龙潜是我的父亲时，连说“龙潜我知道”。胡耀邦就这样认识了我，从此我有事没事就往富强胡同跑。我和他逐渐熟了起来。去他那里的年轻人、干部子弟很多。有的是为父母的“问题”去找他的，有的就是去闲谈。他对大家都很亲切，像长辈对待晚辈一样，大家也把他当作父亲一样的长辈，都叫他耀邦叔叔。他总是以“小贝”称呼我。有时闲谈到吃饭的时候，许多人起身告辞，他总是挽留大家，但由于人太多，大部分都走了。我则常常留下来，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因此也同他的几个孩子，如大儿子胡德平、二儿子刘湖很熟悉。
耀邦叔叔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男朋友。有一次去他们家，开始先同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的孩子们聊天，另外还有两三个年轻人。聊着聊着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个男青年。他个子很高，但看上去像个娃娃，我还以为他是一名中学生。这青年很健谈，高谈阔论，颇有一点炫耀自己，我也没在意。半个多小时后，胡德平过来，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看那人怎么样？”我随口说：“不怎么样。”胡德平说：“这是我爸爸给你介绍的男朋友。”我大吃一惊，便进屋去问耀邦叔叔是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笑，不说话。我说：“耀邦叔叔，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了解他吗？”他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我又问：“你了解他吗？”他却仍然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很有才，但和同级、上级的关系往往不太好。不过，这么多年来，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我说：“我是问你了解他的儿子吗？”他笑着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至于他的儿子，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去看嘛。”我当时真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这青年后来真成了我的丈夫。我们的“红娘”就是胡耀邦。我儿子出生后，便叫耀邦叔叔为“红爷爷”。后来听我婆婆说，一次，耀邦叔叔请客，我公公婆婆，还有莫文骅夫妇和外交部一位老副部长夫妇。席间我婆婆对耀邦叔叔说：“感谢你给我们找到这样一个好媳妇。”莫文骅夫妇和另一对夫妇听了笑着说，你还管这事啊，那好，我们刚巧两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家，你也帮着介绍一个。耀邦叔叔说，好，你们两家孩子一男一女，正好可以当亲家。其实那女孩子比男孩子大好几岁，根本不合适。胡德平事后埋怨他父亲乱开玩笑。耀邦叔叔后来对我说，中央文革曾指责他开婚姻介绍所，他说他介绍成功的，其实只有我们这一对。我在北京上学和工作后，妈妈一直在长沙工作和居住，所以时不时回趟长沙。耀邦叔叔是湖南人，我返京时，经常给他带点家乡的东西。耀邦叔叔是不收礼的，通常别人送的东西他都谢绝，但我带给他的东西，他收。记得一次我给他带了一筐湖南的桔子，这种桔子很好吃，他很高兴，说：你开桔子铺啦？我说我是打你的旗号向人家要的。他一惊：怎么打我的旗号？我解释：“我给长沙的同学说，弄些好桔子，我回京看望耀邦叔叔时带给他。他们都特别乐意，所以找了最好的。”他听是我的同学，这才放心，马上把胡克实家的孩子叫过来――分桔子。当时，我妈妈在长沙轻工部门工作。一次回长沙，我要妈妈给我弄了一套72头的瓷器餐具，回京看望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时带了去。耀邦叔叔说：小贝，你这是干什么呀？看那样子要拒收了。我说，你以后请我吃饭，就用这个。他这才说：好呀好呀。在他眼里，我是孩子，又从来无求于他，所以我给他的东西他才收。这套餐具大部分他都分给了克实叔叔家。1974年批林批孔，上面发话，说胡耀邦家里是“黑帮子弟窝”，去的人一下子少了，但我还去。胡德平惊讶地说：“都说我们家是‘黑帮子弟窝’，你怎么还敢来？”我说：“我父母都已经出来工作了，不是‘黑帮’，我当然也不是‘黑帮子弟’了。”胡德平连说：“真勇敢！真勇敢！” 我曾在耀邦叔叔家里多次见过伍绍祖。运动中他受到严厉的批判，日子很不好过。当时耀邦叔叔自己还没有工作，却把伍绍祖介绍到王震身边工作。我在耀邦叔叔那里，几乎没有听到过他说哪个干部不好的话，唯一说过的是当过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但也不是说安政治上不好，只是说安待人接物上好像有什么不妥。安子文的女儿是耀邦叔叔儿子的女朋友，耀邦叔叔并没因此就反对他们相处。他说，安子文有毛病，但女儿是女儿。他说安子文的“坏话”，大约也是因为这层关系吧。记不得具体时间了，一次我去耀邦叔叔家，只见他和他的大儿子胡德平的脸色都很不好看，好像两个人刚刚争执过什么。我就问怎么了？耀邦叔叔不说话，胡德平则颇为愤愤地说：你听我爸说的什么话！他说毛主席知道他和胡克实挤在这所小院子里，很快就会要他出来工作了！事到如今，他怎么还这样想？他们这些人，怎么还这样？正是因为他们这样，才有今天的境况。我当然不好说什么。耀邦叔叔见我来了，把话岔开，尴尬地说：开个玩笑嘛！我责备胡德平：你怎么对你爸爸这样说话！德平这才不说什么了。我被分到科学院工作时，科学院还有不少下属单位，我不想去下属单位，而想在院部工作。我请求耀邦叔叔给科学院有关领导说句话，谁知他只是笑，不说话，闹得我摸不着头脑。胡德平在旁边说：我爸爸帮人有一个原则，就是困难时帮，雪中送炭；但想好上加好，锦上添花，他就不帮了。我这才知道他笑的含意了。那时上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被称为“工农兵学员”。耀邦叔叔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满妹，几个孩子中她最小。耀邦叔叔也很爱女儿，他要找门路让女儿上大学，简直易如反掌，可他没有这样做。那时，他名义上还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但已受到批判。科学院举行了周总理的追悼会，由他主持。会开完了，人都散了，我还站在那里，默默看着他。他也久久地站着，显得瘦小、苍老，用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四周。他就这样站了许久，直到有人招呼他，才缓缓地走了。我一直在他身后，没让他看见我——恐怕当时的他对什么都“视而不见”。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科学院的领导找我去，逼问胡耀邦跟我说过什么？我说，他说我理论水平不高，要我好好学习。那些人说：你现在还给他涂脂抹粉！他们气坏了，说我年纪轻轻，立场竟然如此。威胁我说，科学院是绝密单位，像我这样的立场，在科学院呆不住。我已不太在乎，呆不住就呆不住，总得给一碗饭吃吧。过了两天，我去耀邦叔叔家，路上东看西看(看有没有人盯梢)，转了一圈才走进去。结果第二天领导找我去，说你又去胡耀邦家了，原来还是有密探盯着我。我反而因此出了名，不时有人来对我说当时运动的一些内幕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希望我转告胡耀邦。接下来是胡耀邦被科学院的各个局轮流批判。到我所在的外事局的时候，领导还事先找我谈话，要我发言，说我同胡耀邦接触多，知道他的“右倾言行”，要我揭发。我当然不会发言，但那时的会还不能不参加，再说，我也想见见耀邦叔叔。我去了，找了一根柱子后面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坐下。一会，耀邦叔叔来了，那时他还可以坐在台下。我从后面看他，人好像又瘦了许多，脸色憔悴，完全是个老头。我的眼眶又湿了。批判时，一些问题时不时要他回答。有人问邓小平对他说过什么？他总是说他在科学院做的一切由他自己负责，不说邓小平一个不字。还有人逼问他，都有谁给你反映过问题？他说：人家反映情况，是正当的，因为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我听了，那是我的责任，不能怪人家。他从不上推下卸。后来又在红塔礼堂召开过一次全科学院系统对胡耀邦的批判会。这次，胡耀邦、李昌(当时任科学院副院长)都在台上接受批判。我早早去了，找了个比较靠前的位置，想再看看他现在怎么样。批判会中间不时喊口号，喊“文革”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我举手；喊打倒邓小平、“胡耀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时，我不出声，也不举手。四人帮倒台后，我去耀邦叔叔家。家里一片欢腾，耀邦叔叔也精神焕发，赞赏地对我说：“小贝，那次批判我的会上，我在台上看到了，凡是喊小平和我的口号，你都没举手。我当时真是很欣慰，没有白疼你们！”我没想到当时的情景他竟看到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政，耀邦叔叔也重新出来工作，先是担任中组部部长，后来很快便担任了总书记。担任中组部部长后，他搬回了原来的院子。这院子同胡克实家的院子是相通的，一些来找耀邦叔叔的人就先到胡克实家，再去找耀邦叔叔。胡克实可能觉得这样不好，再说他自己也去地震局担任了职务，工作很忙，便把那相通的门堵上了。耀邦叔叔担任总书记后，再次搬家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随着他地位的高升，工作越来越忙，我也再没去打扰过他。1986年，耀邦叔叔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我想去看他，但不敢造次，先去问胡克实，可不可以。胡说可以，但不要说是去找胡耀邦，说是找他的孩子。我去了，警卫果然问找谁？我说找胡德平，我们是好朋友，这才放我进去。这是个很大的院子，他的四个孩子也都住在这里。德平见我来了，颇有点惊讶，然后同我聊天。他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没事。过了会他又问：有什么事？我这才说：可不可以看看你爸？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免了吧。我只好说：那请你代我向他问好。德平说：谢谢。我心里想，好不容易来一次，还不知道以后来不来得了，就这样走，很不甘心，于是又去看刘湖。刘湖是耀邦叔叔的二儿子，从小寄养在陕北老乡家长大的，他一直随这养父的姓。刘湖当时是经贸部科技司的司长，很健谈，我们便聊了起来。到吃中饭的时间了，我起身要走，他说在这儿吃饭吧。我当然想留下吃饭，这样就可看到耀邦叔叔了，但嘴里却说：不太方便吧？刘湖痛快地说：有什么不方便的，过去又不是没吃过，今天怎么“装”起来了。我终于又看见耀邦叔叔了。他好像更瘦了，整个精神状态同我此前在电视上看到他主持中央工作时生气勃勃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我说：耀邦叔叔好！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他说：我相信，我相信。我还想告诉他一些外面的消息，他的夫人李昭说：吃饭吃饭，莫谈政治，莫谈政治。我只好收住了话题。耀邦叔叔的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本来都是很淘气的，吃饭时也都默默地吃，不说话。耀邦叔叔吃了菜里的一块肉，看样子还想吃一块，却看着李昭。因为身体的原因，李昭限制他吃肉。李昭看了一眼，轻轻说：吃吧，吃吧。他这才又夹了一块。我当时真想哭，忍住了。饭桌上没什么话，刘湖正要和我说什么，李昭再次说莫谈国事，刘湖也闭上了嘴巴。我当然更不好说什么了，就这样默默吃完饭，大家到院子里。我问：耀邦叔叔，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还好。我说：没别的希望，只希望耀邦叔叔保重身体。他说：谢谢，谢谢。给我的感觉，他整个人都憋在那里。这时孩子拿出围棋来，他便和孩子下起棋来。我也过去看了一下，好像孩子们都故意让他赢。回来后，我对一些朋友说起耀邦叔叔的情况。不少人都想去看他，但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据说是耀邦叔叔自己关照不要放看望他的人进去。这一年的春节，我再去看望耀邦叔叔。对警卫说找胡德平，答说不在；又说找刘湖，也说不在；谁都不在，到远郊疗养去了。后来从德平那里得知，耀邦叔叔是不想那么多人去看他，躲出去了。记得运动时期时去看望他，在我们议论运动的种种不是时，他还时不时插话。当然不像我们那样激烈，但可看出他的态度。这次，他竟什么都不说，连一句怨言都没有。我心里总是惦念着他。我惦念着什么时候再去看他。可是，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1989年4月15日，耀邦叔叔去世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去他家。到了灵堂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号啕大哭。我心里想：耀邦叔叔，我们对不起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给了我们那么多帮助，我们在你这里找到了温暖，找到了勇气，找到了信心；可你困难时，我们却不能给你任何帮助。现在想起来，我又能给胡耀邦什么帮助？这也不是我能帮助得了的，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我的哭声惊动了德平，他出来拉我起来，并劝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又有什么用。刘湖的爱人也哭，说：爸爸，你有什么就说呀，为什么对你的亲人都不说，为什么对医生都不说，你硬是心病憋出来的呀！刘湖的爱人是医生，知道耀邦叔叔完全是因为心病的原因，身体才迅速垮了下去。胡耀邦追悼会，分给国家计委8张票，有我一张。我同丈夫共拟了一幅挽联，上联是“高山仰止，拓荒总履险”，下联是“瓢浆甘兮，饮水常思源”。我想请人写，人家说最好自己写。我的字写得不好，但练了练，还是自己写了。后来，好多文章都引用过。时光如梭。我同耀邦叔叔相识往来，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去世后的头两三年里，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复，一想起他，就不由流泪，尽管我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谁也躲不过。现在，虽然情绪早已平静，但我仍然深深怀念着他。我同胡耀邦有过那么多的接触，却没有一张合影。现在，当我怀念他的时候，只能回忆我同他交往中的一个又一个画面和镜头，回忆他当时的音容笑貌。这是永远的遗憾了。（来源：贝璐瑛口述）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yao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yao邦与平 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1995年11月，耀 邦诞辰八十周年，《炎 黄 春 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 央 党 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那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 央 党 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无论如何，胡yao邦都是中国当代历史绕不开的人物。而《胡yao邦与平 反冤假错案》则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断面，它生动地再现了胡yao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多渠道停售，而先知书店深知其价值所在，经多方争取，复活了少量库存，售罄即止。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抢先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