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母校潢师已经35年了,当年才十几岁的我已经年过半百,母校也被一变再变,只有这座老大门还能历经沧桑而坚定不移。1986年,我从罗山一中转学到光山县寨河中学,目的就是要报考潢川师范。按照当年的规定,潢师招生限于潢、光、息、新、商5个县户籍的初中应届毕业生。我的户籍在光山县文殊乡,就不能随罗山县学生报考信阳师范。虽然当时费尽周折也基本能将我的户口迁移到罗山,但是想到三年后毕业“须分配回户籍地工作”,将要漂泊异乡,就放弃了。中考之前要进行预选考试,按照分配名额,总分排名靠前的学生才有资格报考中师中专,而且必须是应届初中毕业生,没有留级复读经历才行。全省统一命题中考语、数、英、理化试卷,光山县要加考政治、生物、历史、地理一张卷共60分。我考了444.5分,顺利被潢川师范录取。考分出来以后,考生们都纷纷来到县教育局确认志愿和体检,看到那么多高分的考生被师范和中专学校录取,重点高中就过来抢考生。我们一个个被徐副局长劝说“回家商量商量改读二高”。我倒不是家里供不起读高中,父母一直坚称在读书问题上要把我们兄妹6人“一直供到份儿”,除非自愿放弃。我当时选择师范而放弃高中的主要原因是厌倦了学习英语,想早一点脱离农村,吃上商品粮,捧上“铁饭碗”(考上师范就农转非,不再是农业户口)。笔试成绩入围以后,报考师范学校的还需要面试。面试由师范学校派人到各县组织进行,项目比较多,如体育的往返跑和立定跳远,美术的素描写生和美术知识,音乐的唱歌和节奏复现,测评普通话的朗读等。记得我当时没穿运动鞋,赤脚在二高食堂的水泥地上又跑又跳,唱的是《十五的月亮》。写生是画一只茶杯,面试的老师说:“画得挺好,但是摆着这个杯子的把手明明在左边,你为什么画在了右边?”我只好解释说在右边觉得更顺眼更顺手。
暑假里的一天午饭后,我们文殊乡邮电所的中年邮递员沈锋来到我家,头戴一顶草帽,扛着一辆28大杠的永久牌自行车(当年有钱也难买到),身上已经被淋湿。他从帆布邮包里取出没被淋湿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全家人都喜出望外。“一家两兄弟考上学”的消息也立刻不胫而走。母亲交上2元邮费,又问:“你吃饭了没有?”他说从大刘村送信转过来,遇上下雨,还没吃饭。母亲就赶紧做了一碗面请他吃。雨停了,母亲说:“自行车就放这吧,天晴了再来骑车”。那人不肯,又肩扛自行车出发了。
带着兴奋和期待,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潢川师范。根据面试情况,我被分到了音乐侧重班——86级8班。全班52人,男生24名,女生28名,是比较少有的男少女多的班级。我的座号是37号,同桌是38号魏博士。记得后来在一次欢送实习老师的班级联欢会上,我说了个单口相声,把全班同学的名字编进一个故事。下面就是全班同学的座号和姓名。第一次参加军训,第一次穿上校服,第一次睡8人一间上下铺的宿舍,新鲜感满满的。戴上铝质白底红字的“潢川师范”校徽,自豪感还是挺足的。教室的座椅是单人单桌单凳,但是各班还是按照每排8人,2人课桌挨在一起,算是都有同桌。只有考试的时候,课桌椅拉开距离,单人单桌。教室后面的黑板是学生办黑板报用的,一般是全班同学轮流办黑板报,学校定期评比打分,也是各班宣传委员的主抓工作之一。那时学会的一项本领是用棉线勒粉笔在黑板上打暗格,仿佛木匠用墨斗打线,又快又好。那时潢师的建筑布局比较简单,东门进来的主干道(后来叫名人大道)还没有硬化,教楼后面那一段路是我们捡石抬土参与完成水泥硬化的。潢师三年学制,每届8个普师班,教楼满用,红综楼几个班就安排下教室了。潢师创建于1907年(清光绪33年),时称光州师范传习所,后相继易名为光州官立初级师范学堂、单级师范、女子师范、简易师范、九区联立师范、河南省立潢川师范学校、河南省潢川师范学校等。比这个百年老校历史更久远的是校园里的碧湖,是明代嘉靖十四年进士刘绘从重庆太守退居家乡疏浚沟渠所建,取名玄湖,后更名元湖、碧湖。东往西俯瞰校园可见:我们毕业后在男生院北边新建了一栋楼,白色教楼的南边新建了一栋大楼,食堂的东边新建了大礼堂,操场的西端建起了一栋艺术楼。鸟瞰碧湖,更能感受到“碧湖”这个名字非常贴切。湖水碧绿,温润如玉。湖水绿色的原因主要是水浅,缺乏活水。校园南半部高处的生活用水的废水排进湖里,湖水溢出来就流淌到北边的大排水沟。市政的排水沟污水污泥很少被清理,所以那时这条排水沟就是一条臭水沟。记得三年级时,有一天因暴雨,排水沟的污水倒灌进碧湖,把碧湖里的鱼儿呛死呛晕很多。人们纷纷到碧湖边捞鱼,先是在岸边捞,后面就很多人下水捞。我不会游泳,当然不敢冒险下水。正在“徒有羡鱼情”心存遗憾的时候,熊同学下水了,他在入水口那里伸手摸鱼,一些被呛晕赶往入水口寻找自来水的鱼就轻易被捉。老熊抓,我和大鼻子在岸上往蛇皮袋子里装,很快就搞到半袋子鱼。回到寝室,几个人便畅谈起怎么享用这难得美味。最后决定:把鱼拿到饭店去加工吃掉。于是,一帮人带着鱼到校外大街上,问了好几家饭店,终于把鱼卖给饭店老板,我们在饭店大吃大喝了一顿,一袋子鱼抵了饭钱,还有进账,真是一次特别的下馆子开荤经历。潢师的碧湖比清华的荷塘更大,比北大的未名湖更规则更开阔,环湖小路绿树繁花,是潢师人散步的绝佳去处。碧湖南边有一条比较宽阔的小路,两边绿荫浓密。靠湖边是一行垂柳,路南边的坡地被阶梯式绿化,水杉、桂花和雪松,阴翳蔽日,清凉宜人。小路两旁设置了石椅、水泥树墩等,可以坐下来聊聊天,看看书,发发呆。碧湖北面是一大片树林,种满了修长的水杉树,冬如千支长矛,春似绿塔林立,非常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记得当年熊同学在那里读书时,居然在草丛中发现一只大团鱼,当然是野生的。湖边砌得很齐整,北边和西边都用水泥砌了约一尺宽两尺高的围栏,可以坐在上面休息或看书。北边的围栏格外幽静,我常常晚自习后绕到这边,看着湖水和对面教楼陆续关灯的教室发呆。二年级时有段时间很是彷徨,总是失眠,许是看《少年维特之烦恼》(从学校图书馆借阅的)陷进去了。好几次夜不能寐就躺在碧湖边的水泥围栏上。凉风习习,耳边回响起《荷塘月色》所述的“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宁静的夜晚,让人浮想联翩,憋出一些所谓的朦胧诗 ,也品味到“选择诗歌便是选择了痛苦”的个中滋味。那时的校园并不是封闭式管理,市民可以随时进出校园。记得有一个夜晚,我们的同学在碧湖西边的围栏上坐着聊天,跟市民小伙子发生了争执,被那小伙子一把推进了碧湖。看热闹起哄的同学立马聚集起来,呼喊着,争吵着,及时赶到的保卫科姜保全科长拿着电棍,在众人簇拥下把生事双方带去了派出所。
“碧湖文学社”是潢师文学爱好者的向往之地,主要是张光庶(光山籍)、张芳云(息县籍)等老师负责,好像是要经过选拔才能进去,不定期开展活动。我们几个经常凑在一起在教楼四楼的团委办公室畅谈文学,拿当时报刊上的朦胧诗品头论足,争着往河南大学的诗歌报投稿。记得1988年春,学校邀请了海燕出版社编辑、《金色少年》主编刘育贤给我们讲儿童诗写作。学校里爱好文学的老师也不少,记得有一次在张芳云老师家里听他指导,印象很深的是教我们怎么利用不连贯时间完成创作作品的时候,他打比方说如架桥,大意是先把几个桥墩做起来,再用桥面连接起来就成了。他爱人肖定丽也是文学爱好者,后来成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好像就是通过他们才邀请到刘育贤老师来讲座辅导的。在报刊发表作品毕竟不易,所以《碧湖报》就成了展示潢师人诗文作品的好地方。每期铅印出来后,全校师生人手一份。我虽然当时也很热衷文学,但是并没有发表过只字片语。记得我写过几万字的小说《姐姐的弟弟和弟弟的姐姐》拿给柯安生老师,他用红笔写了数百字的批语,肯定了我用“日记体”写小说的独创性,也从文学作品赏析角度给予了点评指导。后来我修改誊写花巨资邮费3块多钱投稿出去(好像是《中学生文学》杂志社),结果如泥牛入海,期待了好一阵子,也心疼了好一阵子。我上学期间一直是理科成绩更好,但是初三之后就喜欢上文学。在潢师参加学校作文竞赛获过奖,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和小说,投稿很多次,无数次幻想成为作家,但是连编辑部的退稿信都没有收到过。尽管如此,心中的文学种子还是未曾泯灭。潢师的地势基本是两个海拔,北半部的操场和碧湖地势较低,其他区域要高出三四米。操场很大,4条煤渣铺的跑道,内道400米,应该是标准的田径运动场。那时还没有在操场上建升旗台。记得有个冬天我们在红综合楼教室,下课时大家在教室外面晒太阳。地上有一个据说是训练飞行员的铁架子(查了一下名叫飞行滚轮),魏同学上去之后,这个推一把,那个推一把,直到他累得不行了,大声喊停要下来时,同学们还是这个推一把,那个推一把。魏同学先是跟大家一样,觉得好笑,后来就又急又气了。下来之后,发生了争执,有个同学就一脚下去,把滚轮推将出去,滚轮越滚越快,滚落到主席台,弹跳着,飞快地滚向操场。大家先是一惊,心头一紧,看到飞轮没有伤到人,大家就哄然大笑起来。操场的东北角有几棵大树,周末的时候,我有好几次把鞋放到树下,爬到树杈上看书,困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学校每年举办田径运动会,铁饼和标枪这样的项目都有,撑杆跳高也有。我们868班女生多,女子项目拿分优势明显。那时的体育工作还是很扎实有效的,体育各项成绩不达标是不能毕业的。记得长跑项目累得我几乎虚脱才勉强达标。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听到高音喇叭响起音乐,那么多人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起床洗漱跑到操场集合进行跑操。水龙头不够用就到碧湖边洗脸刷牙,那几分钟的奔忙简直不亚于救火的节奏。我那时候希望赶快毕业的原因就是摆脱早起跑操的痛苦——晚上睡不着,没睡好还必须早起,实在难以忍受。这栋外墙红色的综合楼仅有两层,应该是校内仅次于南大门的古老建筑,砖墙瓦顶,木门钢窗,非常坚固,据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潢师第一栋教学楼,是数届潢师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那时的学杂费很少,每学期的学杂费好像是40元全包。当时物价也便宜,“万元户”也很少,坐公共汽车从文殊到光山票价4角5分,从光山到潢川一块多。不过也还是能省则省,记得毛笔字练习基本是在旧的作业本背面写,舍不得买旧报纸练字,更别说毛边纸甚至是宣纸了。篆刻和书法创作需要宣纸,就买一两张珍惜着用。这栋综合楼是个筒子楼,二楼贯通走廊。一楼则是中间部分被打通做图书馆,从南边开门;两边则是4个教室分别占据楼房4个角。二楼是理化生的实验室。我们868班三年级的教室就在红综楼的西北角,跟867班隔着走廊门对门。教室的后窗户在马路边,所以外面看进来很方便。那时这个全校女生最多的班级吸引了众多男生的目光,特别是晚自习停电的时候,窗外的眼睛格外明亮。那时晚自习停电是常有的事,大家纷纷点起蜡烛,晚自习照样各忙各的。
红综楼的一楼中段是学校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管理员是李文举老师,他做事认真,不苟言笑,据说书法水平很高。那时我就很羡慕图书管理员,可以很方便地看很多很多书。我们借阅图书需要用借书证,每次限制册数。不能进到图书馆里面挑选,不能亲自看看书架上摆的是哪些书,只能通过窗口借书还书。所以我们主要借阅名著,这样就不至于排队半天被“没有”——“没有”——“也没有”搞得尴尬,也免得耽误别的同学借书还书。记得我借阅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文学简史》《福尔摩斯探案集》《漫谈小说创作》《骆驼祥子》等。好书一到手就巴不得一气读完,所以往往到了熄灯时间,寝室的灯被统一关掉,点蜡烛会被查寝扣分又影响室友休息,就只好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书。爱学习的室友魏同学技术比较好,能点着蜡烛看书,用伞遮住而不被查寝发现。
红综楼东边就是主教学楼,贴了白色瓷砖,所以常被称作白教学楼,4层,除了每层一间休息室,其余全是教室,南北通透,采光和通风很好。那时潢师的培养目标很明确,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严重违纪的学生可以被开除学籍。开齐学科,每天7节课,还要上早自习晚自习,各科期末考试仅给一次补考机会,挂科不予毕业。有些科目,期末考试是全省统考,难度较大。基本功“三笔字”(粉笔、毛笔、硬笔)、普通话、简笔画和音乐、美术、体育有不达标项目的不予毕业。学业成绩和思想表现优秀者评比表彰奖励。记得奖励标准是奖金25元,如果请客到外面搓一顿,1碟油炸花生米1元,1升啤酒2元。学校还组织我们受表彰学生集体春游新县,参观了苏维埃首府、香山水库等。学校每学期发助学金,按照考评将学生分成三个等级,一等发16元,二等8元,三等就没有了。那个时候大家都穷,记得1987年4月我们班准备组织全班同学春游,因为上学期“先进班集体”有奖金200多元,就需要每个同学出3元,才购租一辆车去鸡公山的租车费,再凑几毛钱买彩色交卷……就这,我们最终还是因经费问题没能春游。我们八六级8班开始被定为“音乐侧重班”,但后来在课程开设等方面并没有跟其他班级有什么不同。不过在师资配备上还是有所体现。一年级班主任袁明宽就是音乐专业的老师,他是潢川来龙人,那时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工作热情很高。学校联欢会,他会极力推荐和辅导我们班的学生上台表演,入学不久我们几个就在全校联欢会上表演了器乐合奏《彩云追月》和《拥军秧歌》,国伟吹笛子,我们几个吹口琴。一下子带动了全班同学学习吹口琴,早晚课前教室里练习吹口琴成为一道风景。我会吹口琴是初中时我大哥教我的,我那时喜欢用大哥给我的那把回声口琴,大家都是用重音口琴,所以老师常安排我领奏。每个同学都有一个抄歌本,把歌词带简谱抄写下来练唱练奏。所以广播电视里流行什么歌曲,我们就很快会唱出来或演奏出来。我本来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小时候姨妈来我家,兄弟姐妹都打招呼就只有我不说话,姨妈就拿出美食说谁打招呼就给谁吃,我宁可不吃也不愿意说话。所以伯父得知我考上师范的时候就说:“你都没嘴,怎么当老师啊?老师就是靠嘴皮子吃饭的。”他这话触动了我,担忧促使我设法改变自己。于是在袁明宽老师说学校要搞联欢会,看有没有谁能说相声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可以,袁老师问:“你之前说过相声吗?”我就谎称自己说过,其实我不过是在初中时听到有个老师在学校联欢会上讲过单口相声《靴子落地》觉得挺好玩罢了。于是袁老师就让我和魏同学说相声,先后表演过《俏皮话悼词》《排队与加楔儿》《打针》《方方和圆圆》。每次背词之后就去袁老师宿舍排练,袁老师指导很细致,我们演出也很成功。后来每次学校联欢会我都表演说相声,我逗哏,先是魏同学捧哏,后来是大鼻子赵同学捧哏。我之所以乐此不疲,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次表演结束,演员可以凭学校发的晚餐券享用一碗面条,极其难得的免费夜宵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记得打饭的厨工看到是我往往会来一句“说相声的啊”,说着会用勺子多舀一些,装满饭碗。后来魏同学没参演,我就打来夜宵跟他分着吃。饱餐之后,睡觉特香。我们班是一个不太好管理的班级,三年有4个班主任,二年级时教我们《文选与写作》的柯安生做班主任,他文学素养好,沉稳严肃,但是我们异常活跃,经常惹是生非,他想尽办法管理班级,记得各班参加歌咏比赛,全员参与,我们班参赛歌曲是《黄河在咆哮》,我们夺得第一名,柯老师就买来苹果奖励我们。后来教我们哲学的肖乃慧老师接着做班主任,商城人。肖老师是个学霸,戴着眼镜,很有学问但并不学究,会弹吉他,班级联欢的时候她用吉他弹唱,平时像个大姐姐。三年级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何作林老师,商城人,刚从河南大学毕业的文学爱好者,教我们文选与写作课。他很平易近人,平时我们称他“老何”,有次被他听到我这么叫他,我连忙改称“何老”。我们班的集体优势是音乐素养,这在合唱比赛上显示出优势,我们参赛演唱的《英雄赞歌》也是名列前茅。三年级时陈文革老师组建“潢水合唱团”,团员是我们全班同学,迅速大大提升了我们班合唱水平。我们排练合唱过长征组歌的《过雪山草地》《报喜》,以及《黄水谣》等,张同学指挥,吕同学领唱,四个声部。那时潢师的音乐老师基本都辅导过我们,每个老师都有绝活。女杨明老师教过我们舞蹈《什么是美》。我们领略过男高音罗国柱老师的《乌苏里船歌》,欣赏过朱立刚老师的二胡演奏和他作曲的《战士爱祖国》。语文课分设为《文选与写作》和《语文基础知识》,这种分设更加科学,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母语课程设置相似,一边学习阅读写作,一边学习语音语法。 语基老师先是刚刚从信阳师院毕业的韩燕老师,特别的温柔,还没褪去几分学生气。记得她上课时没收了黄同学的书,说:“皇冠,你上课看小人儿书,我要告你老师……”她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我在她那里看到过她发表在她母校校刊《远方》上面的诗歌,每行诗都是不用标点分隔的长句子。后来是卢健老师,他上课很认真,扁桃体发炎了,声音嘶哑了也还是要坚持细致讲解。《小学语文教材教法》这门课的是陈维国老师,他是留校任教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任学生科科长。1987年9月学校成立学生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后来做了副校长,附小校长。教我们口语表达课的是吴国珍老师,她和864班班主任苗凤祥老师都是普通话测试员。潢师特别重视推普,普通话达标关乎能否毕业,每个班设立一名“推普委员”(我们班是唐霞),专门抓学习普通话。1987年5月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检查团来验收学校“推普”工作顺利通过。也就是在那一年,学校把4月份定为“推普月”,那个月为了迎检全校动员,每天晚自习全校“推普”。据我日记记载:4月3日晚自习时,我写几何作业被学生会带红袖章检查员抓住,记名,按规定公开批评,扣德育分2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狠抓推普,我后来才能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拿到了“一级乙等”证书。从我1988年6月16日的日记看,我那时确实不知天高地厚,幻想着自己当作家,当相声演员。记得当年潢川的确有过一场文艺演出,来的明星并不是相声演员姜昆他们,但是我和大鼻子愣是在剧院那里转悠了半天,最终还是买不起门票跑回来了。我当时非常崇拜笑星,所以看到当年我用炭笔画的姜昆李文华旁边还写了一句话,后来应该是自我感觉口气太大就涂抹了,其实仔细看还是能看出写的是什么狂言大话。
教我们毛笔书法的是副校长刘光辉,他很注重形象,每天都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上课时拿毛笔蘸清水在黑板上示范,严肃认真地讲解笔法。学校的书法比赛,我用钢笔临书《玄秘塔碑》,获奖并展出了。我们每人有一块小黑板,专门练习写粉笔字。这些基本功的底子打好了,让我们终身受益。教我们解析几何课的是胡清海老师,他很幽默,上课喜欢逗学生笑。还记得他在介绍笛卡尔的时候故意扯高嗓门用英文发音的腔调。后来王斌老师教我们立体几何,多面体大家学得还比较有意思,后来学到旋转体的时候就比较有难度了,什么锥台、棱柱之类确实考验空间想象力。教我们代数和微积分的是大帅哥、867班的班主任袁明老师。学习代数、函数、集合学、组合学还好学,后来学习微积分的时候就比较难了,记得偏偏遇上抽考这门课,有不少人补考。黄晓镜老师是毕业留校任教的高材生,教我们算理和教材教法,这门课对于数学老师来说至关重要。李德宽老师是一个老教师,她教我们数学教法的时候善于举例,可以感觉到她对小学数学教材和课堂都很熟悉。我这几十年听课当中有很多小学数学课,觉得很多数学老师就是因为缺乏算理和教法学习才上不好数学课的。每每看到有的老师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清醒学生绕糊涂的时候,我就巴不得请他赶紧补修这门课。
教我们化学的是张振宇老师。他善于鼓励学生,记得在学习癸烷分子结构的时候,让我们比赛,谁能画出癸烷的75种同分异构体形式就给奖励。记得我还真画了,用了半个本子,张老师检查没有重复和错误,就奖励了一支铅笔。张老师为人和善,整天笑呵呵的,记得在一次书画展上我们看到了他的“指书”作品,就是用手指蘸墨汁创作的书法作品,当我们带着不可思议的好奇问他时,他只是笑笑而已。教我们物理的彭老师主要教力学、光学等,现在坐高速观光电梯时还会想起那时学的“匀加速直线运动”与超重失重感的联系。他曾经开设讲座,记得在介绍相对论的时候他打比方:同样是半小时的时间,等车就觉得很长,谈恋爱就觉得很短。三年级物理是刘老师教的,她主要教我们学习电磁学,“左手安培定则”等理解起来还算容易,考试物理就很难得高分。教我们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是杨树伟老师,后来做了副校长。那时他从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不久,当年帮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1989年4月,他就组织我们报考河南大学的自学考试,他帮我们弄学习资料和报名注册,后来我们在1991年就拿到了全国统一自学考试的大专毕业证。我们的《琴法》课老师是雷承松,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作曲家。他讲的乐理比较深奥,属七和弦、协和音程等概念太多了,我们学习起来比较困难。相对于音乐理论,实践性强的琴法也是很不好学。琴法课不达标就不能毕业,所以在考试琴法的前夕,学校的音乐院琴房是很紧张的,不管早起有多早,夜晚有多晚,赶去琴房都是排队等着练琴的。练习和考试都用的是脚踏风琴,学校琴房和风琴的数量有限。到了考试的日子,我还没练熟八度伴奏的《小草》和用和弦伴奏的《杜鹃》,情急之下就采纳了同学找人替考的建议。旁边一个并不认识的八五级学姐说愿意帮忙,她替考弹奏很顺利,然后雷老师就问姓名考号之类,我以为我的名字有点像女生姓名能蒙混过去,结果还是被雷老师识破了。许是看我可怜,雷老师没有罚我,只是让我限期自己考。没办法,我和大鼻子就跑到潢师附小(当时潢师附小的校长是钱宝善,大队辅导员是杨建安),在大队部里找到风琴,白天练,晚上练,点蜡烛练,终于在考试时顺利过关。后来我想起来替考失败的原因,可能是雷老师认识我或者记住我,因为我曾经自己作曲了一支歌曲,跑到潢川二中交雷老师家请他指教,后来没有下文,我估计原因是我那所作的曲在专业作曲家的眼里该是多么的糟糕。
那时还是对音乐比较感兴趣,尽管没有学习过作曲,还是敢大言不惭地作词作曲。我的毕业留言本上就自己作词作曲了两首。
教我们体育的先是梅老师,一个乐观开朗的老教师。后来是年轻的胡亚斌老师,田径和球类都很好。那时很风行气功,我们就很羡慕5班同学——可以跟着吴勇老师学习气功——大雁功。教我们美术的潘正永老师擅长版画,还记得他讲版画印刷就说“哧啦一下”,可惜没有实操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并没有学会版画。一次课上他看到我篆刻印章,就教了我一个很实用的绝招。我说章料不易磨平,蘸印泥和钤印时就不匀不清晰,他说把印纸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我尝试,果然。教我们国画和美术鉴赏的是吴昌信老师,大高个子,他很注重实践,教我们怎么勾皴点染,教我们怎么鉴赏优劣,以至于那时在观展王扶东先生的国画梅花时就能由衷领会到画家用笔用墨的精到。生物学分成3门课,曲亚明老师教我们《动物学》,在红教楼的二楼有很多动物标本,曲老师上课经常都带着标本展示给我们看。教我们植物学和生理学的是石显明老师,他讲课慢条斯理,不急不躁。上课的时候喜欢提问,回答问题情况记入平时成绩。那时学业任务重,学校管理也很严,所以学生谈恋爱并不多见。看不到学生出双入对,更见不到手拉手的情侣。过年过节的交往方式主要是写信和寄明信片。不过,十七八岁的年龄,对爱情的向往还是有的。寝室里晚间的“卧谈会”往往对异性同学进行品头论足。学校青年教师恋爱结婚的也不少,大家都很羡慕邬建老师夫妇,一个笛子高手,一个美声女高音,一起走在校园的时候就是在诠释着什么叫“郎才女貌”。黄晓镜老师那时是小鲜肉、大帅哥,娇妻也是个大美女,他们走过操场、绕过碧湖时总是吸引众多目光。
我是1989年毕业,时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李兴忠(原潢川县教育局局长),我们的毕业证书上就是他的印鉴。老乡合影留念是传承不断的传统,一般是以乡镇为单位,由三年级的学长牵头负责。这是我们光山文殊乡籍的八四、八五、八六级学生合影,那时教楼前面雪松和柏树还在,地面还没有硬化。我们毕业时,全县120多名86级同学也在教楼前拍了张黑白大合影,只是照片上误把“八六级”写成“八六届”了。1988年,我们开始办理第一代身份证,出生日期被改为阳历,住址和编号也用的是潢川的,所以后来我的档案年龄跟身份证相差一个月左右,身份证编号也一直是按照潢川籍413024开头。
教楼东边的篮球场是男生的乐土,二年级时的中秋晚会也是在这里搭台演出的。两边通往宿舍的路边,晚自习后有几个校工家属卖零食,用菜票饭票就可以买。油炸花生米是用勺子摆上花生米浇上面糊下锅油炸,一毛钱一份,形如一块圆圆的锅巴,又香又脆。有个卖零食的个子不高,嗓门很大,被同学戏称为。所卖的皮蛋可以敲一敲,剥开就吃,不需要任何佐料就比凉拌还好吃。挑选的时候就在手上抛接几次,感觉里面的蛋清颤巍巍的回颤就说明凝固好了。1斤粮票可以换1个皮蛋,我每次馋了买一个两个吃了总觉得不够解馋。等到毕业前夕,为避免我们粮食供应的断档,学校把放假的俩月的粮食供应凭证——粮票发给了我们。手握几十斤粮票的我就想:反正家在农村也不缺粮食吃。于是就豪横了一把,当天晚自习后就拿10斤粮票买了11个皮蛋,分给室友吃了两个,自己一口气吃掉了9个,可算解馋了。我们每个寝室就是一间屋子,靠着4个墙角放置4个上下铺的铁架床,两床之间的空隙用水泥砌了格子(而不是柜子),两边各一,用来摆放餐具洗漱用具等。一根铁丝从门头拉到窗户上,同学们洗过的衣服就搭在上面晾干,不让在室外晒衣服,也没有可以晾衣服的地方。每个人的两个盆除了洗澡洗脚之外,还可以放在寝室中间接衣服上滴下来的水。所以寝室地面多半时候是潮湿的,寝室光线多半是阴暗的。这也就难免出现湿疹和疥疮。记得疥疮流行的时候,手背起小水泡,奇痒难忍,挠痒时挠到哪里就传染到哪里,用高锰酸钾水洗,毛巾一下子就变黄废掉了。用校医开的硫磺尿素软膏抹,好久才消退治愈。学校食堂开水房旁边有个浴池,很简陋,水泥池子贴瓷片而已,同学们凭票入池,跟煮饺子似的,我印象中只去过一次,感觉还不如拿暖瓶用水票打开水在寝室里洗澡方便。夏天,寝室里特别闷热,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大吊扇在寝室中央。所以一到夏天就巴不得早点放暑假。到了冬天,寝室里变得很冷,铁床上薄薄的褥子床单根本抵御不了冷空气的侵入。所以我们到了寒冷天气就两个人挤到一张床上互相取暖,不过还是有的同学被冻坏手脚。我们在寝室里放了一个小煤炉子,取暖的同时,还可以在上面煮东西吃。记得有个周末,我们寝室8个人凑钱买来猪肉、萝卜、白酒,用脸盆煮了一盆大杂烩,因为有肉,又是哥几个自己亲手做的,就觉得吃起来特别香。当时潢川当地产的白酒“小上海”喝起来也够劲,哥几个划拳喝酒吃肉,把旁边寝室的兄弟们羡慕得要死。我们的宿舍楼四面与校园相通,进出随意 ,只有学生会的学生管理作息和卫生。1988年春,学校开始对男生院和女生院筑墙进行封闭管理,秋季开始实施公寓化管理,有了宿舍管理员,进出宿舍就没那么自由了。白教楼东边的篮球场,那时没有围栏,我们去教室或是去寝室都会路过这里,篮球爱好者很多,几个球篮场没怎么闲过。我们868的男子篮球实力还是不错的,篮球打比赛,几个姓张的上场就够了。那时还没有建教楼前面的那栋楼,有些同学就在教楼前打羽毛球或排球。我一直不爱运动,上学期间参加的运动会都没当过运动员,没有尝试过运动比赛带来的成功感,倒是被罗山一中时万米长跑和潢师时体育达标折磨得终生难忘。
我们的学杂费很低,好像是每学期40元。每月还发放29斤饭票和17元菜票。所以对于家庭条件差的家庭来说,供养一个中师生比高中生轻松多了。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中师生放弃高中读师范只是家庭条件不容许的无奈之举。伙食便宜,但是确实是只能吃饱,难以吃好。菜里缺乏油水,洗碗三年,没有用过一滴洗洁精,冬天也是在水龙头洗碗,却丝毫不用担心洗不干净油污——因为碗里根本就没有沾上油。秋冬几个月每餐的炒萝卜丝是主要菜品,因为量大,只能是半炒半煮,口感很差,以至于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吃炒萝卜丝这道菜。偶尔午餐有炸鱼,看着就香,整条鱼,筷子长,五角钱一份,还是只有极少人舍得花这样的大价钱享用。简版早餐“二两五分”,一碗稀饭配咸菜。一般会再买大众实惠版的油炸馍,大的四两一毛,小的二两五分,是用刚蒸熟的馒头放到油锅里炸出来的,趁热吃,外面酥脆喷香,里面绵软疏松。冬天周末早上不想起来的同学多半会请室友捎带一个大油炸馍就解决早餐问题了。中午“三干一稀两毛”即可享用干饭、稀饭、一样菜,晚餐基本也是如此。一日三餐都是到礼堂兼食堂的卖餐窗口排长队,递上菜饭票,伸出缸子碗碟,报出“几干几稀几毛”即可,厨师的口算速度极快,找回零钱一样找回菜饭票,麻利的装上饭菜。菜品别无选择,免去了同学们选择的纠结,也加快了打饭的进度。因为是一个窗口几个厨师和一队同学同时忙乱,所以拿错碗碟是常有的事,被稀饭泼到身上也是常有的事。受人欢迎的油炸馍要单独在南边的小食堂窗口售卖,所以排队拥挤问题严重,所以经常是请一个人买几个人的油炸馍。没有专门的餐厅,也就没有餐桌,没有椅子可以坐下来就餐。所以就餐形式五花八门,站着、蹲着、走着的吃相都有,我们都能练就出左手端一个碗,左手指勾住另一个碗,右手拿勺子的进食本领。很多同学打饭到寝室享用,这样就便于分享从老家带来的“好菜”了。记得我带的基本是炒腌豇豆,酸爽,脆生生的,特别下饭。同寝室或非同寝室的,赶上吃饭咽菜就会搞一点分享,常常带来满满一罐头瓶腌豇豆没两天就被吃完了,后来我就把放箱子里它锁起来,只分享给几个要好的同学。现在想来,我那时还是挺小气的。很多女生吃不完每月的29斤饭票,于是就可以赠予男生。男生正是十五六七岁饭量大的时期,“四干一稀”都吃不饱。班级里,同学关系还是很融洽的。男生洗被子之后不会套被子,女生就帮忙缝被子。经常被扣分的男生寝室,就由女生亲临指导怎么整理内务,教会男生怎么把容易被扣分的东西藏起来收起来。一般情况下,男生更加难管理,所以像我们868这样女多男少的班级经常就是“先进班集体”和“文明寝室”的得主。学校的广播室在礼堂主席台这一头的南边,每天有好几次播音,高音喇叭很是响亮。学校的通知、表扬、批评等都是从这里传到每个潢师人的耳朵里。学校的新闻报道也是从广播室传出,采用广播稿数量跟班级评分挂钩,我当时做宣传委员和通讯组长的时候就要把发动同学写稿当作大事来抓。那时最喜欢听大喇叭里播放同学们写的散文,最厌烦冬天早晨天不亮就响起准备跑操的音乐。
我们在校的时候,这个亭子的位置在南门内的院子里,其北面是梁建成开设的照相馆,所以这个亭子也是潢师人留影的取景地之一。梁师傅擅长摄影,还会拉小提琴。记得有一次班级联欢会上,他来我们班演奏了一曲小提琴独奏。学校南大门的左边是值班室,我记得当时还分配护校任务给各班。我只参加了一次护校,主要是几个同学夜晚值守在这里,那时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几个人就只是干熬,不打扑克牌,也没有手机电视,聊天困了就一个个哈欠连天。从潢师南大门出去右转几个巷子,就到了马路对面的电影院。那时我们经常在周末去看电影,从日记上看,还真看过好多场电影。潢川北城的主干道是东西向的跃进路,我们从潢师南门出去,穿过潢师附小就到了。我经常去文化宫,那里可以买到篆刻用的章料、刻刀等。为了节省,常常买破损折价的章料自己打磨,有的章料刻了磨掉,磨平再刻。有的章料6个面差不多都刻了。周末无聊,我们就喜欢在大街上转,潘老师把我们这种行为称之为“傻转”,确实是闲逛。没钱买吃的玩的,就问路边卖粉条的多少钱一斤,假装鉴定干湿就扯一根粉条在嘴里干嚼,一根粉条可以嚼食一上午。记得我爷爷说:“潢川是个箩筐地,新老潢桥一担dàn担dān”。意思是说潢川的南城和北城都像是中间凹陷的箩筐。光山南大河是小潢河的上游,小潢河是淮河的上游。小潢河将潢川县城分成南城和北城,貌似南城更加古老。小潢河上有一些机器船,主要是捞沙的,河运并不发达。也有捕鱼的,我常常因为看鱼鹰捕鱼而忘记了时间。两座潢桥相隔不远,老潢桥的建筑更让人难忘。记得当时端详了很久,感叹于设计建造者的智慧。桥墩的形状,石块的密合,都让人叹服不已。大顺门的艳丽照相馆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买胶卷,拍照之后送胶卷洗印照片,这里比较实惠。我们仨是班级里个子较矮的,体育课排在第一排的排尾,那时都比较喜欢说小话,常常因为憋不住笑被体育老师罚。1987年9月25日上午,我们仨逛到镇潢桥北头大顺门(也叫中山门)艳丽照相馆拍照留念。那时穿绿军装是很流行的,到了秋冬再戴上军帽,在军帽里面用折纸把帽顶子和一圈帽檐撑平,很是神气!裤子被称为摆裆裤,无论怎么下蹲伸腿都不用担心裤裆开线撕破,所以很受好动男生喜爱。要是有钱人家,再配上军工产品3515黑皮鞋就更牛了。潢川县城并不大,我们多是在北城逛街。有一年过年后开学,我们光山的几个同学带来了家乡特产糍粑,息县淮滨的同学没吃过,但是我们没有煎煮的厨具,一时间大家一筹莫展。那时周末只有星期天一天,我们就拿出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帮想吃糍粑的人带着糍粑上街想办法。起初我们想到的是拿给炸油条的老板给我们炸糍粑吃,又香又脆又快捷。可是问了好几家都没达成,因为炸油条都是在早上开油锅,下午专门烧开油锅炸几块糍粑不合算。饭馆煮糍粑也不行,老板没煮过也没接这样的活。大家凑好的加工费也用不上了,很沮丧打道回府。活人毕竟不能被尿憋死,眼看着糍粑放干了发裂了还没吃到嘴,可谓急中生智,我们还是找到了没有办法的办法。每个同学都有一个暖水瓶,把糍粑掰碎放进暖水瓶,带上水票去开水房接开水后盖上瓶塞,焖上一段时间,一小时不行就俩小时,俩小时不行就仨小时,隔段时间掏出来一些尝尝,等完全泡好了也都吃完了,愣是没有浪费掉带去的所有糍粑。缺吃的岁月,感觉好吃的东西就特别多。潢川胡辣汤就是当时觉得奢侈的好吃美食。在汽车站门口,弯扁担挑担卖的胡辣汤很好吃。粉条、酥肉、海带、黄花菜,撒上葱花香菜末,味道极好,因为放了不少胡椒,冷天喝一碗就会浑身热乎起来。一碗胡辣汤端过来,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把筷子放碗里挑一下,翻动出来的酥肉让人眼前一亮。可惜吃起来就发现,大部分酥肉都是假的,只是形似酥肉的淀粉疙瘩而已,不过也还是比学校食堂的三餐好吃多了。我们也会偶尔去潢川南城逛一逛,“小南海”是南城少数民族居住集中的地方。著名的铁旗杆在潢川县南城小南海三义观内,高达二十余米。当年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记得是在很多住户的居民区的一个小院里。铁旗杆上有一副对联,东为“铁杆颂德高千尺”,西为“铜柱表诚灿九宵”。当时在想:“铁杆”就在眼前,“铜柱”在哪呢?估计是当年这个道观的殿堂的柱子吧。按照底座铭文所述,这对铁旗杆重达三万五千余斤,是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铸造的,当年是己巳年,我毕业的1989年也是己巳年。180年过去了, 当年捐资和铸造的人都早已音容无存,但是所留下这对铁旗杆巍然矗立。当年是怎么制造的?铁旗杆是怎么历经雷击、地震、战乱、洪水而不倒的?
周末无聊,我们就会去小潢河的沙滩上走,走到人迹罕至处,累了困了就躺在沙地上,打开书盖在脸上睡一觉。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一个小收音机还时好时坏,除了打球看书练字,实在没什么好打发时间的。学校礼堂兼饭堂没有座椅,经常把大彩电摆在主席台上,同学们就站在水泥地上看电视。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和“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是同学们最喜欢看的,王立平为该剧创作的歌曲很快成为同学们口琴、笛子的练习曲和联欢会上的热唱歌曲。杭天琪、韦唯、毛阿敏、陈汝佳和“三种唱法”等也成为同学们热议的内容。
那时毕业后是包分配工作的,所以临近毕业也不必忙于应聘做简历。大家依照惯例准备好自己的毕业留言本,请同学题写毕业赠言。
中师生是历史的产物,对于教育事业而言,从同龄人当中筛选出一批批精英从事教育工作,是教育领域的一件好事,他们对基础教育、乡村教育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对于个人而言,初中毕业读师范的人在学历提升上都走了弯路,很多原本可以读高中读大学的人失去了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机会。记得当时每届毕业生准许报考到省内师范大学深造的名额只有三五个,多数中师生都是到乡村教育第一线当老师。由于年代久远,所述人物的名字可能会出现用错字的情况,万望海涵,如有指正我将马上修改。有的照片是引用的,如有侵权,告知即删。
李俊,男,1986年9月至1989年7月就读于河南省潢川师范学校86级8班,毕业后一直从教于小学。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转自你好中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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