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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orking-Class Culture to Public Culture: Changing National Memories of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1949–2015)
作者簡介：
路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摘要：
工人文化宮是中國工人階級重要的「記憶場所」。基於對《人民日報》及相關政策文件的話語分析，本研究追溯了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建構的文化宮記憶，發現：建國初期，在「生產的城市」，它是工人的「學校和樂園」；六七十年代，在「革命的城市」，它是宣教機構與革命場所；改革開放初期，在「開放的城市」，它是文化政治與文化市場相遇、碰撞的地方；改革開放深化期，在「消費的城市」，它被收編至「公共文化服務」話語之中。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從階級政治話語到市民文化權利話語，國家對文化宮記憶的整合、挪用與重構呈現出去階級化、去政治化的趨勢；此種話語策略是國家為應對社會斷裂與矛盾的特定歷史產物，也為理解中國工人階級的轉型與重構提供了國家記憶的視角。
Abstract：
For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WCP) is an important “site of memory.” Through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People’s Daily and related policy document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hanging national memories of WCP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ew state, the WCP was the “workers’ school and paradise.” It functioned as a venue for propaganda and revolu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where “cultural politics” and “cultural markets” collided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and it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discourse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as China deepened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ppropr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CP memories, the Chinese stat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working-class culture” to the “public culture” and from the class discourse to the citizen discourse. The discursive dyslexia of class and politics provides a unique vantage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both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working class in the past years.
研究動機
「工人文化宮」溯源及研究現狀
工人文化宮並不是中國獨創，而是建國後仿照蘇聯模式建造，因此帶有較深的蘇聯印記。據考證，中文裡的「文化宮」一詞即由俄語「dvorets kultury」直接翻譯過來（Hung, 2013）。在蘇聯，工人文化宮的前身可追溯至19 世紀末一些自由主義慈善機構及個人設立的「人民之家」（people’s house, narodnye doma）；在這裡，工人和家屬可以進行社交、閱讀或其它一些提升自我的活動（Siegelbauma, 1999）。二十世紀早期，隨著工人運動的興起，「人民之家」開始被用作工人階級的社區活動中心，工會和工人政黨往往在「人民之家」的基礎上設立新的文化與教育機構。20 世紀20 至30 年代，布爾什維克黨興建了許多工人俱樂部（workers’ clubs），其中規模較大、較豪華的通常被稱為「文化宮」（Siegelbauma, 1999）。
從時間段來看，學界對文化宮的研究呈斷裂狀態，主要集中在建國初期和過去二十年，中間階段幾乎是空白。從研究視角來看，上述研究涉及「空間政治」、「公共領域」以及「聲音」等視角，但尚未有「記憶」的視角。從國家記憶的視角出發，本文試圖勾勒一個歷時性的文化宮變遷圖景，並將其置於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剖析其深層邏輯與內涵。
本文提出兩個主要研究問題：
（1）中國國家話語在不同歷史時期內建構了怎樣的文化宮記憶？有著怎樣的主題與情節？
（2）國家運用了怎樣的話語策略去挑選、整合與重構有關文化宮的記憶？有著怎樣的邏輯與內涵？
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歷時性的批判話語分析來考察國家記憶中的文化宮流變。批判話語分析認為話語變遷與社會變遷是緊密相連的：話語作為一種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既為社會所形塑又形構社會（socially shaped and socially constitutive）， 二者之間是辯證（dialectical）關係（Fairclough, 1992; Wodak, 2001）。
本文以「國家記憶中的工人文化宮」為研究議題，通過歷時性的批判話語分析來探究文化宮話語變遷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與張力。本文有三個研究目標：
（a） 話語層面，識別出國家話語在建構文化宮記憶時所使用的主要「故事情節」（storyline）；
（b） 文本層面，辨析出國家話語用以建構主要故事情節所運用的話語策略，以對關鍵詞的分析為主，以對特定口號與流行語的分析為輔；
（c） 將（a）與（b）放置在相應的社會歷史語境下，考察國家話語有關文化宮記憶的生產與建構如何與社會、文化及政治經濟結構互動、勾連。
本文的研究文本主要有三個來源——中國國家機關報《人民日報》、文化宮相關的檔案及政策文件。《人民日報》相關文本通過在其圖文數據庫（data.people.com.cn/rmrb）以「文化宮」為搜索關鍵詞而獲得。篩選標準設定為「報道以工人文化宮為報道主體或涉及在工人文化宮裡舉辦的活動」；研究時段始於新中國成立，止於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時期，具體搜索日期為1949 年10 月1 日至2015 年10 月1 日；經過篩選最終獲得1,097 篇符合要求的報道。對檔案、政策文件的分析是為了探究文化宮所受到的政策制約並監測歷史語境的變化，主要通過訪問中國政府網站以及在北京市檔案館查閱資料而獲得。
研究發現
樣本描述
圖一顯示了《人民日報》的文化宮報道在六十多年間的數量分佈。如前所述，本文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1）建國初期（1949–1965），報道呈井噴態勢，共458 篇，佔41.8%，僅1950 年就有100 （9.1%）；（2）六七十年代（1966–1977），3 報道進入低谷期，共63 篇，佔比僅為5.7%；（3）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1），數量分佈較為均衡，共269 篇，佔比約24.5%；（4）改革開放深化期（1992–2015），共307 篇，佔比28.0%。可以看出，建國初期是文化宮報道的高潮期，經歷了低谷期之後開始回升，但改革開放之後《人民日報》對文化宮的關注度已遠遠不及建國初期。
文化宮記憶的四種「故事情節」
I.「生產的城市」：「翻身」——工人的「學校和樂園」
這說明我們工人階級是真正的翻身了，過去勞動是被輕視的，勞動人民是被剝削被壓迫的…… 正如太廟原為勞動人民修建起來的，一修好後勞動人民根本就不能進來了。今天人民革命勝利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勞動人民就將幾千年的歷史扭轉了過來。（《人民日報》，1950 年5 月1 日：3）
在這一案例中，文化宮對封建統治空間的置換以及勞動人民命運的今昔對比論證了新政權的合法性，而建造在城市中心的文化宮則隱喻了工人階級在新政權中的主體地位。不過，在其他一些案例中，《人民日報》講述「翻身」故事時往往不直接使用「翻身」一詞，而是運用平民化的語言來敘述勞動人民解放前後巨大的生活轉變；也就是說，「翻身」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有時是隱蔽（latent）在《人民日報》的文本結構中。
「工人的學校和樂園」——這一官方創造的「流行語」在日後工人們回憶文化宮時也經常被提及，這不僅是因為新聞文本的反覆使用所產生的社會烙印作用，對工人們來說，文化宮作為「學校和樂園」並不是一個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曾經鮮活的生命記憶與體驗。建國初期文化宮舉辦的活動不僅包括圖片展、漫畫展、勞模報告會、生產展覽會，還包含音樂會、籃球賽以及各種遊園與聯歡活動等。1950 年至 1958 年，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了104 次遊園會，吸引群眾人數總計達4,881,515 人次；聯歡活動76 次，吸引群眾人數總計達271,007 人次」（北京市檔案館，1961）。
II.「革命的城市」：「鬥爭」——宣教機構與革命場所
根據這一時期的報道文本，未被停用的文化宮大多已淪為意識形態濃重的「宣教機構」與「革命場所」。
《人民日報》在此期間使用最多的關鍵詞是「革命」（812 次），它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故事情節」，通常與「鬥爭」、「批判」、「工農兵」等一些文革特有的關鍵詞一同出現。例如，1968 年，《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稱︰
一走進那些文化宮、電影院，看到舞台上、銀幕上，盡是洋人、死人、古人佔統治地位，看不到我們工農兵的高大形象，心裡憋得透不過氣來…… 解放都十幾年了，我們工農兵早就翻身當了國家的主人，為什麼在文藝舞台上翻不了身？…… 原來，文藝舞台上也存在著誰專誰的政的問題…… 我們深深體會到，我國億萬工農兵革命群眾同文藝黑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人民日報》，1968 年5 月24 日：4）
在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批判之下，很多解放初期文化宮舉辦過的文娛活動遭到批判和抵制。概括來說，這期間的文化宮是一個「革命文化空間」，文化娛樂功能大大減弱，宣教功能被放大，政治指向性非常之強。從情感的角度看，《人民日報》所建構的文化宮記憶在這一時期是感情色彩最為強烈的，高頻關鍵詞中「偉大」（290 次）、「勝利」（190 次）和「萬歲」（96 次）描述的都是一種異常激情、亢奮的革命狀態。
III.「開放的城市」：「交流」——文化政治遇到文化市場
1978 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且實行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初期，「文化」一詞共出現了833 次，但它所指代的不僅限 於「工人文化」，還可能是「群眾文化」、「青年文化」，甚至是「法國文化」或「德國文化」。此時的文化宮充當了一個改革開放的窗口、文化交流的平台，這是改革初期文化宮記憶的主要「故事情節」。
對於另一個高頻關鍵詞——「建設」，它在建國初期主要指「工業化建設」，而在改革開放之後則多指「經濟建設」。在《人民日報》的文本中，國家對文化宮經濟效益的強調是改革開放之後伴隨著文化宮的市場化改革才出現的。
概括來講，《人民日報》在改革初期所建構的文化宮記憶是關於舊文化與新文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交流和碰撞。借鑒John Hatch（1994）的說法，這是「文化政治」與「文化市場」的相遇和對抗。改革初期，「文化市場」還未佔主導，文化宮仍被看作是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不過隨著市場競爭的進一步加劇，文化宮很快敗下陣來，開始了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浮沉。
IV.「消費的城市」：「變身」——轉向公共文化服務話語
90 年代以後，隨著文化宮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一組新的具有時代烙印的詞彙開始出現在《人民日報》文本中，包括「市場」、「經營」、「副業」、「公司」、「資金」、「出租」等。
例如，2012 年，《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讓工人文化宮名至實歸〉的讀者來信，作者稱：
想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遍佈各地的工人文化宮，曾經有過的熱鬧景象，那時的活動不僅豐富，而且培養了大批業餘文藝骨幹…… 現在，面對工人文化生活貧乏的困境，能否找到合適的途徑將工人文化宮「變身」回來呢？一是歸還給「工人」，二是歸還給「文化」……（《人民日報》，2012 年3 月27 日：24）
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建國初期文化宮記憶的策略性使用不僅是希望文化宮可以退商還文，而且是退還給工人，只有這樣工人文化宮才「名至實歸」。
在新的話語框架下，文化宮服務主體似乎是擴大了——由服務工人階級擴大至整個城市居民；但事實上，受限於身份以及價格門檻，很多中下階層的市民都被擋在了文化宮大門之外。
概括而言，國家話語在改革深化期建構了一個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宮記憶。從「工人」到「公共」，在概念的模糊與置換之下是服務主體的模糊和置換，而這不僅意味著文化宮主體性的消解與重構，也標誌著工人階級的轉型與重構。
結論與建議
以文化宮為切入點，本文重訪了社會主義時期的工人文化空間實踐，展現了國家力量如何書寫與建構工人階級身份與集體記憶。本文發現文化宮的官方記憶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呈斷裂、不連續狀態。面對改革開放過程中急遽的社會轉型，國家試圖通過去政治化、去階級化的話語策略來應對集體記憶的分裂與分化，以爭奪對記憶的主導權和闡釋權。這並非沒有矛盾之處。正如潘毅和陳靜慈（2008）所言，階級話語缺失症（discursive dyslexia）不僅在勞工政策方面阻礙和限制了新工人階級的形成，而且在理論層面給強調個人主義、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掃清了道路，消解了對中國向全球資本主義轉型的可能的批評。在實踐層面上，文化宮在新時期為哪些人群提供了何種公共性，並在多大程度上不同於其它文化消費場所仍有待觀察。
·The End·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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