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社會學刊》官方網站：http://www.cschinese.com
Rebuilding the Local: Relevance Reconstruction and Media Manifest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t System Communities
作者簡介：
徐婧：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副教授
摘要：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中國社會轉型對社會結構及其中人的社會關聯產生了深遠影響。研究聚焦改革開放後，一個西北內陸城市的單位制社區在轉型過程中人的關聯變革及其「地方性」的消失與重建，並著力探索上述再造過程中空間的媒介化顯現。研究以馬克思主義人文地理學和段義孚的地方概念為理論資源和解釋框架，使用口述史與線上民族誌深入田野社區。研究發現：轉型前的單位制社區是改革開放前中國城市空間和社會關係的主要組織形式，其賦予了當時社會中的人及其社會關聯獨特的地方性。伴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基於政治身份的社會主義單位制的地方關聯消逝，新的空間關係和地方關聯通過空間的公—私轉化、人—物質關係的商品化，以及社交媒體的技術接入再造交往空間，創造了一種有別於當下資本化城市空間及其空間關係的新樣態：一個充滿情感和記憶的城市「縫隙」，一種空間媒介化顯現的具體過程，以及空間—社會—人多重勾連的具體進路。
Abstract：
Focusing on a typical unit system community in a northwest inland city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 “local” nature and reconstruction.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relevance i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urban spatial media.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process of rebuilding the association of unit-based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 as well as exploring and reveal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social transformation, spatial order, and media. Critical theory and Yi-Fu Tuan’s concept of the local were applied as an explanation framework. Oral history and online ethnography were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as special era spaces and orders, unit-based communities lost their local connection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while new local connections were produced through several dimensions, such as the public-private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mater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spaces through new media platforms, thus creating a capitalist-oriented urban space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s that differed from the current market-oriented and commodified-dominated ones, which constitute a “gap” in the memories of the city.
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三大民生領域的市場化轉型及其中的住房商品化啟動之後，社會主義時期城市的主要空間組織形式逐漸式微。
商品化住宅的興起，不僅在物理空間中解構了單位制的空間秩序，也使得生活其中的人及社群在空間中越發「不可見」。空間及附著其上的社會主義社區的地方性，隨之消解。因此，本研究希望考察上述「空間—地方」從宏觀到微觀的流動脈絡中，社會主義單位制社區具體的空間、地方的轉型是如何完成的。
具體而言，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典型的單位制社區空間轉型是如何開展的？第二，如果說單位制既是組織形式，也是空間和人的關聯形式，那麼單位制轉型引發了怎樣的人的關聯重塑？第三，上述發生重塑、重建的關聯性與中國大陸更為主流的市場化、商品化的市民關聯性有何異同？最後，文章想要探索的是上文一系列經由社會轉型引發的空間轉型、人的關聯再造等變化，其內在的傳播機理是甚麼？更重要的是，空間作為一種介質，如何在上述流轉中發揮其中介作用。
研究方法與田野概況
研究圍繞西北內陸的一座重工業型城市L 市X 區中，一個名為「三廠家屬院」（三廠為化名，下文均簡稱為「三廠」）的單位制社區，並借助口述史和實地—在線民族誌，通過對典型社區的個案研究解析和闡釋，試圖將個案中的空間生產、轉型及其引發的「人—社區—空間」關聯性的變遷勾勒出來。
研究共展開了三段非連續田野調查。第一階段，曾在2014 年9 月至2015 年3 月，在X 區展開六個月的連續田野工作；隨後為彌補時效性欠缺的問題，於2017 年7 月至8 月、2021 年7 月至9 月初，分別兩次重返田野，展開非連續的田野工作。2023 年8 月，再次聯繫前三段田野中的受訪者進行回訪，並增加兩位受訪者。
通過共計十個月的非連續田野工作，筆者借助觀察、深度訪談、後續電話和在線回訪，鎖定了三廠社區中的九位核心居民。這九位核心居民，入廠時間分布於1972 年至2008 年，幾乎都加入了後期的三廠「自治會」。以他們為中心，借助對他們的口述整理、焦點小組訪談和新媒體使用的在線民族誌，旨在還原三廠居民的生命歷程與城市發展、社會變遷以及技術變革之間的構連。九位受訪者以「項目編號—性別＋姓名首字母—序號」為編碼順序，依性別、入住時間、職業/職務、是否加入「自治會」以及受訪時間為編碼要素（詳見表一）。
「地方」的消逝：單位制空間關聯功能的消解與重塑
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城市空間進入標準化的發展進程，追求外觀和空間性能上的高度統一。標準化在城市住宅空間的安排上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不同類型的工廠和機關單位在設計上需要一定程度的特殊化，而圍繞這些工廠或者機關單位建造的住房，則基本不需要特殊化，從而遵從全國統一的設計標準，實現了空間標準化建構。圍繞城市工廠聚集而成的住房街區，其居住者正是在工廠中工作的工人。這一時期建築的標準化與經濟上的厲行簡樸，政治上要求加快集體化速度同時發生，其目的在於保證城市空間顯示出與日俱增的集體化特徵。然而，將單元單位轉化為集體化的生活空間只是更為宏大工程的一個方面，因為單位住房、居住單位是更大的集體主義實體的一個部分。如果要促成共產主義歷史使命的成功，就要將集體化的生活空間，以及日常生活和生產勞動都要統一到同一個集體化的整體中去（薄大偉，2014）。這種激進的社會形態得以展現的舞台就是單位大院，三廠就是萬千單位大院的縮影。
改開推進了商品和市場的轉型，上文提及1998 年大陸的住宅商品化轉型則撬動了城市空間的單位制組織模式。這不僅意味著空間組織形式發生變化，更是推動了人在空間中關聯形式、情感記憶交往模式開始轉型。
從國家情感到市井生活：單位制空間的實踐轉型及功能重塑
比空間的外在物理形式變化更重要、更深刻的轉型則在於：單位制社區組織核心的權力機制被消解，而空間的功能及其承載的意識形態均發生了改變。如三廠，其空間形式在上述轉型的衝擊面前，並未發生劇烈變化，而是維持和保存了「單位大院」的空間構成。但在其內在權力秩序和組織邏輯層面，單位制的意識形態與空間權力關係卻逐漸解構。其消解的過程，與社會主義國家初期的集體制度的轉型是同質同構的。
空間的實踐既是轉型的動力和結果，亦是轉型本身。轉型正在空間實踐的兩個維度層面發生：一是物理空間的改變、改造和轉型；二是空間中的人的使用、改造，即空間對人的功能的轉型。當我們將空間視為一種廣義的「介質」時，社會變革直接表現為空間的系統性轉型，而人在其中經歷著活生生的經驗。
因此，我們首先關注，社會轉型中空間實踐的轉型，即觀察物理空間的改變，並探查變動所引發的人使用空間的目的、途徑的變遷。
無論規模大小，單位體制下的住宅空間實踐都遵循著一些基本原則。而蘇聯式社會主義時期，單位制的空間布局風格偏好將最重要的建築（如權力機關、政治中心等等）展現在軸線/中軸線的最前方，正對大院入口的位置，呈現以權力為中軸的空間秩序原則。如圖一所示，中國單位制社區的住宅空間所遵從的基本原則是傳統建築設計的空間布局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設計原則的雜糅：整體的空間建築布局、道路規劃以中軸線原則為主；主體建築則沿中軸線排列，次要的附屬建築分成組，排列在中軸線的兩側。
我們關注到三廠微觀空間中的「交互」空間的實踐及其功能轉型。在三廠的微觀空間中，報刊欄和小廣場在改革前後均可視為三廠的「信息」交互空間。因此，其功能以及單位成員在其中的使用與實踐，是觀測這一空間轉型的重要維度。單位制改革之前，三廠的中心位置被花園和報刊欄所佔據，且有著較為固定且嚴肅的政治功能。
從受訪者的回憶和口述中可以看到，報刊欄及其周邊空間在單位制時期是單位制權力的隱喻和延伸，不斷地生產著關於社會主義的「家國觀」和「世界觀」。在單位制的交互空間中，人的實踐並不生產日常生活，而是延續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並生產和再生產了「集體」和「家國」的權威話語。這種實踐和生產構成了單位制社區的「中軸線」的具體意向。這也象徵了單位制時期社區居民間關聯的結構性力量，是關於空間是甚麼、在其中做甚麼，以及如何做的「記憶」。因此，空間是書寫記憶和關聯性的「媒介」。
報刊欄作為單位制社區在轉型過程中被重新賦意的空間，恰恰是依託於單位制的獨特的「地方」的消逝：高度政治化、集體化的宏大敘事，及其權力系統在空間實踐過程中被改寫、消解。社會轉型與空間轉型展現出高度的秩序重構：集體主義退場，而一種私人的、世俗化的空間逐漸顯現出來。而空間中的人的組織關係也在空間功能的轉化中悄然變化——單位人轉向市民。
福利制分配到市場化消費：單位制轉型中的「人—物」關係
單位制轉型過程中最核心的生產關係、生產方式的變化，必然引發生產—消費環節的變化。三廠居民通過對單位制社區的另一種功能重建，改變了社區內部物、商品的流通機制，進一步重塑了單位制時期人與物的關聯性。從這一角度出發，轉型也意味著空間表象的變遷，即如何定義和描述「人與物」的關係，並生產了怎樣的話語符號。
住房分配方式的劇變，改變了單位制成員對其與空間建築物「房子」關係的定義和描述 ——從「分」到「買」不僅在空間實踐層面表現出深層邏輯的變遷，且在空間表象和表徵性空間等維度也彰顯其轉折。
住房商品化進程的推進，促使單位社區成員，察覺居住空間的私人屬性。從這一角度來看，商品化與單位制集體秩序的瓦解間有著深刻關聯。此過程中，人不僅與「物」的關係發生了分配到購買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人與物建立關聯的基本邏輯從單位制權威轉向市場規則，從而根本地改造了人與物的互動模式。
除「分」房外，單位制體制還有另一項具有特色的分配機制引人注意，即勞保制度。這一制度的改革間接地影響了單位制居住空間向商品化住宅空間的轉化及其造成的分層。
上文描述了兩類轉型所造成的「人—物」關係的轉變。一是單位制居住空間從公有分配轉向私有商品化。在此維度，居住空間作為單位制大院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其屬性的轉型實則是單位制空間固有實踐秩序的瓦解。二是單位制居住空間「表象」的變化——從「分」到「買」是這一空間表象及表象性空間變革的隱喻。
「勞保」的變化則更直觀地表現在三廠空間功能及其實踐邏輯的轉型。圖一中的建築物（4）是三廠職工活動中心及「勞保」商店所在地。勞保商店的物質實踐，從「領」物資的「登記」到「買」物資的「消費」，實現了空間功能及和空間實踐邏輯的根本變革。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三廠的空間實踐呈現出兩個層次的轉化，空間實踐方式的轉向，也關聯了其他二元的變動，且都內在地參與了社會轉型中人的關聯重塑。第一重轉化，是集體人向公共人的轉型。報刊欄作為三廠單位制時期，國家意志和政治敘事的表徵空間，在轉型中轉變為公共人言說世俗話語的空間——「公」領域轉向「私」領域；第二重轉化則更為複雜：由平均分配的「人—物」關係開始轉向和鍛造以消費能力定等級的「人—物」關係。其中居住空間從「分」到「買」不僅改變了勞動力再生產資料的性質變化，也將人從集體觀解放出來，萌生了更具現代意義「家」的私空間觀念。而「勞保」福利的退場則為多元的另類空間公共資源的創造提供了動力。因此，三廠空間的轉型不僅是生產方式及空間生產方式的轉折，也深刻地扭轉和形塑了空間中的「人—物」關係、人的交往行為、社會組織方式，形成新「關聯」。單位制時期，由空間實踐—空間表象—表象性空間共同建構的「地方」，在上述多重轉型中消逝了。
「地方」的再造：單位制空間的媒介化轉型
國家主導下的社會轉型勢不可擋。經濟體制、結構的轉向造成了上文中單位制及其附屬的空間組織形式的解體。在上述宏觀情境下，三廠人曾嘗試仿造單位制的生產、消費體系，以保留「地方性」，但這一方式在轉型浪潮中難以為繼。產業結構轉型的內核是社會階層構成、權力分配的轉換。此時，依託於國有的第二產業的工人及其組織形式，及其相應所產生的地方感和人的關聯方式，其根本內核發生劇變。
在上述社會歷史語境中，三廠居民經歷了單位制空間轉型帶來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周遭世界（胡塞爾，2016）的顛覆，改造了其地方觀念、生活及社會秩序。足以證明，空間在社會轉型中是如何被改造，且同時作為社會轉型的生產資料得以生產與再生產的。作為政治權利、社會秩序與空間秩序的單位制空間組織形式雖然伴隨著轉型解體了，但三廠中人卻並未離去。三廠居民和社區後來住戶，在生生不息的空間實踐中，借助新的媒介技術、空間表象的新「挪用」，嘗試生產新的空間意義，並在生產與再生產中重塑了社區關聯性，進而重建「地方性」。
從單位到居民組織：新關聯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
伴隨著單位制及其空間組織形式的消逝，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嘗試延續舊的關聯，短暫地建立起一種「模擬」生產、流通、分配的底層關聯邏輯。除去上文提及的「勞保」制度衰微後三廠居民自建「小賣部」的半福利、半消費空間和物質關係，他們還嘗試通過媒介技術重塑「組織」，即居民「自治」委員會（後文簡稱「院委」）。這一「模擬」最初是以單位制時期的工人層級關係為藍本的，是一種已然抽空其物質基礎的「權力秩序」，加之新的技術手段開拓了新的關聯空間：這一「模擬」從初始階段就是一種重塑。如果說，上文中三廠物理空間的重組及其實踐造成了社會主義單位制地方的「消逝」，從而萌發出依託於新的空間功能的「地方」的可能，那麼院委借助新媒體技術，真正生產出了一種更為深刻地區別於單位制關聯的人的關係。這種被啟動的線上空間，是萌發市民意識的重要場域。
我們發現，院委是面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鍋飯」與單位統一管理向市場化過渡時期，單位人的調適策略。在行動初期，居民中的行動者並不具有清晰的行動意識與相應策略，對其所處的劇烈變遷也並不了解。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行動，是出於面對急劇變遷的一種保護個體權益的反應。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提到了工會作用的消失，也使他們嘗試通過「模仿」和延續單位制中工會的模式來維護自身權益。面對生活的劇變，三廠人依舊首先訴諸和尋求「組織」的幫助。但在新組織的行動過程中，國家意義上的集體/單位逐漸退場，以現代都市為背景的「社區」人的新型組織空間逐漸形成。在這一過程中，基於新空間的關聯實現了生產與再生產。
媒介技術中介下的組織重建：單位制秩序的消解與市民關聯的生成
在改制引發的各個層面的坍塌與重建面前，三廠居民作出了一些自發但不自覺的努力。然而，即便最初的尋求工會幫助以及自主抗爭行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現實環境不可逆轉地朝向「瓦解」和重組，依舊是此類社區空間及其空間主體無法突破的困境。特別是在社會、政治、經濟資本匱乏的情況下，文化資本的枯竭也是後單位制空間與地方難以「可見」的重要原因之一：單位制時期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關聯性斷裂，而新的替代性關聯和地方記憶並未形成，導致三廠人「懸浮」（Xiang, 2021）於轉型期中國的特殊社群。因而，他們需要一個再造「共識」的有效空間以重新連結。
工會、後勤的解體，促發了三廠居民在其社區空間中生產出替代性的功能性空間——不僅有對現存空間的挪用轉譯，也借助新的媒介通道開闢更具時代價值的網絡空間，以凝結新的情感和關聯。如果說居民對現存單位制物理空間的實踐改造，推動了單位人向市場人的轉變，那麼新媒體通道創造的網絡空間實踐的意義是甚麼呢？有居民認為微信群能夠最大限度地把人聯繫起來：「微信群比較方便，報刊欄那邊去的就少了」；「我是租戶，在外面做生意，還是微信群方便。但我和鄰居都不太熟，他們是一個單位的，我就是個外來戶。房東說，有個廠委的群，我們租戶進不去。後來就開放給所有人了，進去看看信息聊聊天，挺親切」。
三廠居民面對單位制的地方從「主流」到「失語」困境之時，不斷地改造空間和創造新的社會動員和交往空間，以賦予社群新的關聯性。他們發掘了新媒體潛在的社會行動的動員與組織能力，開闢了產生階級身份認同與喚醒階級意識的新網絡場域。
同時，網絡空間的流動性與單位制社區原有的一元社會秩序和權力關係的瓦解形成了某種呼應：工會等職工組織中的層級秩序，在微信群中逐漸成為一個外殼，其內部逐漸由世俗化的、市場化的、社區屬性的人的交往所取代。
三廠居民通過重建社群公共交往和搭建互聯網空間兩個維度的空間生產實踐，開闢了新關聯的空間，搭建了新型關聯的可能路徑。新的關聯從單位制的政治化、權力集中逐漸走向公共交往，進一步推動單位人向市民、市場人的轉變。而上述雙重空間是萌發、生產上述「轉型」的介質和場域。
結論和討論
通過對三廠具體的案例分析，我們看到一個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具體社區空間在其空間主體面臨空間的資本與權力轉向的壓力時，通過重塑空間功能、延續工人組織交往範式、重構物的流通等多維努力來再造社區「關聯」。
這一關聯的再造是藉由雙重的媒介化顯現完成的。一是從以權力為軸心的空間向以傳播為中心的空間的媒介化轉向。這一轉向的重要價值在於：通過對空間內部的意義、交往、功能的重塑，直接引發了單位人、集體人向社區居民、市民的轉變，從而使承載國家意志的單位制空間轉為承載世俗觀念的社區空間；二是新媒介技術提供的線上組織空間和交往邏輯，以嵌入日常生活實踐的方式，直接建立了新的關聯組織形式、重組了社區秩序。這一具體空間中人的交往與關聯的目的、過程和結果在上述雙重媒介化的作用下發生了改變。不難發現，無論是列斐伏爾、哈維抑或是段義孚意義上的空間，都在三廠社區的轉型中，完整地呈現出空間的三元辯證過程：空間實踐、空間表象及表象性空間的轉向是同時發生的，並在轉型中生產與再生產了新的空間。
·The End·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9期。
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查看全文內容。
《傳播與社會學刊》
可長按二維碼了解學刊最新動態！
投稿資訊請於官網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