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社會學刊】杜駿飛：數字交往的觀念

開宗明義，作為一篇思想報告，本文擬扼要闡釋過去幾年間我在「數字交往」系列研究中一以貫之的理論主旨，即：一種面向未來的傳播學，應如何回應當下數字實踐的巨大變革。

在最近的20 年裏，人類在交往意義上的革命是史詩級的。實際上，自1991 以來，WWW 開啟的時代被我稱之為互聯網的「創世紀30年」：首先是它們帶來了數字交往時代的最初體驗，Email、BBS、搜索引擎、平台網站、DNG、IM、Blog、RSS、SNS，滔滔滾滾，至今不絕；其次是2016 年誕生了關鍵科技區塊鏈（blockchain）， 它堪稱是 Web3、元宇宙（metaverse）的結構性所繫；在VR、AR、MR，裸眼3D（包括2009 年誕生的MLD 多層顯示技術），以及XR 概念的一路加持下，物聯網（IOT）、II（工業互聯網）蔚為大觀，BCI（腦機接口）突飛猛進，終於在2021 年，我們抵達觀念上的元宇宙元年。然後，則是2022年——人類世界的AI新紀元。

這其中，無論是數字技術的經驗體系化，還是AI的高度擬人化，都並非僅僅是讓我們去往媒介，而是讓我們走向更迎合人欲的數字生存——在那裏，一種由虛擬沉浸、分身認知、加密經濟召喚的「靈境」生活，一場由人機協同推動的人類精神革命，正徐徐展開。自不待言，一種有意面向未來的傳播學，至少也應該能夠回應數字實踐變革，為其提供有足夠解釋力的基礎理論，以及，為這種不穩定的變革提供有價值的觀念— 在價值層面，就我個人而言，我希望藉「數字交往」（digital association）的理論分析，討論一個巴別塔式的問題：新人類世中的數字社會團結。

這裏，我所定義的「交往」（association）一詞的意涵，源自拉圖爾（Bruno Latour）及塔爾德（Gabriel Tarde）。拉圖爾（Latour, 2005, p. 14）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 ANT）是對塔爾德聯結原則的延續，即：社會本質在於「association」。跟隨著塔爾德和拉圖爾的這一指引，我認為，在這個超越傳統傳播的數字化生存時代，社會交流的本質正穩定地從「communication」向「association」演進，同時，那種面向未來的傳播研究，也當聚焦這一方向；而「交往」——才是對「association」的最好翻譯，並且，「交往」也是「傳播」的原初涵義之一。

也因此，從「交往」這一邏輯起點出發，我得以討論一些與人類數字生存有關的基本問題，諸如：交流—行動，與交往的實踐性；交往具身，與分身認知；互利共生主義，與數字公正；普遍聯結，數字團結；未托邦，與可知論的懷疑主義；數字人類世，新人類觀，與多項式生命本體。在所有這些既往討論的基礎上，我希望能重新評估當下被前沿技術所支配的人類生活，並試圖擦亮傳播學在數字實踐中的常識之燈。

在本體論意義上，我以為，一種面向未來的數字交往理論，應該是一種實踐論：「交往」的本義是交流—動，我希望以「數字交往」一詞指代虛擬時代的人類生存圖景：「交流即行動」。如果要為它作一個總起性的說明，那麼，「數字交往」應該是：一種基於數字實踐論的傳播觀念，將傳播的行動轉向（action turn）作為邏輯起點，闡述數字傳播—數字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結性和共演性；闡述數字交往中的人何以成為社會媒介本身；闡述面向未來人類生活的新傳播何以是一個即時實踐的、虛實混合的交往系統；以及，闡述那種數字人類世中的傳播學何以要關心數字團結、關懷人。

這些判斷的一個哲學基礎是，數字實踐已不再是單純的信息流動，而是一種經由「脫域」而形成的交流—行動複合體。這裏，「脫域」（disembedding）一詞借自吉登斯（Anthony Giddens；2000：18–19）關於「社會系統脫域」的討論：「社會關係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由於脫域是由時空分離引起的，社會關係得以超越地域關係和地方性維度，以跨越時間—空間的方式得以重組。

將脫域作為一個對數字社會變遷路徑的預言，意味著：數字社會被視為一種脫域融合的媒介化社會。互聯網革命所打破的枷鎖之一，正是傳播在時間—空間上的束縛：一方面，異步傳輸、歷時性會話成為數字溝通的常態；另一方面，人類跨越空間（包括距離和地域）的交流能力，比之於歷史上的任何媒介時期都更為深廣，且具有前所未見的虛擬—現實性。

當我們以「脫域」來闡述數字生存時，會有以下結論：數字時代的本質之一，是人、信息、媒介與社會的「脫域融合」—「脫域融合」的證明，自數字時代肇始時期的「異步傳輸」就開始了，在ID 化交往、「臉書賽博格」（Facebook-as-cyborg）時代（Waite & Bourke, 2013, p. 549），

「脫域融合」的跡象已經再明確不過；而在數字未來，以下超越時空的數字交往場景將是尋常可見的：一個人，借助通用人工智能（AGI），通過超級經驗體系（metaverse），與所有人、所有的機器及賽博格聯結；與風、水、植被、一條魚聯結；與看不見的平台、算法聯結；又與虛擬的人群，與另一些分身的「自己」，與一群數字化的猛獁，與上傳記憶台本的死者，與被虛擬再現的古老祖先，產生著前所未有的、複雜的脫域聯結。

在脫域融合的基礎上，萬物得以互聯，虛擬社會得以演進。同時，「傳播」轉向「交往」，也成為人類生存與人類心靈這雙重意義上的新起點。

作為一種體系化的思考，數字交往論的邏輯軌跡是：（一）數字傳播—數字社會是整體性生長的，如後文所示，在數字交往的系統中，不僅有社會的媒介化，還有媒介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這裏，我們將那種媒介融入社會、規制社會所導致的社會變化，稱之為社會的媒介化， 而對社會為媒介帶來的社會化變遷， 則稱為「媒介的社會化」—更準確的表達是「媒介傳播體系的社會化」。畢竟，沒有多少脫離社會需要的媒介技術被發明出來，不是嗎？（二）媒介與人是數字交往端的一體兩面，也因此，數字交往中的人成為社會媒介自身，他們是交流意義上的「行動者」，也是行動意義上的「傳播人」，亦如後文所示，在虛擬交往時代，那種行動意義上的「傳播人」亦可能是任何一種機器的、對話程序的端口，正如ANT 所刻畫的行動者（actor）那樣，人—物—實踐之間不僅是融合的，甚至是等同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數字交往研究中的「交往人」，不僅是媒介本身，而且必定會是在媒介學意義上超生物性的「人」；（三）正因為虛擬的數字傳播與實在的社會行動是密不可分的，我才會說，那種即將支配人類生活的新傳播，只可能是一個即時實踐的、虛實混合的交流系統。數字交往的視角，是要將傳播視為一個動態的、整體的人類行為，因此，它只有在下述理論背景下才是可能的：以整體論哲學看待數字世界；以共同演化觀念展望文明的未來；以社會行動視角觀察人類交流。

數字交往的主體是人，這是毋庸置疑的；而媒介轉向人，又是數字時代的一個直接後果。畢竟，當數字化交流躍升其行動之能時，信息媒介與人的融合已屬必然：（一）正是因為社會媒介化、媒介社會化的並行，「媒介—社會」才會在主流數字應用上替代信息；（二）「人」這一主體，在社會化的意義上日漸與媒介同一。

這裏所涉及的「傳播人」問題，我在22 年前總結為：互聯網傳播「在本質上並非單純的信息，而是人本身」；「媒介成為人，而人成為信息的一部分」（杜駿飛，2002：178–179）。這裏，「傳播人」假設的核心在於，人不僅成為媒介，而且成為了直接的信息源，這是一種傳播的下沉，但卻是人自身的上升；與此同時，人溢出了物（媒介）的效用，而媒介則映現人的意志。

今天，虛擬時代的列車已漸漸抵達。如果說，數字傳播建構了主體——介體融合的「傳播人」，那麼，虛擬交往則定義了人—物—實踐融合的「交往人」——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數字文明開始走向更為廣闊而深邃的數字實踐，不僅是人與媒介從分立的協同轉向了脫域的融合，而且，物聯網興起所實現的「連接一切」、「一切皆媒」，已進一步導致人與媒介、人與物在交流—行動的意義上形成一致性。

以社會化的理論框架來觀看，在數字時代之初，「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眾語喧嘩，已使普遍人群以一種「傳播人」身分加入了普遍媒介，那也是數字媒介的「早期社會化」（early socialization）階段。此後，（一） UGC（用戶生產內容）開始主導社交媒體內容；（二）流量開始主導平台價值，流量經濟開始主宰商業模式；（三）網絡社群開始成為信息傳播主體，社群連接與公共信任開始主導事實敘述與意見傳播；（四）算法推薦逐步以個性分發推動著人以群分，並已經開始主導信息社會在精神意義上的階層劃分。

從媒介發展史來說，這早已意味著一段全新的傳播學旅程：

起初，是「傳播人」的實現。數字傳播中的媒介，在媒介社會化條件下，已不再是單調、單純、單一的媒介，而是「傳播人」——作為傳播的人，或曰：與傳播相調適的人。

然後，是「交往人」的生成。在社交網絡、虛擬沉浸遊戲、工業互聯網、AR 與腦機接口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下，則是萬物互聯的交流——行動關係混同了媒介，並且，也正在取代標準傳播學中的媒介效能，這是數字媒介的發展社會化（developmental socialization）階段。如果以馬克思（1995：60）的著名論斷「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為論，數字化生存的人，在其現實性上，也會成為虛擬—實在的社會關係的總和；基於這一認識，數字交往者成為人與媒介的融合主體，亦屬必然。此時，交流—行動形成人格化邏輯，建立起了主體與介體混合的「交往人」，亦即 ——作為交流—行動的人，或與交流—行動相調適的人。

傳播學有關數字生存的討論，固然是要揭櫫「新傳播」的本質。但顯然，問題不能到此為止—有自尊的學術，總還是需要指向某種終極關懷的。從學科史的緣起與學科價值的期許來看，傳播學真正要問的問題，不是媒介，而是人類自身：是甚麼使這個世界像今天這樣聯結而分散？以及，我們人類在數字實踐的未來將如何擺脫巴別塔式的宿命？我以為，一種面向未來的數字交往理論，應該朝向互利共生的人類演化。數字生存「共演」這一概念，借自生物學中的共同演化理論（co-evolution theory）——持續變化發生在兩個或多個相互依賴、單一的物種上，它們的演化軌跡相互交織，並且相互適應。

我想以此闡述數字文明的發展路徑：在一個實在與虛擬、人與自然、有機與無機共存的廣義社會生態裏，存在著共同演化的過程。於是，處在雙向融合中的媒介，不再被看作是獨立的了，也因此，它不再自居仲裁者或權威的象徵；處在雙向融合中的社會不再被看作是自在的了，也因此，它成為被媒介所結構化的人類關係。

我也以此來闡述數字文明的發展願景：共同演化的最優解是互利共生——不是偏利共生，不是偏害共生，也不是原始協作。數字互利共生的共演論，不同於人類中心主義，但也不是反人類中心主義，而是希望搭建一個更為理想的理念框架，使萬物生長、自由而協同成為可能。尤其是，在數字媒介及AI 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只有堅持共同演化而非單向的媒介化，才有可能實現互利共生，才有可能基於共同演化，破除科學主義的迷思，保衛人本主義，保衛人。

萬類相演化，一多故相存。在虛擬—實在的混合環境下，同等地包括著人—人交往、人—非人（物、環境、系統與AI）的交往。只有在互利共生主義的觀念中，那種普適計算才是有方向的，「彌漫的傳播」才是以人為目的的，追求系統生物性的普遍聯結才是關懷眾生的，而數字文明自身的演化也才是具有歷史感的。

並且，也只有在互利共生主義的觀念中，那些分身語境下的人的意識演化、認知發展，以及包含生物生命、數字生命、機器生命的全景式交往主體觀才是真正有價值的。

為此，我以數字交往論的視角，重訪了傳播學的關鍵詞「媒介化」、「中介性」，以期釐清交往的演化本質，及數字化媒介生存的人文觀念：（一）中介性的意義是建構社會形態；媒介化的意義是演化社會基因；數字社會的媒介化，與數字媒介的社會化是同步的。（二）媒介—社會建構的整體化過程，是從「無機」到「有機」、再走向「同一」的過程；媒介與社會處在「共同演化」之中，數字社會的本質、路徑和前景，都是共同演化，而非媒介化。（三）理想的交往性，是「萬類交往、互利共生」；共同演化的理想，是遵循自由、平等、和諧的生態原則，避免技術驅動、資本壟斷、價值缺失所帶來的「偏害共生」，以建立公正而理想的數字文明。

以上討論，與其說是在闡述結構性的理論，不如說是以「數字交往」為一種思想觀念的方法。為此，我想以前述關於「分身」的話題作為一個示例——我也希望藉此能展示出，數字交往研究作為觀念方法，可以為傳播學進步及至一般人文學的交往研究提供何種路徑啟迪。

「分身」問題的本質，涉及到從具身（embodiment）到分身（separation）的現象學討論。現象學對身體性討論的重視，自胡塞爾（Edmund Husserl）本人起即是如此。在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之後，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2001：12）開闢了身體現象學，他認為，人應以身體的方式而非意識來面向世界，「不應該問我們是否感知一個世界，世界就是我們感知的東西」。我以為，梅洛—龐蒂關於身體知覺的學說，其思想動力顯然來自一種自反性認識：一物能帶來的認識，亦可用於認識它自身。也因此，身體現象學規定了身體性的知覺有確定的邊界，這一點，也如梅洛—龐蒂（2001：8）所說，「我『在我身上』又重新發現了作為全部我思活動的永久界域」。

不過，在當代，現象學早已超越了先驗性，與此同時，「具身」、「具身性」（embodiment）則成為一種足以批判和替代認知主義的新認知哲學。就其應用來說，具身理論現在是一個被過度詮釋的領域—傳播學中更是如此，諸多爭議只是來自理論的多面向性。例如，具身認知的代表人物伊德（Don Ihde）即在人生不同時期的著作中，對於具身性提出了諸種迥然不同的觀念。伊德哲學在中國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楊慶峰（2015）總結說：伊德前期追隨的是胡塞爾和梅洛—龐蒂的具有空間感、運動感、知覺能力和情緒的生物學身體論，中期接受的是後現代主義者的生物—文化身體論（身體是在文化中建構起來的），而在後期，伊德提出了第三種身體：由技術所塑造出來的身體，即技術身體論。

而我所要強調的是：在數字交往的語境中，對「交往的具身」的討論並非是指向身體，而是指向情境論中的「交往人」。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能只聚焦技術具身，而要關心完整的「交往人的具身」。虛擬情境中的交往人，無論是在感知、身分、行動還是交往律的意義上，都具有具身的多重性，也以此獲得多重自我。

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吳國盛，2008：275）指出，技術的本義應該是為人建造「超自然存在」棲身的小屋，技術「發明了人」，是要讓人有空去「成為他自己」。人的精神的追求必定是無限的，而意識的演化也很可能遠超技術的初心；那些由技術引發的、無窮無盡的自我建構的理想，多半也只能依賴技術做不斷的「發明」；在虛擬時代，技術的便利，將使人更願意尋求虛實相生的捷徑—人們必將通過「分身」，在意識深處不斷地親歷關於自己的發明。而在那些高技術所駕馭的紛紜情境裏，人的勞作、娛樂和生活，每一種交往的具身也都是情境性的，它們將無休止地被數字交往所激活。也因此，每一種情境下的、彼此分裂的交往性分身，都是被交往所詢喚（interpellate）的。

藉此，「分身」具有了動名詞屬性。它是隨交流—行動生長的，也許，在這裏最恰當的比附是海德格爾的「此在」（Dasein）。《史丹佛哲學百科全書》對「此在」的解釋是：「Dasein 不僅僅是一種存在方式，也是一種意識到並理解自己存在意義的存在方式。根據海德格爾的觀點， Dasein 的特點在於它存在於世界中，具有臨時性，並關注存在的意義」（Wheeler, 2011）。

以我的理解，「此在」所表達的人，是正在演化、且呈現其生命價值的「人」。假如「分身」表達了持續處在虛擬—現實交往實踐之中、多樣性呈現其自我性的人，它也就是數字交往論對「此在」的註解。

這裏，我們看到，在MDSs 式的未來化生存的隧道裏，出現了一縷值得追尋的光亮：「交往的具身」不僅與物相調適，也是通過交往而生成的，最終，交往的自我發明，使得交往的具身超越了交往人的自身。那些虛實相間的複雜交往，成為了人向「此在」不斷閃爍的光亮，我以為，此即數字交往的分身性。

這一縷光亮帶給我的，不僅是分身認知的思考，還有一種對學術本身的自省：那些我們孜孜以求的理論，究其本質，都不會是甚麼絕對真知，更不是確定的存在，而只會是一種彼此的喚醒；那些我們所執著的學術工作，以及置身其中的我們，也都只是一種不斷演化的知識的「此在」，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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