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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Order of Cyber Space Regulation: Power, Control, and Governance
對談人：
姬德強：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國際媒介與傳播研究學會國際傳播分會副主席、《國際跨文化傳播學刊》特約副主編、《全球媒體與中國》編輯、《國際傳播學會年刊》編委
黃楚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及教授、中國記協新媒體專業委員會專家組組長、《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主編
郭中實：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教授
王丹：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研究助理教授
黃磊：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互動媒體系研究助理教授
姬德強教授
（Prof. Deqiang Ji）
姬德強教授簡介
姬德強，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為傳播政治經濟學、國際傳播、數字平台等，是第五批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也是首批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姬教授擔任國際媒介與傳播研究學會（IAMCR）國際傳播分會副主席，同時亦為《國際跨文化傳播學刊》（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全球媒體與中國》（Global Media and China）、《國際傳播學會年刊》（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等期刊編輯、編委，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課題，獲得全國新聞學青年學者優秀學術成果、全國新聞傳播學優秀論文等獎項。出版專著有《數位化中國：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政治經濟學》、《國際反腐敗傳播》等，以及編著《傳播與全球話語權力轉移》等，發表中英文論文150 餘篇。學術研究分為兩個階段：2011 至2015年，主要致力於傳播政治經濟學及其本土化，一方面立足廣播電視研究，推動數位化中國的理論構建，另一方面聚焦中國媒體走出去及其對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影響；2016 年至今，轉向數字平台研究，關注其如何影響了媒體市場、治理政策、網路社群、地緣關係，並努力探求平台研究的國家理論。
黃楚新教授
（Prof. Chuxin Huang）
黃楚新教授簡介
黃楚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研究員，同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領軍人才、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媒體融合發展專家庫專家、中國新聞獎評委、中國記協新媒體專業委員會專家組組長、《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主編。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媒體傳播、媒體融合等。
郭中實教授
（Prof. Zhongshi Guo）
郭中實教授簡介
郭中實，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教授。曾任《中國日報》記者、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暫任院長，主要研究興趣是採用量化和質化方法對新聞生產、內容、受眾的認知和行為進行分析。曾在政治傳播學領域發表大量相關論文，主持或參與主持的研究課題達15 項，並曾獲伊莉莎白．尼爾遜優秀論文獎（The Elizabeth Nelson Prize）等多個獎項。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兩種趨勢：一種是非政治的話語實踐，變得更加多元乃至極端多元，廣大用戶群體按照自身興趣和意願構建著屬於自己的話語世界，不同的世界之間甚至『老死不相往來』；另一種是政治化的話語實踐，正在走向兩個極端，其一是高度管控所塑造的話語同一性，儘管其中也存在著真假同一問題；其二是缺乏管控的話語極化或者說極端的話語表達乃至對立，以民粹主義為代表的更具表層傳播力和情感動員力的政治話語正在『摧城拔寨』，將冷靜的觀察、複雜的思考、慎重的表達推至公共輿論的邊緣地帶。」
——姬德強教授
「在傳統意義上的新聞生產消失的情況下：新聞生產方式根據算法採寫，套用一定的模板進行創作，內容形式單一，同質化問題嚴重，且缺少人文關懷，影響受眾多元信息的接收。傳統新聞生產通常有著嚴格的新聞倫理和新聞價值觀，確保新聞的真實性和公正性；如果傳統新聞生產消失，去『中心化』的信息生產方式易使受眾接觸到的網絡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嚴重影響受眾對新聞的信任度和滿意度。同時，通過算法推送的新聞信息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用戶的媒介接觸也因此不斷被固化，極易導致用戶信息視野的狹窄和思維的僵化。」
——黃楚新教授
郭中實、王丹、黃磊：面對新媒體科技的衝擊，傳統新聞採編寫模式還能支撐多久在業界和學界都是頗具爭議的話題，請問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甚麼？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新聞生產將會逐漸消失，這會給受眾效果帶來甚麼影響？
姬德強：
傳統新聞採編寫仍然是一種重要的生產模式，會與新聞業本身一樣經歷沉浮式生存的命運，只是它的實踐場域在相對縮小。除此之外，我們需要看到，隨著平台經濟對新技術的捕獲速度不斷加快，資訊商品化所導致的真相危機正在引發廣泛的社會信任危機，包括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的報告等均已證實，以廣播電視為代表的傳統新聞媒體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成為社會公眾找尋重建資訊秩序路徑的重要支點。從辯證的角度來說，雖然新媒體科技引發了整個資訊生態的變革，導致了新聞業本身不得不按照資訊市場或者說流量經濟的方式來調整生存和發展方式，但是新聞本身的價值並沒有消弭，而是往往被遮蔽，傳統新聞採編寫的結構化模式仍然是生成可信資訊和可靠故事的重要基礎，只是需要更符合碎片化、移動化、即時性的流動不羈的消費場景，並在此基礎上重建信源和敘事的權威性，讓網路化的受眾或用戶在面對起伏不定的資訊海況時還能找到航標或燈塔。因此，傳統意義上的新聞生產模式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復存在，但其所蘊含的結構化力量將會在資訊失序之後復生，從業者和研究者需要立足更長的歷史觀和更新的實踐觀來傳承。這不是一個行業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郭中實、王丹、黃磊：媒體融合在當下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多功能、一體化、多元化整合衍生出各種形式的資訊產品，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和資訊平台散播給受眾。請問您認為這個發展方向如何影響著日常生活的話語實踐並改變當權者的話語管控？受眾又會採取何種策略應對？
黃楚新：
一方面媒體融合改變了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方式，各媒體平台通過多樣的信息產品突顯自身傳播優勢，呈現出不同的話語表達特徵，深刻影響了用戶日常生活的話語實踐。人們可以通過不同的媒介平台接觸到不同的聲音和觀點，契合新時代用戶的多元價值訴求，促使公眾話語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媒體融合背景下催生了群體間圈層化表達，不同類型的信息產品促使用戶因趣緣發生連接進而形成話題共議，不斷分化出新的社會圈層，形成獨特的話語系統與思維方式。
郭中實、王丹、黃磊：媒體融合概念興起後，我們觀察到大陸各大媒體機構都進行了基礎設施和文化層面上的改革。包括所謂的「兩微一端」、「媒體矩陣」等，導致第三方平台的融入不可避免。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提到過媒體即資訊，在您的觀察和研究中，中國平台在媒體融合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姬德強：
「平台圍城」使得中國社會的各個部門都不得不與其進行關聯。平台塑造的新的資訊產消和社會交往環境逼迫著媒體融合不得不從多個方面加以回應，包括快速提升新聞和娛樂等內容的生產能力與生產效率、對各類平台終端的積極嵌入乃至自建APP 等自有平台的長遠打算，以及在內容生產、廣告行銷、輿論危機管理等方面的積極合作。因此，平台崛起對媒體融合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如果說曾經引領媒體融合的是「互聯網思維」，那麼如今更應該是「平台思維」。前者更多指向一種技術邏輯，而後者則是一種包含了技術、商業、治理、文化在內的系統化邏輯。
郭中實、王丹、黃磊：媒體融合是科技和政治的必要結果。很多傳播學者爭論說例如「中央廚房」的興起、本地多元資訊變少、聚合和同質內容變多。您對此有甚麼評論？
黃楚新：
在新聞生產的理念上，「中央廚房」扮演著為各級媒體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信息的角色。各媒體平台的編輯會根據目標受眾的具體需求，挑選信息並構建敘事框架，創造並有效傳播新聞產品。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央廚房」模式有效打通部門壁壘，最大限度節約人力成本，提升了採編效率和採編能力。但在內容生產層面，「中央廚房」的信息生產方式仍以「傳者為中心」，聚合化、同質化的信息尤為明顯，需要理性分析、科學應對：
首先，根據不同媒體的功能、特色實行差異化定位，選擇合適的語境進行內容表達。其次，培養用戶思維，強化媒體平台與用戶之間的深度互動，及時收集用戶反饋並掌握用戶信息需求，為用戶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新聞產品。最後，提升從業者新聞專業素養，注重對從業者信息採集、整理分發以及創新能力的培養。
郭中實、王丹、黃磊：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湧現的背景下，新聞與傳播研究出現了哪些新視角，還有哪些研究盲點？每當新技術、新工具出現的時候，我們都會看到大量關於它們的研究，有學者批評很多研究「新瓶裝舊酒」，您怎麼看？如何評價一項研究的理論貢獻？
姬德強：
對新聞與傳播研究而言，技術迷思往往是創新的催化劑，而技術話語是創新的合法性來源之一。這一點尤其表現在生成式人工智慧從迷思逐漸轉為實踐的當下。當然，更重要的背景還是對生成式人工智慧全面替代處於重重危機中的媒體行業的擔憂。目前，中文新聞與傳播學界進入這一領域的視角主要包括基於人機交互的傳播新範式（也有學者稱之為機器範式）、多模態（尤其是高質量視頻）內容生成、虛假資訊治理、媒體接入與變革、法律規制與倫理規範，以及與主權相綁定的地緣政治問題等。可以說，作為一個最具顛覆性的技術現象，生成式人工智慧對新聞與傳播學界的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帶來了空前的挑戰，也引發了有關研究如何做的廣泛討論，比如應如何處理知識生產和教學實踐中的人機分工和人機交互等問題。
當然，「新瓶裝舊酒」，尤其是僅僅聚焦於修辭創新，也是任何前沿研究的通病，主要原因是研究對象在有限的時間內並未向所有觀察者展開其全部細節，何況類似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這種核心技術的大眾認知本就受限於開發者和運營者的推廣策略。在有限的知識和經驗基礎上，疊加一些技術想像和理論修辭進行分析和闡釋，似乎也是比較合理的學術生產方式。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不管概念如何嫁接、修辭如何創新，每一種學術成果都應呈現點滴的學術增值。要麼是發現了未被發現的，要麼是補充了解讀的新面向，兩者都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價值。針對生成式人工智慧這一技術革命，學術界應在幫助社會大眾破除——而不是參與再生產——各種技術迷思和市場神話的前提下，聚焦其技術邏輯的內裏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文化內含，同時開放搭建多學科對話和交流空間，以避免形成盲人摸象的局面。
郭中實、王丹、黃磊：自媒體融合發生以來，傳媒從業者的職業角色認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不同級別的傳媒從業者的工作實踐有何不同？一些學者認為，傳媒從業者現今處在一種「趕工」的新聞生產實踐中，身心俱疲，我們可以怎樣做以提升傳媒從業者的健康和福祉？
黃楚新：
媒體融合的背景下，受體制機制、媒介技術、傳播主體、傳播渠道等多重力量衝擊，傳統的採寫編評技能以及拍攝剪輯技能已不能滿足新聞傳播的整體需求，融媒體編輯部開始對從業者提出了「一專多能」的複合型新聞人才的要求，個體的職業認同危機問題日漸突顯。
在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過程中，各媒體機構摒棄傳統生產和傳播模式，不斷優化體制機制和生產流程，形成「一次採集、多元生成、多端發佈」的全新採編播發體系，不同級別的傳媒工作者分別負責指揮調度、素材蒐集、信息的整合、覈實、推送共享等不同分工實踐，以生成不同風格、不同類型的節目，滿足受眾多層次需求。
媒介融合加劇了媒體外部以及同行之間以「速度」和「流量」為目標的競爭較量，致使一些採編人員深陷高速而低質的「趕工」實踐當中。應加強統籌謀劃，合理調配人力資源，將從業者從重複而低質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使其在合適的崗位上發揮才幹；推進內容產品供給側改革，發揮傳媒從業者的專業性與主體性，著力生產「有品質，有價值」的優質內容。其次，多元的傳播形式和多樣的傳播內容推動傳媒工作者功能和職責邊界的拓展，應不斷完善從業者人才培訓機制，培養從業人員智媒應用能力以及新媒體內容生產與運營、新營銷模式等能力，使從業者更好地適應媒體轉型發展。最後，優化傳統的薪酬體系、出台科學的績效考核辦法和完善的人員工資管理辦法，在調動新聞從業者的工作積極性的同時，保證其「物質回報」，進一步提高從業者的歸屬感和獲得感。
-The End-
本文系簡寫版，原文刊載於《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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