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8日，长江商学院品牌论坛“长江大讲堂”特别策划——“诺奖季”在线上成功举办。长江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李海涛与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作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围绕“全球经济的未来：长期视角下的复苏与变革”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李海涛院长对话诺奖得主斯宾塞
对话探讨了全球经济面临的多重机遇与挑战，剖析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并对国际竞争与合作进行了深刻分析。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大背景下，李海涛院长和斯宾塞教授这两位来自大洋两岸、具有国际视野和胸襟的经济学家为企业家和管理者们提供了应对复杂局势的战略建议和应对策略。
塑造全球经济的三大核心力量
对话伊始，斯宾塞教授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的巨变主要由三大力量共同推动：气候变化、地缘冲突以及技术创新，并解释了这些力量如何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全球经济已经从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模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斯宾塞教授指出，全球经济正在从一个需求驱动的时代过渡到供给驱动的时代，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再平衡。随着供应链的碎片化，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政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过去几十年间，我们习惯了一个供给充足、低通胀的环境，但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新冠疫情和国家安全的优先性打破了全球供应链的平衡，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重新构建。同时，低收入国家正遭受严重的气候变化冲击，疫情也使其财政能力被严重消耗。这些国家需要外部帮助才能重新走上增长和发展的道路。尽管情况复杂，但我们相信强大的技术突破有可能显著改变甚至逆转这些趋势，到本世纪末我们或将能走上发展新轨道。”斯宾塞教授说道。
关于气候变化，斯宾塞教授还指出，非洲国家的潜力或将为全球经济贡献积极变化——降低非洲国家的资本成本，让更多的资金流入，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尽管非洲经济体所占碳排量比例小，但气候变化给它们带来的冲击尤为严重。如果非洲经济能够实现繁荣和增长，其所蕴含的资源和潜力，有望扭转全球经济的现状。”
李海涛院长认同斯宾塞教授的观点，并且强调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将依赖于生产力的提升，科技创新的力量尤其不可忽视。但同时斯宾塞教授也提醒说，技术发挥效力需要时间，强大的科技突破不会一夜之间产生效果。
硅谷早期的先锋人物罗伯特·阿马拉提出了所谓的“阿马拉法则”(Amara’s Law)，其核心观点是：人们往往高估技术在短期内的影响，而低估其长期影响。
从1990年代中期的万维网，到2000年代初的移动互联网，数十亿人因此实现互联，再到现在神经网络驱动的人工智能突破，但我们还处在这场技术革命的起步阶段，特别是在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过高估值，因为人们对新技术感到兴奋，这种现象我们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已经见证过。
斯宾塞教授认为，AI极具潜力，是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将主要以人机协作的形式被使用，成为人类或系统的强大工具。但人工智能的目标并不是完全自动化或取代人类，而是在人机协作中起到辅助作用。
“当资产负债表受损时，修复需要时间。类似美国在次贷危机中遭受损失一样，恢复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方面，重建房地产市场平衡和提升投资信心也需要时间，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快这一进程。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球经济转型，因此必须有耐心。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AI），有潜力带来生产力的激增。AI不仅包括生成式AI，还涵盖其他强大的技术，但这些技术的普及和应用需要广泛推广，不会自动发生。因此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必须确保科技和金融领域的进展能够惠及所有的中小企业。此外，我们还必须应对技术带来的负面风险和防止滥用技术。”
斯宾塞教授说，“数字技术的另一个优势是——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模式。例如，为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提供服务，如电子商务、金融、教育和医疗，从而推动生产力和整体经济增长，这是在传统世界中难以实现的。”他说。
从“超级全球化”到“轻度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未来走向问题上，斯宾塞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轻度全球化”（Globalization Lite）。
他认为，尽管全球化不会完全消失，但其速度和形式将发生变化。由于国家安全、技术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供应链将更加多元化，各个国家将更加重视本土供应链的建设。
李海涛院长对此深有同感，并补充道：“疫情让全球意识到供应链因过于集中而带来风险，企业开始重新布局，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保持生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一趋势在未来将变得更加显著。”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数字化转型等领域。李海涛院长提到，中国企业家可以利用中国在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方面的经验，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其本土经济。
他还指出，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或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已经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未来，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这些地区可能为中国企业出海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李海涛院长还特别强调，中国企业在应对全球经济变化时，需要具备全球视野，积极适应新技术，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他指出：“技术创新将是未来全球竞争的核心，企业家应当积极采纳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抓住技术带来的新机遇。”
斯宾塞教授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中国企业不仅在全球市场中表现出色，还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在绿色能源和电动车电池制造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将有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例如，中国的电动车制造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不仅推动了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还为其他新兴市场提供了技术支持。
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前全球经济讨论中的一大热点。在对话中，李海涛院长表示，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美国则在消费驱动型经济方面具备优势，但近年来中美的竞合态势使得全球供应链和供需平衡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半导体和高科技产品的供应方面。这促使中国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同时也促使中国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
斯宾塞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但他也强调，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中美两国仍有合作空间。他指出：“虽然中美两国在技术领域存在竞争，但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唯一途径。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发清洁能源方面，两国的合作对全球至关重要。”
在全球治理层面，斯宾塞教授特别强调了多边国际合作机构的重要性。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贸组织（WTO）等机构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等关键领域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以气候变化为例，世界银行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首先需要进行深度改革。当前世界银行的结构仍然反应出50年前的情况，主要由美国和欧洲主导。若不进行改革，其他大国将不得不寻求替代方案。如果改革到位，可以增加对世界银行的资本投入，从而吸引私营资本进入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他说。
“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双边合作，还需要日常管理国际事务的机构，比如IMF、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WT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等。这些机构是管理全球变化的基础设施，可能还需要增加一些机构来应对新的挑战，比如数字安全和网络安全的管理。”斯宾塞教授说道，“当前的趋势是，这些机构被边缘化，实际上它们需要改革和更多资金支持，以应对全球公共管理、金融不稳定和低收入国家的问题。然而眼下民族主义和双边战略竞争让我们忽视了这些国际机构的建设与维护。因此，第一要务不仅仅是合作，还要支持这些机构的改革，增强它们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能力。例如，WTO现在不仅涉及传统贸易，还需要处理数字贸易等事务，它的职责范围需要扩大。”
对话最后，李海涛院长进行了总结：
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发生重构，我们进入了“轻度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全球化放缓、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决定谁将在新工业革命中引领世界的关键因素。新能源、数字化、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技术的涌现，极大地改变了经济运行方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升白领工作的效率，AlphaFold等科学领域的AI突破性应用，让技术创新将在未来深刻影响生产力和各行业的发展模式。
中国企业家如何应对这些全球变化？有两个方向：
● 一是要积极适应新技术的应用，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新技术提高公司效率，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 二是要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利用全球资源解决全球问题。
除了美国和西欧，中国企业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应用于东南亚、中东、非洲和南美等地区，抓住这些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商机。
应对全球经济巨变，需要企业家和领导者具备全球视野，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避免只顾眼前的短期利益。如果大家都只关注本土事务或短期问题，全球问题将难以解决。
“从长江商学院成立之初，我们就强调我们的师生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责任和全球担当，不仅要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还要关注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之一。在这个多重变革汇聚的时代，我们希望能够为全球性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李海涛院长说。
本期长江大讲堂在22家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共吸引了逾百万观众在线观看。长江大讲堂是由长江商学院主办的重要学院级品牌活动，自2013年以来已累计举办 52 期，莅临嘉宾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全球顶尖商学院教授及各界知名人士等，旨在共享长江洞见与中国实践的最新碰撞，引领各界对企业社会价值的新探索与新突破，为全球社会问题提出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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