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我坐在从江华往北走的火车上，在微信群里突然看到谭谈主席写的一则美篇《诗人从矿山来——忆振扬》，心里陡然一惊：振扬老师走了！？
读罢谭主席饱含深情的文章，无数往事涌上心头，想到对我关怀备至、恩重如山的贺振扬老师突然走了，无尽悲伤涌上心头，泪水止不住，怎么抹也抹不开。
在我的印象里，贺老师一直是那么健康，那么爽朗，那么热情，他应该永远是那个腰板挺拔如青松的贺老师，永远是用一双明眸热切注视我的贺老师，永远是声音洪亮给我谆谆教诲的贺老师......可他，真的走了。
我加了谭谈老师的微信，问贺老师是哪一天走的。谭谈老师说，已经走了一个月了。
最后一次见到贺老师，是2013年夏天吧。因为筹办我的长篇小说《归隐者》研讨会的事，我去了八一路上的省文联大院，兴冲冲地走到贺老师家，敲开门却被告知，贺老师不住这里了。后来我打听到了贺老师的新居，冒着正午的太阳去见他。他见到我，照例是嘘寒问暖地过问我的近况。我呈上《归隐者》，并请他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他很高兴地表示祝贺，希望研讨会能顺利成功。但没有接受我的邀请，说他退休了，身体也不好，不敢再去那么远的瑶山。
我与贺老师的师生之谊是从1985年开始的。那时我高考落榜，自认为前程渺茫，便一心在家务农。有一天，当教师的父亲拿着一本杂志回来，告诉我，他帮我报了《新创作》刊授文学院的培训班。
这次培训班给我辅导的就是贺振扬老师！
那时文学很热，《新创作》刊授文学院以《新创作》杂志+院刊为教材，学员每月交一篇习作，由辅导老师通过阅稿点评的形式进行跟踪辅导。我珍惜每月交寄一篇习作的机会，小说、散文、诗歌都写，每次稿件投过去，很快就能收到贺老师写来的阅稿点评。他的点评很仔细，哪些可取，有哪些缺点，都一一列举出来。后来，他在院刊上选用了我的一首诗《弹花歌》。这首诗得了2元稿费。邮递员罗叔给我送稿费单，说两块钱你难去取，我直接给你吧。这2元钱虽然不起眼，这可是我发在刊物上的第一个作品啊。
第二年，父亲又帮我报名参加《新创作》刊授文学院高级班学习，辅导老师还是贺老师。
这一期培训，贺老师仍旧是每稿必复、悉心指导。后来把我的一篇习作未作改动，直接发在院刊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小花伞》，发表后得了15元稿费。这一年我被评为优秀学员，贺老师得知我经常给县广播站写稿后，就通过刊授文学院给县委宣传部写了推荐信，认定我是搞文学创作的一棵好苗子，希望县里能给予关注和帮助，让我像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那样，跳出农门。
江永县委宣传部（当时我所在的界牌乡归江永县管辖）收到推荐信后也很重视，副部长王金梁（作家）打电话给乡政府，通知我去见面。这次，除了面见王金梁老师，还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县文化馆的李隆汉老师（贺老师推荐的）。两位老师都很热情，鼓励我好好创作。
两年的培训学习，我与贺老师书信往来频繁。他每次在信中都苦口婆心给我鼓励，说越是在逆境中越要自强，在谋生的同时，不要放弃文学。
很幸运自己遇到这么好的老师，不仅辅导我的创作，还给了我很多的人生指导。父亲对我说，贺老师对你这样好，你去长沙拜访一下老师吧！
1986年秋季开学前，我搭乘汽车到冷水滩火车站，转乘火车到长沙去见贺老师。
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是余华写的一个小说，而我第一次出远门到长沙正好十八岁。从家乡过古芝江轮渡搭乘汽车时，刚上汽车，我放在衣服口袋里的钱就被扒手扒了（那时扒手特别多，记得靠近我的是一个眯眯眼扒手）。幸亏父亲想得周到，把另一份钱放在行李袋中，才不至于全部洗劫一空。
到了长沙，见到贺老师，心情激动可想而知。在贺老师家吃了午饭，贺老师安排我先休息，说留我多住几晚，下午陪我去岳麓山。一个乡里孩子到了省城，初来乍到，拘谨和不安可想可知，生怕给老师添麻烦。忐忑中，便撒谎说要去亲戚家。贺老师问，真的去亲戚家啊？我说了同学一个亲戚家的单位，贺老师见我执意要走，就打电话给那个单位，询问这个人。果然有这个人，他就放了心。
送我的时候，他把我行李袋里塞满了《小说月报》等各种杂志，还有十几本方格稿纸，并给我父亲带了两罐营养奶粉。他送我到公交汽车站，等我上了车，还叮嘱服务员记得提醒我在哪个站点下车。
现在想来自己真的愚蠢至极。原本是专程去看老师的，却说去亲戚家。我不该骗老师，坑了自己。
到了公交站点，离火车站也就远了，也不记得去火车站的路了。逛了几个商场，买了点东西，天色已晚。吃了晚饭，我就往长沙火车站方向走。我提着装满杂志和稿纸的行李袋，在长沙街头一路游荡。在好几个路口都遇到巡逻的治安队员，他们无一例外对我一番盘查，又翻开我的行李袋查看，确认我所言不虚，才指引我去火车站的路。
兜兜转转，总算看到火车站那一柄高举的火炬。此时已是第二天黎明。回到家我给老师写了信，当然没有说自己在街头游荡一晚的事，后来跟老师多次见面也没说。
2004年，《江华周报》解散，我到了县政府办。9月，江华成立作家协会并举办“金秋文学笔会”，《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等刊物的编辑，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谭谈，以及刚换届的省作协新一届主席团成员和市内文学作者应邀参加笔会，我尊敬的贺振扬老师也参加了。
作为县作协负责人，我全程陪同参加了活动。在江华见到贺老师，自然十分亲切。贺老师得知我的近况，看了我参加笔会的作品，很是高兴，也很是欣慰。他说他很快就退休了，到江华来看看我，也是他一直心里的挂念。
次年，我从县政府办调到县委办，并拟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静静的大瑶河》，收到我的信，贺老师又是一番鞭策鼓励，要我摆正位置，扎实工作，以为群众服好务为宗旨，切莫居高临下，怠慢前来办事的百姓。他一番叮嘱又提醒我，适当时候要请领导关心，解决公务员身份问题，提个干，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我谨遵老师教诲，踏踏实实工作，从未背着领导旗号去谋取任何私利。但身份的事也一直没有提及。
贺老师告诉我，他退休后，在省作协毛泽东文学院《文学风》杂志做执行主编。每期我都会收到刊物，我也曾给老师寄过稿。他看我的稿子一如既往的严格，说越是我的稿子，他要求越高。
2007年过完年，贺老师辞去了编辑《文学风》的差事。这年春，毛泽东文学院《文学风》杂志招聘编辑，我很渴望去做文学编辑。在网上得到这个消息时却已过了报名时间。我与主持毛院工作的梁瑞郴院长联系，表达了去毛院做《文学风》杂志编辑的想法。我给贺老师打电话时，他也很支持。
幸运的是，我如愿以偿到了毛泽东文学院，与我同庚陈天成兄一起做《文学风》编辑。那是一段单纯而舒心的幸福时光。入职后，我去贺老师家告诉他这一喜讯，并约了他一个两万多字的小说。稿子终审时，我按主编要求删减到一万二千来字。面见贺老师时，他不同意删减，说杂志不发长稿那就不发吧，不能坏了规矩。
编了两期《文学风》后，机缘巧合，我到了广东碧桂园集团。因为两个儿子读书急需改善经济状况，我离开毛院，入职碧桂园。我向贺老师辞行，老师很是理解，说生存第一，家庭第一，想好了就去吧。离别的那天，梁瑞郴主席、游和平主任从外地匆匆赶回，与天成兄和毛院的同事设宴为我饯行。
此后为生计奔波，两年后又忍痛辞别碧桂园回到江华，因工作繁忙，加上心有愧意，跟贺老师、梁老师、游书记联系少了。直到2013年县里筹办我的作品研讨会去见了贺老师一面，此后也仅是春节打个拜年电话，只在心里默默惦记。
一晃四十年过去，摸爬滚打的人生里，始终没有忘怀贺振扬老师、李长廷老师、杨克祥老师等众多文学导师的教导，左手公文，右手文学，在生活的夹缝中以韧劲坚守着文学初心。
得益于众多老师的帮扶，文学路上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辜负了很多慈爱的老师，自己无能为力回报之万一。内心羞惭，唯一可告慰的是，未曾丢弃文学，至今仍在艰苦努力。
放下这些日子忙于改稿的时间，写此短文，并专心查找贺老师给我的书信。无数书信，遍寻不得，才记起那些珍贵的书信已毁于家乡1994年的一次特大洪灾。
想到贺老师远去天堂，而我自己那么多年没去看他，痛悔之余，内心伤痛不已。如今，我与恩师阴阳两隔，老师的恩情已无法报答，唯有祈祷，下辈子再遇慈父一样的贺老师！
